西西安白鹿原上的江村大墓，近日被确认为西汉文帝帝陵——霸陵，纠正了《类编长安志》等传统史籍关于霸陵位于凤凰嘴下的千年误会。霸陵地理位置的正式确认，填补了西汉帝陵研究的重要一环，使西汉十一帝陵的名位全部确定，但围绕着霸陵和文帝的历史之谜并未完全揭开。
比如，富有四海的文帝，为何一改从上古商周到近世秦汉的两千年厚葬旧俗，力行薄葬新风？
文帝为何违背祖制，不跟随父皇高祖刘邦、皇兄惠帝刘盈入葬咸阳原皇家墓葬区，而是另选远离咸阳原的白鹿原营建帝陵？
霸陵帝陵居中、外葬坑环绕的结构布局，与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明显不同，这一耐人寻味的陵制差异，究竟透露出什么微妙的信息？
节俭薄葬之谜
早在上古时代，人们就有了灵魂不死的观念。《礼记·祭义》有“事死如事生”之说，认为财产的占有不因生死而发生本质变化，财富既是生前炫耀的光荣，也是死后生活的保障。殷商时期，这一观念更加强化，先人魂魄受到后人无限崇拜，社会心理开始崇尚厚葬。考古发掘的殷商贵族王室墓，王陵规模浩大，墓穴精致豪华，随葬物品丰富。
周代商后，继承了厚葬之风，不同阶层人士的墓穴和随葬品规格都有不同的规定。死者生前地位越高，随葬品越多。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超越礼制束缚的僭礼、越等厚葬更加普遍。作为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缔造者，秦始皇帝陵的奢华厚葬更是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西汉初年，历经秦末战乱和楚汉之争，人口减少，经济凋敝。据《史记·平准书》，当时“自天子不能具钧驷”，天子都没有用四匹同样毛色的马匹拉的车驾；“将相或乘牛车”，文武百官只能坐牛车；“齐民无藏盖”，平民百姓家里没有储蓄余钱；物价腾贵，“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一万钱才能买一石米，一百金（10家中产家庭总资产）只能买一匹马。
虽然自高祖刘邦起，汉朝就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但社会生产力历经惠帝到文帝时期仍然没有完全恢复。在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客观制约下，文帝没有实行厚葬的经济基础。
但更重要的，是文帝本人主观上的节俭治国思维。据《史记·孝文本纪》，文帝在位23年间，没有新修宫室苑囿楼堂馆所，没有增添车马衣物，平时只穿粗厚丝绸制作的衣服，最宠幸的慎夫人所穿长裙也不会拖到地面，帷帐上没有刺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为天下人做节俭表率。
文帝“尝欲作露台”，让工程技术部门估价后发现需要耗费百金。文帝认为，“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百金相当于10户中产家庭的全部财产，他继承先帝皇位都诚惶诚恐，若修建如此铺张奢侈的露台更是罪上加罪，遂停废此事。
文帝在现世生活中的节俭态度，自然会投射到他对身后陵寝的修建上，故能不去追随从商周到秦汉近两千年的厚葬余风，身体力行地改行薄葬。而文帝实行薄葬，可能还有防止身后被盗墓摸金的顾虑。
由于人们把厚葬当成炫耀地位财富的方式，导致大量珍宝重器聚集地下，盗墓现象由此产生，严刑重法都无法遏制。吴王阖闾墓违礼厚葬，结果不到10年就被人盗掘。著名的秦公1号大墓即秦景公墓，墓室奢侈，葬品丰厚，荣登遭盗掘次数和盗洞数量榜榜首。考古工作者发掘此墓时，刚揭开墓上的耕土层，就发现盗洞247个；发掘到第3层台阶平面时，也有60多个盗洞；发掘到椁室时，还有10多个盗洞。考古学家据此推测，秦公1号大墓从汉代一直被盗掘到唐宋，成为摸金校尉们的“网红打卡地”。
西汉时期，社会精神豪放旷达，江湖气颇重，“掘冢”挖墓成为常见的发家致富营生，逼得汉文帝必须在帝陵的修建中充分考虑防盗问题。
中国古代帝陵修建，通常从皇帝即位时就已经开始。大致在前元三年（前177），文帝曾到霸陵视察工程进展情况。看到帝陵风水极佳，施工有条不紊，文帝兴奋地言道，“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紵絮斮陈漆其间”，如果用北山的石头做成棺椁，把麻絮切碎填充在石头缝隙中，再用漆将石头、麻絮黏合为一体，那任谁即使有金刚钻也无法撬开霸陵。
左右大臣一片拍马溜须颂扬之声，只有中郎将张释之从容进言，“使其中有可欲者，虽锢南山犹有隙”，如果里面有人们想要的东西，比如大量贵重陪葬品，即便是将华山秦岭等南部山脉全部封禁，也会留有可乘之机，被人打开发掘；“使其中无可欲者，虽无石椁，又何戚焉”，如果里面没有激发人们贪欲的丰厚陪葬品，就算不用石头棺椁也会安然无恙。文帝听后，幡然醒悟，“称善”。
因此，文帝在霸陵的修建中“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只陪葬陶制品，不使用金银铜锡等贵金属装饰；甚至“不治坟”，不起高坟，其意不仅是“欲为省，毋烦民”，节省民力，更是避免高大坟冢惹人注目，引来摸金之徒。
后元七年（前157）六月初一，文帝在未央宫驾崩，遗诏中言“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认为生老病死是天地万物的自然归宿，无需哀痛，对死亡颇为看淡；并批评当时的厚葬之风，“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表示要带头破除厚葬之风，要求自己的祭祀大典不得超过三天，全国百姓三天之后必须脱下孝服，不得禁止百姓婚丧嫁娶；且“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保持霸陵山川原样，不得有任何改动。
文帝遗诏并不是表面文章、政治作秀，考古工作者在霸陵发现的金银装饰陪葬品非常少，大多是烧制的陶俑，只有少量小件铁器、铜器。即使是陶俑，也只有原样三分之一大小，并非实用器物。霸陵考古的实际出土，基本上印证了史籍中关于文帝薄葬的记载。
但在距离霸陵2000米左右的文帝母亲薄太后南陵，考古工作者却发现了上百件明显带有异域草原风格的金银饰品，且陶俑都是按照原样制作，具有实用性，质量等级高于文帝帝陵陪葬。这一发现，不仅印证了史籍中薄太后文帝母慈子孝关系的实情，更隐藏着文帝霸陵选址远离父皇高祖刘邦长陵、皇兄惠帝刘盈安陵的秘密。
远离父兄之谜
刘邦提三尺剑平定天下建立汉朝后，在长安西北的咸阳原设立皇家墓葬区，驾崩后安葬于咸阳原长陵，其子惠帝亦在咸阳原营建安陵，陪伴父皇。经过两代君主的示范带动，大汉天子入葬咸阳原已经成为政治正确。
汉惠帝早逝无亲生子，以吕后、吕产、吕禄为代表的吕氏外戚企图拥立非惠帝之子为帝，以继续控制朝政。汉家社稷危在旦夕。周勃、陈平等元老在吕后去世后，果断发动政变，诛杀诸吕，立惠帝之弟、且是刘邦在世诸子中最为年长的四子代王刘恒为帝，是为文帝。
文帝以藩王身份继承大统，走向人生巅峰，但在帝陵政治上面临一个在既有空间内无法化解的难题。西汉帝陵规制遵循西周“昭穆制度”，即始祖之后，父为昭，子为穆。在墓葬排列和宗庙排位中，父亲即始祖儿子为昭，在左；儿子即始祖孙子为穆，在右；始祖孙子之子又为昭，在左；始祖孙子之孙又为穆，在右，以此类推。在昭穆序列中，父子始终异列，祖孙始终同列。
具体到咸阳原西汉帝陵格局，高祖刘邦长陵居昭位，在左。惠帝作为高祖之子，其安陵居穆位，在长陵右边即西方。按照昭穆制度，下任皇帝帝陵则应在长陵左边即东方。但文帝并非惠帝之子，而是惠帝同父异母兄弟，同属高祖之子，同居穆位，不能居长陵之左即东方，而右边西方又被哥哥惠帝捷足先登。文帝在帝陵的营建上处于左右不得逢源、东西无法过问的尴尬境地。
如果继续在咸阳原营建帝陵，不仅文帝本人的位置无法摆布，母亲薄太后即薄姬的名分亦颇为尴尬。
薄姬原为秦末群雄之一的魏国公子魏豹妻妾，魏豹本与刘邦共同对阵项羽。后有相面大师为薄姬看相，认为薄姬贵不可言，当生天子。魏豹自认天命在身，遂脱离刘邦中立，试图以一己之力逐鹿天下。刘邦大怒，派大将曹参灭掉魏豹，将薄姬纳入后宫，但“岁余不得幸”。
薄姬后来在“少时”闺蜜好友——此时深受刘邦宠爱的管夫人、赵子儿两位美人的帮助下，才得以侍寝。据《汉书》，薄姬在侍寝前告诉刘邦，“昨暮梦龙据妾胸”，昨夜梦见有金龙钻入怀中。当夜薄姬便“有身”，十月怀胎后生下文帝。但薄姬生子后并没有改变境遇，而是继续不得宠幸，长期没有晋封。
正是因备受冷落，薄姬才被嫉妒心极强的吕后放过，在刘邦死后随同此时已经受封代王的儿子到代国居住成为代国太后，而不是如刘邦其他宠姬一样幽闭宫中。
文帝即位后，薄太后母以子贵，从代国太后升级为大汉太后，但在她面前仍然有一个无法迈过去的正牌太后吕后。如果文帝在咸阳原营建帝陵，母亲陵墓也要一起安放此处陪葬刘邦长陵，在礼制等级规格上不免要低吕后一等。这是名列“二十四孝”、为母亲亲尝汤药的文帝断不能容忍的。所以，他只能另辟蹊径，选择在长安东南的白鹿原营建帝陵，以便按照大汉太后的规格来设置母亲陵墓。
而文帝之所以选择白鹿原而非其他地方修建陵寝，亦与汉初内忧外患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这一形势不仅关乎霸陵地理位置的选择，更关乎霸陵内部的陵墓布局。
陵墓布局之谜
西汉初年，中央朝廷同时面临西北匈奴和东南诸侯国的双重压力。当年刘邦之所以选择西北咸阳原为皇家墓葬区，其意即是通过在皇陵周边大规模设置陵邑、充实人口，修建长安西北防备匈奴南下的门户屏障。文帝选择白鹿原，亦是看重其西北低、东南高的高敞地形优势，能够对东南各诸侯国形成地理压制态势。
外攘匈奴、内安诸侯的前提，是中央朝廷内部凝聚力的增强和皇帝权威的加强。高祖刘邦虽是开国之君，但其天下是与功臣共同打下。刘邦虽然通过叔孙通制定朝仪方知天子之贵，但从其晚年无法更换太子一事，可以发现其皇权仍然被功臣集团深度制约。惠帝刘盈仁懦，不仅被母后控制，还被功臣压制，遑论振兴皇权。
文帝入继大统后，运用一系列“区别对待”“打拉结合”的政治手腕，分化瓦解以陈平、周勃一文一武为首的功臣集团，对朝廷高层进行大洗牌，有效管控推举其上台的功臣。同时起用贾谊等后起之秀，采用贾谊“列侯就国”之策，将周勃等拥有侯爵的军头渐次赶出长安到封地居住，逐步摆脱功臣集团在长安对皇权的牵制。
随后，文帝在贾谊等人的谋划下，有意通过礼仪制度建设，抬高皇帝威严。考古工作者在霸陵陵区发现，100多个象征官署机构的外藏坑都围绕着帝陵，呈现出一种向心式的政治布局。这一布局形式，在高祖长陵和惠帝安陵中都没有出现，反映出西汉历史进程中皇权增强的事实。
正是在内部凝聚力增强和政令统一的基础上，文帝才能将主要精力用于处理诸侯国问题以加强中央集权。文帝部分采纳贾谊《治安策》中“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方针，初步解决了齐国和淮南国两个最大的政治隐患，使得儿子景帝能够用短短三个月就轻松平定吴楚等国反叛中央的“七国之乱”，最终为“文景之治”的出现和两汉四百年太平之局奠定根基。（作者吴鹏 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
来源： 中国青年报
2月14日
一条男子按地捶打女友视频
在多个社交平台传播
视频显示
事发于12月14日天津
一白衣男子将绿衣女子拉至墙角
按在地上殴打
期间女子不停挣扎
一司机上前阻止
白衣男子竟质问“你有对象吗”
随后司机打电话报警
据平安天津最新消息
这名上前阻止的司机
已被认定为见义勇为人员
将获得2000元现金奖励！
“血气上来了，不能不管！”
说起前天凌晨的一次路见不平，37岁的天津网约车司机穆师傅记忆犹新。
12月14号凌晨，他在东丽区新立街的一家饭馆门前等乘客上车。“我看着他们吵着架出来了”， 穆师傅起初没有在意，以为只是普通小情侣闹别扭。
俩人情绪越来越激动，小伙子冲上前打了女孩。监控视频显示：他突然冲上去把女孩拉扯到墙角，按在地上殴打，女孩一边挣扎一边尖叫，声音凄厉。男子一边打一边气呼呼地谩骂：“能不能玩？能不能玩？”，气焰嚣张。
“血气就上来了，这事儿不可能不管”。穆师傅马上下了车，对着打人的小伙大喝几声，“嗨！嗨！你干嘛！知道这是哪儿吗？”。一口标准的天津话，声音比人还先到。
救下女孩后，穆师傅拽着小伙子往路边去：“谁让你打人的？走！派出所”。拨打110后，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立即出警，第一时间将涉事男子控制，护送被打女子就医治疗。经初步调查，该男子马某某（19岁，河北省人）自述，因感情纠纷对该女子进行殴打。
“要保护自己，大侠也得养家”
警察到了以后，穆师傅没有过多停留，就赶忙去“拉活”。
直到朋友们纷纷给他发来视频，他才知道自己火了。“‘你怎么就上去了，万一人家有刀呢’”，穆师傅的母亲和媳妇看到后非常担心，但他说下次碰到了还管：“老话说‘好狗护三林、好汉护三村’！该站出来时就得站出来，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网友说这是一次“教科书式”的见义勇为——碰到事情不躲，敢往前冲；控制局面后不乱，马上打电话报警。穆师傅乐呵回应道：“法治社会教育得好，咱也得保护自己！我是家里的顶梁柱，大侠也得养家啊”。
见义勇为，既要“勇为”也要“智为”
据悉，穆师傅已被认定为见义勇为人员，将获得2000元现金奖励。
同时，天津市公安局东丽分局副局长、区见义勇为协会会长路浩提醒市民，既要“勇为”，也要“智为”。如果发现有一些不法行为，要在考虑自身安全情况下及时制止，维护社会公益；还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争取警方的支持和处理。路浩还提示，如果碰到突发情况，对方明显更强大，可以先大声喝止，警示对方其行为已经触犯法律，然后立即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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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电台道综合平安天津 封面新闻 沸点视频平安东丽
来源： 天津交通广播
央电视台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于2017年12月3日开播。在第一期节目中，由梁家辉“守护”的“中华第一古物”石鼓登场后，不少观众表示印象深刻。这件其貌不扬的器物身上，究竟蕴藏着怎么样的秘密呢？
从陕西到北京
距今1300多年前的唐朝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我国文物史上出现了一件震惊朝野的大发现。在史称“陈仓北阪”的今天陕西宝鸡市渭滨区石鼓镇石嘴头村的石鼓山上，人们发现了沉寂一千多年的十面花岗岩巨石，其质地为关中一带山中所有的青石。一般高45-60厘米，直径约60厘米，每面不很规则，其形制大致相近。每块石头上都精心篆刻了一首四言诗。因为石形如鼓，故谓之“石鼓”，上面的文字则被称为“石鼓文”。
2017年9月19日，北京故宫博物院，被称之为石鼓的文物。 本文图均为 视觉中国 资料图
石鼓文的发现震惊了唐代朝野上下。唐初的书画家、诗人，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在看到石鼓文的 “打本（拓本）” 后，皆惊叹石鼓文篆刻的“古妙”。文人雅士听闻消息，也纷纷前去一睹为快，争相为其作诗写赋。诗人韦应物（737-792年）在《石鼓歌》中这样赞叹石鼓文的书法笔势：“惊潜动蛰走云云。喘逶迤，相纠错”。“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也作过一首《石鼓歌》，全文洋洋洒洒500言，其中写道：“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故人从军在右辅，为我度量掘臼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宝存岂多。毡包席裹可立致，十鼓只载数骆驼……牧童敲火牛砺角，谁复著手为摩挲。日销月铄就埋没，六年西顾空吟哦……呜呼吾意其蹉跎。”从中可以看出，韩愈希望能把石鼓用几匹骆驼驮回京城长安，以便保护珍贵文物，也利于研究，但他的建议没有被统治阶级采纳，石鼓在杂草丛中长满青苔，任凭“牧童敲火牛砺角”。好在石鼓终于找到了安身之处，被运到凤翔的夫子庙。五代战乱中，石鼓散失于民间。几经周折，司马池（司马光的父亲）把散失的石鼓找回并置于府学时，尚有一鼓没有找到。直到公元1052年，北宋凤翔知府向传师才在民间搜寻回失散已久的石鼓，这最后找到的一件上面竟被凿成米臼，让人啼笑皆非。宋人先将石鼓放置于凤翔府学，北宋徽宗素有金石之癖，于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将石鼓迁到了汴京（今开封）国学，后来搬到内府保和殿。靖康年间金人攻灭北宋时，又将其辇归今日之北京。
待到蒙古（元）兵南下，攻取金的中都（今北京）之后、将金代的枢密院改为宣圣庙，将石鼓列于庙中。忽必烈定都北京之后，有臣僚指出，京城为“首善之地”，“风化攸出”，不能没有孔庙国学。1269年蒙廷在大都建立国学，后来又建立国子监，原来的宣圣庙改为大都路国学。元武宗四年（1311年）再修国子监， 1312年3月9日将大都路国学的石鼓移放呈今天安定门内的国子监。石鼓安放在这里，历经元、明、清三代。朝廷还在四周修筑栏杆对石鼓采取了保护措施。乾隆皇帝为更好地保护原鼓，还曾令人仿刻了十鼓，放置于辟雍（大学）。
抗日战争时期，为防如此国宝被日寇掠走，由时任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建议将石鼓辗转千里，迁徙到四川峨眉山。解放后，才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铭刻馆正式安下了身。 石鼓命运多舛，它见证了中国历史的沧桑变迁，堪称千年中国历史的缩影。
谜之身世
石鼓上最令人感兴趣的自然是“石鼓文”了。每件石鼓上都以籀文刻四言诗一首（70字左右），共十首，名称取所刻诗篇的前两字，即《吾车》、《汧殹》、《田车》、《銮车》、《霝雨》、《作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由于古代书法作品不具刻写年代和书者姓名，石鼓文诗句中既无相关帝王称号又无文武官员名氏，也无任何年号；又因为刻石历时久远，文字漫漶严重，所以石鼓文的刻制年代令后人费劲脑筋。“石鼓文”自重见天日之际，就有历朝政客、文字大家对其写作年代加以研究。其所凭借者，不外乎十篇诗歌内容，文字的字形和字体风格、大量史书文献，以及后世出土的金石器物。
起先，唐代的韦应物在《石鼓歌》里说：“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韩愈同样写道：“周纲陵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他们都把周宣王视为石鼓文的作者，所谓石鼓文“盖叙（周）宣王畋猎之所作”。唐代至北宋，皆认定“石鼓文”是西周宣王中兴时的作品。
直到南宋时期，通儒郑樵（1104-1162年）才否定了这种传统看法，他在《石鼓音序》中肯定地说“观此十篇，皆是秦篆”，“石鼓固秦文也”。前故宫博物院长马衡在《石鼓文秦刻石考》一文中，详细论证了石鼓文就是东周秦国的刻石，他对石鼓制作年代的定位，也得到学术界的一致首肯。虽然“石鼓乃秦物”如今已成不刊之论。但石鼓究竟归属秦国的具体哪一公或哪一王历代仍然争论不休，竟有襄公、文公、宣公、穆公、景公、献公、惠文王等不同的说法，前后跨度横亘几乎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南宋学者郑樵认为石鼓为秦惠文王以后所作。后来近代的著名学者罗振玉认为是秦文公时物。1933 年，郭沫若发表了《石鼓文研究》一文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石鼓系襄公在其即位后第八年周平王元年（公元前 770 年），送平王东迁凯旋而归作西畤时所作。当代学者裘锡圭则提出 “石鼓文的诗是秦襄公时所作，而刻石则是襄公后人所为”。争议至今，尚无定论。
不过，无论如何，“石鼓文”仍是最负盛名的中国古代石刻，堪称国宝。我国在石材上刻文字萌芽于商，由于当时镌刻工具的限制，未能得到较大发展。春秋战国随着古代冶金术的进步，铁器和碳钢相继出现。镌刻工具的强度与硬度均有很大提高，刻字较多的石刻才开始出现。除了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小臣系石簋》残耳上刻有铭文，存有两行十二个石刻文字及战国中山王陵《公乘得守丘刻石》，铭文分为两行竖立阴刻，共十九个字之外，“石鼓文”是中国现存最早、文字最多的石刻文字，因此曾被清代改良派领袖、近代著名书法家康有为誉为“中国第一古物”。
“小篆之祖”
除了悠久的历史之外，“石鼓文”文字本身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的古文字从殷商（甲骨文）到西周，已具非常成熟的文字体系，西周金文自成、康之后，达到了极高的审美水平。至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各诸侯国的地域不同，经济发展有别，因而文化上出现了各国的个性。表现在文字的结构上，产生了极大的分化。如吴越地区的“鸟篆”、晋系的“蟹爪体”、中山国的“长线变体篆”、楚国的“帛书体”等等。其中许多地域文字难识读、难书写，唯独“石鼓文”所代表的秦国文字被公认是忠实地继承了西周金文的演变与审美意识，属于金文大篆到秦始皇帝“书同文”秦小篆中的过渡。唐代书法理论大家张怀瓘就曾将“石鼓文”誉为“仓颉之嗣，小篆之祖”，列之为神品。
故而，唐宋以来，凡擅长篆书的书法家，无不崇尚“石鼓文”的书体。譬如明清之际的“八大山人”朱耷（1626-1705年），其所临之“石鼓文”，笔法上都用露锋起、收笔，中段以中锋运行，结构上左右上下伸展错落，虽不求厚重生辣，但别有灵动古雅之致，开后来对石鼓文书法“写意性”书写之先河。乾隆皇帝也十分推崇“石鼓文”，在他看来，石鼓文是三代遗物，篆书之祖，其诗篇与《诗经》同体同时，讲的是周代礼乐，（周）宣王中兴，理当视为文化传统与儒家道统的象征。
到了清代后期，随着先秦金石文字、秦汉碑版出土日多，带来了金石学的兴起，“碑学”因之兴盛，篆书逐渐成为清代书坛的发展主流。“石鼓文”“是先秦石刻中最为著名的篆书刻石，也是学习大篆和小篆的津梁”，其书法影响更为空前广泛，篆书大师们莫不对它顶礼膜拜。其中精研石鼓书法，以数十年精力尽萃于此而终至专精独擅的，莫过于晚清民国时期艺术大师吴昌硕（1844-1927年），他就以“石鼓文”享誉书坛。其一手绝活，不知迷倒后世多少崇拜者。他通过常年临习石鼓文，锤炼出晚年炉火纯青的线条，灵活地应用于其书法绘画和篆刻艺术，所谓“一鼓写破诸艺通”，筑起了艺术的高峰，终成一代大师。据说，吴昌硕在他八十四岁临去世那年，总结自己毕生致力石鼓书法的经验体会说，“猎碣文字，用笔宜恣肆而沉穆，宜圆劲而严峻。”
吴昌硕
总而言之，“石鼓文”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不仅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地位显赫（“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被历代书家奉为圭臬，而且具有独一无二的文物价值，见证了中国历史的千年沧桑。其之入选中央电视台《国家宝藏》节目的原因，亦正在此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