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发现，在目前入驻外卖平台的小餐饮商家中，多数商户会主动亮证经营，但个别商家仍透露办理许可证件费时达3个月，对经营构成一定困扰；在食品安全环节，入驻外卖平台的部分商家从平台统一采购食材，让食材来源与管理有迹可循；调研还发现，部分小餐饮商家认为在外卖平台推广力度有待加强。（1月9日《南方都市报》）
近年来，乘着互联网发展的东风，各大行业均在线上业务方面取得了不错的发展成绩，外卖行业便是其中的之一。根据《中国餐饮报告2018》显示，2017年我国的餐饮业收入达到3.9万亿元，餐饮业用户达3亿，线上外卖市场规模突破3000亿元。
在外卖平台最初的“野蛮生长”时期，入驻的餐饮商家质量良莠不齐，外卖食品安全问题也受到消费者和监管者的高度关注。经过一段时间的规范治理之后，外卖平台入驻商家的质量逐渐提升，食品安全问题得到改善，越来越多的线下实体餐馆选择主动亮明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并公示食品安全等级与来源渠道，外卖平台也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但是在餐饮、外卖行业整体繁荣的背后，与庞大用户群相对应的却是活跃于外卖市场的小餐馆拿证难的现状。部分个体商户，尤其是小微餐饮商家办证时间长、反馈慢的问题亟待解决。
根据记者近日在广州街头走访调查发现，小餐饮商户办证时间最短的为15天，最长的则需要近3个月，平均办证时间长达1到1.5个月，虽然相比以前已经有了极大改善，但是对于利润微薄的小微餐饮商户来说，时间成本还是较高。此外，效率不高的问题还会拖慢整个行业的发展速度，这对于如今正在快速发展的餐饮、外卖业来说也是难题。针对这一问题，需要以外卖平台为代表的企业出面协调，同时也需要政府方面简化工作步骤、提高办证效率，并通过政企合作，尽早地制定餐饮办证等系统性解决方案。
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通过政企合作改善小餐饮经营现状，还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以小微餐饮商户为代表的弱势群体正是社会整体福利提升最应当关注的群体，对于这一群体来说，增加资源给他们，带来的福利边际效益远大于同样资源给其他群体带来的福利边际效益。因此，对一个社会来说，若要改善整体的福利状况，此类弱势群体福利的改善理应被放在更为突出的位置。另外，解决当下存在的小微餐饮办证难、办证慢问题，不仅有利于小微个体商户通过自身劳动获得经济来源，同时也从另一个方面降低了从业门槛，有利于社会就业稳定。
说到底，小微餐饮存在的问题，还是民生问题。只有民生问题解决了，经济才能健康发展，社会才能稳定进步。近年来，我国已经在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福祉方面采取了不少措施，无论脱贫攻坚，还是减税降费，均是以实际出发，服务民生、改善民生的有效举措。
具体来说，相关部门要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管理责任和监管责任，就要将重点放在解决餐饮服务行业的准入难题上：一方面，进一步优化准入服务，提升服务质量，尽量缩减办证过程的手续与时间，让小微餐饮商户尽快领证；另一方面，加强政企合作，由企业平台帮扶小微商户熟悉准入流程，集中办理；同时，还需加强监管部门基础监管信息数据库的建设和共享，充分利用数据时代的技术支持，积极探索更为先进的行业治理模式。
总而言之，民生问题无小事，群众利益大于天，改善民生问题、增进民生福祉既是现代社会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政府、企业和全社会责任感的集中体现，只有解决了民生问题，才能进一步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专栏作者 盘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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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媒体报道，广州越秀区“区长信箱”的一封来信反映，一市民在越秀区开办一家面积在30平方米以下的小餐饮店，2018年5月拿到营业执照，6月申领食品经营许可证，但迟迟未获通过，存在办证困难。报道称，记者走访广州几个区的30家小餐饮商户发现，商家中办证时间最短的为15天，最长则需要近3个月。
有餐饮业的报告披露，中国餐饮业在2017年的收入达到了3.9万亿元，用户超过3亿人，日订单量近3000万份。如此庞大的用餐数量，在很大程度上，是活跃在外卖市场的小微餐馆托举的结果。但是，在许多地方，小微餐馆进入市场的门槛一点也不“小微”，办证难、办证慢，办证程序繁多、手续繁杂的现象仍大量存在。这些现象说明，政府部门的“放管服”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推进简政放权，减少政府审批，放宽市场准入，这是经济增长的基本要求。餐饮市场，尤其是小微企业聚集的中低端餐饮市场，是经营主体更新较快的市场。市场主体更新换代快，既是市场有活力的象征，也是市场保持活力的根源。相对而言，中低端餐饮市场的试错成本比较低，因此资源配置的成本也不高，降低准入门槛可以更加快捷地将市场信号传输到位，从而提高市场效率。如果办证的周期长达3个月，那么，这样的效率还谈何配置资源。
应该明确的是，放低市场准入门槛不是放手不管，更不是不闻不问，恰恰相反，是将管理和服务后移和后置，是在经营环节尽到食品安全监管责任，使得小微餐饮企业守法经营，合规营业，让消费者吃得放心。而现在小微餐饮企业办证就需要多至3个月的事实，说明相关政府部门的管理程序和次序都有待调整，有待于与市场协调步骤和节奏，将管理和服务的重点放到准入之后，真正负起管理和服务的责任。
实际上，与小微餐饮企业办证难、办证慢相对应的，也常常是一些餐饮业食品安全问题屡出频出的现实。办证部门总是想从准入的门槛处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但是众多事实表明，在准入前左审右察，准入后放任不管，或者是管不到位，这不仅不能消弭食品安全的隐患，而且恰是给入场者的一个不良信号，由此诱发了一些经营者的违规行为。
最近几年，许多小微餐饮企业都入驻了美团等大型餐饮外卖服务平台。去年初开始正式实施的《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要对入网餐饮服务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严格审查入网经营者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经营资质，并将相关证件按要求公示。这个办法，找出了一个解决小微餐饮企业办证难的系统性解决方案，为加强政企合作促进行业发展提供了一条思路。
此外，上述规定，实际上将准入后的部分监管功能转移到了外卖服务平台，以平台功能将政府的监管措施刚性化。这种政企合作促进线上线下协同治理的方法，在解决小微餐饮企业办证难、办证慢的问题上，可以起到有益的作用。当然，政府部门与服务平台在经营许可等基础监管信息数据方面的互通共享，是形成餐饮业利益相关者在食品安全。
标题：外卖平台抽取高额佣金，配送过程无法保质保量
一些商家不愿入驻外卖平台有苦衷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外卖代替堂食，更加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仍有一些商家不愿意入驻外卖平台，他们有的为了菜品质量选择专心经营线下门店，有的觉得平台佣金过高而选择用其他方式进行配送。有业内人士指出，订单量和配送质量这一核心问题仍待解决。
来自国家信息中心的一份报告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在线外卖收入占餐饮业收入总额21.4%。其中，某外卖平台交易金额为7021亿元，外卖交易量达144亿笔。除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外卖行业逐渐下沉到三四线城市，不仅年轻群体会点外卖，中老年群体也开始逐渐适应这种生活方式。特别是在疫情管控形势之下，人们更多地选择外卖代替堂食，一度出现外卖小哥“供不应求”的情况。
然而，记者走访发现，仍有一些商家不愿入驻外卖平台，有的尝试平台外卖以后又选择退出。究其原因，平台佣金过高、配送过程不可控因素太多、需要大量资金维护等成为商家望而却步的主要原因。
同时，新的配送模式不断出现，越来越多的商家通过提升菜品质量、选择其他配送方式提高店铺口碑，以此获取更加长远的利益。
高额佣金让商家望而却步
山东省青岛市王先生是一家烧烤店老板，他经营的店铺每月营业额都保持在25万元左右，店员曾多次提出上线外卖平台，都未被采纳。“上线平台得交20%的佣金，订单增多还需要增加人手，算来算去都不划算。”王先生说，一些商家都有这样的顾虑。
据了解，外卖平台对大型连锁餐饮企业执行15%~18%佣金，小型餐饮企业18%~23%。也就是说，一张100元的订单，外卖平台就要收取15~23元，餐厅只能获得80元左右。
青岛市某餐饮集团负责人表示，餐饮行业纯利润在20%~30%，商家自行支付骑手配送费用，再支付平台佣金，实际收益可能只有10%左右。“很多时候商家是通过跑量赚取利润，一旦订单量不足极有可能出现亏本。”该负责人介绍，一些专做外卖的商家面对平台的佣金和运营费用，会选择降低食材成本来提高利润。
王先生告诉记者，入驻外卖平台以后不仅要支付佣金，为了提高销量，能让更多人看到自家店铺，还需要支付运营费。“一些商家会选择优先制作外卖订单，延长了堂食顾客的等候时间，店铺线下的评价也会降低。与其这样，不如专心做好线下。”
除了高额的佣金，配送过程中的不可控因素也是商家不愿意入驻外卖平台的重要原因。青岛市某粤菜酒楼刚刚入驻平台，因为缺少经验，顾客下单以后酒店马上开始制作，却因为天气不好，没有骑手及时接单。“最后饭菜都凉了，外卖还在店里。”负责人沈先生无奈地说，外卖骑手送餐延迟、汤饮打翻等带来的差评会直接影响店铺口碑，所以一些想做品质的商家拒绝加入平台。
“外卖平台严苛的管理机制和后台服务的欠缺给一些商家造成了不便。”青岛市某日料店老板告诉记者，疫情发生以后，外卖平台对于上线商家审核非常严格，如果没有网络经营许可证，就必须跟平台签订独家协议。不仅如此，平台方解决问题的效率也很低，一些运营问题往往需要2~3天才能答复。
一些商家选择其他配送方式
据了解，外卖佣金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平台使用费、技术服务费和配送服务费。平台使用费类似于线下地租成本，外卖平台每年投入大量资金加大技术研发，保障商家和顾客交易平稳运行。有关数据显示，2018年某外卖平台研发开支为70.7亿元，较2017年的36.5亿元增长近1倍。
2020年疫情发生以后，有平台对全国所有到店餐饮合作商户、生活服务类商户实行阶段性佣金免除政策；另有平台为商户提供减免佣金、年费延期等服务。
面对这样的举措，很多商家认为是杯水车薪，为了减少被动、保证配送质量，不少商家“躲着”外卖平台，选择其他配送方式。
记者走访发现，有商家选择上线平台，但自己完成配送环节，佣金为3%~10%，每月可以增加至少10%的利润；也有不少商家选择聘用专职外卖员工，月薪4000元加提成，并且可以兼顾店内堂食服务；部分商家为了缓解用餐高峰期，与平台签约，以自行配送为主，平台配送为辅。
专营海鲜外卖的宋先生表示，他们以与配送公司合作的方式送外卖，配送公司直接安排人手进行配送，这样既能保证店铺运作，又能确保配送速度和食物安全。
校园周边的商家则更加青睐“校园外卖”配送模式。他们为在校大学生在用餐高峰期提供取餐服务，可以一次集中配送多单，每单根据距离收费2~5元不等。不仅更加便捷高效，商家还无需支付配送费用。
订单量和配送质量问题仍待解决
针对商家普遍反映的佣金过高问题，有餐饮团体呼吁外卖平台实质性减少佣金。该餐饮团体还提出与腾讯微信和顺丰同城达成战略合作，协助餐饮品牌上线外卖小程序，增加私域流量订单，减少佣金费用支出。
广东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此前也曾向省商务厅反馈，并与外卖平台协商，争取平台根据省内情况继续加大佣金减免幅度，保障商家正常利润。
目前，北京拟出台《网络餐饮服务餐饮安全管理规范》，外卖制作、打包、配送将有全市统一标准，除了要求外卖质量不应与堂食“差别对待”之外，存放超2小时的外卖食品不再配送供餐，并且要使用“开启后无法复原”的包装封签或一次性封口的外包装袋。
日趋规范的行业标准和多元化的配送方式，正在倒逼传统外卖行业改善服务。某外卖平台相关负责人表示，帮助行业不能单靠单纯的降低佣金，解决不好订单量和配送质量这个核心问题，再多的减免也只是暂时的。“平台应该通过强化线上运营、优化平台供给能力、严格配送服务标准等举措，帮助商家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这也是提高平台市场黏性和核心竞争力最有效的途径。”该负责人说。（记者 张嫱）
来源： 工人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