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电视剧《山海情》热播，66岁的谢兴昌又忙了起来，一天就要接受好几拨人的访问，有记者，也有晚辈，“那会儿真的那么苦？”
做为《山海情》中一位号召村里人移民的村干部原型，谢兴昌是宁夏西海固地区搬出的第一代移民，也是号召村民搬迁的闽宁村第一任村支书，“当时空中不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沙子跑。苦着呢，活着比电视剧里演得更难。”
1996年，福建和宁夏确定对口帮扶关系，福建成立了由时任省委副书记习近平任组长的福建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从启动西海固移民搬迁、到产业扶贫项目落地，24年来，来自福建的11批183名挂职干部，2000余名支教支医支农工作队员、专家院士、西部计划志愿者，超过10万人次直接参与了帮扶宁夏。
截至2020年12月30日，福建省有30多个县(市、区)与宁夏9个贫困县(区)结成帮扶对子，福建省财政累计投入无偿援助资金19.34 亿元，社会各界捐助折款近4亿元。援建了西海固地区妇幼保健院、医护培训中心、卫生院(所)等卫生项目349个，新(扩)建学校超过230所。
如今的闽宁镇俯瞰图。街道宽整、民房整洁，葡萄园、红树莓园纵横成田。受访者供图。
现在的闽宁镇街道宽整、民房整洁，葡萄园、红树莓园纵横成田，家门口有医院能看病，孩子们有条件考上外面的大学，谢兴昌不敢想，变化会有这么大。
闽宁对口扶贫第一批援宁干部林月婵说，“我们这些福建人啊，没有白来！”
4根玉米棒子的说服力
2月2日一早，宁夏闽宁镇一家生态农业科技公司的菇房里，马春花熟稔地用右手从菇床上摘下一只双孢菇，左手持小刀轻轻一“扫”，沾了银白色菌丝和黑色基料的菇根被切掉，一只圆润嫩白的双孢菇放到框里。
为避免这些菇被人为破坏品相，马春花要拿捏的十分小心，用大拇指、食指固定住厚实的伞盖，“一按、二拧、三拔”一气呵成。
这是马春花熟悉的一套程序，2020年秋天她结束在外打工的生活刚刚进入公司时，话没多说，她一伸手便“上道”。温暖湿润的菇房是马春花再熟悉不过的地方，是曾在20多年前撑起了她一家人生计的地方。
马春花的老家西吉县和海原县、固原县、泾源县等六县并称“西海固地区”，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山大沟深，年均降水量仅300毫米，蒸发量却在2000毫米以上。1972年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确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
“十年久旱啊，种子种下去后就盼雨，有雨才能收点粮，不下雨就颗粒无收。”谢兴昌对当时情形记忆犹新，在他的老家西吉县王民乡红太村，几乎家家都要靠着国家救济粮生活，人均年收入不足500元。
1996年，党中央正式启动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福建与宁夏建立了结对帮扶关系，福建成立了由时任省委副书记习近平任组长的福建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是时任福建省脱贫办主任林月婵。
西海固移民初到闽宁村时，要在戈壁滩上开荒，用筛子把沙砾一点点筛拣掉，留下的土壤才能耕种。受访者供图。
林月婵回忆，西海固地区自然条件恶劣，扶贫难度大，福建宁夏两省区决定在银川市玉泉营经济开发区移民点附近建设新的移民示范区。“找到有黄河水的地方，这里重新生活，要比就地扶贫脱贫容易的多。”
马春花和谢兴昌，正是当年响应号召的第一批移民。那不是一次简单的搬家，而是为了能吃上饱饭的移民搬迁。
除了自己移，谢兴昌还是首批号召乡邻移民的村干部。
今年初，一部反映当时西海固地区移民搬迁脱贫的电视剧《山海情》上映，其中演员黄轩饰演了一位号召村里人移民的村干部，就以谢兴昌为主要原型。
上世纪80年代末，谢兴昌从固原卫校毕业回到村里成为村医，后又当上村支书。
1997年7月，由宁夏、福建共建的移民点闽宁村在银川市永宁县的一片戈壁滩上破土动工。这里距黄河直线距离20多公里，谢兴昌回忆，当时那儿还是一片“天上无飞鸟，地里不长草，十里无人烟，风吹沙粒跑”的干沙滩，但如果能借助水利工程引黄河水灌溉，这里就是“塞北江南”。他看到了4公里外玉泉营开发区的国营农场，玉米和高粱长的正旺，回家前他特意掰下4根玉米棒子。“这是全村的希望”，要号召村里人移来这“干沙滩”不是一件容易事，这4根玉米是他的“帮手”，是告诉村里人“我们去了也能用上黄河水，也能种这样的庄稼”的最好凭证。
但4根玉米棒子的说服力显然要比谢兴昌想的弱，第一批跟着他来的总共14人，三轮拖拉机开了12个小时才从山里到了这片“荒地”。初到时要自己盖房、开地，通水电。他记得第一次遭遇沙尘暴的经历，当时房还没盖好，帐篷为家。远远看着黄沙刮来他喊着让正做饭的爱人把吃的护住。等这股子风过去后，帐篷里只剩下三样东西：“我老婆，她手里按着的锅，还有脚底下踩着的棉被。”饭已经不能吃了，全是沙子，乡人抱怨，‘这是什么鬼地方’。”
有人闹着回，也有人继续被谢兴昌说服着来，电视剧里讲述这段经历时有桥段是村干部被乡邻指着鼻子骂，谢兴昌告诉新京报记者，现实生活里，他当时都挨了打。
双孢菇成了移民的“第一桶金”
谢兴昌忙着拉人、留人的时候，1997年年底，福建农林大学教授、菌草技术发明人林占禧带着团队来到了闽宁村，成为闽宁对口扶贫协作中农业技术扶贫的主要力量。
此前半年，林占禧他们在宁夏彭阳县初步实验成功，将已经在福建研究并推行了十几年的 “以草代木”栽培食用菌的技术，移植到了大西北。
到了闽宁村，林占禧发现难度更大，还是一片干沙地的闽宁村连适合做菇棚的窑洞都没有，从想办法盖菇棚开始，就难倒了不少人。2月4日，林占禧告诉记者，那时候太累了，不少人还没看到蘑菇种成功就累倒了，但是大家不敢歇，因为这不是做实验，“是带着（扶贫）任务来的。”最后的“半地下”菇棚是经过数次失败和实验才成功定型。
上世纪90年代末，林占禧带着团队在宁夏教授菌草种菇技术，为农民展开培训。受访者供图。
1998年以后，林占禧和队员们就开始分散到各个村小组，手把手教农户建棚、搭架、用牛粪和草做混合肥料。马春花家正是第一批种植农户，她记得当时所需的各种材料、原料都是福建方面免费提供的。
大约200平方米的菇棚里有四层木架菇床，福建技术员在里面教，她和爱人在边上学，口音问题有些词汇没听懂，他们就一边问，一边照着样子做。
而此前，她连双孢菇听都没听说过，第一茬菇在菇架上冒出头的时候，马春花又惊又喜，以往都外出打工的马春花夫妇第一次连家门口没出就数上了钱。不到一年时间里，马春花家卖蘑菇总共挣了7500元钱。
2月2日早上，马春花在菇房里采摘双孢菇。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摄
“这小东西呦，可是给家里解决了大问题。”就算是现在回想起来，马春花依旧觉得双孢菇稀罕可人，是宝。
同样第一批学习种菇的村民马文祥也记得，那时候菇卖到了一斤两到三块钱，比肉还贵，自己成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菇棚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养活着一家老小。来自西海固的移民在闽宁村，从双孢菇棚里淘出了第一桶金。
直播带货的“闽宁巧媳妇”
2001年12月，以福建和宁夏两省区简称命名的闽宁镇正式成立，当时下辖5个村，并入银川市玉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0年，闽宁镇镇区以北的荒地规划建设了一个新的移民村，此后几年陆续安置了来自固原市原州区和隆德县的13个乡镇的近两千户移民，也因此得名原隆村。2013年，马燕一家11口人从原州区中河乡迁居此处，算得上是整个闽宁镇的最后一批移民。
相较于17年前的移民前辈们，马燕一家来时，闽宁镇已不是当年的“干沙滩”。 村里有干净整齐的硬化路，红砖房连排坐落，水电太阳能一应俱全，学校幼儿园就建在家门口。马燕记得刚搬来的头一年，奶奶生日这天，村委会送来一个生日蛋糕。
马燕说，当时自己和老公带着两个孩子临时租住在玉泉营开发区的一处平房，老人骑电动车跑了十几公里拎着一块切开的蛋糕给他们送到家里，“这是60多岁的老人第一次过生日，第一次有自己的生日蛋糕，她太稀罕了，就要让所有人都吃到。”
移民前，马燕家周围就是大山，她很少动出门转转的心思，“吃饱，睡觉，看好孩子”，马燕没有过多想法，她只上过半年学，也想不出“文化”在山里有什么用，家里有牛羊已经是不错的光景。“喂牛羊又不需要文化。”
但现在，29岁的马燕当上了“带货主播”。
2月1日早上，马燕在做“直播”。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摄
“谢谢亲们捧场，最近我们的枸杞在搞活动，正宗中宁枸杞，滋补身体好东西，购买的粉丝们可以点击下面的小黄车（购物车）。”2月3日早上八点多，闽宁一家电商扶贫车间的库房里，马燕开始了直播。主推的枸杞、黄芪、金丝皇菊介绍完毕后，马燕把直播镜头拉到车间女工们的工作台前，几位女工正在给封装好的牛奶进行二次打包，包装好的礼盒会在春节期间作为年货上市。
2019年底，闽宁镇原隆村的电商扶贫车间建成，主售宁夏农特产品，优先招录当地留守妇女、建档立卡贫困户。目前车间总共聘用52人，90%为女性，50%为原建档立卡贫困户，员工每月平均工资近3000元。
负责人手把手指导这些大多不识字的女工们分拣产品，用设备包装，操作电脑打快递单。
刚进厂时候，马燕胆小，从没上过班的她好多东西没有见过，连产品名都叫不出。她想出个“笨办法”，随身带着纸和笔，托别人把她不认识的产品名写下来，回家再继续学。“老师”是她当时刚上了二年级的大儿子。
2020年上半年开始，她们又在福建来闽宁镇挂职的副镇长李辉钦带领下开始 “直播带货”，包括马燕在内的6名女工组成了“闽宁巧媳妇”直播带货团。
“不要说镜头前了，我连人多的时候说话都不敢。” 马燕回忆，一开始没自信，紧张到发抖。对着镜头重复李辉钦教给她们那句开场白，“大家好我们是闽宁巧媳妇。”单这一句话，她说了上百遍，要克服笑场、紧张、尴尬、冷场，刚开始，说完头一句话，她甚至对着镜头发起呆，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
李辉钦是急性子，快人快语。他操着一口浓重的福建普通话，告诉马燕她们诀窍，“要放松，这些产品是你们再熟悉不过的东西，要把它们的美展示出来，说出来。”
现在马燕已在直播间里驾轻就熟，网友名里有自己不认识的字，她直接请教毫不羞赧，“网友们很好，会发语音告诉我怎么读。”直播间成了马燕世界的另一扇窗，现在每天出门前她会给自己化个妆，“直播一开，‘闽宁巧媳妇’要美美的。”
让闽宁镇“走出去”
李辉钦自己也开了名为“李镇长赞闽宁”的视频账号，并从2020年5月开始试水直播卖货，专卖马燕所在的扶贫车间里的产品，红枣圈、枸杞、金丝皇菊、黄花菜、黄芪 ，直播的头一个月时间里，李辉钦粉丝从零涨到近万，最多的一天卖出300多单产品。
福建来的挂职副镇长李辉钦在视频平台开直播带货，受访者供图
除了每晚的直播，日常到村里调研，在白萝卜田、葡萄酒庄园、养牛农户家、树莓种植园，李辉钦都要拍上一段制作成小视频，介绍闽宁镇的特产、风情、民俗。就连回厦门休假，他也不忘念叨，“家乡的朋友们快来支持我们闽宁镇的扶贫产品，我需要娘家人的支持，我明天就回宁夏了……”
2019年9月，30岁的李辉钦作为第11批福建援宁干部来到闽宁镇挂职副镇长。和前辈们一样，李辉钦来的不轻松，他带着任务，“来一趟，不能白来是不是，要努力为闽宁镇带来些变化。”与林月婵那一代援宁干部要把资金、技术、产业带给宁夏百姓的目标不同，他觉得，如今是把闽宁镇“带出去”的时候。
“援宁”的形式和内容也在发生着变化，20年来。从开始的“吃饱饭”，到打水窖、建希望小学、创办经济实体、发展特色产业等等。目前福建在宁夏企业5700多家，年上缴税收超10亿元，安置当地劳动力就业10万多人。
2015年，福建省属高校面向宁夏本科的招生计划增加了10%。“更多孩子考了高中，上了大学，我们才有未来。”谢兴昌说，过去他要挨家宣传上学的重要性，编了宣传语喊话，“宁让家里缺了粮，不要耽误娃娃上学堂；宁让锅里缺了菜，不要耽误下一代。”
但到了2005年以后，移民户把孩子上学的事儿当做家里头等大事，在新建的学校里，几乎每个闽宁镇的孩子都上过福建老师的课。福建老师带来他们从未接触过的篮球、乐器，多媒体教学设备，也告诉他们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过去农民们觉得上学没啥用，后来各家都比拼，看能出几个大学生。” 谢兴昌说。 2020年，福宁村104名学生考上本科，有 24名学生中考成绩在600分以上。
在宁夏工作时的林占禧（左）和林月婵（中）。受访者供图。
从1997年第一次确定帮扶关系后到宁夏考察一直到2007年退休 ，林月婵10年间往返福州和宁夏40多次，接送了一批批援宁干部、专家院士、支教支医队，创业闽商。2016年，退休9年后她又一次到闽宁镇时，发现那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百姓家里都用上自来水了，都有抽水马桶，孩子们的学校那么宽敞，镇上也有了医院。”
2018年底闽宁镇福宁村、木兰村、园艺村、武河村、玉海村5个贫困村脱贫出列，2019年年底原隆村脱贫出列。
去年年底，有当年一起共事的宁夏干部到福建，上门探望已经75岁的林月婵，告诉她宁夏所有贫困县市都已脱贫，林月婵答，“我们这些福建人啊，没有白来。”
李辉钦觉得，闽宁镇要走出去，就先要吸引更多第三产业的资源过来，但就目前来看，整个镇子的服务业水平和服务理念还跟不上。就像带动马燕她们从不敢说话到能为家乡农产品代言，他觉得要让更多人“动起来”。
从“移得出”到“稳得住”
年轻干部们的想法不谋而合，闽宁镇分管扶贫开发的副镇长杨青说，脱贫摘帽，只是第一步任务的完成，要用多元化的产业把人们继续留下、稳住，要让大家都“活跃”起来去挣钱才是进一步的目标。
为了让全镇6万常住人口挣钱，并且是在家门口就挣了钱，杨青带着镇上的资源往外跑。原隆村有一家养殖场长期空置，2019年他到区外联系资源，引入了一家内蒙古的公司把场地盘活，现如今该养殖场的犊牛存栏量达到了近3000头，帮助村里30余人稳定就业。
闽宁某扶贫车间也是杨青请来的合作企业建设的车间，让像马燕一样过去赋闲在家或者常年在外打工的40多名妇女在家门口就参与劳动，获得收益，“还有一个福建晋江企业家投资的服装公司，就解决了100多个就业岗位”。
近些年，闽宁镇在蘑菇、葡萄、红树莓、枸杞等为主的种植业上逐渐形成了集群产业的发展模式，全镇新增的商贸物流、电商和制造加工企业有13家。
“让大家有事儿干，有钱挣，才是当下扶贫最稳定、最有效的举措。“杨青说。
图为谢兴昌一家。他自言过上了24年前不敢想的好日子。受访者供图。
出生于1985年的杨青是移民受益者，上世纪80年代末，他们全家人从固原县蔡川村移民到中宁县大战场乡。
那时候杨青就知道，宁夏的贫困地区一直有福建人在帮助，没去过福建，没有见过大海，但他对“闽”字有特殊的感情。大学毕业后，杨青考取了永宁镇的公务员，2018年被派驻到闽宁镇专管扶贫工作，负责招商引资、扶贫项目开发、就业创业。
杨青觉得，移民身份能让自己更了解移民，知道他们的渴望，也了解他们的短板。
“我们要让福建帮扶到什么时候呢？”杨青说，有些老百姓现在吃饱穿暖以后，好像没有特别的追求了，对挣钱的热情也不足，这才是需要从根本上解决的思想问题。
好在近些年，他看到不少和自己一样的“移民二代”正在反哺这片土地。杨青认识好几位年轻人，大学毕业后回到镇上中学教书。临近春节，2月3日这天，几个毕业不久的留学生来到他办公室询问创业注册公司事宜，年轻人创业资金不足，希望有类似大城市写字楼一样的办公空间用来注册公司和创业起步，他们希望得到杨青的帮助。
杨青说，这些比自己还小10几岁的年轻人，正是闽宁镇新一代的希望，他们正在自力更生，想方设法在福建和宁夏两代父辈们改造过的干沙滩上创造更多的可能。
2020年12月，谢兴昌卸任福宁村村支书一职，回到村医的老本行，在儿子开的药店里坐诊，给镇上居民看病。他住的房子从1997年至今已经翻盖过三回，从土坯房到砖瓦房，现在是一栋二层小楼，这是他24年前不敢想的好日子。
马燕最大的心愿是3个孩子能接受好教育，自己带着孩子们走出了大山，她希望以后孩子们有能力靠知识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
眼下她决定买一台电脑，和大儿子一起学习，过去说 “在山里念书也没用”的马燕现在觉得自己能做的很多，29岁，不过才是刚开始。
新京报记者张静姝实习生牛清妍编辑胡杰校对李世辉
来源：新京报
源：人民日报海外网
来源：海外网
金秋时节鸟瞰塞罕坝
务林人在优质苗木培育基地育苗
塞罕坝七星湖景区
塞罕坝万顷绿洲
驱车从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向北进发，地势逐渐抬高。渐渐出现在眼前的，是初夏时节的塞罕坝机械林场。
从卫星云图中看，塞罕坝112万亩人工防护林就像一只展开双翅的雄鹰，牢牢扼守在内蒙古高原浑善达克沙地南缘，阻止了沙尘的南下肆虐。而这片阻绝沙尘的林海，是塞罕坝三代人呕心沥血、驰而不息铸就的成果。
那么，这场穿越时空的“绿色接力”是如何实现的？近日，记者走进塞罕坝机械林场，探访世界最大人工林背后的故事。
“如果能重来，我还会选择上坝种树”
塞罕坝为蒙古语，意为“美丽的山岭水源之地”。此话不假，作为清朝“木兰围场”的一部分，历史上的塞罕坝确实是一处水草丰沛、禽兽繁集的“千里松林”。
但随着晚清时期吏治腐败和财政颓废，1863年木兰围场被迫开围放垦，加之过度砍伐和连年山火，到解放初期，曾经“山川秀美、林壑幽深”的塞罕坝却呈现出“飞鸟无栖树，黄沙遮天日”的荒凉之势。
肩负着改变当地自然风貌，阻隔风沙侵袭的时代使命，1962年，来自全国18个省市、平均年龄不足24岁的127名大中专毕业生，与当地干部职工组成了一支369人的创业队伍，塞罕坝机械林场正式成立。
1963年8月，得知林场急缺人手，正在承德读高中的陈彦娴与宿舍5个姐妹相约一起到塞罕坝，实现绿化祖国的伟大目标。但映入眼前的景象，她至今难忘。
“我们坐卡车在路上颠簸了两天两夜，肉眼能看到的就那么几株小树苗。一下车，坝上的小北风就冻得我们直打哆嗦。”陈彦娴说。
当时的塞罕坝人，住的是库房、窝棚、地窨子，吃的是莜面、棒子面、咸菜，最好的伙食也仅仅是过年时给每人发的2斤白面。
艰苦环境的当头一棒与连续两年的栽植失败并没有吓退陈彦娴等第一代塞罕坝人，巨大的使命感与信念感激励他们迎难而上。
1963年12月，坝上平均气温只有零下30多摄氏度，夹杂着雪花的“白毛风”，刮得人脸上直冒“肉瘤瘤”。为了给来年造林作准备，陈彦娴与同事们开始上山整地，清理废木。男同志负责采伐，姑娘们则用粗麻绳将木头绑好拽下山。成捆的废木对于她们而言，宛如小山一般，耗尽浑身力气，才能拉运一趟。每日10小时的工作，令她们的肩上、背上磨出一道道血印子。
“当时大家都年轻，好胜心强，你拽得多，我要比你还多，都憋着一股劲儿要把塞罕坝建设好。”虽然一个月的埋头苦干让陈彦娴变得又黑又瘦，但自此以后所有人都对她另眼相看。
随着造林有序进行，上世纪70年代的塞罕坝翠绿初现，这也唤起了陈彦娴母亲接女儿回城的心。1976年，陈彦娴的母亲在承德市为女儿找到了接收单位，并亲自来坝上叫她回家，但陈彦娴拒绝了。
“为什么？”记者问。
“因为林子还没长起来，我的使命就没结束，我的愿望也没达成。”
“那现在呢？后悔吗？”
“当然不后悔。说真的，看着亲手栽植的树苗一步步长成森林，就像看自己孩子长大成人一样，这种获得感与满足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如果能重来，我还会选择上坝种树！”陈彦娴说。
“绿化塞罕坝，就算赔钱也要种树”
经过58年接力耕耘，塞罕坝的树种完了吗？
“你看那！”在塞罕坝三道沟东坡，林业科科长李永东故作神秘地没有回答，反而用手指向远方。坡度接近30°的坡面上，只见数万株樟子松树苗正迎风舒展，虽不及周边巨树葱郁威严，却也生机盎然、极富朝气。这个坡面，就是被许多老百姓称为“造林就是白费力气”的石质阳坡。
“这些土叫‘头皮土’。”走上山坡，李永东随意拨开树苗底部几厘米厚的薄土，馒头般大小的石砾水泄不通地挤在地表之下。“你看，这些树其实是在石头缝儿里种活的！”
既然坡度陡峭、土质瘠薄，为何还非要在石质阳坡上栽树呢？
根据李永东回忆，塞罕坝的大规模造林集中于1962年至1982年间，之后便转为经营为主、造林为辅的营林模式。造林往往选择立地条件相对好的区域，进入21世纪，整个塞罕坝除了个别小面积林中空地，就仅剩下石质阳坡这块难倒两代务林人的“硬骨头”还没“啃”下来。
在经历过多次攻坚失败后，很多人开始怀疑，这块“硬骨头”究竟还有没有必要再“啃”？
2011年，时任林场总场场长的田军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拿下石质阳坡这块“硬骨头”。
坡面直栽不行，那就换种思路，采用大苗移植、容器苗造林。“在300亩试验田上不断摸索，我们总结出了大穴、客土、壮苗、覆膜等一系列适用操作规范。”林业科副科长范冬冬说。
但是，在石质荒山上挖大穴，堪称是挑战极限的世界级难题。范冬冬伸出布满老茧的手比划说，说是挖树坑，其实就是凿石头，拿把长尖镐，一点点把石头刨下来，双手震得生疼。
“有一年，北京八中一个班的学生来林场课外实践，他们对石质阳坡造穴很感兴趣，都说想体验一下。结果40多个孩子，刨了1个多小时，都没刨出一个树坑。孩子们都说，我们这是‘在青石板上种树’。”李永东笑着告诉记者。
事实上，为了攻坚造林，塞罕坝机械林场没少自筹资金。每在石质阳坡上造一亩林，林场就要倒贴500元。“只要能提高森林覆盖率，提高林木质量，更好绿化塞罕坝，就算赔钱的买卖我们也要干！”李永东掷地有声地说。
“一次造林、一次成活、一次成林”，这是塞罕坝攻坚造林秉持的理念。现如今，98.9%和92.2%的历史最高造林成活率和保存率正不断推进塞罕坝人的美好愿景走向现实。待幼树成林后，机械林场森林覆盖率将由80%提高至86%的饱和值。
“自家林子看不住，那我就是千古罪人”
“三分靠植造、七分靠管护”。要做好森林管护，首先要念好“防火诀”。“塞罕坝的天，孩子的脸。”当地的俗语说尽了塞罕坝善变的气候特征，这为森林火情防控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
“为了满足通信需求，去年我们采购了8架无人机。喏，小段可是我们这的‘无人机专家’。”塞罕坝护林防火办副主任孙文国告诉记者。
孙文国口中的“专家”，名叫段崇岩，自小就在坝上长大，是根正苗红的“林三代”。2010年，本想继续留在部队发展的他，却被母亲喊回了家。
“说实话，回来的前三年我一直不适应，直到来到防火办。”作为一名曾经的坦克驾驶员，防火办配备的红外探火雷达等仪器恰巧能满足段崇岩研究精密设备的心头所好。
去年，林场计划采购无人机，但整个坝上没人接触过这个新鲜玩意儿，段崇岩主动请缨，负责学习操作。
防火无人机，结构精密，一个操作不慎，整台设备都可能报废。怎么办？段崇岩选择自己先买一台小型设备。“我认为，无人机有大小，但设计理念却没区别。”就这样，段崇岩抱着无人机开始研究，这瞧瞧，那看看，不懂的再上网查，反复钻研了一段时间后，他便可以灵活操纵任意一台无人机了。
“我们塞罕坝人，都喊坝上的树叫‘自家林子’。现在看着‘自家林子’都长起来了，可不能因为我的管护失误，让林火毁了这里，如果‘自家林子’看不住，那我就是塞罕坝的千古罪人！”段崇岩说。
塞罕坝不仅有防火“专家”，还有负责防虫的“森林医生”。2000年，森林保护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国志锋来到塞罕坝，成为坝上第一名专业“森林医生”。
虽然森林覆盖率高，但塞罕坝树种单一、成熟林面积较大，是适生虫害的先天温床。为了提高病虫害防治能力，国志锋走遍了塞罕坝的每个角落，采集生物样本。为此，国志锋特意建起一间标本室，里面陈列着900多种害虫的2万多个标本。“这儿就是森防站的公共‘图书馆’。”国志锋笑着说。
“每年5月防治松尺蛾，5月下旬到6月上旬防治松毛虫，8月底防治白毛树皮象……”这些防治计划，国志锋烂熟于心。
现如今，塞罕坝已初步建立了物联网野外监测系统，但国志锋却一刻没有放松。“目前，突发性虫害还是难以有效管控，改善防治手段势在必行。”正说着，国志锋又被一通虫害警报电话叫走，转身跑进了大山深处。
“做资源消耗‘减法’，做绿色产能‘加法’”
58年匆匆流逝，当下的塞罕坝正在体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112万亩林海当中，蕴藏着总价值206亿元的森林资产、142.24亿元的生态服务与3.59亿元的物质产品，巨大的经济效益令许多开发商眼馋，但塞罕坝拒绝了。
“吃祖宗饭，断子孙路不是能耐，能够还祖宗账，留子孙粮才是本事。”林场职工中流传的这句话，道出了塞罕坝生态文明建设的本心。绿水青山留得住，怎怕金山银山不再来？
以林促富，塞罕坝没有选择为林地“剃光头”的采伐作业。“近几年，我们主动将节伐改为间伐，严格限定采伐指标，在做资源消耗‘减法’的同时，做好绿色产能的‘加法’。”机械林场总场场长陈智卿告诉记者。
木材产能降低的经济损耗，该从何处弥补？绿化苗木成为了塞罕坝的主攻方向。
走进四道沟营林区，记者发现，在许多林下空地都排列着高约50厘米的樟子松树苗。“林场现在建有绿化苗木基地8万多亩，有1800多万株多品种树苗。未来，我们还要建造2000公顷的林苗一体化基地，尽快实现苗木标准化、规模化生产。”四道沟营林区主任闫立文介绍道。
此外，森林碳汇也是塞罕坝拓宽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2016年，塞罕坝林业碳汇项目国家核证减排量获国家发改委签发，成为华北地区首个在国家发改委成功注册并获得签发的造林碳汇项目。“前年，我们在北京环境交易所共达成的碳汇交易，为林场带来数百万元的经济收入。”李永东说。
如今，塞罕坝造林、间伐、绿化苗木、碳汇交易、抚育森林的绿色循环发展方式正在逐步形成。“自家林子”结出的“金元宝”，正不断充盈塞罕坝人的口袋。
（本版照片由王龙摄）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0年06月20日 第 03 版）
者按：
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从战火纷飞到河清海晏，初心不改的高龄党员如何看今日之中国？风华正茂的青年党员又当如何奋进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荔枝新闻推出《跨越时空的对话丨“00后”大学生党员对话老党员》系列报道，用信仰串联时空长河，以对话感悟初心、传承使命。
荔枝特报记者/李爱 摄像/权廉程、雷逊剪辑/周胜男 设计/叶如冰
“摇一摇，让棉线沾上墨，一个人拽着线头，量准位置一弹，就有了直线。没有这东西，渠就修不整齐”，黄大发用手轻轻转动破损了的墨盒，一边对陈晓彤回忆着在崖壁上凿渠的经历。
亲眼见到老人前，有关他的故事，陈晓彤已经听过许多遍了：在遵义市平正仡佬族乡的山坳坳里，有个名叫黄大发的老支书，像“愚公”一样，带着乡亲们花了数十年，绕过三重山、穿过三处险崖，将清凌凌的山泉水源源不断地引到了世代缺水的草王坝村。
白米饭不再是奢望
从遵义市区出发，经过两小时的路途，在山路回转的一处尽头，远远望见两山之间正凌空架设着一座穿山公路桥，桥的背后便是草王坝。
曾经，这里是遵义市播州区（原遵义县）最贫困的自然村，在村陈列馆里，陈晓彤看到了许多草王坝昔日的艰难光景。
草王坝地形起伏大，常年干旱少雨，即使有雨也难存住水。这样的条件下，村民只能种些耐旱的玉米、红薯。玉米粒磨成粉，蒸熟了就是当地人的主食，玉米棒子脱粒后的玉米芯，碾碎了，细一点的拌上红薯，也用来补充食物的不足。
一村人全靠着距离山下几里远的一口老水井过活，一挑水“三用”：先淘菜、再洗脸，最后留着喂牲口。村里的姑娘总是能嫁多远就嫁多远。
“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一年四季苞谷沙，过年难找米汤喝。”一首旧民谣，传唱出了当地人实实在在的苦。
(团结村边上正在架设的大发渠特大桥)
如今，这里已与周边村民组，合并构成了新的团结村，映入陈晓彤眼里的村庄，也已然有了另一番景象。
家家用上了自来水，木骨砖墙的老房子焕新成了白粉墙、雕花窗的新民居，一亩亩的梯田种起了精品水稻，依山而建的木屋民宿给村子增添了几分归隐的诗意，载满游客的大巴车一辆接一辆地往村里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来看望和学习黄大发的。
黄大发身高不到一米六，扎在人堆里只是一个样貌普通的老人，很难将他瘦小的身躯和绝壁上那道长长的凿痕联系起来。
（黄大发巡渠 胡志刚摄）
年近九旬的他依旧耳聪目明，走起路来步伐稳健，有时候甚至能把年轻人甩在身后。他告诉陈晓彤，这辈子习惯了，当初修渠路途远，走得快些才能早点把渠修好。
前几年，他依旧坚持着每天上山巡查水渠，现在隔三差五也要上去看看，只不过不再去到那些被栅栏锁起来的危险路段。
那天下午，陈晓彤走进黄大发家里时，他刚从屋后头进来，脚上还穿着一双下地干活的草鞋。老伴和外孙相继从厨房里端出来一窝米饭和三两小菜，黄大发笑着招呼陈晓彤一起吃。
白米饭对于黄大发有着特殊的含义，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吃顿白米饭对于村里人来说还是一种奢望，为了让大伙儿吃上白米饭，他和大山较劲了一辈子。
“天外”来的一条渠
（大发渠该段因地势险峻现已被栅栏围起）
上世纪60年代是一个火热的年代，河南林州“红旗渠”工程轰动全国，相似境遇下的草王坝人备受鼓舞，黄大发第一时间响应号召，也带着乡亲们开始修建“红旗水利”，计划将附近一条水量丰富的螺丝河水引进村里，工程总计15公里。
但放眼全村，没有一个人有修渠经验。没有测量设备，就靠竖起几根竹竿、两端用眼睛瞄来定高程；不懂技术，就依地形挖下宽窄不一的沟；没有水泥，就用黄泥巴和着石灰来糊沟壁和沟底，不懂也更想不到还要修建导洪渠等必备的配套设施。
由此产生的结果，便是渠道取水量小、渗漏严重、极易被大雨冲毁。从1962年到1975年，“红旗水利”修修补补了十几年，水还是没能引进草王坝。
再聊起这段失败的往事时，黄大发的眉眼间已察觉不到什么别样的情绪，只是顺着陈晓彤手指的渠道照片，反复说了句：“失败了还要干，失败了还要干”，声音越发响了些。
（黄大发带着陈晓彤巡渠）
第一次尝试失败了，但他修渠的心却没有变，当初在取水点附近挖沟时，看到的那么一大股山泉水始终流淌在黄大发的心尖儿上。
他花了近十年时间来理清失败，自1984年起，黄大发开始反复向上级写材料，申请批复再次修渠。他在材料上立下军令状：“这一次，拼了命也要干，也要修成！”
1989年，54岁的黄大发获得了一个去水利站跟班学习的机会，在同期学员里，他年纪最大，基础最差。“随身揣本字典，碰到不认识的字就翻着查，不懂的就去问”，他告诉陈晓彤，自己就是这样把修渠的知识给补齐了的。
筹备三年后，修渠工程再次启动。常常天还未完全亮，黄大发就和村民们穿上草鞋，揣几个红薯、炒点苞沙饭装在包里，提上壶水就上山去了，累了就滚草窝睡一会，醒了再接着干，直到星星挂上了天。
（黄大发与陈晓彤坐在渠边交谈）
工程最难的地方在三处悬崖绝壁间，其中尤以擦耳岩最为险要，村里不少年轻小伙子站在崖上往下望都有些发怵。年近六十的黄大发没太多犹豫，带头在腰间绑上绳子，吊下去测量。
看着擦耳岩的照片，陈晓彤蹙眉小声发问：“爷爷，您当时在上面害怕吗？”“不怕的，眼睛闭紧，把红线标记一打就上来，绳绳拴着，有人管你，又不是把你放下来（就不管了）。”
1994年6月1日，这条7200米长的主渠修通，日夜期盼的水终于流进了草王坝，次年端午，2200米长的支渠再次修通，这条渠被村里人亲切地称为“大发渠”。
"生命到哪一天就干到哪一天"
（黄大发坐在渠边远眺）
渠修好了，黄大发又带着大伙儿改造了400多亩梯田，种上了水稻，2001年和2005年，草王坝等地遭遇旱情，但在大发渠的滋润下，村里的水稻仍获得了丰收。
从修渠造田，到后来的通电、修路、发展产业，几十年下来，黄大发心里装着的全是老百姓的事儿，而他自己的生活则过得像那渠水一样清俭。
2018年以前，黄大发一家还住在梁柱已经发生歪斜的老房子里。2017年村里开始实施分批次危房改造项目，黄大发总是把改造的名额一让再让，硬是把自家拖到了最后一拨。后来这间老房子被征用作为文物进行保护，老两口这才搬进了在屋后坡地上新修的房子里，屋内只有些简单的家具电器，基本还都是从老屋搬来的。
对于黄大发而言，老房子承载了乡亲们太多的恩情。身世坎坷的他自幼吃着百家饭，在乡亲们的帮衬下一点点长大。24岁那年，黄大发家的土坯房坍塌，靠着大伙儿“众筹”来的100块现金和出的力气才盖起了新房子，一住就是大半辈子。
（黄大发的入党申请书及党员证）
这份恩情黄大发记了一辈子。24岁申请入党时，他才在夜校学习识字不久，对照着字典，一笔一划地在申请书上写下：“我要求入党，以后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到底，帮群众当好勤务员，不怕牺生（牲）、不怕困难、不怕流血......我肉体生命在其（齐）那（哪）一天，干其（齐）那（哪）一天......”
这份入党誓言，黄大发实实在在地做到了。
如今他的老房子被改造成了“党代表工作室”，各地前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一有空，黄大发就会去给他们讲讲从前的故事，语言简单但却铿锵有力：共产党员就是要务实贡献，要多实事，要有担当，不畏难。
更多时候，黄大发在思考着的是，摘了贫困帽子的团结村要怎么继续发展好。
现阶段，团结村边除了那条盘亘在灵宝山间的长渠外，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工程，当属那座两山间正在逐步合龙的高速公路桥，名为大发渠特大桥。大桥奠基的那天，黄大发特地去桥上看了看，把目光投向老远，似要把那山看穿，要看见乡亲们更远的未来。
（鸣谢：中共遵义市委宣传部、贵州大学、播州区委宣传部、播州区融媒体中心）
来源： 荔枝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