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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太饭店是由正太铁路局修建的一座拥有百年历史的西洋建筑，一直被视为近代石家庄的地标性建筑之一，2008年10月23日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正太饭店坐落在原石家庄火车站票房北侧，从1920年10月开业，至1937年10月石家庄沦陷，该建筑作为餐饮业经营场所先后历时17年。作为近代石家庄最大、最豪华的酒店，民国时期不少军政要人与国内外社会名流莅临石家庄时，都会把正太饭店作为下榻之所。
关于正太饭店到底接待过哪些历史名人的问题，学界尚无人进行全面考察和系统梳理，但近年出现了一些明显不符合历史史实的说法。譬如，有的历史读物说，“吴禄贞就是在正太饭店里联络晋军，组成燕晋联军”“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考察中国铁路，途经石家庄也下榻于此”“‘九一八’事变前五天，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专列曾开到这里（石家庄正太饭店）进行秘密会晤，可以说‘不抵抗’政策是在这里商定的”。有专门研究正太饭店建筑特色的论文说，“这座小楼曾接待过孙中山、蒋介石、宋教仁等军政大员”。有专门研究历史文化遗存的专著说，“这座小楼曾接待过孙中山、蒋介石、宋教仁、胡汉民等军政大员”。那么，上述见解的依据何在？为澄清史实，避免以讹传讹，兹对上述史实进行考证。
一、吴禄贞的指挥部是否设在正太饭店
吴禄贞是创建“燕晋联军”计划的总策划，是组织发动武装起义攻打北京的总指挥。吴禄贞于1911年10月31日到达石家庄，11月7日凌晨被人暗杀，仅在石家庄停留了不足7天时间。查阅所有记述辛亥革命时期六镇统制吴禄贞在石家庄安营扎寨的史料记载，均无“正太饭店”的字眼。有3位共谋起义大计的当事人，在回忆录记录的吴禄贞下榻之处，皆为石家庄车站站长办公室。
首先是与吴禄贞一同组织“燕晋联军”的参谋何遂，他在回忆录《辛亥石家庄事变亲历记》中谈到了吴禄贞下榻的具体之所。他说，“吴禄贞来了，住在站长室，隔我的住处约四五间房子”。吴禄贞被刺后，何遂在第一时间赶到暗杀现场，“……向站长室飞跑。我穿过外边的一条过道，刚到绶卿的卧室门口，被一个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定神一看，正是吴绶卿”！
其次，辛亥革命爆发后，作为清廷陆军部往来于北京与孝感之间的特派员孔庚，也是赞同武装反清起义的革命党人，他的回忆录也详细记述了当时吴公的下榻之所。11月初，孔庚先后从武昌和北京两次抵达石家庄，与吴禄贞有过两次谋划起义的谈话，都是在石家庄车站站长办公室进行的。当时，吴禄贞把石家庄车站的站长办公室作为了指挥司令部，据孔庚在《先烈吴禄贞殉难记》一文中回忆说，吴禄贞在被刺前的当晚，还曾在站长室与他谈到准备调换司令部一事。“这个地方窄了，明天把司令部迁到英美烟公司大楼，上层作山西巡抚行辕，下层作统制司令部，那地方宽，可请他二人搬进司令部住”。吴被刺后，孔庚赶到车站司令部，“去到司令部一看，吴的尸体倒在司令部后门地上，头已没了”。
再次，当时担任石家庄车站司令官（站长）的谢良翰，也在回忆录《吴绶卿在石家庄被刺时前后情形》中，清清楚楚地指出了吴禄贞的下榻之所，就是站长办公室。他说：“吴初到，以民居湫隘，又离车站远，即在车上办事。后以诸多不便，遂借站长住室为办公室。室系平屋三间，与秘书周维桢、参谋张世膺共居之。”作为车站司令官（站长）的谢良翰，自己“同住正太车站，与吴所居仅隔一墙”。1912年5月22日《太平洋报》曾刊登了“吴禄贞被刺地——正太铁路石家庄车站站长住宅照片”，即车站旁边的平房。
总之，吴禄贞下榻之处是车站的平房，而非车站北侧的楼房；是车站的站长办公室，而非车站的饭店旅社。当时在石家庄火车站并没有开办饭店旅社，仅有的一座法式楼房，被英美烟公司所租用，该建筑当时尚不称作正太饭店。
二、孙中山与宋教仁是否曾下榻正太饭店
孙中山先生1912年9月的太原之行往返中转石家庄时的下榻之处，是否就是在正太饭店呢？
首先，我们明确一下孙中山先生的行程。9月17日下午，孙先生从保定乘火车抵达石家庄，18日赴太原。1912年9月21日，孙先生由太原返回石家庄，22日上午再由石家庄乘京汉铁路火车赴天津。孙先生的太原之行，在石家庄先后中转停留了两次，在此地休息了两个晚上。但是，史料中均无下榻正太饭店的记载。
《申报》对孙中山先生途径石家庄进行了报道，即孙先生17日下午“六点三十分抵石家庄”“抵石家庄迎之者二千人”“由站旁迎至行辕”。但没有报道行辕的具体地点。
《大公报》在孙先生从太原返回并抵达天津后，曾报道说，孙先生“21日下午五钟（时），又因在石家庄稍有勾留”，所以22日才抵达天津，亦未提及21日晚在石家庄下榻何处。
《民主报》记者的报道，记述了孙先生在石家庄的具体活动及下榻信息。17日下午18时，孙先生到达石家庄，首先参观瞻仰了辛亥烈士吴禄贞殉难遗址，“抵石庄，游历吴绶卿烈士死难处，惋惜者久之”。随后由交通部负责组织召开了两千人参加的欢迎大会。欢迎大会由耿寿伯主持，邀请孙中山先生在会上发表了演讲。当天晚上，由交通部朱启钤、冯元鼎、叶恭绰、关庚麟、丁平澜等官员，在正太铁路局设宴招待孙先生，山西景耀月先生、直隶张继先生作陪，交通部代表叶恭绰和法国银公司代表分别在会上致欢迎词。当晚，“先生因不欲令人预备支给，故由各界及路局晚宴后，即宿车中”，未住任何一家旅店。
《国民新报》报道说，17日下午在石家庄火车站欢迎孙先生的人物中，由同盟会山西分会推举的景定成为代表，率警卫来石家庄迎接。“火车一到，孙先生即站立车门。那景（景定成）刘（刘锦洲）二君当近前脱帽为礼。军队则吹号举枪为礼”。在铁路局进行的欢迎会及晚餐，“夜晚十一点钟，孙先生方才回车歇宿”。21日从太原返程，山西方面依然指派景定成率警卫将其送抵石家庄，地方官员“复开会欢迎，先生演说良久，即宿于此”。并没有报道记录孙先生宿于哪家旅店，极有可能依然宿于专列卧铺车厢，所以返程的下榻之所，仍有待继续进行考证。
其实，1920年正太饭店才开张营业，所以，孙中山先生1912年9月21日返程途经石家庄的下榻之处肯定不会是正太饭店。在议会选举中胜出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1913年3月20日于上海火车站遇刺身亡，更不可能下榻1920年才开办的正太饭店。
三、九世班禅在正太饭店受到何种礼遇
1923年11月15日，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 玛，由于受十三世达赖挤压排斥，被迫率少数侍从离开西藏，开始了逃亡内地的游历。班禅在先后经历青海、甘肃、陕西、山西、直隶的漫长跋涉后，1925年2月20日，终于抵达北京，受到北洋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隆重欢迎。进京途中，作为京汉线与正太线枢纽的石家庄，自然成为迎接和欢送班禅转乘的重要地点。加上后来班禅在内地游历路过，他曾先后三次途经石家庄中转。
第一次即1925年2月24日，班禅在太原参加了各界举行的隆重的欢送仪式后，登上正太列车起程进京。据《大公报》报道，当日23时，班禅一行抵达石家庄，在车站受到北洋政府代表达寿（蒙藏院副总裁）、祺诚武（蒙藏院副总裁）以及地方官员恭候迎迓。2月25日上午11时30分，抵达北京前门车站。
第二次即1925年7月15日晨，班禅出京，赴山西五台山避暑，当日“晚住石家庄”。阎锡山在上报班禅此行的电文中说，班禅于7月24日安抵五台山。
第三次即班禅由山西太原返京，接受北洋政府授予“宣诚济世”封号，再次途径石家庄。《大公报》记载，1925年11月3日由太原启程返京，11月5日早晨，京汉铁路局由长辛店特开“花车”前往石家庄迎迓，11月7日班禅抵京。
班禅先后三次途径石家庄火车站中转，负责接待班禅的相关部门，在距车站附近安排了最好的下榻之所。据《益世报》报道，“于石家庄正太饭店留定最优等房间多间，以为班禅休息之所”。
当时石家庄归属获鹿县管辖，获鹿县知事接到了《接待班禅佛差办法》，按照北洋政府有关详细规定，提前做好了在石家庄迎送班禅中转的各项准备工作。京汉铁路局局长杨慕时奉政府之命，负责铁路沿途招待筹备事宜，在石家庄这个正太线与京汉线不同轨距的枢纽中转站，不仅准备了京汉铁路标准轨距的机车，还有四辆满滚龙黄缎华丽无比的彩车以及行李车等。对于住庙不住店的九世班禅，由于石家庄车站附近没有适合班禅居住的庙宇，最终还被安排在正太饭店下榻，不过提前对班禅下榻的客房内部装饰，做了必要的变通装饰处理。“住室顶棚四壁俱用黄纸裱糊”“地尽铺红毡。室内火炕一个，放炕几处。设佛位一座，两旁安放枕垫，佛位前另设桌一张，黄围裙，陈水果”。
正太饭店总经理陈玉山负责班禅一行餐饮膳食安排，除预备了上等西餐茶点，以待贵宾洗尘打点，还有专门为班禅入住正太饭店准备的菜单。经再三斟酌的菜单，由汉藏两种文字书写：“早茶是麦片粥、火腿蛋、炸鱼、牛扒、凉菜、鲜果、咖啡。午餐是什锦小吃、燕菜鸽蛋汤、炸香桃桂鱼、八宝大酥盒、牛肉托鸭肝、番茄烩青菜、火腿芦笋、烤火鸡、奶油沙拉酱、吉司、鲜果、咖啡。”
中央北京政府给予九世班禅隆重礼节待遇，在沿途采取了极高规格的迎待。不仅在车站搭建了彩牌楼，月台之外的道路都用黄土或黄布垫道，而且京汉铁路部门对班禅专列行驶路线采取了极为特殊接待措施，专列上的侍从一律穿着西服，车站上军警林立。据北京《社会日报》报道，“所有班禅经过之路线，除本路各车，届时一律停驶外，昨复电达各军长官，所有关于军事之列车，一律让候”。车站内外，所有行人车马，一律限行。班禅一下火车，站台上的军乐队便开始演奏。前来迎接的地方各级官员见到班禅，先是脱帽三鞠躬，然后献上哈达。总之，九世班禅是正太饭店接待过的级别最高的宗教界领袖，如此高规格的接待标准，此前在石家庄从未有过。
四、蒋介石在石家庄及正太饭店的行踪
20世纪20~30年代，蒋介石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以及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重要职务。这一时期的蒋介石曾多次到访军事重镇石家庄，既有视察督战，又有开会协商研究；有时仅在正太饭店吃饭，随后立刻登车离石。
譬如，1928年7月1日，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在郑州与冯玉祥约谈1个小时后，携夫人宋美龄从郑州启程，经彰德、顺德，于7月2日早6时抵达石家庄。蒋介石、宋美龄在正太饭店与温寿泉、朱绶光、方本仁共进早餐，之后，随即乘专列北上保定。
再如，1928年7月26日，蒋介石从北平乘车抵达石家庄。地方军警商要员有第二集团军旅长、第三集团军司令、石门警察厅厅长、石门商会会长组织本市民众到车站迎接。据上海《申报》报道说，有千余人“到站欢迎，颇极一时之盛”。蒋介石此次来石，仅在正太饭店用午餐，并未停留休息。用午餐后，与各界代表进行简略会谈，便登车南下。
蒋介石也曾在正太饭店下榻居住过一段时间，将其作为临时行营驻地，南下北上巡视后，返回石家庄正太饭店休息。譬如，承德失守、热河全境沦陷之时，蒋介石作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面对华北局势，亲自北上处置华北军事及政局变动，这次行营在石家庄，共5天，是他在石家庄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
1933年3月8日下午，蒋介石由军政部长、内政部长、陆军大学校长陪同，在高邑乘车北上，17时抵达石家庄。此次虽将正太饭店作为蒋介石的行辕，但蒋为了便于办公，本人仍愿居于专列上，正太饭店则作为随行官员和来宾栖身之所。据《大公报》记者报道，蒋介石“八日抵石家庄，设行营焉。蒋迄未离开车站，秘书长等悉在车上办公，其紧张情形完全系战时状态。石庄虽未宣布戒严，但车站附近傍晚即有步哨。而邮电检查异常周密，任何新闻电非经行营秘书长签字，不许译发”。
3月9日蒋介石乘专列北上保定，在保定市光园召开军事会议。据北京《益世报》报道，蒋介石与从北平当天赶来的张学良，在专列上先后举行两次会晤，批准张学良因承德失守东北全境沦陷引咎辞职。蒋介石后来则返回了石家庄，“即回石家庄，将长住该地，指挥全盘军力”。
3月11日午前，阎锡山从山西赶到石家庄，蒋派秘书到车站迎接。在正太饭店用餐后，阎便携带下属，赴蒋所在平汉专列车厢会晤1个小时。下午蒋回访阎的住所，二人继续协商华北军事、治安、政局等事宜，从15时40分一直谈至18时。当晚正太铁路局局长王懋功，在正太饭店专门设宴款待各位（另有一说宴会在明盛园举行），饭后蒋、阎二人再次密谈2个小时。
3月12日，国民党河北党部特派执委到石家庄，组织社会各界在声光影院举行了孙中山先生逝世8周年纪念大会，蒋阎等人分别在大会上进行了演讲。蒋介石在演讲中针对华北局势宣称，“敌人之飞机大炮不足畏，努力奉行遗教，自能达到收复疆土雪耻复仇之目的”。12日中午，蒋、阎与来宾在正太饭店共同用餐。12日下午15时15分，蒋介石坐专列转移至保定。
从3月8日至12日蒋介石的行踪可见，他先在石家庄设置了暂时行营，其行动均为临时决定，任何人皆无法预知。此次蒋介石北上处置华北局势，行营设在哪，事前并不确定。《大公报》曾报道说，3月10日在新乡成立的中央党部华北办事处，因“以蒋委员长现时驻节石庄，统率华北军事，为办事处便利起见，拟由新乡北移。拟议中之地点为石庄、保定、北平三处”。3月12日下午，蒋介石前往保定，把行辕向北转移，结束了石家庄5天的临时行营。此后蒋介石驻节保定13天，主持处理华北军政事务，一直到3月24日，才由保定乘坐飞机抵达北平视察。在北平仅1天，3月25日早晨5时，乘飞机又返回保定。25日上午10时，从保定飞回南京，结束了此次18天的北上行程。
五、张学良在石家庄及正太饭店的行踪
张学良在石家庄的活动行踪，主要发生在北伐战争后期，即奉系掌控北洋政权阶段至“东北易帜”之前。张学良在石家庄的行踪，大都是视察奉系防务或督导军事部署，基本上都是行色急促，来去匆匆。
譬如，1927年2月25日，张学良与参谋鲍文越视察京汉线军事防务到达石家庄。据《东方日报》记载，张学良在驻石司令部，对前方各位将领一番训示后，令鲍参谋留在石家庄，襄助奉军韩麟春指挥军务，一同对抗武汉政府的北伐军，张本人并未在石过夜，旋即返回北京。
1927年10月中旬，奉军攻克直隶涿州，晋军纷纷败逃。10月18日，张学良乘胜南下保定，此后继续南下，曾再度亲临石家庄视察，调度指挥奉军向娘子关进攻。张学良在石家庄时常亲临前线，视察阵地工事和鼓励士兵士气。
1928年3月2日下午，张学良、杨宇霆视察京汉铁路沿线军事设施，由东长寿乘火车抵达石家庄。据《大公报》和《晨报》报道，张、杨二人在当地官员们的陪同下，“同赴吴禄贞烈士祠，参谒吴墓”“参谒吴周张烈士墓，鞠躬致敬”。3月3日，张学良、杨宇霆由石家庄出发南下，到直隶南部视察。接连两日检阅了驻扎高邑的岳兆麟部二十八师、驻扎内丘的郭殿举部十三师、驻扎顺德的何柱国部二十三师。3月4日在顺德召集前线将领军事会议，指示军事行动要略。5日上午9时30分返回石家庄，随即在正太饭店参加了石埠军政绅商各界举办的招待宴会。中午12时，在第八军军长和参谋长陪同下，乘正太铁路的装甲车前往大郭村，视察前线阵地。14时前，张学良一行返回石家庄，14时35分登上京汉铁路专车，继续北上东长寿督导军务。
1928年3月28日10时，张学良、杨宇霆乘专列由东长寿抵石家庄，未下车便召集第八军军长、第十七师师长、第二十师师长、炮兵第一旅旅长、骑兵第六旅旅长，在列车上举行了防御正太线晋军的军事会议，一直到18时才散会。3月29日早晨，张学良、杨宇霆乘铁路装甲车再赴大郭村前线视察，15时离开石家庄，南下直隶顺德、邯郸视察。1928年4月1日，张学良、杨宇霆乘专列抵磁州车站，对作战部队训话讲解攻河南冯玉祥所部计划，以及部署具体作战防守策略，当日由磁州返回邯郸，4月2日回到石家庄。
1928年4月12日上午，张学良再次行抵石家庄后，“以保定距前线太远，不便指挥”“故决计将前方军团部暂设石庄”。随着指挥部前移，办事人员和卫队旅亦开赴石家庄驻扎。
1928年5月初，奉军八大处重要职员大部已在石到位，5月5日中午12时，张学良由京乘车抵石家庄，但他仍照以前习惯继续在专列上办公。
由上可见，张学良作为军事指挥官，曾在石家庄居住，但是在正太饭店下榻次数不多，在正太饭店的主要活动是开会、晤谈、用餐。
六、蒋介石和张学良是否在正太饭店举行过不抵抗密谈
民国时期，蒋介石与张学良确实曾多次分别到访石家庄。正如上文所述，蒋介石与张学良曾多次莅临正太饭店，由于他们二人身份和地位不同，到访石家庄目的和时间不同，在正太饭店停留和休息方式也有所差别。至于有的论者表述“蒋介石与张学良曾在正太饭店举行密商对日不抵抗政策”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史实。关于“‘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和张学良在石家庄会面谈话，并确定了一律不准抵抗”的说法，最早出于东北军将领何柱国的回忆录，后来被一些论者演绎成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5天，蒋与张在正太饭店秘密会晤，商定了不抵抗政策。这个说法主要有三点失实。
首先，从时间上看，“‘九一八’”事变前5天，即9月12日，蒋、张并不在石家庄，不可能在正太饭店举行秘密会谈。9月12日蒋介石在南京，张学良在北平，二人根本没有在石家庄正太饭店密谈的时间前提。9月11日，蒋介石在南京召见了杨虎城的代表王登云，12日上午在南京天保城浙军纪念塔野餐，12日下午与顾问吴忠信（蒋纬国的义父）在南京会面。而张学良12日则在北平与新任驻日公使蒋作宾举行见面会谈。
其次，蒋、张皆有不抵抗的相同认识，二人根本没有再在石家庄正太饭店举行秘密商定的必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一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九一八”事变前后，国民党仍把消灭共产党作为首要任务，一直在对中央苏区和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这都是不争的事实。无论张学良还是蒋介石，他们二人此前都讲过对日不抵抗的话，无论是蒋、张签发的文件或者是拍发的电报，都曾认定不能挑动与日本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张和蒋二人对当时中日发生冲突的后果非常清楚，他们早就具有一种共识，即使日本挑衅也不能打，二人都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去解决。
再次，“九一八”事变发生，有一定的突发性，张学良本人承认自己对事变局势有误判。张学良在其《自述》中说，当时他没有想到日军会借着一个沈阳的局部冲突，趁机大规模地占领整个东北。张学良还说，是他本人在医院下命令指挥放弃东北，直接下达“不抵抗”命令的责任主要在自己。9月18日这天蒋介石乘坐舰艇赴江西视察，“途中接张副司令电告，日军占领沈阳”。这一个历史事实，张学良在自述中交代的十分明确，所以，可以非常肯定地说，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并非在石家庄正太饭店秘密商定的结果。
随着“九一八”事变后危局事态愈演愈烈，张学良作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鉴于国事危迫，外交紧急，决定由北平赴南京，与蒋介石当面协商应对之策。1931年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南京，与蒋介石面晤，详细筹商了东北善后，以及外交方略等问题。总之，“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蒋介石和张学良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但是，不能因为正太饭店曾接待过蒋介石和张学良，就把他们二人“不抵抗”的历史责任与正太饭店挂钩关联，这两者卯不对榫，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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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1期
述往】
学人小传
饶宗颐（1917—2018），生于广东潮安，号选堂。先后执教于香港大学、新加坡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西泠印社社长。治学领域涉及敦煌学、甲骨学、简帛学、中国古代史、目录学、文学史、书画等。在敦煌学方面，著有《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敦煌曲》《敦煌白画》《敦煌琵琶谱》等；在甲骨学方面，编著有《甲骨集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日本所见甲骨录》《甲骨文通检》等；在简帛学方面，著有《简帛文薮》《长沙楚帛书研究》《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等；在中国古代史方面，著有《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选堂集林·史林》等；在目录学方面，编纂有《词集考（唐五代宋金元编）》《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善本书录》等；在文学史方面，著有《选堂赋话》《文选卮言》《文辙——文学史论集》等；在书画方面，著有《书学丛论》《黄公望及〈富春山居图〉》《八大山人画说》《虚白斋藏书画解题》《虚白斋书画录》等。曾获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别贡献奖、香港特区政府大紫荆勋章等。
作者：郝春文（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名誉会长）
饶宗颐先生是名满天下的学术大家，有人把他与钱钟书先生并称为“南饶北钱”，也有人把他和季羡林先生并称为“南饶北季”。
饶公天资聪颖，自幼酷爱读书，其诗、文、画及目录学和儒、释、道等方面的知识、学养以及治学方法等均来自家学。他家中藏书丰富，有十万部之多，因终日浸淫其中，以至进入正规学校读书时发现老师所讲的他都已经知道了。再加上喜欢无拘无束的学习环境，遂经父亲同意后，他改为在家自学。所以，饶公没有上过正规的学校，属于自学成家。
饶公治学，始于整理乡土文献。他16岁开始续撰父亲饶宝璇未完成的《潮州艺文志》，两年后告竣，受到学界好评。1935年，他19岁时即受聘为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任纂修，并加入顾颉刚创办的禹贡学会。1939年受聘为中山大学研究员，后历任华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广东省文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无锡师专教授、广东文理学院教授。移居香港后，任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师、高级讲师。1968至1973年任新加坡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73年后，长期在香港中文大学执教。
饶公在敦煌学、甲骨学、简帛学、诗词学、潮学、中国古代史、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文学史和书画等领域都做过深入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不仅跨越了诸多领域，甚至跨越了历史学、文学、艺术学、哲学这四大学科门类，被学界誉为百科全书式的硕学通儒。
当今的学术研究日益专门化，绝大多数学者难以跨越学科间的界限。甚至同一个学科也被细分为诸多二级学科和专门领域，学者大都在某一狭小的领域内从事专门研究。就历史学研究的现状而言，虽然很多研究者可以在某一断代史或专门史取得重要成果，但能打通不同断代史或专门史的学者就很少见了。而像饶宗颐先生这样能在多个学科门类取得重要成果的学者，现在已经很难见到了。历史经验表明，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研究往往能为学术研究提供新的发展契机。在这种情况下，饶宗颐先生的跨学科研究特别值得提倡和发扬。
因为各种机缘，我有幸与饶宗颐先生有过多次接触，每次都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本文作者郝春文与饶宗颐合影。作者供图
饶宗颐支持创办的《敦煌吐鲁番研究》
《饶宗颐史学论著选》
初见饶公
第一次见饶公是在1998年，我从台湾访学返回北京的途中。当时，北京不能直飞台湾，要先到香港，再由香港赴台。从台湾返回北京，也还是必须经过香港中转。我从台湾返回时，安排了在香港稍事停留。当时，好友赵和平兄正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我就请他帮我在中文大学预定了两晚的房间，主要是希望借此机会能拜见久仰大名的饶公，同时也顺便到香港各处看看。
和平兄向饶公转达了我的请求，饶公提出在跑马地住所附近的一家餐馆请我吃饭。那天，和平兄陪我从中文大学乘车到达吃饭地点。我们刚到不久，饶公也缓步走来。初见饶公，我最深的印象是，他完全没有硕学鸿儒的架子，而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恂恂雅士。席间，我们谈到敦煌曲子词的研究，饶公说起日本学者与任二北先生关于敦煌曲子词的争论。饶公认为日本学者对任先生的批评是对的，得到和平兄的附和。我当时认为日本学者对任二北先生的批评并不公正，所以就冒出了一句“日本人也太不说理了”，弄得饶公与和平兄都很尴尬，这个话题就聊不下去了。事后回想起来，是我太冒失了。因为饶公和任二北先生有关敦煌曲子词也有争论，饶公说起这个话题，是想借日本学者的看法来说明任二北先生对饶公的批评是错的。我在中间一搅和，饶公心中的尴尬恐怕要甚于和平兄。
现在看来，我当时的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任二北先生致力于敦煌曲子词研究几十年，不仅在20世纪50年代就出版了《敦煌曲初探》和《敦煌曲校录》，并且在1987年推出了三巨册《敦煌歌辞总编》，应该是世界范围内整理和研究敦煌曲子词贡献最大的学者。任先生关于敦煌曲子词整理和研究的特点是广征博引、长于疏解。当然，对于文字校录，任先生也是重视的。据周绍良先生回忆，“文革”期间，为了查阅敦煌曲子词的图版，任二北先生曾专程从扬州到北京，住在旅馆内，每天到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查阅敦煌遗书的缩微胶片。在当时，国内像任先生这样下这么大功夫的学者，应该是为数不多。长期以来，学界多斤斤于任先生有关敦煌曲子词文字校录的一些错误，有意或无意地淡化了任先生关于敦煌曲子词整理和研究的历史性贡献。我至今也认为这是不公正的。任先生当时没有条件到国外去看曲子词原件，只能看缩微照片，原件上的朱笔涂改和用朱笔添加的文字在黑白照片上颜色很浅，以至基本看不到。而饶公和日本学者有条件到法国和英国去看原件，可以依据原件校正任先生所录曲子词的错误。可惜任先生不了解这些情况，于是认为饶公等改动的敦煌曲子词释文是臆改的，添加的文字也是擅自添加的。如果就事论事，任先生对饶公的指责和批评当然是错的，但也确实是事出有因。我当时为任先生打抱不平，主要是认为不能因为以上小错就否定任先生的巨大贡献。问题是，请我吃饭的是饶公，并不是任二北先生，我作为客人不但没有顺着主人的意思让主人开心，反而说出了令主人难堪的话，更何况主人还是令人尊敬的前辈！现在想想，我当时真是少不更事。但饶公并未和我计较，又转移话题聊了很久，最后是满座皆欢。饭后饶公还请我到家中聊了一会，说明他是真的没有计较我的冒失和鲁莽，确有大家的雅量和胸襟。
往来之间
1999年，首都师范大学决定聘任饶公为顾问教授。饶公携女儿饶清芬来校接受聘书并做学术讲座，历史系领导让我负责具体接待工作。那次饶公就住在我们学校的招待所内，我安排他参观了我们系的文物室和资料室。其间，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代表首都师范大学书法研究所聘请饶公为该所顾问，饶公愉快地接受了。记得那天中石先生有点拘谨，可能是怕耽误饶公的时间，刚说完正事就起身要告辞。我感觉应该让两位大家好好聊聊，于是就对欧阳先生说，多坐一会无妨。中石先生才又坐下来和饶公攀谈。中石先生告诉饶公，自己是“左球明”（谐音左丘明），右眼近乎失明，所以在聊天时得让饶公坐在他的左边，他才能看得见。
饶公那时已经年过80，而日程安排得比较紧凑。饶清芬小姐告诉我，饶公可以通过调息解除疲劳、恢复精力。活动中间，我就近找了一间办公室，让饶公独自在里面打坐调息。半小时后，饶公就精神焕发地出来了。看来饶公得以健康长寿，有自己的调养之道，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
饶公的讲座，因为和我上课的时间冲突，我未能聆听。不过我特意把讲座的地点安排在了学校的国际会议厅，那是当时我们学校最大的公共空间了。演讲由宁可师主持，校长齐世荣先生也参加了。演讲结束后，齐世荣先生做了讲评，对饶公的学术给予了很高评价。活动结束后，同事告诉我，演讲效果很好，热烈而圆满。
2003年，饶公利用“敦煌研究计划”邀请我赴香港中文大学访学三个月，时间是9月至12月。此时正值饶公身体不好。2003年上半年，他得了一次小中风，虽然很快就控制住了，但完全恢复需要较长的时间。我9月到香港中文大学报到的时候，他的身体也还在恢复中。那时他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每周都到校，只是我刚来的时候特意过来和我见过一面。以后的三个月间，似乎他只来过两三次。平时有事，我可以找饶公的助手郑会欣和沈建华。他们两位，特别是郑会欣兄给了我很多具体帮助。饶公送了我一册他的书法集、一册绘画集、一本论文集，我把书法集和绘画集放在枕边，每天晚上睡前翻看一会，心中常常涌出对饶公多才多艺的钦羡之情。
香港中文大学的藏书很丰富，虽然散在不同的图书馆，但访学人员都可以借阅，借还手续也都很简便，所以在这里从事学术研究还是很便利的。香港中文大学的缺点是平地太少，多数建筑都是建在山坡上的（港大也是如此），在校区内来来往往都要上山或下山。校内有校车提供来往的摆渡服务，校车往返于各书院和办公区，上下都是盘山路，每次都是九转十八弯。自幼生长在北方平原的我，对这种建在山坡上的大学很不习惯，每次乘校车都是提心吊胆的，也很佩服香港司机高超的驾驶技术。我们住的宿舍也建在半山坡上，给人不稳定的感觉。刚到的时候，我很长时间晚上都睡不好，总是担心半夜会从山坡上滑落。
2003年以后，我多次参加有关饶公的重大活动和庆典。其中，对2010年在莫高窟举行的庆贺饶公95岁华诞活动印象较深。那次饶公以95岁高龄亲临莫高窟，但我却错过了开幕式。那天，我和几位学者饭后一起步行前往会场，没有和其他代表一起乘车。当我们走到莫高窟前时，才发现会场不在那里。这时候已经到了开幕式开始的时间，而我们几个却不知道会场在哪里。突然，我们听到高音喇叭在呼叫我到主席台就座，这时才知道会场在距离莫高窟有一段路程的国际会议厅前。从莫高窟返回国际会议厅，走路大约需要十分钟，迟到的我没好意思在众目睽睽下登上主席台，因此失去了一次与饶公同台的机会。
最后一次与饶公见面，是2015年参加在香港举办的“饶宗颐教授百岁华诞庆典”。那次与会者有千人之多，我本不好意思打扰饶公，所幸郑会欣兄向饶公请示，准许我上前和饶公打个招呼。在我和饶公握手的时候，会欣兄还帮我们照了相，成为我和饶公的最后一张合影。那次和饶公握手，还能感到他的手很有力量。
2003年在香港访学时，我感觉饶公的身体并不太好。他站着讲话或致辞，时间稍久一点，看上去像站不稳的样子，要靠手扶麦克风的立柱作为支撑，给人的感觉已是风烛残年。但后来的十几年间，每次见面，我都感觉他的身体比2003年的时候好，而且越来越好，最终竟能闯过百岁大关。所以，我一直认为饶公真的是很了不起，他不但创造了诸多学术奇迹，也创造了战胜衰老的长寿奇迹。这一方面应该是由于他调养有道、保养有方，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具有宽广的心胸和仁爱之心，所以能够达到“仁者寿”的境界。
饮水思源
饶公对内地学术的推动和扶持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策划并实施“敦煌研究计划”。
这项计划是分批次邀请并资助内地中青年学者到香港中文大学“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做一个月至数个月的学术研究，提供宿舍和一间办公室，办公室内配备有部分重要图书，学者也可以借阅香港中文大学的图书资料。这项计划启动于1991年，第一个邀请的是中山大学的姜伯勤教授。其后陆续邀请了项楚（1991年）、荣新江（1992年和1995年先后两次）、王素（1995年）、邓文宽（1997年）、陈国灿（1997年）、赵和平（1998年）、陈明（2000年）、余欣（2001年），我是最后一个。在此期间，还有几位虽然研究课题不是敦煌吐鲁番方面，但也是由“敦煌研究计划”支持并邀请的，依次是刘钊(1995年至1996年)、胡平生(1997年)、王辉（1998年）、陈伟武（1999年）、刘昭瑞（1999年）、李均明（2000年）、唐晓峰（2000年）、陈炜湛（2002年）。此外，还有张涌泉、黄征和杨铭虽然没有到香港，但也接受了这个计划的资助。
从以上名单可以看出，饶先生邀请的中青年学者都是一时之选。在内地，他们都有繁忙的教学任务和其他工作；在香港访问期间，他们既没有教学任务，也没有各种杂事的烦扰，可以专心就自己设计的研究课题进行深入研究。唯一的要求是在港期间或回内地后完成一部书稿。以我为例，虽然从事中国古代社邑研究20多年，但始终不能集中一段时间把相关成果整合起来，直到接受饶先生的邀请，才在香港利用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中古时期社邑研究》一书。可见，饶公设计的这种类似闭关式的短期学术访问，对中青年学者出成果是十分重要的。“敦煌研究计划”推出了一批优秀人才和成果，从而推动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和古文字学的发展。
和香港各大学教师的工资相比，“敦煌研究计划”给受邀者提供的研究津贴并不算多，但可以满足受邀者在港期间的各种支出。如果不是大手大脚，还可以略有盈余。鉴于当时内地高校教师的工资水平还不高，盈余部分对改善受邀者的家庭生活也不无小补。特别应该说明的是，“敦煌研究计划”虽然是以香港中文大学为邀请方和驻地单位，但经费是饶公通过“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筹措的，多数是个人捐赠。可以说，饶公是靠个人的影响和魅力推动了“敦煌研究计划”的实施。
饶公对内地学界支持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推动创办新的学术刊物、资助优秀学术著作出版。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内地学者的研究热情高涨，但专业期刊较少，论文发表的园地有限，专著的出版也很困难。内地从事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也同样遭受到这样的困扰。在这样的背景下，饶公多方筹措资金，策划并支持在内地创办新的学术园地，资助优秀学术著作出版。
1995年，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在季羡林、周一良和饶宗颐等先生支持下，和北京的一些朋友谋划创办《敦煌吐鲁番研究》，以书代刊。最初的创办资金由饶公募自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和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该刊于1996年正式出版，季羡林、周一良和饶宗颐三位先生任主编，荣新江主持编辑部工作。季先生和饶先生还亲自为创刊号撰写宏文。自2005年，即《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八卷开始，由我任编辑部主任，主持该刊的编辑工作。2018年饶公仙逝以后，编委会推举我继任该刊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自创刊至今，20多年来，已陆续出版20卷，发表论文和书评近千篇，很多在敦煌吐鲁番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论文都是在这本杂志上首发的。《敦煌吐鲁番研究》用稿以论文质量为准，不论资历，在提高杂志论文质量的同时陆续向学术界推出了一批中青年学者，很多学者都以在此刊上发表论文为荣。
自《敦煌吐鲁番研究》创刊至饶公去世，饶公募集的资金一直在这本刊物的出版资助中占有重要地位。饶公去世以后，香港大学的饶宗颐学术馆秉承饶公遗志，至今仍然坚持为杂志提供部分出版资助。
在推动学术著作出版方面，饶公策划并主编了“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丛书”和“补《资治通鉴》史料长编稿系列”，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陆续出版，不收取出版资助。这两个系列先后出版的著作有20多种，包括饶宗颐《敦煌琵琶谱论文集》《敦煌琵琶谱》，姜伯勤、项楚、荣新江《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荣新江《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张涌泉《敦煌俗字研究导论》，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黄征《敦煌语文丛说》，池田温等《敦煌文薮》（上），姜伯勤等《敦煌文薮》（下），王素《吐鲁番高昌文献编年》，王素、李方《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赵和平《敦煌本〈甘棠集〉研究》，陈国灿《吐鲁番出土唐代文献编年》，陈明《敦煌出土胡语医典〈耆婆书〉研究》，郝春文《中古时期社邑研究》等，这些论著都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代表作，极大推动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是中国敦煌学的腾飞时期。在这腾飞的过程中，饶公不仅率先垂范，不断为中国敦煌学的发展添砖献瓦，还扶持、帮助、提携了很多内地中青年学者。而今，中国敦煌学研究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并已完全掌握了国际话语权。饮水思源，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饶公作出的巨大贡献。
《光明日报》（ 2022年07月18日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者：杨东梁
1978年至1981年，我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学习期间，根据研究心得，撰写了一篇题为《‘海防与塞防之争’浅析》的学术论文，发表在1981年2月10日的《光明日报》上。想不到，两个月后，美国驻华使馆参赞陶汉、一秘马丁竟通过北京市外事办公室与学校联系，要求访问我，地点约在北京饭店。当时，校方没有同意外出受访，表示可以在校内接待，访谈随即搁浅。本以为此事到此即可了结，岂知两个月后，美国使馆又旧事重提，访谈遂安排在1981年6月12日上午，地点为人民大学会客室。来访者是美国驻华使馆一等秘书马丁和一位华人翻译。
说实在话，我当时的心情是颇为复杂的，既充满好奇，又忐忑不安，因为不知这位神秘的访客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双方分宾主落座后，略做寒暄，马丁询问了些一般情况后，即直入主题。他开门见山发问道：“我们对你1981年2月10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海防与塞防之争’浅析》一文很感兴趣，希望你谈谈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问题很出乎我的意料，但因为这是熟悉的话题，也就打消了顾虑，爽快回答说：“我的研究题目是关于左宗棠这个历史人物，该文是我研究范围内的一部分内容。”马丁也不想兜圈子，遂直接再问：“这篇文章是不是有关领导部门事先组织的？是不是编辑部预约的？”我如实答称：“是根据我自己的研究成果撰写后发送给报社的”。马丁显然是在根据他心中的疑团来引导谈话的走向，他说：“《光明日报》是很有影响的报纸，它的政治性是很强的。”我几乎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据我所知，《光明日报》是很有学术特色的，它辟有哲学、经济学、文学、史学、科学技术、教育科学等专栏，我的文章就是在‘史学’专栏发表的。”的确，我太了解这份报纸了，因为我一直是它的忠实读者。
访谈至此，这位美国外交官终于亮出了他此次约谈的真实意图，他毫不掩饰地问道：“文章谈到塞防与海防的问题，是否同你们对苏联和台湾的政策有关？”这个问题的提出，让我一下子就明白了美国人此访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目的果然如我事前所料，决不是要探讨什么学术问题，而是另有他图。事后，我才知道，此次美国外交官的造访果然与当时中美正在进行的“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谈判有关。
1980年11月，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当选，并于1981年1月20日举行就职典礼。在竞选中，里根发表了许多亲台湾、破坏中美关系的言论。对此，我方进行了公开批驳。当时，中美正式建交刚刚两年（1979年1月1日起中美正式建交），而在建交谈判中，我方提出，“对台售武”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要求美方停止此类活动。
显然，新上台的美国里根政府很关注中国对“向台售武”一事的态度，自然也很关注中国对苏政策有何新的变化。在我接待马丁访问时，对当时中美关系的一些内幕是不清楚的，但我秉承“实事求是”的态度，明确告诉马丁：“我的文章是历史论文，不是政治、政策论文”。马丁却并没有转换话题的意思，反而咄咄逼人地说：“你们过去总是通过历史文章来反映政治观点”。对这种带有挑衅意味的语言，我心中颇为不快，立即回应道：“历史是一门科学，不能随意影射、比附。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是要寻求社会发展规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此时，马丁显然不想把访谈变成辩论，看得出他力图更直白地表达自己的诉求。随即马丁打开了手提包，从中取出两份材料：一份是2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海防与塞防之争’浅析》一文，另一份是该文的英译件，并坦率地说：“我们国务院很重视这篇文章，做了认真研究，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这篇文章反映了中国政府的观点。按照论文的观点，你是不是认为对付苏联比对付台湾更重要？”随即，马丁特别指了一下文章中的一段话：“当时台湾事件了结不久，东南海防已非燃眉之急。相反，西北边疆却是大片国土沦丧，而且事态还在继续恶化。”谜底终于揭开了，这简直是个天大的误会！我写文章时何曾想到对苏、对台的政策？更谈不上什么美国对台售武问题了。便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历史不是现实，类比是不合适的。当然，我们谴责历史上沙皇俄国对我国的侵略，更坚决反对今天的霸权主义者到处横行。说到台湾，那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台湾是我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至于文章中‘台湾事件’是指1874年日本入侵我国台湾，这一点，文章本身已讲清楚了。”
马丁又问：“中国政府内部对苏和对台的态度是不是存在不同意见，就像海防与塞防的争论一样？”听到这里，我心中不由得好笑，这简直是把我当成政府发言人了！对这个问题我没法正面回应（也不知怎么回应），略加思索，就原则性地答道：“用历史来比附现实是危险的，不可取的。我们国家的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后来，谈论起这段趣闻，朋友们还开玩笑说：“你这句话还真有点外交部发言人的口气了。”
至此，客人的心情似乎完全放松了，他坦率地感叹道：“我们国务院内还有人认为你的文章反映了中国政府的观点”。这时，我紧绷的神经也如释重负，不竟调侃了一句：“我的文章是历史论文，只反映我个人的观点。别人怎么猜测，是他自己的事。”马丁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不无感慨地说：“我们还有人习惯于从中国报刊上来分析中国政府的政策”。
谈话接近尾声，我想起几天前从报纸上看到美国新任国务卿黑格即将访华的消息，觉得马丁的约见或许与此有关，就顺便补充了一句：“听说黑格先生最近要访问中国？”马丁好像没听明白，用英文与翻译简单交谈了几句，笑着说：“是的”。随即，两位客人对视了一下，准备起身告辞。我则礼节性地问了句：“我今天讲的意思，是不是说清楚了？您听明白没有？”马丁回答：“很清楚，都听明白了，谢谢！”
由一篇清史论文引起的一次外事访谈就此结束。
来源： 光明网-学术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