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央广网
Costco向来不缺赞誉，它是芒格想带进坟墓里的公司，也是雷布斯极其称赞的一家公司。就在Costco落地上海时，名创优品创始人叶国富深夜发文：“做零售一定要学习两个企业，一个是苹果，一个就是Costco。前者把一个桌子都摆不满的产品卖到全世界，成为全球最赚钱的公司之一，后者用8%的毛利、3000个SKU、1.3万美元的坪效，把沃尔玛打得落花流水。”
作为当仁不让的“零售之王”，Costco的过人之处在于它对于“人性”的深层次洞察。这句话在不同时代下可以有不同层面的解读，需大于供的年代，仅需要“把顾客当做上帝”做到位。但如今，要在不知不觉中，比顾客更懂顾客。
不要挑战人性，而是去理解人性。Costco深谙其道，将这句真理诠释的淋漓尽致。它展现在货架上，先用“低价+量贩”的组合拳打法，一键触发消费升级之下的用户购买需求。
其次，是Costco的“会员制”。要知道，Costco是家只针对该会员开放的超市，有了付费会员这个门槛，相应的Costco承诺给予会员的是更高性价比的产品及服务。
一方面，是给会员省钱+靠谱的购物推荐。据悉，Costco仓库运载约4000个SKU（库存单位），而大多数超市则为30000个，Costco上海首家门店SKU不超过3400个。与强调品类多样的综合超市不同，一般的Costco只有大约4000种商品，而像沃尔玛这样的综合性超市则有14万种商品。并非Costco没有强大的采购链去丰富商品，而是Costco深知顾客心理，主动为顾客精简商品，用精挑细选的优质品牌，带给顾客极致的购物体验。
另一方面，在会员服务上Costco也有些看似“毫无原则”，令同行难以模仿。比如孩子玩腻的玩具、已经吃剩了一半的西瓜等皆可以“无理由退掉”。还有多类增值服务：无条件退换制度(电子产品、香烟、酒精、钻石和定制物品除外)；购买电子产品永远会解决消费者技术问题；买车享有最优惠的价格；旅游折扣，包括度假胜地、主题公园、飞机票、租车、游轮折扣；药品折扣；电影票捆绑折扣；免费体检、检查耳朵、视力；轮胎维修；照片冲洗；保险服务；桶装水送货至家门口或办公室等。
可以说，作为会员折扣的补充，Costco充分抓住了人性的本质，享受“特权”带来的惠利，讨厌复杂的选择，会习惯性倾向于信赖度高的某款产品/服务。Costco尽显诚意同时俘获人心。
获得口碑和效益双赢的Costco，也是众多企业争相模仿的榜样。就连小米CEO雷军也公开表示说：从Costco的公司宪章中，规定任何一项产品只挣1%-14%的毛利，如果超过14%要CEO批准。这条准则对于小米手机的定价带来启发。
低价固然能吸引到顾客，市场上也不乏将“低价”做到极致的商家，但这似乎有些末学肤受，并未抓住其“内核”。更何况在中国这样复杂的市场环境下，生搬硬套的打价格战，吃力不讨好蜡烛两头烧而倒下的企业并非无从举证。
内核还是要关注“人”，经营人背后的需求。就拿“开心果”来说，作为一家主张“家庭会员制”的电商平台。开心果一直强调“家庭”这个概念，穿透的是只有中国人才懂的“关系”。这就是一种很好的因地制宜。在国外，孩子成年后有了自己的家庭，会默契的和父母保持距离。建立自己的社会单元，父母也没有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但在中国，撑起购物半边天的“败家娘们”她们更多的身份是宝妈、是媳妇和女儿、或是女朋友。摊开她们的购物清单，就可以发现购物并不仅是解决自己的需求，往往涉及到的是一个个小的家庭单元。这就是非常真实的中国式亲情社会。
开心果通过“共享购物车”模式解决中国的家庭购物需求。只需一人是会员，就可以再添加三名家人成为会员，共享会员福利。
（开心果APP添加家庭会员设置）
作为一款电商APP，开心果对于“用户需求”的思考。是从“中国家庭关系”这个角度出发，这是一种既新颖又顺应中国人情社会的探索。其背后所探索的是，在享受移动互联网带来便利的同时，人与人的线下距离逐渐疏远。是否可以借助购物平台为媒介，在线上对于“亲情关系”的拉近与升级。
（共享购物车也可以设置可见权限）
“感恩和孝顺”是深入中国人骨髓的传统，由此衍生出的购物需求也层出不穷。与其猜测父母的喜好，不如直接将父母购物车里的所爱直接下单送回家。同时也可设置“购物车权限”，维系亲密的同时，留出私人空间。
（家庭成员一键代下单服务）
开心果这种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会员模式，可以说，是在致敬Costco的同时也很聪明的创造出自己的平台特色。但是，区别于Costco的“低价+量贩”形式适用于美国多子女大家庭和家庭式派对社交文化，国内家庭对于“量贩式囤货”并非十分适用。我们来看，开心果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这既要做到实打实的让顾客省“钞票”，同时兼顾心理层面上的“占到便宜”。区别于Costco将办卡作为进场门槛，开心果似乎更能理解中国人这种“先逛后买”的消费习惯，因此开心果平台并非只限于会员下单，不过区别于非会员，明码标价出“价格差距”。另外，开心果平台保证会员全年没省满189元（会员卡年费），直接退差额。强调：在开心果平台买东西更省钞票，若没省到钱直接退钱，总之横竖不让会员吃亏。
将毛利贴给顾客，零售平台如何良性运转？Costco利用付费会员制+自营产品模式在零售红海中走出自己的特色。开心果平台同样也有“护城河”，通过研发自营产品：涵盖彩妆、家清、个护等多类自研品牌，除去高额的营销成本、层层的采购议价环节。通过掌握品牌的“定价权”，在为会员提供更极致产品及服务体验的同时，也能可控的降低自身风险。
回归零售本身，聚焦商品力和会员增值服务。线下有Costco这样的仓储式超市，线上有“开心果家庭会员制”这种既致敬又本地化创新的购物平台。时代在进步，零售人也一直在挑战创新，从线下到线上，零售的格局今后会有什么新的打破吗？开心果值得期待。
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奥尔良的爵士乐，至今已有超越百年的历史。尽管当下整体的音乐市场发展迅速，但具有独特音乐精神和美学特质的爵士乐相较于流行音乐甚至近年来兴起的古典音乐市场，依然缺乏主流受众的关注。
2021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国际爵士乐日的第十年。2011年，教科文组织大会将4月30日定为“国际爵士乐日”，每年的这一天，世界各地的人们共同举行爵士乐庆祝活动，它是推动和平、对话、多样性和相互尊重的通用工具。
泰德·乔亚在其著作《爵士乐史》中详细梳理了爵士乐的发展流变，指出目前爵士乐正在经历着一个“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阶段。但是我们不禁要问，历经百年的爵士乐，为何依然较为小众？在全世界落地的爵士乐又将何去何从？我们又应该如何欣赏、理解爵士乐的生命力？
或许正如泰德·乔亚在《爵士乐史》最后指出的那样：“随着岁月的流逝，爵士乐越发成为一种态度，而不是静态的实践体；对所有可能性的全然开放，而不是盲目献身于老字号；没有一个城市或国家或地区可以遏制它的杂食性”，因此，“爵士乐所到之处皆是家园，但绝对不会是它的长眠之地”。
以下内容整合摘编自《爵士乐史》一书，较原文有删节修改，经出版社授权发布。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爵士乐史》，作者：泰德·乔亚（Ted Gioia），译者：李剑敏 译 / 李皖 校译，版本：雅众文化/商务印书馆，2020年9月
爵士乐全球化
粉丝和批评家经常沾沾自喜地宣告，爵士乐是“美国的古典音乐”。这一说法听上去令人愉悦，但仔细端详爵士乐世界会发现，近年来许多最激动人心的发展都发生在爵士乐的故乡之外。如果你打算为爵士乐的未来赌上一把，爵士乐的进一步全球化可能是最保险的赌注。简而言之，美国的古典音乐如今已是全世界的共同财产。
也许“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这个术语—批评家斯图尔特·尼科尔森喜欢这个词—更好地描述了这一变迁。近年来，美国之外的爵士乐发展日益以对国家、地区和当地元素的吸收而引人注目。来自纽约、洛杉矶、芝加哥、新奥尔良等美国音乐活动中心的爵士乐当然还在全世界传颂，但如今不得不与远方的其他影响融合或竞争。结果，爵士乐的保留曲目不断扩大，风格不断扩充，甚至乐池上的乐器也因应从四面八方而来的新声音而不断变化。此一事态至少可以追溯到姜戈·莱因哈特，某种程度上已经存在了很多个世代，但直到近年来才成为音乐界的普遍状况。
图片来源于电影《姜戈》。
欧洲的爵士乐
不论聚焦于唱片、现场演出，还是关注无时无刻不在围绕、支持爵士乐的外部机构和建制，这一变化显而易见。欧洲爵士乐唱片公司—比如ECM、ACT、HatHut和CAM（2008年收购了意大利的Black Saint/Soul Note）—堪称当今业界最有创意和魄力的势力，而且日益在欧洲的范围内物色杰出人才。爵士乐音乐节在欧洲比在美国更蓬勃可观，每年举行多达成百上千场活动—光意大利就超过三百个—让爵士乐得以保持活力，须臾不离公众的眼球。这些音乐节—经常可以从国家、地区或市政当局获得补助以及私人赞助—一直是美国爵士乐手很重要的收入来源，后者经常发现他们的技艺在美国之外更吃香；但主办方也在大力培养本土艺术家，因此有时候节目单上很少或几乎没有美国乐队也是司空见惯。不过这种新的发展势态的最显眼的衡量标准较难量化，但其冲击力又真实可感：美国之外爵士乐的质量在过去二十五年里突飞猛进。不满足于只是扮演美国爵士乐的消费者和模仿者的消极角色，新一代欧洲人（或全球其他地方的人）正在创造他们自己鲜活有力的音乐，值得我们关注。
实际上从一开始，欧洲就在爵士乐的历史上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由一个训练有素的音乐心灵撰写、对爵士乐演出有深刻洞见的第一篇乐评，出现在1919年的欧洲，瑞士指挥家恩斯特–亚历山大·安塞梅写给《罗曼评论》的一篇文章，主题是南部切分乐团和新奥尔良单簧管手西德尼·贝谢在伦敦的演出。几乎与此同时，正宗迪克西兰爵士乐队在英国待了一年多，受到媒体的密集报道—他们每个礼拜最多可以挣到一千八百美元（以现在的购买力算超过了两万美元），演出经常场场爆满。欧洲后来在对爵士乐的支持上持续一马当先。20世纪30年代初比利时和荷兰就举办了爵士乐音乐节，早在美国人知道这一形式前。爵士乐第一个伟大的录音音乐研究家是法国人查尔斯·德劳内，而比利时人罗伯特·戈芬1932年的《爵士乐的边界》是第一部严肃的爵士乐研究专著。戈芬和出生于伦敦的伦纳德·费瑟一手开创了爵士乐作为学术科目的先河，1942年联合在社会研究新学院开课，可谓今日有点泛滥的爵士乐教育的先驱。法国爵士乐批评家和制作人胡格斯·帕纳西耶是早期爵士乐批评的一号人物，他的著作比如1936年的《热爵士：摇摆乐指南》（Hot Jazz: The Guide to Swing Music）、1942年的《真爵士》（The Real Jazz），表明他对爵士乐幽微之处的了解，少有或几乎没有美国批评家比得上。《乐团杂志》（Orkester Journalen）1933年开始在瑞典出版，法国杂志《爵士热》（Jazz Hot）1935年创刊，爵士乐新闻业的商业性由此得以确立。
欧洲甚至在这一早期阶段就有了第一个爵士乐明星姜戈·莱因哈特，他与斯特凡·格拉佩利在1934年成立了法国热俱乐部五重奏。莱因哈特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欧洲有了引以为傲的一流爵士乐艺术家，而且他的音乐以独特的欧洲元素为基础，拓展和提升了爵士乐。时至今日，吉卜赛爵士乐仍是流行的表演风格，有自己特定的技巧、曲目偏好和词汇。快进到21世纪的爵士乐，我们发现同样的现象仍在全球范围内显而易见：爵士乐音乐家日益从当地和地区传统汲取灵感，把非洲音乐与本土元素融合，创造出激动人心的新音乐。在一个很多批评家抱怨爵士乐不再“发展”的时代，这些激动人心的跨文化融合仍是以“美国古典音乐”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新声音。
抛开姜戈不谈，欧洲特色的爵士乐风格正在缓缓走出美国爵士乐的阴影。20世纪下半段，美国之外的爵士乐手为了出人头地，通常需要移居到美国，或者至少效仿主流美国艺术家的风格。乔治·谢林今日被誉为是同时代人里最主要的爵士乐钢琴家之一，但如果他不在1947年搬到纽约，恐怕会是另一番情形。几乎同时，另一个英国钢琴家玛丽安·麦克帕特兰也在美国定居，成就了一个真正的美国梦故事：不仅发行了数十张唱片，有自己的生意（麦克帕特兰的唱片公司Halcyon是最早由音乐家拥有的爵士乐厂牌之一），业余写作爵士乐评论，尤以广播生涯最为引人注目—甚至比她在俱乐部演出获得的名气还要大。她在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的节目《爵士乐钢琴》（Piano Jazz）于1978年开播，最终成为NPR历史上存在时间最久的文化类节目—考虑到节目开播前几个星期麦克帕特兰刚满六十岁，这真是了不起的成就。比利时口琴演奏家和吉他手图茨·蒂勒曼斯（Toots Thielemans）1952年搬到美国，与谢林等人一起演奏。1962年的录音《小蓝调》（Bluesette），蒂勒曼斯一边吹口琴一边弹吉他，结果此曲意外爆红，不过他最重大的贡献还是坚持不懈地推广卑微的口琴，让它成为爵士乐的合法乐器。如果蒂勒曼斯一直待在家乡布鲁塞尔，估计就不会如此了。同样来自比利时的萨克斯手和长笛演奏家鲍比·贾斯帕（Bobby Jaspar），20世纪50年代中期与歌手布洛瑟姆·迪里结婚后定居美国，但他在1963年英年早逝，年仅三十六岁。同样的现象后来一再重演。出生在欧洲的艺术家，比如约翰·麦克劳林、戴夫·豪兰和乔·查威努，搬到美国后与迈尔斯·戴维斯等大师一起演出，后来自己也成了明星。他们的爵士乐声名无可置疑，但是如果他们身处伦敦或维也纳，还会有这样的收获吗？
加拿大爵士钢琴家芮妮·罗斯纳斯（Renee Rosnes）参加Piano Jazz。图片来源于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官网。
厮守故土而出名的欧洲艺人并非没有，但他们的名气无一比得上背井离乡者。豪兰和麦克劳林在美国大红大紫的时候，麦克·韦斯特布鲁克、约翰·瑟曼、迈克尔·加里克、肯尼·惠勒（出生于加拿大，1952年后成为英国居民）、诺尔玛·温斯顿等艺术家复兴了英国爵士乐。尼尔斯–亨宁·奥斯特·佩德森作为世界级的低音提琴手，没有离开祖国丹麦—而是主要为来访的美国乐队领队伴奏。相反，瑞典的拉尔斯·圭林（Lars Gullin）堪称他的时代里最好的低音萨克斯手和冷爵士风格的代表者之一，但因为从未去过美国，他的大名在爵士乐圈子里还少有人知。还有，瑞典历史上销量最大的爵士乐唱片是钢琴家扬·约翰森（Jan Johansson）的《瑞典的爵士乐》（Jazz p? Svenska），它对民间音乐的巧妙改编估计美国的爵士乐粉丝也会喜欢—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有机会听到的话，可惜它在美国鲜为人知。回到更早的二战前，我们发现已经有一些寂寂无闻、在美国之外发展的艺术家，他们的音乐其实很值得注意。小号手皮埃尔·阿利埃（Pierre Allier）和次中音萨克斯手阿历克斯·康梅勒（Alix Combelle）的和声观念在那些年里已经很超前；英国小号手纳特·格内拉（Nat Gonella）受到了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夸赞；鼓手比尔·哈蒂（Bill Harty）推动英国爵士乐队前进的功力就连美国同侪也会眼红—以至于雷·诺布尔1934年到纽约时，坚持要哈蒂一同前往，虽然有经验的美国鼓手到处都是。但是今天听到这些音乐家的名字，就连学识渊博的爵士乐批评家也会一脸茫然。
新千年这一状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不论在欧洲什么地方，你都可以找到让人兴致盎然的爵士乐，以及无须跑到曼哈顿也可以声名远扬的佼佼者。20世纪90年代末钢琴家埃斯比约恩·史文森（Esbj?rn Svensson）和他的三重奏 e.s.t.—包括同是瑞典人的低音提琴手丹·贝里隆德（Dan Berglund）和鼓手马格努斯·奥斯特罗姆（Magnus ?str?m）—声誉鹊起，就是标志性事件。《加加林的视角》（From Gagarin’s Point of View）和《早安苏西·苏活》（Good Morning Susie Soho）这些专辑，早已被欧洲听众视作这支高瞻远瞩的三重奏的重大发声；2001年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决定为美国听众发行一张合集，紧随其后的是为期三周的美国巡演。对他们的美国新粉丝来说，这有点像是一夜成名，但e.s.t.（此时已改名为埃斯比约恩·史文森三重奏）通过不辞辛劳的演出和巡演—每年高达两百场之多，其实已经积累了相当的人气和粉丝。等到史文森和他的三重奏终于腾出手来开拓美国听众时，e.s.t.已经是魅力无限、在欧洲收获无数大小奖项的知名乐队了。
史文森三重奏的音乐充满了出乎意外的转换和变化，与乐队的成名之路一样不同寻常。乐队可以构筑错综复杂、极多主义的结构，充满了和声的运动；但也可以突然转入宽松、开放的狂飙即兴或是乐器之间的简洁对话。有时候低音提琴和鼓彻底消声，史文森一人独奏，但节奏的律动活跃如初，似乎还存在于他的脑海里；有时候电子音效会被融入他们的声音调色板中，在非此即彼、被许多乐手认为无法沟通的插电和不插电之间蜿蜒穿行。你可以准确指出乐队显而易见的灵感来源—从凯斯·杰瑞早期的ECM唱片，尤其是《面对你》，到不同风味的摇滚和流行作品—但这些影响被融会贯通成一种新的整体观的方式实在激动人心。2008年史文森游泳时意外身故，年仅四十四岁，他的音乐生涯和三重奏从此成为绝响。但我们确信他的音乐以及他对爵士乐的名声只能“美国造”这种偏见的打破，无疑都将极大鼓舞后世的音乐家。
虽然暂时没有别的小编制乐队可以填补e.s.t.的空白，还是有不少颇有前途的欧洲乐团在创造新鲜、生气勃勃的音乐。瑞士键盘手尼克·巴尔彻（Nik B?rtsch）称他的浪人乐队打造的是“禅放克”，极简主义风格和律动音乐的融合貌似自相矛盾。但是这一混血儿一只脚踏进学院派，另一只脚像在街头派对上打拍子，融洽无间，创造出迥异的当代爵士乐氛围。这一独特手法主要是巴尔彻和他的同事开创的，但融合爵士和非爵士乐元素的思维方式一直是当代欧洲爵士乐最普遍—也最吸引人的—主题之一。也许音乐家是在追随欧洲的政治和社会思潮，倾向于把以前互不往来甚至敌对的社区融为一体。也许原因更简单：欧洲爵士乐音乐家从未像美国人那样觉得爵士乐是他们的，全球化的分享感对这些乐手的观念和演奏不可能没有冲击。不论根本原因是什么，今天的欧洲爵士乐比美国的更深刻地意识到了一种没有边界或疆域的音乐理想。我们发现不同国籍的乐手组成的数不清的乐队肩并肩演奏，艺术家在异国他乡开门营业，与不是与生俱来的音乐语言打交道，这些错位和跨界的成果在音乐里清晰可闻。
土生土长和自我导向的欧洲爵士乐在全欧洲随处可见。新千年的键盘传统尤其生机勃勃，一大批新老艺术家的作品可资为证，比如意大利的斯特凡诺·博拉尼（Stefano Bollani）、恩里克·皮拉努奇、佛朗哥·丹德烈亚（Franco D’Andrea）和乔治·加斯利尼（Giorgio Gaslini）；希腊的瓦西利斯·萨博普鲁斯（Vassillis Tsabropoulos）；波兰的马尔钦·瓦西莱夫斯基（Marcin Wasilewski）和莱谢克·莫泽尔（Leszek Mo?d?er）；德国的迈克尔·沃勒尼（Michael Wollny）、乔西姆·库恩（Joachim Kühn）、弗洛里安·罗斯（Florian Ross）和赫伯特·努斯（Herbert Nuss）；瑞士的乔治·格兰茨（George Gruntz）和马尔科姆·布拉夫（Malcolm Braff）；法国的马夏尔·索拉（Martial Solal）、热内·于特勒热（René Urtreger）和洛朗·德维尔德（Laurent de Wilde）；比利时的米歇尔·赫尔（Michel Herr）、娜塔莉·罗希尔（Nathalie Loriers）和耶夫·内韦（Jef Neve）；挪威的凯蒂·毕卓斯坦（Ketil Bj?rnstad）和布格·威塞托夫（Bugge Wesseltoft）；英国的约翰·泰勒（John Taylor）、姜戈·贝茨（Django Bates）、戈登·贝克（Gordon Beck）和罗伯特·米切尔（Robert Mitchell），等等。独具特色的欧洲小号传统也在近些年崛起，倒不是沾了硬波普典范的光，而是与迈尔斯·戴维斯和切特·贝克的抒情传统或乔恩·哈塞尔的准极简主义手法更加一致。有人不免推测之所以如此，与贝克长期住在欧洲，在那里到处演出、录音不无关系—说来反讽，美国批评家对贝克后期的音乐生涯一直是怒其不争，他的即兴创造力虽然还在，但他青睐更粗粝的声音。即便如此，一些世界级小号手的演奏绝非只是模仿贝克而已，比如波兰的托马斯·斯坦科（Tomasz Stanko），意大利的恩里克·拉瓦（Enrico Rawa）和保罗·弗雷苏（Paolo Fresu），挪威的尼尔斯·佩特·摩瓦（Nils Petter Molvaer）、阿尔菲·亨里克森（Arve Hendriksen）和马赛厄斯·艾克（Mathias Eick），荷兰的埃里克·威罗艾蒙斯（Eric Vloeimans），德国的蒂尔·妮布朗纳（Till Br?nner）。欧洲的萨克斯传统百花齐放，难以抽绎：先锋派有德国的彼得·布罗兹曼和英国的埃文·帕克，新传统主义有意大利的弗朗西斯科·卡菲索（十几岁就受到温顿·马萨利斯的大力称赞），扬·加巴雷克则是室内乐与世界音乐的融合大师。总之，无须为欧洲的萨克斯担心，这么说大体没错。其他乐器演奏家，单簧管有意大利的詹路易吉·特洛维西，长号有荷兰的伊利亚·莱茵古德（Ilja Reijngoud）、意大利的詹卢卡·彼得雷拉（Gianluca Petrella）、英国的马克·奈廷格尔（Mark Nightingale），鼓手有德国的沃尔夫冈·哈夫纳（Wolfgang Haffner）、荷兰的汉·班宁克（Han Bennink），吉他手有法国的阮勒（Nguyên Lê）、西尔万·吕克（Sylvain Luc）、比雷利·拉萼尼（Biréli Lagrène）。上述音乐家都有才华横溢的天赋，虽然爵士乐批评圈知道他们名字的人可能也不多。欧洲爵士乐的声乐传统不那么分明，也许这是因为爵士乐与英语的关联过于密切，但是举凡英国歌手杰米·卡勒姆（Jamie Cullum）和伊恩·肖（Ian Shaw），意大利出生的罗伯塔·甘巴里尼（Roberta Gambarini），比利时的大卫·林克斯（David Linx），希腊的萨维娜·雅纳图（Savina Yannatou），挪威的索尔维格·史蕾塔亚（Solveig Slettahjell）和西耶·娜嘉（Silje Nergaard），不论以什么标准衡量，都是一流的高手。
第一部有声电影于1927年上映。图片来源于电影《爵士歌手》。
机构起到的作用与个人一样重要。与AACM相仿的组织，比如英国的F-ire Collective和Loop Collective，起到了演出人、教师甚至唱片公司的作用，还负责协调几支大牌乐队之间的关系。一些乐团，比如意大利的Instabile Orchestra、瑞典的北博腾、荷兰的爵士管弦乐团、丹麦广播爵士乐团，在培养爵士乐的氛围上出力甚多，与纽约俱乐部由明星驱动的做法很不一样。几十年前，人们还怀疑男子气概十足、在自我肯定上近乎掠夺性文化的爵士乐，是否有可能发展出真正团队至上的文化。如果真的实现了，欧洲将起到关键的带路党作用。有可观的政府补助垫底（至少以美国的标准来看），比起我们在作为爵士乐发源地美国的任何地方所见，欧洲爵士乐文化对体制结构和互相迁就更为心安理得。
拉美和亚太的爵士乐
拉美和亚太的爵士乐景观就有点先天不足，这可能是因为体制资助和扶植的相对稀缺。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区域没有伟大的爵士乐天才，而是他们在天才的栽培、维系和传承上有困难。由此出现了爵士乐历史上的反常现象：古巴黑人音乐只有在纽约而不是哈瓦那，才能找到稳定的经济基础；波萨诺瓦只有远赴美国，才能发展出庞大的全球听众；融合爵士乐和印度、南亚音乐传统的明显尝试，从巴德·尚克（Bud Shank）1962年与拉维·香卡合作的《即兴》（Improvisations）到约翰·麦克劳林的沙克蒂乐队和约翰·哈迪（John Handy）20世纪70年代与阿里·阿巴·汉（Ali Akbar Khan）的合作一直到今天，大体上都是由美国唱片公司推动、西方乐迷支持的。
2008年的专辑《远离印度》（Miles From India），爵士乐大师与一流印度音乐家激动人心的相会，可谓这一事态的象征，不仅在于它的音乐水准（制作人是鲍勃·贝尔登），尤其是唱片的名字，显示出南亚爵士乐的激流与其灵感来源印度虽然相隔数千英里之遥，却依然奔腾不息。与贝尔登东西方相会的录音计划几乎同时，中音萨克斯手拉德雷什·马汉萨帕（Rudresh Mahanthappa）通过几张印度音乐根源的专辑—与卡德里·果帕尔纳西（Kadri Gopalnath）合作的《家属》（Kinsmen）、他的乐队印巴联盟的《天然》（Apti），已经在打造自己的粉丝群。果帕尔纳西是让萨克斯适应卡纳提克音乐传统的先驱，在1980年的孟买爵士乐音乐节被中音萨克斯手约翰·汉迪邀请上台，轰动一时。相比之下，马汉萨帕—1971年出生于的里雅斯特，在美国长大—首先是爵士乐手，但他的后比波普萨克斯风格与被他日益消化吸收的南亚音乐元素融洽无间。一度与马汉萨帕合作的钢琴手维杰·伊耶（Vijay Iyer），也在爵士乐界崭露头角，虽然他的演奏时不时援引非西方的音乐传统，但没有人会把他活泼、嶙峋的钢琴风格误作所谓的世界音乐。在耶鲁和伯克利接受教育的伊耶，是在美国出生的印度移民后裔，他的音乐谱系可以追溯到塞隆尼斯·蒙克和安德鲁·希尔以及来自亚洲的前辈。在马汉萨帕和伊耶的鼓吹下，印度终于有了世界级的爵士乐手—虽然是第二代移民—但这表明创造性的潜流也可以在远离印度的地方落地生根。
其他亚洲国家，日本爵士乐在强大的体制提携下最为发达。不过仅仅列举一下在日本出生的知名爵士乐艺术家—比如钢琴家秋吉敏子、小曾根真（Makoto Ozone）、上原广美（Hiromi Uehara）、山下洋辅（Yōsuke Yamashita），吉他手川崎燎（Ryo Kawasaki）、萨克斯手渡边贞夫（Sadao Watanabe），小号手日野皓正（Terumasa Hino）和大越彻（Tiger Okoshi）—我们很难领会到日本对爵士乐的繁荣发展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日本听众对爵士乐的热情和眼光很少有别的地方比得上，他们提供爵士乐的场地的数量，不论俱乐部、音乐厅的现场还是日本很多咖啡馆的唱片，可以让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地区汗颜。不可避免，这些懂行的粉丝会越发关注欣欣向荣的本土创作，而不是美国爵士乐大师的历史成就—这一过程已经发生了，虽然很少被美国的观察家注意到。其他亚太地区基本上处于萌芽期，但内向性和自给自足的趋势越发明显，虽然各个地方程度不一。这些国家本地和地区爵士乐的发展未来必将精彩纷呈，对任何具体发展做出预测虽然有失莽撞，但我们可以确凿无疑地预言，亚太必将越发影响而不是追随爵士乐世界的趋势。
图片来源于纪录片《爵士是我的母语：秋吉敏子肖像》。
同样的错位在拉美世界更明显。虽然杰利·罗尔·莫顿早就说过“西班牙味”是爵士乐的基本要素，独特拉丁风格的醒目发展一直断断续续。出生于哈瓦那的马奇托（Machito），原名弗朗西斯科·劳尔·古铁雷斯·格里略，20世纪40年代他的乐队影响深远；由他的姐（妹）夫马里奥·巴乌萨创作的曼波金曲《丁字裤》（Tanga）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马奇托1957年的专辑《肯尼亚》（Kenya）更是此一类型的代表作之一。迪齐·吉莱斯皮与卢西亚诺·“加诺”·波佐的合作，已在先前讨论过，也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几乎所有大牌领队后来都在运用拉丁爵士的素材或索性打造拉丁主题的整张专辑。但最终成为古巴黑人音乐革命中心的是纽约，而不是哈瓦那—让地理渊源更显复杂的是—在迁移和界定的过程中，波多黎各音乐家起到了关键作用。出生在纽约的波多黎各后裔提托·普恩特就是明证。为马奇托的乐队效力时，普恩特就把鼓带到了舞台上，站立演奏—此举对节奏在爵士乐里的核心作用，既是象征，又是本能的调适。后来在自己的乐队里，普恩特把越来越多拉丁节奏融入到主流美国音乐中。拉丁乐手演奏的拉丁音乐一旦在爵士乐世界找到经济支持和粉丝基础，后续发展不可避免的，主要乐手都会跑到美国去—从打击乐手蒙戈·桑塔马里亚（Mongo Santamaría，1917年出生于古巴，1950年移居纽约）、钢琴手埃迪·帕尔米耶里（Eddie Palmieri，他的父母1925年从波多黎各搬到纽约，十年后埃迪出生）、萨克斯手帕基托·德里维拉（Paquito D’Rivera，1948年出生于哈瓦那，1981年在美国寻求避难）到钢琴手达尼洛·佩雷兹（Danilo Pérez，1965年出生于巴拿马，1984年移居美国），这一趋势显而易见。
巴西一直是南美国家里本土爵士乐发展最稳定的。但它的人才也纷纷流失到美国，从吉他手劳林多·阿尔梅达1947年加入斯坦·肯顿乐队，到20世纪60年代波萨诺瓦热潮兴起时，流失的速度更快了。但主导巴西爵士乐的人才很多不是后来返乡，就是从未离开。除了作为波萨诺瓦的全球大使外，安东尼奥·卡洛斯·乔宾和若奥·吉尔伯托赋予巴西爵士乐内向性和独立性，一直保持至今。虽然近年来主要巴西爵士乐艺术家—艾伯托·吉斯蒙提、赫梅托·帕斯库亚尔、伊莱恩·伊莱亚斯、卢恰娜·索萨、艾尔托·莫雷拉、弗洛拉·普雷姆等—经常表现出与波萨诺瓦和桑巴传统无甚关系，却继承了自信的民族音乐认同感，历经各式风格的潮起潮落，但始终固守。同样重要的是独特的巴西流行音乐传统，竟然可以让米尔顿·纳西门托、伊丽斯·雷吉娜、伊万·林斯、吉尔伯托·吉尔、卡埃塔诺·维洛佐、贾文、嘉尔·科斯塔等迥然不同的艺术家对爵士乐施加影响，虽然从任何传统定义来说，他们都不是爵士乐音乐家。
最后，非洲呢？这个大陆，为美国的爵士乐提供了建筑的基础材料，却经常被爵士乐世界遗忘。无处不在的贫困让大牌爵士乐队不可能到这里巡演，除了意志最坚定、最发奋图强的少数人，以非洲为大本营发展爵士乐音乐生涯也几乎不可能。早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南非“贫民窟爵士” ，带有强烈的节奏布鲁斯元素，但没有现代爵士乐的风格特征—不妨认为它是没有波普的硬波普—就显示出这里可以出产鲜活的声音，只是很少被海外关注。20世纪60年代以来，少数出生在非洲的天才终于引起了爵士乐听众的注意。艾灵顿公爵力推钢琴家阿卜杜拉·易卜拉辛（他的大名多拉尔·布兰德更为人所知），可谓非洲爵士乐“合法化”的关键时刻。然而，除了来自两支知名南非爵士乐队—蓝音（Blue Notes）和爵士使徒书（Jazz Epistles）—的音乐家，比如小号手休·马塞克拉、萨克斯手基佩·穆凯齐和钢琴手克里斯·麦格雷戈，可以引起全球粉丝关注的非洲艺术家还是太少。如果有人好不容易出名了，比如新近蹿红的吉他手莱昂内尔·鲁埃克，那也是因为他到了美国，而不是美国人注意到非洲发生了什么。
音乐剧中融合爵士乐的因素。图片来源于音乐剧《芝加哥》。
但这些寥寥无几的先例也足以显示出非洲爵士乐的独特性，亦即它不只是国外潮流的镜像。谁能怀疑这个大陆—曾经诞生了如此之多的音乐风格，虽然经济上穷困，但声音传统极其丰富的大陆—不会出现爵士乐的大天才？等到非洲—正是非洲人的大迁移才让爵士乐的诞生成为可能—成为未来爵士乐发展举足轻重的力量时，那将是何等壮观的时刻。我们的故事届时才算圆满。
论及未来的爵士乐史，与乐手继承的全球化声音的进一步融合相比，乐手的谱系倒不是最重要。当爵士乐作为商业现象首次亮相时，可能只是以独特的地方风格脱颖而出，某种乐器演奏和听觉织体的确定方式，源头可以追溯到新奥尔良。但随着岁月的流逝，爵士乐越发成为一种态度，而不是静态的实践体；对所有可能性的全然开放，而不是盲目献身于老字号；没有一个城市或国家或地区可以遏制它的杂食性。回眸爵士乐史的第一个世纪，它最可识别的特征可能就是不愿意举步不前，强迫自己吸收其他声音和影响，以及不断变迁和融合的命运。就此而言，爵士乐所到之处皆是家园，但绝对不会是它的长眠之地。
参考链接：
https://www.npr.org/2018/07/19/630448557/renee-rosnes-on-piano-jazz
https://www.un.org/zh/observances/jazz-day
原著 | （美）泰德·乔亚
摘编 | 汪天飏
编辑 | 张进
导语校对 | 赵琳
安城的记忆 由我们一起写就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咔嗒、咔嗒……时钟义无反顾地向着2021年最后一小时稳步前进着。道路上间或有一两辆汽车驶过，飞速掠过车窗外稀落的城市灯光，新年的美好氛围在西安这座拥有1300多万人口的城市里，似乎没有丝毫的体现。新冠肺炎疫情在西安的快速发展，仿佛使这座城市在一时间失去了活力。
↑12月21日，市民在西安市柏树林街道三学街社区核酸检测点排队等待核酸检测。当日，西安全面展开新一轮全员核酸检测。
然而在我抵达西安国际港的时候，排成一列的货车正陆续进入货场。拖挂着50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长安号蓄势待发，繁忙的生产景象似乎和平日里没有什么两样。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的调车长周俊玺举着手电从车尾向车头细细检查，他身边的中欧班列长安号将于2022年1月1日0时从这里启程驶往德国曼海姆。如长龙一般的列车缓缓西行，悠长汽笛鸣响，新年钟声般震荡在寒冷夜空。
铁路就像这让城市巨人活络起来的血脉，带动着西安复苏。
↑2021年12月31日深夜，中国铁路西安局西安国际港站调车长周俊玺例行检查中欧班列长安号车列情况。2022年1月1日零时，中欧班列长安号新年首列开启新路线，为保障车辆安全运行，周俊玺在岗位上迎接新年到来。
急诊科里的脚步匆匆忙忙，带动着郑少微往返于诊室和急诊病房之间。时钟已经来到2022年元旦的凌晨1点，就诊患者还是络绎不绝。全套的防护服，并没有拖慢急诊科医生郑少微的脚步。处理完诊室的工作，她和同事们紧接着查看病房里每一位患者的情况。一位恢复了些许元气的患者叫住医护，要把手边的饼干送给郑少微和护士樊鑫，二人连忙摆手婉拒。
口罩和面屏遮挡着她们的面目，但是从那眉眼之间，我能分明地看出略显羞涩的笑意。
↑2022年1月1日凌晨，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医生郑少微（左）向护士樊鑫安排急诊患者治疗方案。为保障患者就医需求，在严格做好防疫措施的前提下，该医院主院区于2021年12月24日恢复门急诊，郑少微和其他医护人员坚守工作岗位救治患者，迎接新年。
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肆虐的日子，郑少微的同事们化身“白衣秦军”，在春节期间赴鄂支援。2022新年来临之际，又是这样的一批白衣猛士，竭尽所能守护着长安城和这里的一方百姓。
↑12月21日，曾经熙熙攘攘的西安小寨商业区只见寥寥数人。当日西安地铁因疫情防控原因关闭小寨地铁站。
因为疫情，周俊玺和郑少微在口罩下的面孔我无缘得见。或许等到春暖花开、疫情退散，再次相见时我甚至会认不出这些曾经在我镜头里留下身影的人们。但是在这座十三朝古都的记忆里，会写就他们和千千万万西安人在这个独特跨年之夜里一篇名叫“坚守”的章节。
↑12月25日拍摄的为抗击疫情加油鼓劲的夜景灯光（无人机照片）。
花开长安盼新春
新华社记者 邵瑞
2021年最后一天，我翻看手机朋友圈，俨然两个世界。外地的朋友，有各式各样的派对聚会、天南海北的休闲度假、五花八门的美酒佳肴。但更多的本地熟人动态，却是由坚守、奉献、焦虑、委屈、忙碌、思考、等待、期盼所组成的。
诚然，在本轮疫情之下，陕西人很忙，西安人很累。
关掉手机，抄起相机，我出门采访。在西安市长安区的果优特种植专业合作社，见到负责人王卫花时，她正与员工忙着在大棚里采摘草莓，准备向周边村子的疫情防控检查站捐赠水果和防疫物资。
西安全市小区（村）、单位实行封闭式管理后，城郊区县的许多农产品销路不畅，种养殖大户一筹莫展。王卫花是西安市长安区职业农民协会会长，这些天来，她把时间花费在电话和微信群中，想方设法帮助农户协调解决农产品销路和运输问题。
↑2021年12月31日，王卫花（右）在西安市长安区一户养鸡的农户家了解情况。
在长安区魏寨街道耶柿村的一片养鸡场地里，“跑山鸡”上蹿下跳，急坏了村民耶鹏。“上千只鸡已经长大了，卖不出去，光吃玉米不长肉，还天天生事，把小鸡啄伤了。”王卫花随手记下，与长安区农业局、西安城中一些街办社区联系，对接需求与运输。
这一下午，我还跟着她走访了一些农户。在路上，几抹艳丽的色彩从不起眼的大棚中透了出来。王卫花提出进去看一下，棚主杨闯却表示，“没有人要，看握（那）干啥。”
执拗不过，我们掀起帘子走了进去。满棚红彤彤的扶郎花，在冬日阳光的沐浴中，兀自开放。后来得知，王卫花经过沟通联系到了买家，协调了运输事宜，使这些花中有几百把“幸运儿”，在新年元旦绽放在了西安居民的家中。
天色已黑，但这座城市并不缺少守护者。何磊是西安市公安局高新分局丈八路派出所的一名民警。丈八路派出所所在的街办已被整体划为中风险地区，辖区内有部分小区出现过阳性确诊病例，并存在密切接触者。
寒风中，何磊与同事趴在车尾厢上，匆匆扒拉了几口盒饭，便继续在一个拥有两万名居民的小区里，维持核酸检测点的秩序。
↑2021年12月31日，西安市公安局高新分局丈八路派出所民警何磊（后排中间）在高新区一小区的核酸检测点维持排队秩序。
核酸检测结束以后，何磊和同事还需要驻守在封控小区的门口，一直到深夜。“查验证件，管人、管车，把防疫管控措施落实到位。”
许多时候，他们不得不睡在车上。除了持久的防疫工作，何磊还得保证出警、处警等日常值班任务。元旦清晨，他和同事接警后，又开上车出发了。
与我想象的不同，警情并未因为疫情下的管控而大幅减少。“被网络电信诈骗的、夫妻在家打架的、社区矛盾纠纷的、家人生病着急要去医院的……”何磊说，“群众利益无小事。每一件我们都要按程序认真处理。”
因为在单位封闭运转，丈八路派出所干警大都已经半个月没见过家人了。何磊与妻子、两岁的儿子分居三地，只能通过视频电话连线。“也不是每天都有时间打，一般是吃饭间隙。”
“大家夙兴夜寐，只期盼疫情早点结束，能安稳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何磊说。
这一夜 他们用坚守为古城加油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
以往的跨年夜，西安大雁塔南北两座广场必定人山人海，周边道路也被拥挤的车辆堵得水泄不通。受疫情影响，2021年的最后一晚，广场上仅有少量执勤人员陪伴这座千年古塔。
这让采访路过的我竟不觉放慢车速，确认眼前罕有的静谧。
跨年采访第一站，我来到西安市较早实施封控管理的社区——曲江风景线小区。半个月前，因发现1例确诊病例，该小区开始实施封控管理，其中1号楼实施为期两周的封闭管理。
“欢度佳节”，小区门前的四盏大红灯笼分外耀眼。来自西安话剧院的志愿者正在紧张工作，从货车上小心翼翼地卸下政府免费为居民发放的鸡蛋、蔬菜等物资。志愿者廖旭阳使用酒精喷壶，仔细为每一袋物资的外包装进行消毒。
↑2021年12月31日，在西安曲江风景线小区，志愿者为居民运送免费生活物资。
这个跨年夜，与廖旭阳一同坚守在基层抗疫一线的还有90名“战友”。由西安话剧院党政干部、青年演员、舞美人员、行政人员组成的战役小分队，从本轮疫情开始时便主动报名，参与到周边6个小区的防疫工作。
↑2021年12月31日，在西安曲江风景线小区，居民排队进行核酸检测。
协助采样人员进行核酸检测、向居民宣讲疫情防控政策、与小区物业管理人员协作分发物资、值守出入口进行信息登记……12月31日，原计划前往外地巡演的西安话剧院青年演员杨鹏飞与小伙伴们依旧彻夜坚守一线，在疫情防控的“舞台”继续散发着光芒。
↑2021年12月31日，西安曲江风景线小区，志愿者分拣免费生活物资。
当天23时45分，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夜半的雁翔路，万家灯火已成点点星光。静止的街道上，只有一座加油站灯火通明。
“先生，请出示您的健康码与核酸检测证明”“请稍等，油箱马上加满”……负责值班的加油站工作人员任晨愉为参加疫情防控的车辆加满油，又拿起工具，赶忙擦拭起前后车窗。
↑2022年1月1日凌晨，延长壳牌石油有限公司西安曲江雁翔路加油站工作人员任晨愉（右）查看顾客健康码及核酸检测结果。
满载果蔬的货车、防疫人员驾驶的客车……战疫半月有余，任晨愉与坚守岗位的同事轮班值守岗位，一次次拿起加油枪，目送满载希望的车辆驶向一处处疫情防控战场。
夜半的西安已进入新年。在西安市热力集团幸福林带供热站，有一群人的跨年夜同样在坚守岗位中度过。
“一九、二九，伸不出手”，拉开车门的瞬间就能感到阵阵寒意。供热站的总控室内温暖舒适，但三值值长王宇星却无法入眠，在大屏幕前认真监控着压力、温度数据。疫情发生后，为保障群众温暖过冬，王宇星与近40名同事告别亲人，以站为家。
↑2022年1月1日凌晨，西安市热力集团幸福林带供热站生产运行室三值值长王宇星在工作岗位上为西安加油。
过去的半个月里，古城西安经历了太多的考验。不止今夜，在抗击疫情的每一天，都有着太多的平凡人勇敢穿上白色铠甲，以老秦人油泼辣子般的血性坚守战役。疫情过后，我一定要再来寻找这些平凡英雄，越过寒冬，看一看摘下口罩的你。
监制：兰红光
统筹：费茂华、周大庆、刘金海
记者：李一博 邵瑞 张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