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祝,1961年12月生,1983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7月参加工作。曾任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海口市秀英区委书记,海口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海口市美兰区委书记,海口市琼山区委书记,海口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海口市委常委、秘书长,海口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海口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群众工作部部长、党校校长,乐东黎族自治县委书记(2019年12月,晋升一级巡视员)。
< class="pgc-img">>2020年6月,经海南省委批准,海南省纪委监委对吴川祝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2020年12月,吴川祝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2021年2月,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吴川祝犯受贿罪向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1年6月29日,吴川祝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60万元。吴川祝认罪认罚,不上诉。
“我个子小,出门老挨打,从小到大都被黑恶势力欺负,最痛恨的就是这些人,怎么可能是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在铁证面前,吴川祝仍痛哭流涕扮无辜,挤下几滴眼泪后不忘偷瞄一眼,观察办案人员的表情。
“善于‘表演’,反应快,表面配合,实际搞对抗。”这是吴川祝给办案人员留下的深刻印象,“他刚到案的时候很不配合,一会儿摆架子、讲自己的成绩,一会儿又哭哭啼啼、装委屈,给讯问工作带来很多困难。”
直至他的共同犯罪人到案后,预见到“大势已去”的他才摒弃侥幸心理,主动配合审查调查。在专案组的家访感化、批评教育、节日看望和重温入党誓词等思想政治工作下,吴川祝的党性终于被唤醒,并真诚悔过,忏悔反思。
36岁进入省会城市区级领导班子,多次被组织委以重任,直至任县里的“一把手”,获评全国先进个人和省级劳模,吴川祝曾被同事称赞“困难面前有川祝,川祝面前无困难”。
然而,这样一位曾经励志上进的党员领导干部,为何一步步走上违纪违法道路?又是如何收受和约定收受他人贿赂共计6000余万元?作为政法委书记、县委书记的他何以沦为黑恶势力“保护伞”?剖析该案,诸多教训值得党员干部深思。
精神严重缺“钙”,被留置前还在请“大师”作法问卜
“我出生在一个革命老区。父亲从小就教育我,要感谢党、相信党、跟着党,做一个纯正朴素的人。”想起父亲的教诲,吴川祝低下了头,“我辜负了父亲的期待,忘记了入党誓词,热衷于求神拜佛、占卜问卦,是个理想信念极不坚定、精神严重缺‘钙’的反面典型。”
大学毕业后,吴川祝作为优秀毕业生被组织派到基层挂职锻炼。两年后,由于工作出色,他被调到组织部工作,并很快得到组织的培养重用,从科员一路成长为区长。2001年,吴川祝担任海口市秀英区委副书记、区长,之后十年,又先后担任秀英区委书记、海口市政府秘书长、美兰区委书记、琼山区委书记等重要职务。
然而,履职重要岗位的吴川祝却逐渐自我膨胀,变得居功自傲、怨天尤人,“在这期间,我多次被列为副厅级领导干部考察对象,但都得不到提拔。我很烦闷,有时候觉得组织不会用人,有时候又觉得是自己运气不好。”
为了“求运势”,吴川祝在家中供奉起了佛像,逢年过节或有望仕途升迁时,都会烧香拜佛祈求保佑,并长期与所谓的“风水大师”结交,新搬办公室或在祖宅翻修、住房装修时,他都会请“大师”指点“迷津”。
2011年,吴川祝被提拔为海口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走上副厅级岗位。然而,理想信念迷失的他不仅没有感谢组织的培养和信任,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反而更加迷信风水,甚至为了所谓“风水格局”,损害公共利益。
2013年,海口市琼山区旧州镇政府修建吴川祝老家所在道群村的环村水泥路时,时任海口市委常委的吴川祝为按照“大师”所说打造风水格局,不顾公共工程项目的实用性、经济性,动用公权力,要求镇政府重新调整环村水泥路规划,将道路修至其祖宅门口。路修成后,吴川祝又将其祖宅前的庭院围成金元宝形状。据了解,上述项目使用政府资金共计24万余元。
2020年6月初,吴川祝因家犬在其祖宅的灶台里难产而亡,心觉不对劲,便请“大师”作法问卜,求化解之策。6月22日,吴川祝被留置。“这是凶兆未化解啊!”这位有着37年党龄的县委书记在被留置时,仍执迷不悟,令人啼笑皆非。
在办案人员的耐心引导下,重温入党誓词,重读党章党规的吴川祝终于明白自己行为的荒唐可笑,“我烧香拜佛,将封建迷信这样的剧烈毒药视为心灵鸡汤,以缓解内心的焦灼和惶恐,在惴惴不安时我仍心存侥幸,认为只要能得大师相助、神灵庇佑,就能躲过纪法严惩,全身而退。三观不正,终为所害,教训极其深刻。”
理想信念是方向、是灯塔、是干事创业的不竭动力。吴川祝正是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缺“钙”、宗旨意识淡化的典型。他不以民为本,违反政治纪律,明奉马列,暗信鬼神,职位一路升迁,思想一路滑坡,直至滑入违纪违法的深渊。
渴望权力和金钱,享受专业乒乓球运动员私人陪练,受贿千万约定退休后“分赃”
“小时候太穷了,又穷又饿,还被人看不起,内心对金钱和权力一直是很渴望的。”吴川祝自我剖析道。随着职位不断升迁,他的价值观愈发扭曲,既想当官又想发财,与私企老板亲清不分,大搞权钱交易。
吴川祝自诩人缘好、朋友多,他明知身边围绕的“朋友”看上的是他手中的权力,却仍沉浸于他们带来的金钱满足和鞍前马后的服务不能自拔,与他们勾勾搭搭,经常一起喝茶、吃饭、搓麻将。
2005年的一天,某房地产公司老板洪某约时任秀英区委副书记、区长的吴川祝在停车场见面汇报项目工作,临走时将一个牛皮纸档案袋递给吴川祝,说是项目有关资料。“回家后我打开一看,里面是十万元现金,我觉得这样不好,想退还这笔钱,但洪某说‘我跟你就如母子一般,别见外’,我感觉她很真诚,碍于情面,就收下了第一笔大额好处费。”吴川祝说。
第一次逾越底线后,吴川祝觉得“这好像也没什么问题”,此后,他更加坚信自己与这些老板们之间的“友情”,心安理得地收下各种好处费,并让老板们为其出资养金钱龟、买花梨木、装修房屋等。
贪欲的阀门一旦打开,别有用心的人就如洪水猛兽般一拥而上,吴川祝甘愿成为“猎物”,沉迷享乐、忘乎所以。吴川祝爱打乒乓球,2017年他调任乐东县委书记后,海口某俱乐部董事长特意为其提供“私人定制”服务,安排一位国家一级运动员长期住在乐东,充当吴川祝的乒乓球私人陪练。
“吴川祝的受贿方式比较独特,”办案人员说,“他十分谨慎,很少直接打招呼,主要是通过其联系人代为出面或在有其下属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的饭局上站台,为老板承揽项目‘助攻’,并将老板打造为自己的‘钱袋子’,用钱就找他们拿。”吴川祝认为,只要不把老板的钱装在自己兜里就不算受贿,于是,他与身边相处十余年的老板吴某武、王某斌等人达成共识,即吴川祝负责帮他们承揽项目,倒卖赚钱后,将大部分钱款放在他们那里,待他退休后再行分账,以期逃避审查调查。
以乐东县城乡环卫一体化项目运营服务项目为例,欲承揽该项目的某公司得知吴某武与吴川祝关系密切,便与吴某武以“共同投资”的方式组建公司,吴川祝帮助他们中标该项目,特许经营期9年,合同金额每年1.98亿元,吴某武则按出资比例每年从该项目上分得40%的利润。据介绍,待吴川祝退休后,二人仅从该项目的第一期3年特许经营中即可瓜分名为利润、实为共同受贿的3099万余元。此外,吴某武这个“钱袋子”中还装有其承诺送给吴川祝的某项目10%的利润,某工程项目合同价款5%的好处费,共计1010余万元。
2016年至2020年,吴川祝帮助王某斌顺利拿下9个项目和2块土地。王某斌全部倒卖出手,获利1825万元,二人约定待吴川祝退休后再“分赃”。
据了解,在乐东任职的两年多时间里,临近退休的吴川祝为自己的“钱袋子”们大肆拿项目、土地,金额高达20余亿元,其中绝大部分都通过转让、倒卖获取高额利润,以致有资质、有实力的央企都需要通过这些“钱袋子”才能承揽到项目。
经查,2005年至2020年,吴川祝在海口、乐东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或职权上的影响,为吴某武等13人在建设工程项目承发包、土地使用权出让、房地产开发经营、采矿厂规划报建以及贷款审批、资金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贿赂和约定收受他人贿赂共计6295万余元(其中2186万元既遂、4109万余元未遂)。
当看到办案人员列出的一组组触目惊心的数字时,吴川祝才意识到自己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对海南自由贸易港营商环境建设造成的恶劣影响有多么巨大。他痛恨自己,但悔之晚矣!
为谋求政治资本不择手段,与黑恶势力沆瀣一气充当“保护伞”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海口市吴宗隆、吴宗谦兄弟招揽大量刑满释放和社会闲散人员,在海府地区打架斗殴、逞强耍横、开设赌场,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2020年4月27日,全国扫黑办挂牌督办海口市吴宗隆、吴宗谦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谁也没有想到,顺藤摸瓜,循黑找伞,竟找出了吴川祝。
吴川祝为什么会与黑社会有关系?原来,该涉黑组织为了更好“办事”,想方设法拉拢腐蚀公职人员,长期在海口担任领导职务的吴川祝,早被其列为重点拉拢对象。
“我没有任何背景,怎么办?我想只能靠‘票子’和‘政绩’。因此,我无论在什么岗位,都会想办法干出成绩,谋求政治资本,甚至不择手段。”在担任区党政主要领导后,吴川祝开始规划自己的“仕途”,千方百计干出成绩,正缺“帮手”的他,与该涉黑组织一拍即合。
2010年,该组织的重要成员李平被公安机关抓捕。“李平是该组织大量犯罪行为的具体实施者,他一旦泄露内幕,整个团伙都将覆灭。”办案人员说道。于是,该组织头目吴宗谦忙找到时任琼山区委书记的吴川祝,请他保住李平。吴川祝接受请托后,以让李平协助拆迁为由,帮助已被公安机关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非法买卖枪支罪立案的李平办理了取保候审。
之后,吴川祝默许李平借助该黑恶势力采取暴力和软暴力方式配合政府部门推动拆迁工作,在领导面前打造自己“救火队长”形象,捞取政绩。吴川祝为了政绩不惜违反群众纪律,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为黑恶势力高擎“保护伞”,丧失人民立场,犯下严重的政治错误。
“回想起这些年来自己的所作所为,我并没有做到权为民所用、严以用权,反而随着职位的升迁,用权越来越任性。”吴川祝忏悔道。只站台、不表态,拿项目、不留痕,让部下揣摩、不直接开口,吴川祝将这种任性用权的行为,总结为“地方一把手权威效应”。他把这一效应或直接用在市政府分管领导、下辖区领导身上,或通过其联系人出面用在职能部门领导身上,屡试不爽。吴川祝任性用权,浪费国家资财、影响社会发展,对政治生态造成严重污染,带来极坏的示范效应,最终自食恶果。
2017年11月,海南省委巡视乐东县,2019年9月,又对乐东县开展“回头看”。对于巡视发现的问题,特别是工程项目和土地领域的腐败问题,吴川祝知道自己深陷其中,他如坐针毡,却又心存侥幸,“我觉得这些都是小事,不会很严重。”这之后,被迷信冲昏头脑的他又多次请大师作法、摆阵,保佑自己全身而退。就这样,他一次又一次错失了向组织坦白的机会,最终东窗事发,悔之晚矣。
留置期间,吴川祝时常想起自己参加警示教育的场景:“我多次参观廉政教育基地,多次观看警示教育片,多次参加廉政教育课等,一个个鲜活典型的案例,给我的触动很大,但在工作和生活中,我总认为这种事离自己很远,其实只一步之遥,一纸之隔。好人囚徒一念间,人生没有第二次选择,侥幸的最后一定是大不幸!以我为鉴,以我为鉴!”殷鉴不远,警钟长鸣。党员干部要切实从本案汲取教训,既哀之更要鉴之,勿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记者 方弈霏 张芷瑜)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龙
1954年4月7日出生于香港,祖籍安徽芜湖,香港男演员、导演、动作指导、制作人、编剧、歌手。1978年开创成龙功夫喜剧片模式,1986年自导自演《警察故事》获得第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1998年凭借《尖峰时刻》奠定好莱坞一线演员地位;2012年被美国《纽约时报》评选为“史上20位最伟大的动作影星第一位”;2013年成龙当选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2016年成龙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截至今年,其主演的电影在全球票房已超过200亿元。
《醉拳》
《警察故事》
《尖峰时刻》
《铁道飞虎》
《神探蒲松龄》
常人无法想象成龙的一天会忙成什么样,对这个问题他也颇感兴趣,很想答,但自己也说不出来究竟是怎样的,只知道接下来还有八九件事在等着他,偶尔朝周围的助理抱怨下,“你们问他们有多忙,你看,没时间吃饭,等会儿要去怀柔录影,明天还有活动,设计衣服,去台湾,和那边的人开会……”眼前的他变成了一个顽皮又爱撒娇的小孩,“我想了想还是拍戏最轻松,片场没人骚扰我,哪像我现在,连去个厕所的时间都没有。”新专辑《我不是成龙》发布会后的两小时,成龙就在两个采访间来回奔波,戴麦,调光,开始,任何问题他都有很多话说,滔滔不绝间他说自己还没说够,64岁的他有太多故事,言语间充满了柔软、感性、率真。
对成龙的评价,太多了。他是40年来无人能超越的动作巨星,破旧立新开创了功夫喜剧先河,后来又以“猛龙过江”之势征服好莱坞;他是功夫传人,电影行家、跨界高手、公益巨擘,几代观众耳熟能详的大哥。上世纪70年代,从5元钱一天的武术指导攀升至480万片酬在握的明星,成龙仅仅用了5年的时间,他从不甘心做别人的替代品,动作设计、角色设定、题材表现都在一步步创新,逐渐形成了成龙标签式的表演风格和作品类型,亲身上阵,创造了许多至今没人敢尝试的经典动作画面。如今,成龙成为中国的一张文化名片,从龙套做到武行再到龙虎武师,从演死尸到从镜头面前划过,再到能有一句台词,一晃到今天已经四十年了,现在的他习惯感叹,“我的人生太奇妙了,相当于你们的十辈子,直到现在也依然那么努力,那么拼命,从不低头,也从不放弃去拼。”
“大哥”之名只因爱强出头
所有人,无论老少,都习惯叫成龙一句“大哥”。
日新月异的娱乐圈,男明星年轻时容易被叫某仔,再辉煌时会升级为某哥,气场和名气再高些可能升级成某爷。唯独成龙的称呼“大哥”似乎是个例外,这是他的专有名词,甚至不用加上姓名。成龙自己也说不清楚,到底什么时候有的这个称呼?可能是从改革开放那年的《醉拳》开始的,一叫快40年,但成龙最认可的解释莫过于自己习惯打抱不平,随时都喜欢帮助别人。
“我想‘大哥’称呼的来历主要是对付黑社会的那段时期,为什么他们老是欺负恐吓小演员?有人被欺负我第一个站出来叫板,我说你们来找我、别怕他们,有什么我们就报警。因为对黑社会,你一怕,他们就步步紧逼,你往前冲,他们一定往后退。后来带大队人到警察总署去抗议,保护艺人,组织艺人协会,每一个协会办不下去我都支持,只有我敢这么做。”回忆那个经历时,成龙总是义愤填膺,“以前在美国我受过不公平待遇,回到香港,艺人也是一样的处境,收不到钱给黑社会欺负,我就很愤怒。可能是爱强出头吧。导演协会有什么问题,我会说来找我,没钱买房子,我来买;武行协会有什么情况,我来,坦白说那个年代我赚钱最多,40年前我已经拿480万片酬了,你想想什么概念。那时我也没文化,只知道花钱、讲义气,‘兄弟,来,拿,你要我支持什么,都给’。”
从辍学顽童走上巨星之路
成龙童年家境贫穷,甚至差点被爸爸卖掉,小时候性格顽劣,常常打架闹事,一年级读完了就辍学在家。六岁那年,他被父母送去学京剧,拜于占元为师,艺名叫元楼,与元龙(洪金宝)、元华、元彪等人组成“七小福”。如今提起“七小福”时代,成龙回忆那时与洪金宝抢饭吃,与师兄弟元彪元华争着做替身,摔来摔去,“别人不敢做的动作,我们敢做;别人不敢跳的楼,我们敢跳。”为了生存,演尸体,被火烧,每天清晨6点就跟着师兄去等工,车子一开动,就说明今天有了工作——去片场挨打,今天能赚5块钱。看似无望的片场讨生活,成龙却别有想法,无数武行闷不吭声摸爬滚打,成龙开始琢磨“镜头该怎么摆,动作怎么控制,场面如何调度,他慢慢发现拍电影有很多学问。”
改革开放那一年,1978年,对成龙来说别具意义。那时,被称为“票房毒药”的他被吴思远借去拍了《蛇形刁手》和《醉拳》,一改过去传统功夫片中主角的硬汉形象,将喜剧表演引入功夫电影中,以此确定了谐趣功夫的动作风格,开启了属于成龙的“功夫喜剧”时代。《醉拳》是成龙巨星之路的起源,片子成功后成龙很快就成了百万富翁,嘉禾挖他过档,当时就开出480万港元的片酬,暴富后的成龙也特别有个性,跑去一口气买了七只钻石表,每天换一只;最奢侈时他有50多辆车,占了嘉禾所有的车位,连嘉禾老板邹文怀都叫他“嘉禾小霸王”。
香港回归后为自己国家自豪
《醉拳》后15年,成龙再次饰演黄飞鸿,打造正牌续集《醉拳2》,这个影片台前幕后的主创都没有收片酬,算是当时成龙电影作品中最便宜的一部,一如第一集,《醉拳2》再次打破了香港功夫片的卖座纪录,还入围美国《时代周刊》评出的当年“世界十大电影”。很多人不知道,《醉拳2》还是内地电影市场改革后第一部以分账形式引进的香港电影,换句话说,成龙成为内地进入票房时代的“先行者”。成龙表示:“那时候我一直跟自己讲,我希望有一天世界电影史的手册里会写成龙的名字,我要做一个在历史名人堂里的人,所以每部电影都要拍好”。
1985年,成龙终于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制作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警察故事》系列拓展了功夫片领域的发展方向,立足本港,以陈家驹一角打破“动作演员与表演类奖项无缘”的魔咒,荣膺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影片也是成龙搏命出演危险镜头的开端,一次次突破人体极限的高难度动作,令人叹为观止。同时,他以《红番区》为新起点,成功打入好莱坞,最终以《尖峰时刻》确立了在好莱坞一线动作明星的地位。闯荡好莱坞,成龙也经历过挫折和票房失利,“记得香港还未回归,一个美国很有名的明星,见到我的时候用日语问‘你好’,我连忙用英语解释‘我是香港人’,但她还是坚持用日语和我交流。在国外参加首映礼因为我穿西装,大家就问成龙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我是哪个国家的人不知道怎样解释。回归之后,我是中国人,我来自中国香港。”成龙兴奋地说,“国家有了这么大变化,我们是非常幸运,到了我这个阶段应该多做慈善、环保,能帮国家做多少事就做多少事,珍惜眼前人,做任何事都是报恩的心态。”
生命里没有档期,只有电影
千禧年后,成龙带着《新警察故事》从好莱坞回归华语影坛,并全力展开北上之路,这个阶段不断提携新的导演和演员,通过《十二生肖》《铁道飞虎》等片做出更多角色和类型的突破。今年是成龙与成家班走过的第41个年头,提起这些兄弟情,成龙最爱用“出生入死”四个字形容,他特意为他们唱了首歌,叫《青春故事》,每当旋律响起他们都会边唱边哭。“要拍,就没有成家班做不到的,每一个镜头都要认真,只有这样观众才能记得你,也是因为他们,我才能坚持到今天。”
这两年,成龙依旧马不停蹄地拍着电影,计划中仍有近20部影片将要拍摄,周围人都说他不用这么拼了,可以用替身、减少戏量,但他依旧不妥协,“你给成龙做特效、绿幕,观众不会原谅我的,我可以15天去拍一个镜头,你不要问我有没有档期,在我这里没有档期,只有电影。”
他总是笑着说自己的人生太奇妙了,还有很多事情想做,应接不暇,时间是太不够用了,“我经历了太多事情,过了你们十辈子的人生”。有时候,他也羡慕李小龙的谢幕方式,曾想过在某个时间点让自己的生命戛然而止,给观众留下最美好的回忆,就像那段英文自传的末尾,他这么写,“又是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应该在某一天突然消失,可能我永远不会这么做,但我只希望当时机来临时,会知道该停下这一切,也希望观众在评价我时不要太苛刻,就好。”
倒带40年
1 唱新专辑歌的时候你总是很感叹,MV里也五度落泪,打拼这么多年自己迎来了哪些变化?
成龙:变化就是人大了,怀旧了,开始关心家人了,就想把以前老是不好意思说的话说出来。成家班东征西战几十年,在国外打拼,以前刚去美国人家都看不起我们,给人家骂,今天在国际舞台上有了一席之地,一穿成家班的衣服,人家看到那个“龙”字就会感叹,“喔,Jackie Chen stunt team”,地位改变太多。但我回想我妻子,我每天跟兄弟的时间远远多过和她在一起,对她很愧疚,也会想起儿子房祖名小时候我也没怎么尽父亲的责任,我不是个好父亲,但是个很负责任的父亲,对他也有愧疚。到我现在这个年龄,最近朋友一个个离世,我感觉自己想说的话如果不说都没机会了,就干脆通过唱歌来跟妻儿道歉,对所有兄弟和影迷们致谢。
2 作为业界的标杆和里程碑,你曾说也一度怀疑自己能不能拍电影,你对于辛苦和迷茫期是如何应对的?
成龙:迷茫期都是自己给自己的,我常常和一些演员、歌手、包括房祖名讲“要做一个全能歌手”,你看很多歌手,只是唱歌的话他不会生存多久,反而是有创作力、制作型的歌手才会生存很久。现在的观众,他不是只看脸的,看脸只是一刹那,那么多小鲜肉一波又一波,但你看周华健、周杰伦还站在顶峰,李宗盛还在,因为他们全能。我也跟我自己讲一定要做个全能演员,编、导、演、制作都要会,如果你只会等,不去创新,那就是迷茫期。你看赵薇《还珠格格》后拍了几个戏,久而久之人家自己拍个剧本,就已经是导演级的了。
3 在风云变化的时代,你坚持做过什么逆流而上的事情吗?
成龙:我确实是个恋旧的人,到现在反而对新鲜(事物)不怎么感兴趣,就像我从来没有微信,至今都是电话打出打进,偶尔写个信息“过来吃饭”。我不是坚持逆流而上,因为我曾在会上瘾的东西上都犯过错,以前十八九岁在澳门赌钱,上瘾输到倾家荡产,没有饭吃了就不赌了;后来打游戏,金像奖在台上讲话时我的眼睛看到的全是俄罗斯方块,有天睡觉起来枕头上全是头发,后来我叫人把整台机器全部拆走,才开始重新去认真谈剧本,后来到了内地,他们说都玩斗地主,我说会上瘾吗?他们说会,我绝对不学,坚决不会沾上瘾的东西。
4 作为一个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的演员,你对行业、国家的变化有哪些深刻感受?
成龙:中国改变太大了,对我来讲,没改革开放前的内地好像很神秘、很穷,让人充满了担心和害怕。后来师父带我们去看《杨门女将》、《智取威虎山》,突然觉得他们功夫怎么这么厉害,看的时候太震撼了。记得以前上海东方明珠那里就是烂地一块,当时还有人说要不要在这里发展个明星城,当时谁会想要啊,结果后来就建起了东方明珠电视塔。房价从几百万涨到几千万,国家越来越发达,全球各地都有中文。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作为中国人很骄傲,就像我在奥斯卡获奖时讲的一样“I am proud to be Chinese”。
采写/新京报记者 周慧晓婉
摄影/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黑县委书记的扭曲人生
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委原书记吴川祝严重违纪违法案剖析
本报记者 方弈霏 张芷瑜
吴川祝,1961年12月生,1983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7月参加工作。曾任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海口市秀英区委书记,海口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海口市美兰区委书记,海口市琼山区委书记,海口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海口市委常委、秘书长,海口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海口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群众工作部部长、党校校长,乐东黎族自治县委书记(2019年12月,晋升一级巡视员)。
2020年6月,经海南省委批准,海南省纪委监委对吴川祝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2020年12月,吴川祝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2021年2月,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吴川祝犯受贿罪向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1年6月29日,吴川祝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60万元。吴川祝认罪认罚,不上诉。
“我个子小,出门老挨打,从小到大都被黑恶势力欺负,最痛恨的就是这些人,怎么可能是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在铁证面前,吴川祝仍痛哭流涕扮无辜,挤下几滴眼泪后不忘偷瞄一眼,观察办案人员的表情。
“善于‘表演’,反应快,表面配合,实际搞对抗。”这是吴川祝给办案人员留下的深刻印象,“他刚到案的时候很不配合,一会儿摆架子、讲自己的成绩,一会儿又哭哭啼啼、装委屈,给讯问工作带来很多困难。”
直至他的共同犯罪人到案后,预见到“大势已去”的他才摒弃侥幸心理,主动配合审查调查。在专案组的家访感化、批评教育、节日看望和重温入党誓词等思想政治工作下,吴川祝的党性终于被唤醒,并真诚悔过,忏悔反思。
36岁进入省会城市区级领导班子,多次被组织委以重任,直至任县里的“一把手”,获评全国先进个人和省级劳模,吴川祝曾被同事称赞“困难面前有川祝,川祝面前无困难”。
然而,这样一位曾经励志上进的党员领导干部,为何一步步走上违纪违法道路?又是如何收受和约定收受他人贿赂共计6000余万元?作为政法委书记、县委书记的他何以沦为黑恶势力“保护伞”?剖析该案,诸多教训值得党员干部深思。
精神严重缺“钙”,被留置前还在请“大师”作法问卜
“我出生在一个革命老区。父亲从小就教育我,要感谢党、相信党、跟着党,做一个纯正朴素的人。”想起父亲的教诲,吴川祝低下了头,“我辜负了父亲的期待,忘记了入党誓词,热衷于求神拜佛、占卜问卦,是个理想信念极不坚定、精神严重缺‘钙’的反面典型。”
大学毕业后,吴川祝作为优秀毕业生被组织派到基层挂职锻炼。两年后,由于工作出色,他被调到组织部工作,并很快得到组织的培养重用,从科员一路成长为区长。2001年,吴川祝担任海口市秀英区委副书记、区长,之后十年,又先后担任秀英区委书记、海口市政府秘书长、美兰区委书记、琼山区委书记等重要职务。
然而,履职重要岗位的吴川祝却逐渐自我膨胀,变得居功自傲、怨天尤人,“在这期间,我多次被列为副厅级领导干部考察对象,但都得不到提拔。我很烦闷,有时候觉得组织不会用人,有时候又觉得是自己运气不好。”
为了“求运势”,吴川祝在家中供奉起了佛像,逢年过节或有望仕途升迁时,都会烧香拜佛祈求保佑,并长期与所谓的“风水大师”结交,新搬办公室或在祖宅翻修、住房装修时,他都会请“大师”指点“迷津”。
2011年,吴川祝被提拔为海口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走上副厅级岗位。然而,理想信念迷失的他不仅没有感谢组织的培养和信任,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反而更加迷信风水,甚至为了所谓“风水格局”,损害公共利益。
2013年,海口市琼山区旧州镇政府修建吴川祝老家所在道群村的环村水泥路时,时任海口市委常委的吴川祝为按照“大师”所说打造风水格局,不顾公共工程项目的实用性、经济性,动用公权力,要求镇政府重新调整环村水泥路规划,将道路修至其祖宅门口。路修成后,吴川祝又将其祖宅前的庭院围成金元宝形状。据了解,上述项目使用政府资金共计24万余元。
2020年6月初,吴川祝因家犬在其祖宅的灶台里难产而亡,心觉不对劲,便请“大师”作法问卜,求化解之策。6月22日,吴川祝被留置。“这是凶兆未化解啊!”这位有着37年党龄的县委书记在被留置时,仍执迷不悟,令人啼笑皆非。
在办案人员的耐心引导下,重温入党誓词,重读党章党规的吴川祝终于明白自己行为的荒唐可笑,“我烧香拜佛,将封建迷信这样的剧烈毒药视为心灵鸡汤,以缓解内心的焦灼和惶恐,在惴惴不安时我仍心存侥幸,认为只要能得大师相助、神灵庇佑,就能躲过纪法严惩,全身而退。三观不正,终为所害,教训极其深刻。”
理想信念是方向、是灯塔、是干事创业的不竭动力。吴川祝正是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缺“钙”、宗旨意识淡化的典型。他不以民为本,违反政治纪律,明奉马列,暗信鬼神,职位一路升迁,思想一路滑坡,直至滑入违纪违法的深渊。
渴望权力和金钱,享受专业乒乓球运动员私人陪练,受贿千万约定退休后“分赃”
“小时候太穷了,又穷又饿,还被人看不起,内心对金钱和权力一直是很渴望的。”吴川祝自我剖析道。随着职位不断升迁,他的价值观愈发扭曲,既想当官又想发财,与私企老板亲清不分,大搞权钱交易。
吴川祝自诩人缘好、朋友多,他明知身边围绕的“朋友”看上的是他手中的权力,却仍沉浸于他们带来的金钱满足和鞍前马后的服务不能自拔,与他们勾勾搭搭,经常一起喝茶、吃饭、搓麻将。
2005年的一天,某房地产公司老板洪某约时任秀英区委副书记、区长的吴川祝在停车场见面汇报项目工作,临走时将一个牛皮纸档案袋递给吴川祝,说是项目有关资料。“回家后我打开一看,里面是十万元现金,我觉得这样不好,想退还这笔钱,但洪某说‘我跟你就如母子一般,别见外’,我感觉她很真诚,碍于情面,就收下了第一笔大额好处费。”吴川祝说。
第一次逾越底线后,吴川祝觉得“这好像也没什么问题”,此后,他更加坚信自己与这些老板们之间的“友情”,心安理得地收下各种好处费,并让老板们为其出资养金钱龟、买花梨木、装修房屋等。
贪欲的阀门一旦打开,别有用心的人就如洪水猛兽般一拥而上,吴川祝甘愿成为“猎物”,沉迷享乐、忘乎所以。吴川祝爱打乒乓球,2017年他调任乐东县委书记后,海口某俱乐部董事长特意为其提供“私人定制”服务,安排一位国家一级运动员长期住在乐东,充当吴川祝的乒乓球私人陪练。
“吴川祝的受贿方式比较独特,”办案人员说,“他十分谨慎,很少直接打招呼,主要是通过其联系人代为出面或在有其下属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的饭局上站台,为老板承揽项目‘助攻’,并将老板打造为自己的‘钱袋子’,用钱就找他们拿。”吴川祝认为,只要不把老板的钱装在自己兜里就不算受贿,于是,他与身边相处十余年的老板吴某武、王某斌等人达成共识,即吴川祝负责帮他们承揽项目,倒卖赚钱后,将大部分钱款放在他们那里,待他退休后再行分账,以期逃避审查调查。
以乐东县城乡环卫一体化项目运营服务项目为例,欲承揽该项目的某公司得知吴某武与吴川祝关系密切,便与吴某武以“共同投资”的方式组建公司,吴川祝帮助他们中标该项目,特许经营期9年,合同金额每年1.98亿元,吴某武则按出资比例每年从该项目上分得40%的利润。据介绍,待吴川祝退休后,二人仅从该项目的第一期3年特许经营中即可瓜分名为利润、实为共同受贿的3099万余元。此外,吴某武这个“钱袋子”中还装有其承诺送给吴川祝的某项目10%的利润,某工程项目合同价款5%的好处费,共计1010余万元。
2016年至2020年,吴川祝帮助王某斌顺利拿下9个项目和2块土地。王某斌全部倒卖出手,获利1825万元,二人约定待吴川祝退休后再“分赃”。
据了解,在乐东任职的两年多时间里,临近退休的吴川祝为自己的“钱袋子”们大肆拿项目、土地,金额高达20余亿元,其中绝大部分都通过转让、倒卖获取高额利润,以致有资质、有实力的央企都需要通过这些“钱袋子”才能承揽到项目。
经查,2005年至2020年,吴川祝在海口、乐东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或职权上的影响,为吴某武等13人在建设工程项目承发包、土地使用权出让、房地产开发经营、采矿厂规划报建以及贷款审批、资金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贿赂和约定收受他人贿赂共计6295万余元(其中2186万元既遂、4109万余元未遂)。
当看到办案人员列出的一组组触目惊心的数字时,吴川祝才意识到自己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对海南自由贸易港营商环境建设造成的恶劣影响有多么巨大。他痛恨自己,但悔之晚矣!
为谋求政治资本不择手段,与黑恶势力沆瀣一气充当“保护伞”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海口市吴宗隆、吴宗谦兄弟招揽大量刑满释放和社会闲散人员,在海府地区打架斗殴、逞强耍横、开设赌场,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2020年4月27日,全国扫黑办挂牌督办海口市吴宗隆、吴宗谦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谁也没有想到,顺藤摸瓜,循黑找伞,竟找出了吴川祝。
吴川祝为什么会与黑社会有关系?原来,该涉黑组织为了更好“办事”,想方设法拉拢腐蚀公职人员,长期在海口担任领导职务的吴川祝,早被其列为重点拉拢对象。
“我没有任何背景,怎么办?我想只能靠‘票子’和‘政绩’。因此,我无论在什么岗位,都会想办法干出成绩,谋求政治资本,甚至不择手段。”在担任区党政主要领导后,吴川祝开始规划自己的“仕途”,千方百计干出成绩,正缺“帮手”的他,与该涉黑组织一拍即合。
2010年,该组织的重要成员李平被公安机关抓捕。“李平是该组织大量犯罪行为的具体实施者,他一旦泄露内幕,整个团伙都将覆灭。”办案人员说道。于是,该组织头目吴宗谦忙找到时任琼山区委书记的吴川祝,请他保住李平。吴川祝接受请托后,以让李平协助拆迁为由,帮助已被公安机关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非法买卖枪支罪立案的李平办理了取保候审。
之后,吴川祝默许李平借助该黑恶势力采取暴力和软暴力方式配合政府部门推动拆迁工作,在领导面前打造自己“救火队长”形象,捞取政绩。吴川祝为了政绩不惜违反群众纪律,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为黑恶势力高擎“保护伞”,丧失人民立场,犯下严重的政治错误。
“回想起这些年来自己的所作所为,我并没有做到权为民所用、严以用权,反而随着职位的升迁,用权越来越任性。”吴川祝忏悔道。只站台、不表态,拿项目、不留痕,让部下揣摩、不直接开口,吴川祝将这种任性用权的行为,总结为“地方一把手权威效应”。他把这一效应或直接用在市政府分管领导、下辖区领导身上,或通过其联系人出面用在职能部门领导身上,屡试不爽。吴川祝任性用权,浪费国家资财、影响社会发展,对政治生态造成严重污染,带来极坏的示范效应,最终自食恶果。
2017年11月,海南省委巡视乐东县,2019年9月,又对乐东县开展“回头看”。对于巡视发现的问题,特别是工程项目和土地领域的腐败问题,吴川祝知道自己深陷其中,他如坐针毡,却又心存侥幸,“我觉得这些都是小事,不会很严重。”这之后,被迷信冲昏头脑的他又多次请大师作法、摆阵,保佑自己全身而退。就这样,他一次又一次错失了向组织坦白的机会,最终东窗事发,悔之晚矣。
留置期间,吴川祝时常想起自己参加警示教育的场景:“我多次参观廉政教育基地,多次观看警示教育片,多次参加廉政教育课等,一个个鲜活典型的案例,给我的触动很大,但在工作和生活中,我总认为这种事离自己很远,其实只一步之遥,一纸之隔。好人囚徒一念间,人生没有第二次选择,侥幸的最后一定是大不幸!以我为鉴,以我为鉴!”殷鉴不远,警钟长鸣。党员干部要切实从本案汲取教训,既哀之更要鉴之,勿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来源: 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