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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风文明乡村美 孝感脱贫攻坚实现乡村巨变

来源:餐饮加盟
作者:小吃加盟·发布时间 2025-10-13
核心提示:华网武汉11月27日电(肖进安、刘晓丽)湖北省孝感市属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有建档立卡贫困村503个,其中深度贫困村36个。脱

华网武汉11月27日电(肖进安、刘晓丽)湖北省孝感市属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有建档立卡贫困村503个,其中深度贫困村36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孝感市派出1278支驻村工作队,5902名帮扶干部沉入一线驻村扶贫。今年4月,孝感市贫困村全部出列。

近日,新华网采访团队前往孝感孝南区、孝昌县、大悟县、安陆市、应城市等地调研采访,发现许多曾经的贫困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村民脱了贫,致了富,更是催生出了一朵朵“文明”之花。

磨山村石头元素处处可见。新华网刘晓丽 摄

从挖山采石到发展特色旅游

孝昌县王店镇磨山村是一个因出石磨而得名的古老村落,也是湖北省建档立卡的重点贫困村。漫山遍野的石料催生了磨山村以石为生的产业,“上世纪八十年代,村里采石场的工人最多的时候有300多人,磨山村光打石磨的就有200多人。常年采石,山体千疮百孔,不仅破坏环境,还影响人的肺部健康。”磨山村老石艺人樊月东说。

2015年,因严重破坏生态,磨山村采石场被关停。村民赖以生存的石料产业没了,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磨山村变成了只有老弱病残的空心村。

人少了,房屋破败了,采矿留下的坑洞让村子伤痕累累。为改变现状,镇村领导多方考察求助,最终决定还是围绕石头做文章,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

发展旅游第一步,改变村容村貌。2016年3月,在驻村干部和乡贤的推动下,磨山村掀起了一场涉及全村的清洁卫生行动。“光垃圾就清出去了300多车,有些累积了三四十年的垃圾和污物也一并铲除了,村里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磨山村村委会副主任齐平衡说。

磨山村新貌。新华网刘晓丽 摄

2016年9月,村里邀请专业团队对磨山村的历史人文、村落布局、周边地貌、景观生态、生活方式、手艺劳作、经济模式等方面进行了摸底调查,从自然资源和文化底蕴等方面着手探索出一条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磨山村的变化引起了湖北省住建厅和湖北省乡建协会的关注,2016年10月,磨山村被确定为美丽宜居乡村示范点。

如今,村边因采石形成的大石洞经过美化修复变成了“春水塘”,塘边建起了生态广场,马槽、石碾、石缸装点其间。农耕馆摆放的早年采石及农业生产工具散发出浓浓的乡土气息,石艺馆、村史馆诉说着数十年来磨山村靠石发展的转变。

磨山村在美丽宜居乡村建设过程中,安排贫困户在家门口务工,累计发放村民工资160余万元,30余户贫困户年增收在1.2万元以上,提前达到脱贫目标。2019年,磨山村整体脱贫出列。

除新打造的景点,经过修复的磨山村,石头砌墙,石头铺路,十二生肖石像矗立路边,石刻艺人静坐专心雕琢,曾经贫困落后的穷山村越来越有文艺范。

磨山村的变化吸引了大量游客,“现在磨山村每年游客达到8万多人,最高日客流量800余人,带动周边经济发展30多万元。”齐平衡说。

大悟东升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种养基地。新华网李征峥 摄

从脏乱差到要富也要美

大悟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而大新镇土桥村是大悟县一个有名的贫困村,曾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51户440人,贫困人口占全村总人口的29.97%。近年来,土桥村通过发展产业、结对帮扶、关爱“三留守”人员等措施实时消除贫困,不仅村集体收入有了大幅增长,149户437人也顺利脱贫出列,剩余2户3人今年可以脱贫。

土桥村村支部书记李仁然在村支书岗位上干了24年,目睹了村里发生的每一个变化。“要产业没有,留不住人就地打工,基础设施落后,村民卫生习惯差,垃圾随意倒在路边、水塘边,村里环境脏乱差,民心涣散,自主致富没动力没条件。”李仁然这样描述之前的土桥村。

改变,从发展产业、提升村集体经济及增加贫困户收入开始。2016年,土桥村引入东升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流转村民土地300亩,村民和精准扶贫户以土地入股分红,东升种养基地以合作社经营模式运营,基地种有葡萄、草莓、茶花、车厘子、桃子、红梨等数个品种,18名贫困户在园区就业。

贫困户在宝诚电器公司土桥村扶贫车间忙碌。新华网刘晓丽 摄

2016年7月,占地10亩、年产值500万元的宝诚电器公司土桥村扶贫车间成立,主要生产远红外取暖设备、排风扇和塑料制品。扶贫车间成立后,常年吸纳10名贫困户在车间打工,同时,每年向村集体缴纳租金2万元。

2017年,土桥村养殖农场建成。村集体投入资金20万元,扩建鸡棚20个,鸡场道路、饮水、路灯等配套设施已建成,养鸡规模扩大至两万只。农场带动了3名贫困户务工,每年可以为村集体经济增收2万元。

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李冬平介绍,因为有了种养基地、扶贫车间、养殖农场等产业,土桥村于2016年整村脱贫出列。2019年村集体收入增加到12万元。

为改变村容村貌,村里将环境卫生整治列为重点问题,引进清洁公司负责村里卫生。土桥村还将每个月17日和27日的“扶贫日”定为环境治理宣传日,号召村民积极主动参与到卫生整治中来。

土桥村不少农户房子的外墙面上,绘有反映美丽乡村风貌的大型彩色宣传画。走在村里,如同徜徉在画卷中。李仁然介绍,为切实改善人居环境,村里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下了大工夫。近年来,土桥村投资200多万元改造房屋92间,安装太阳能路灯100多盏,建成村湾广场三处,实现自来水进户,家家用上自来水,村容村貌大为改善。通过努力,土桥村2016年和2019年两次被评为湖北省生态村。

生活富裕了,环境变好了,如今的土桥村正致力于乡风文明建设,“精准扶贫文化惠民共建美丽乡村”广场舞大赛、“三关爱”主题实践活动、人工插秧比赛、留守儿童“快乐星期天”活动精彩纷呈。

从物质脱贫到精神脱贫

鸟瞰殷棚村。新华网李征峥 摄

地理位置偏远,交通落后,信息闭塞,不思奋斗,等靠要思想严重……这是安陆市洑水镇殷棚村驻村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朱隽2015年刚入驻村里时的印象。殷棚村是孝感市重点贫困村之一,“看山,荒山秃岭;看路,坡陡难行;看田,越种越瘦;看水,旱不保收;看人,毫无盼头。”村里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

“面对贫困,许多村民宁愿苦熬,不愿苦干。物质的贫困让人担忧,精神的贫困同样让人揪心。”朱隽说。

在摸清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后,驻村工作队从满足群众基本生活的水、电、路硬件设施着手改善村里环境。几年来,殷棚村硬化扩宽道路11.1公里,机耕路17.2公里。如今,进出殷鹏村道路平坦整洁,村设公益岗聘用保洁人员维持道路清洁,出行不再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水电路改造方面,近年来,殷棚村改造升级了15公里低压线路,新增4台变压器,安装30盏路灯,布点85个抗旱线路,铺设17公里水管网。电灯亮了,自来水入户了,村民生活变得便捷有归属感。

鸟瞰殷棚村。新华网李征峥 摄

铺好水电修好了路,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提上了日程。为带动村民加入生产,提升村民脱贫内生动力。工作队提出了“百千万”工程+家庭经济共同发展的思路,计划在村里打造百亩以上养殖水面、绿化千亩以上荒山、养殖万头(只)以上畜禽。

目前,在工作队的带领下,殷棚村清理新建了65口塘堰,开发新建了300亩桃园基地、200亩三水梨基地、100亩水产养殖基地、60亩太空莲基地、20亩火龙果草莓园,种植了300亩橡树。产业有了,村集体收入大幅上涨,预计今年可达26万元。

2017年底,殷棚村所有贫困户脱贫,整村出列。2019年,殷棚村人均可支配收入18200元,贫困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6800元。

开一次家庭会聊天,吃一次农家饭,住一晚农户房,干一次农家活……通过有温度的帮扶,村民对工作队撤下了心防。在工作队的帮扶下,贫困户黄道金不仅住进了新房子,找了新婆婆,还承包了鱼塘,生活越过越红火。感念于工作队的帮扶,在轮到工作队到他家吃农家饭时,老两口忙乎一晚上搬出30道菜的故事在殷棚村传为佳话。

如何提升殷棚人的精气神,帮助村民从精神上脱贫一直是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琢磨的问题。

近几年来,殷棚村举办了三届村乡风文明建设表彰大会,选树“我脱贫 我光荣”、五好模范家庭、“殷棚好老人”等38人次。村民有了榜样,自主致富的动力越来越足,村里甚至有残障村民坐着轮椅开起了网店。

为扭转村里时有发生的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现象,殷棚村建起了“殷棚人家喜庆服务中心”,村里所有红白喜事都要在这里办,办事标准有严格限制,渐渐地,民风也变得淳朴了。

现在的殷棚村,回乡创业的多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村民的笑容多了……一个既有“颜值”又有“品质”的殷棚村展现在人们眼前。

昔日的贫困村水电路网基础设施大大改善,村容村貌整洁美观,老百姓钱包鼓起来了,精气神也上来了,文明之花逐渐在人们心底慢慢绽放。

铁柱

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越王勾践。一提起勾践,大家就会想到他卧薪尝胆、复仇吴国的故事,他也因此成为刻苦自励、艰苦奋斗的象征。很多人也佩服伍子胥,他可谓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忠臣,给人留下不惜性命、直言进谏的印象。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品读《吴越春秋》,就会发现勾践和伍子胥形象的崩塌:他们成了两个说谎大师——在赵晔的笔下,勾践和伍子胥是靠一路说谎才获得成功的。事实上,说谎的又何止是他俩!从创立吴国的太伯到篡位谋反的阖闾,从身居高位的范蠡到甘作绿叶的渔父,在吴越争霸的过程中几乎人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说谎。他们为什么要说谎?他们怎样说谎?赵晔对说谎浓墨重彩的描写又体现了他对哪些问题的思考?换一种角度解读吴越争霸,多一种视角理解这段历史!

也许有人会说,将勾践和夫差的合而为一多少有点牵强。但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很多看似相反的角色,的的确确是共存的。例如奴仆和君王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在勾践身上获得了统一:当勾践说谎之时,他向夫差展现的是奴仆的身份,但是对于那些越国的臣子来说,勾践依然是他们的越王。那么,不会说谎的夫差到底有没有说谎的基因呢?吴国的先王们用自己的选择告诉我们,夫差身上绝对可能同时具有说谎和不说谎两种遗传因子。

古公和太伯:说谎的先王们

在《吴越春秋》的第一章《吴太伯传》中,赵晔告诉我们吴国之所以建国,就是由于其创始人太伯的说谎,而太伯的说谎则源于其父亲古公的掩饰。换言之,没有说谎就没有吴国。赵晔说:

古公三子,长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吴仲,少曰季历。季历娶妻太任氏,生子昌。昌有圣瑞。古公知昌圣,欲传国以及昌,曰:“兴王业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历。太伯、仲雍望风知指,曰:“历者,适也。”知古公欲以国及昌。古公病,二人托名采药于衡山,遂之荆蛮。断发文身,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归,赴丧毕,还荆蛮。国民君而事之,自号为勾吴……荆蛮义之。

这的的确确像是一个传说,但显然是一个精心雕琢过的传说,处处充满了说谎的痕迹。首先是古公并没有直接对儿子们说自己要把王位传给谁,隐藏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其次,太伯和仲雍对父亲的掩饰做了相应的回应,在父亲生病之时找了借口远赴荆蛮——采药之说毫无疑问称得上是一个谎言。最后,太伯和仲雍在荆蛮还用“断发文身”来掩饰自己的身份,“示不可用”表明他们其实是“可用”的,但是要给当地人看起来“不可用”的样子,这当然也属于一种伪装。

赵晔的叙述清楚地告诉我们,吴国的创建就是靠的谎言——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善意的谎言。那么,为什么古公、太伯父子都不愿意直接交流,而是喜欢用说谎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想法呢?作为读者,我们看到古公有三个儿子而偏爱小儿子时,很自然地会觉得他是一个偏心的父亲;然而,看到古公是在为兴王业而作此打算,又会理解他身为君王所做出的选择。很显然,对于古公来说,父亲和君王这两个角色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冲突。作为君王,他想要把王位传给未来的圣王;而作为父亲,他应该对儿子们一视同仁。因此,作为父亲的古公不能够直接告诉太伯和仲雍他心中所想。为了在两个角色中保持平衡,古公不得不掩饰真实的想法,由此而获得了后世的赞赏。最终周朝和吴国的建立成为了其说谎的最好回报。

同样,太伯和仲雍也既是儿子、兄长与臣子。作为儿子,他们应该在父亲面前尽孝;作为兄长,他们应该和兄弟保持良好的关系;而作为臣子,他们应该优先考虑君王的事业。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他们直接告诉古公自己愿意把王位让给季历,就会将自己的父亲和弟弟置于尴尬的境地;如果他们坦率地说自己前往荆蛮只是为了让贤,那么也会背上不孝的恶名。因此,他们选择假托为病重的父亲采药而远走,既保持了孝,又不影响忠,可谓是完美地解决了角色之间的冲突。尤其是在古公去世后,太伯和仲雍返回了岐山参加葬礼,之后再赴荆蛮,更是表明他们希望在儿子、兄长与臣子之间做到平衡。作为儿子当然要不远万里参加父亲的丧礼,但是如果从此就留在岐山,那么也会对新的君王、他们的兄弟季历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压力。因此他们才获得了世人的肯定。“荆蛮义之”这一总结非常重要,“义”表明他们的说谎得到了世人的正面评价——也让我们想到了孟子所谓的“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适”,而“荆蛮”则表示出于这一目的的说谎被社会所广泛接受,即使蛮夷也不例外。

更值得注意的是,太伯和仲雍在成功解决原有角色冲突的情况下,获得了新的角色。在荆蛮之地,太伯和仲雍原本是客。当地的一切习俗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而如果他们不融入于其中则很可能无法适应和生存。因此,他们通过断发文身来掩饰自己的身份,希望以“假”荆蛮的身份而不引起当地人的注意,并最终成为真正的荆蛮。在这一过程中,说谎令他们的身份由假变真。在成为真正的荆蛮之人后,太伯又被拥立成为了吴国的君王。因此,说谎最终使他们完成了从客人到主人的转变,获得了全新的身份。这意味着说谎在隐藏身份的同时,不但会真正地使想要隐藏的身份消失,而且会使原本虚假的身份成真。从这个意义来说,赵晔的叙述让我们想起了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名言,“说真话只是在重复过去,而说谎才可以创造未来。”不过赵晔告诉我们,说谎不但可以创造未来,而且可以创造“真实”。

古公、太伯和仲雍之间的配合可以说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父子相隐”。“父子相隐”是《论语》中最著名的关于谎言的对话。《子路》篇说: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这是一个有趣的画面,简单来说,就是叶公和孔子对直提出了不同的理解。叶公认为当父亲偷羊时,儿子向失主证明父亲的行为,这样才是“直”;而孔子则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父子互相隐瞒不说实话才是“直”的体现。历代学者对此有各种不同的解读,而对于我们来说,这首先是一个角色冲突的问题,也是一个角色轻重的问题。当社会上的角色和家庭中的角色有冲突时,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如何扮演好家庭中的角色。

同样,为了尽可能地避免角色的冲突,扮演好父亲和儿子的角色,古公、太伯和仲雍选择了“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关于社会角色的定位与冲突,孔子与孟子都有所阐述。“正名”是孔子的核心思想之一,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表明不同的社会角色应该有相应的社会责任与义务。而孟子则以舜为例,深入地探讨了这些角色冲突所造成的问题。在《孟子·尽心上》中,弟子桃应问孟子:“舜是天子,皋陶是掌管法律的士,如果舜的父亲瞽叟杀了人,会怎么办?”很显然,舜的天子角色与儿子角色产生了冲突。孟子认为舜首先要对“杀人”的问题做出抉择——舜说:“执之而已矣。”根据汉人赵岐的解释,舜的意思是皋陶该抓就抓。桃应接着问:“那样的话,舜难道不会阻止吗?”言外之意是,自己的父亲被抓,作为孝子的舜难道不应该有所行动吗?孟子说:“舜怎么能够阻止呢,对皋陶来说那可是职责所受。”桃应又接着问:“那接下来舜又会怎么做呢?”看着舜被置于两难之境,孟子给出了最终的答案:“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在孟子看来,大孝荣父,比天下更为重要;而太伯和仲雍的选择也符合这一原则。对他们来说,遵从父亲的决定远比王位本身更重要,即使父亲并没有亲口对他们说出他的要求和想法。

可以说,说谎是吴国的传统,甚至可以说是立国之本。想来夫差也不会不知道祖上的故事,因此他的血液中也流淌着说谎的本能。那么,为何夫差又会有有话直说的习惯呢?如果说没有说谎就没有吴国,那么不是有话直说的话,也可能就没有夫差的王位。他能够当上吴王,或多或少是由于其曾祖寿梦的有话直说。

寿梦:有话就要直说

当公元前561年吴王寿梦临终之前,所遇到的情况与其先祖古公非常相似。寿梦有四个儿子:“长曰诸樊,次曰余祭,次曰余昧,次曰季札。”由于幼子季札贤能的缘故,寿梦想要立他为太子,并且向儿子们直接说了他的想法。季札辞让说:“礼有旧制,奈何废前王之礼,而行父子之私乎?”于是寿梦对诸樊下令说:“我欲传国及札,尔无忘寡人之言。”诸樊回答说:“周之太王知西伯之圣,废长立少,王之道兴。今欲授国于札,臣诚耕于野。”寿梦还是不放心,继续叮嘱说:“今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国以次及于季札。”诸樊再次回答说:“敢不如命?”

寿梦去世后,他的遗愿并没有被实现。寿梦反复叮嘱诸樊要把王位让给弟弟季札,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季札坚决拒绝即位。季札的拒绝间接造成了吴国最后的内乱。诸樊在不得不继承王位,临死前将王位传给了余祭,余祭同样把王位传给了余昧,但是余昧死后季札仍然不愿意为王,于是余昧之子成为了吴王僚,引发了诸樊之子公子光的不满。公子光在伍子胥的帮助下刺杀了吴王僚,遂成为吴王阖闾,阖闾将自己的王位传给了夫差,最终导致了吴国在夫差手中被灭。可以说,没有寿梦的直截了当就没有夫差的即位,而吴国最后一系列混乱的源头来自于寿梦对于太子的选择。

和他的先祖古公相比,寿梦的有话直说明显使他没有处理好父亲和君王之间的角色冲突。寿梦和古公的对比是显而易见的。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直接表达自己的意愿,结果却受到了季札的拒绝。我们可以明确地感受到,寿梦也许是一个负责的君王,但肯定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作为父亲,寿梦既没有做到对儿子一视同仁,更没有能够信任他的儿子。只有在季札面前,他才保持着父亲的形象。季札的回答清楚地指明了寿梦的问题——为了父子之私而废先王之礼。他反复地叮嘱诸樊不要忘记自己的命令,这表明他对长子缺乏应有的信任。诸樊在回答也以“臣”自称,表明在他眼中,寿梦的角色是君王而不是父亲。相反,古公虽然想要把王位传给幼子,却依然勉力维护着自己作为父亲的角色,没有表示出对太伯、仲雍的不信任。因此,古公的选择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而寿梦的选择则带来了灾难。

更重要的是,寿梦的直接交流方式也扼杀了四个儿子处理好角色冲突的可能性。事实上,季札对寿梦的回答已经超出了一个儿子应有的分寸,他的话更像是一位臣子的进谏。同样,长子诸樊所极力做好的也是“臣”这一角色。有趣的是,在孟子看来,对舜来说,更为重要的角色是“子”而非君王,而寿梦的儿子们显然主动放弃了这一角色。值得注意的是,诸樊等人还有一个角色——兄弟。太伯和仲雍通过说谎,巧妙地解决了作为兄长可能给兄弟季历带来的麻烦。相反,诸樊只能直接将王位让给季札,这给兄弟之间的关系造成了微妙的影响,为后来的兄弟阋墙埋下了伏笔。

寿梦为何会忘记祖先古公的榜样呢?用其爱子季札的话来说,寿梦此举“废前王之礼”,不符合“旧制”。乍一听季札所说的旧制也许是把王位传给长子,但诸樊的回答却暗示“废长立少”才是他们祖先古公传下来的旧制,因此寿梦传给季札并没有废前王之礼,季札所反对的并不是父亲的废长立少之举。那么,当季札在说旧制时,是否暗示包括谎言在内的委婉表达方是吴国的悠久传统呢?敢废前王之礼的寿梦,也许觉得自己已经把所有的角色都扮演得非常完美,不再需要像古公那样小心翼翼地掩饰自己的想法。于是觉得没必要对别人说谎的寿梦其实陷入了对自己说谎的窘境。

当我们说寿梦对自己说谎言时,并不是在说他觉得有话直说是符合道德之举。有学者指出,道德上的假仁假义更多是出于从众的情绪,而不是自欺。如果说道德是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共识,那么在寿梦看来,他作出与先人古公不同的决定,绝不是为了符合道德,而是为了挑战旧有的习俗。因此,当我们说寿梦在自欺时,说的是他自以为有能力摆脱旧俗。这才是寿梦最大的误判。

阖闾与夫差:学哪位先王

在吴国最后两位国王阖闾和夫差这一对父子身上,可以说正好分别体现了古公和寿梦的区别。阖闾擅长说谎,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古公和太伯之风;而夫差则多少有些与寿梦相似,他一反父亲的风格,喜欢有话就直接说。从这一点来看,夫差是对父亲阖闾的彻底反动,也是为了反对父亲的“旧制”。他对伍子胥的质疑,也可以归结为这一点——伍子胥是父亲的旧臣。夫差和阖闾之间对比的强烈程度和寿梦和古公之间的对比可谓不相上下。

然而,阖闾和夫差又与先王们不尽相同。和两位先王相比,阖闾的说谎具有更大的争议性。在夺取王位之前,阖闾和伍子胥合谋刺杀当时的吴王僚;在夺取王位以后,他设下圈套,在闹市中舞鹤,骗得看热闹的百姓不知不觉地跟着舞鹤之人到了滕玉的墓地中,突然关门让他们为自己死去的女儿滕玉陪葬。也许阖闾在说谎这一点上继承了旧制,但是无论对自己的敌人还是臣民,都没有保持太伯所坚持的“义”,他的说谎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

相反,夫差则不但自己不说谎,而且还会相信敌人的话,对勾践怀有恻隐之心。可是,寿梦却是一个连自己长子诸樊都不信任之人,可以说,夫差在自欺上比寿梦走得更远。他一直告诉自己具有统治越国的实力,完全忘记了自己“竞争者”的角色,因而他的相信别人可以说是极度自欺的产物。

于是,赵晔的叙述留给我们多种的对比:寿梦与古公的对比,阖闾与夫差的对比,阖闾与古公的对比以及夫差与寿梦的对比。每一种对比都非常强烈。在这些吴国的君王之中,也许只有最初的太伯才算得上完美。太伯的子孙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不足,以至于让人觉得如果将他们的优点揉杂在一起,方能组成一个十全十美的君王。因此,寿梦试图改变旧制而不成功,阖闾和夫差各自效颦而不自知,是否标志着赵晔的一种态度:治理天下的答案,要从先王的说谎中去寻找。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刘威

周,我去了黔南的荔波。荔波有大小七孔景区,都因七孔古桥而得名。我先去的是大七孔,冬季景区人不多,坐船穿越峡谷,水面因为昼夜温差而有一层朦胧的水汽,如白色绒毛。船行尽头处有一横跨两岸的天然巨岩,是喀斯特地貌的奇观,

不同于大七孔的壮丽,小七孔的景致极秀美。从东门进入,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小小的七孔古桥立于一汪碧水上,桥身上长满植被,竟不像人工建造雕琢,而像是自然之神漫不经心地念出一段咒语后草木延伸而形成的。

沿着河一路向西,经过高低错落的68级跌水瀑布与淙淙的拉雅瀑布,迥异于黄果树瀑布的壮观,小七孔的瀑布是温柔乃至羞涩的,像是初长成的少女尚未学会炫耀自己的美貌,要旁人驻足才能细细体味其璞玉般美丽的层次。再往西便是水上森林,阳光正好,透过密林散落水面如碎金,我踩着水中的石礅涉水前行,静得只能听到鸟鸣。时间消失了,此刻可以是千年以后或是千年以前,我想起小说《悉达多》里说的——“当人单纯、觉醒,不疑专注地穿行于世间,世界何其隽美又妩媚!”

最美的景色留在最后,当卧龙潭在我眼前铺开时,我忍不住惊叹出声。没有见过那样的水,静谧无澜的一片蓝绿,那是怎样奇妙的色泽,真像绿宝石一样澄澈又深邃,深不见底,同时又清澈地连水下的石与古木的根系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这汪水一直在我心里荡漾,与我贵州留在的另一深刻的视觉震撼共存,那就是苗绣。

在青岩古镇的博物馆里,我被一个个苗绣上的纹样所吸引,难以移开目光,觉得熟悉又陌生:这个线条像马蒂斯那样无拘奔放!那个造型简直像是毕加索晚年的返璞归真!此处的旋转像是梵高的浪漫肆意!在艺术大师似的构图与色彩之外,苗绣中还有着独特的、穿越历史的生命力。

我曾读过阿城写的《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其中很大篇幅是研究苗绣中的文明密码。在阿城的叙述里,贵族的苗族刺绣,同时保留着河图和洛书(那是中国古代流传的神秘图案,蕴藏着中华文化最古老的秘密)。苗族的图案有着东方苍龙、南方朱雀和河图天极的丰富变化,它的文明承接早于商,直接承接着新石器时代,保留着上古符形。苗绣之所以能成为几乎完整保留上古文化的载体,倚靠的正是一种绝对保守,靠传统的绣手来传续,绣娘绣错了要拆了重绣,所以符形图样几千年来没有走形变样。

这次来贵州,解决了萦绕在我心中一个困惑: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那么一种文化,一段历史,一群人的记忆,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是怎样传播的呢?

我总以为文字是唯一能够识别和记忆的方式。我曾经去过大英博物馆参观亚述文明的展览,那里有亚述巴尼拔图书馆,所谓图书馆,其实是数以千计的泥板和碎片,泥板上的楔形文字记录了王室铭文、神话故事、宗教卜辞、医药天文知识等等文献,其中还包括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英雄史诗《吉尔伽美什史诗》,它启发了《荷马史诗》以及后来一系列经典的文学作品与历史叙事。

——这是我原以为的唯一文明延续方式,通过确凿的刻在石板上的文字,后代得以辨认和延续。

我总觉得文字比语言更为可信,因为口耳相传的故事会因为讲述者的个人情感、时代背景、风俗习惯而反复被修改,最后面目全非。就像很多景区游览,形色各异的山与石,河与溪,导游讲述的故事却总是惊人的相似——往往是天上的仙女与地上的凡人相恋、受阻、分离。每每听到这样的故事,我总会起疑乃至不屑,我相信故事的原貌一定不是这样。

可是贵州的一些少数民族文化,却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以极富生命力的形态留存下来,究竟是倚靠什么?

原来在贵州这片土地上,万事万物都在用无字的方式诉说。

一棵树在说话。黔东南修建房屋的时候总要用枫木做中柱,苗族在隆重的祭祖活动中,总用枫树击鼓,因为在苗族古歌里,枫树是祖先蚩尤的鲜血所幻化形成的,苗族人的始祖蝴蝶也从枫树心中孕育而出。所以当枫树成为建筑材料庇佑着房屋,当枫树鼓被敲击唤起祖宗的灵魂时,那不朽的英雄史诗就再度被传唱、被铭记。

一片布在说话。苗族经历五次迁徙,从南到北兜兜转转不断折返,记忆就被绣在布上,穿在身上。创世神话与人间记忆交缠,被绣娘以一针一线绣下,成为刻在泥板上的楔形文字般确凿的文明密码,亟待辨认、解读与苏醒。

一个洞穴在说话。一代大家王阳明三十六岁时被贬贵州,居于龙场,那里蛇虺魍魉,蛊毒瘴疠,王阳明却在困厄中耕种、讲道、思考。他居于石穴中,默坐澄心,豁然开悟,开创心法。当我们纵观历史,会发现一种罕见的公平:优渥的人生使人麻木平庸,伟大的思想总诞生于贫瘠孤寂中。在孤寂中,人无处可逃,只能与自我面面相觑,在对自我的反复逼问与突围中,至诚至澈的思想缓缓浮现。王阳明所居的洞穴,环绕他的历经千年的石壁是友人,是老师,也是镜子,帮助王阳明大悟,王阳明大悟之后龙场讲学,传授心学,乃至今天思想大鸣大放路人皆知。你听如今世人对心学的传颂吟咏里,难道其中没有古老洞穴穿越千万年的低沉回声吗?

一汪水在说话。当我离开荔波,回到贵阳热闹的市区,仍有些恍惚,像是走出了桃花源的武陵人,他没有从桃花源里带走任何信物,留下的唯有神往,或许他数次向人诉说这故事,或许听者中有个人叫陶渊明,或许陶渊明心念一动写下这个故事,于是,桃花源就成为了所有的人的神往。当我从荔波盗取一汪水的记忆,带走的还有那水的诉说,当我写下这篇文字,便是那汪蓝绿在说话,在听者心中种下神往的种子。(蒋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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