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网消息：一直以来，外挂都被视为游戏界的毒瘤，尤其是恶性外挂，不仅严重损害玩家的游戏体验，还影响游戏正常运营。经过长时间侦查，江苏昆山警方在去年侦破特大游戏外挂案的基础上持续深挖，抓获全球最大游戏外挂组织核心成员，打断了“世界级”游戏外挂的“黑色产业链”。
这就是那款游戏的画面，所谓“外挂”，就是可以更改游戏数据的作弊程序或软件。在这款游戏里，加了“外挂”的玩家，隔着层层墙壁就能看到对手的位置在哪、血量如何；在地图中本是随机出现、需要玩家去寻找的物资，也都一一展现在作弊者的眼前；而他们随手开一枪就可以将对手轻松击倒。
昆山市公安局网络安全监察大队民警 余玉华：在游戏胜利之后就会一个大吉大利今晚吃鸡，游戏玩家都知道叫吃鸡，所以嫌疑人把这个外挂名称命名叫“鸡腿”。
市民 沈先生：一个外挂使整个游戏失去了平衡，让很多技术好的玩家玩得再好，也抵不过别人一个外挂玩得没意义。
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警方判断这个外挂团伙的规模十分庞大，涉案金额也十分巨大。在查明了犯罪嫌疑人搭建的整个销售网络，并明确了包括李某和曹某在内十几名较大的游戏代理商，在2020年4月底，警方进行了一次针对“鸡腿”外挂销售团伙的抓捕行动。
这一次的抓捕行动对于整个外挂团伙造成了不小的打击，论坛的管理者，也就是被圈内人所熟知的，代号名为“九条杠”的管理者发布了一个公告。
昆山市公安局网络安全监察大队副大队长 王立飞：“九条杠”就是九个竖，头像是一个小猫的头像，这个是广大使用外挂的玩家都知道这样一个人的。他论坛上发布了这样一个公告：由于中国警方和有关游戏开发商共同打击，导致两名中国版主以及多名主要外挂代理商被抓，我们不得不停止在中国销售“鸡腿”外挂这样一个情况。
警方顺藤摸瓜 寻找“九条杠”
警方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又陆陆续续抓捕了几个代理商。但对于在论坛上发布公告的神秘人 “九条杠”的具体信息却一无所知。在随后的侦查中，一个搭建游戏销售系统的王某走进了警方视线。
昆山市公安局网络安全监察大队副大队长 王立飞：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王某某这个人他就是搭建这样一个销售系统的，外挂一个销售系统的。外挂销售是通过一个销售平台，然后交易的资金结算是通过虚拟币结算，王某从事的工作就是对一个销售系统跟资金结算平台进行一个维护和搭建。
王某的日常开销很大，并且他酷爱名车，名下有多辆豪车，仅300万以上的豪车就有五辆。但根据警方的调查得知，王某本人并没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来源。那么支撑王某如此巨大的日常开销的是否就是经营外挂获得的非法所得呢？为了获取更多线索，警方对王某开展了更加深入地调查。
昆山市公安局网络安全监察大队副大队长 王立飞：他在2016年的时候就代理了一款游戏的外挂，当时做到中国区的外挂总代了，所以他很早就在游戏外挂这个圈子里面混迹，所以我们判断王某这个人就是本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
2021年1月12日，警方决定对王某进行抓捕。当天早上五点钟开始，警方便一直守在王某的住所附近等待王某出门。
昆山市公安局网络安全监察大队副大队长 王立飞：一直等到中午11点半左右，王某当时应该是叫了一个外卖，外卖小哥把外卖送到他门口，他开门出来取外卖，我们冲上去把他给制服。
神秘“九条杠” 竟是月薪3000“打工人”
将王某抓获后，民警发现王某只是主犯之一，而真正的“九条杠”仍然另有其人。
据王某交代，这个在他的手机通讯录中备注为“Li”的人，就是他的上线，是整个外挂组织的全球运营负责人，也就是“九条杠”。但王某告诉办案民警，他们平时的交流都是通过境外手机号或者境外的聊天工具，在实际生活中并不相识。经过不停地研判，警方发现居住在天津的何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为了确保在将何某抓捕归案的同时也将何某手中的电子证据一并获取，警方制定了十分完善的抓捕计划。1月19日何某在下班后回到了租住的单身公寓，为了确定何某的作案工具也在公寓内，警方一直蹲守在何某的住所外。直到1月20日凌晨1点，何某向王某发送了一条关于维护交易平台的信息，消息发送的同时，蹲守在门口的民警听到了何某的房间内传来敲击键盘的声音，这让警方确定，何某和他的作案工具都在屋内。
在何某的电脑里，警方看到了所有相关证据，何某就是警方一年来不断搜寻的“九条杠”。在何某的硬件钱包里，警方发现了2000多万元的资产。
昆山市公安局网络安全监察大队副大队长 王立飞：他这个人很低调，住的、穿的、吃的、用的都是很普通，看不出像有钱人，他周边的朋友也不知道他有钱，他在公司上班，这个公司老板就是他同学。他自己是不差钱，所以他愿意在这样一个公司，拿着3000块钱的工资，在同学的公司里面上班，过一个安稳的小日子。
目前，何某与王某均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二人是整个团伙的核心成员，两人的落网意味着全球最大游戏外挂案已然告破。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来源： 央视网
源：大皖新闻
1月5日，网传视频显示河北邢台市城管工作人员在执法时，不让商户在外摆放广告牌，于是双方发生争吵。商户说，“哪个牲口又检查了？”随后城管工作人员说，“你别在邢台待，你走呗。”
1月5日上午，邢台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回应大皖新闻记者称，已关注网传视频情况，视频里的城管人员是邢台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工作人员，现在事件正在调查处理。同时该工作人员表示，按照邢台市市容管理条例，不允许店外有商业性的广告。
1月5日中午，该商铺店主韩先生接受大皖新闻记者采访时称，事情发生在1月1日上午。“新年开业第一天，一个顾客还没进来就看到城管工作人员进来要求撤广告，当时也是有点上头就想和他们抬个杠。”韩先生告诉记者，那条街都不给张贴广告，城管人员也不是故意针对自己。
“我是从沙河镇过来的，去年12月才来到这条街上开业。”韩先生回忆，开业没几天，当时就有城管工作人员过来要求撤除贴在店内玻璃上的广告，“但是不贴广告，刚开业的新店谁知道我们是干啥的呢，所以后来我就又在店内玻璃上挂了一张白纸，写着修改衣服，改拉链，绞裤边。”
韩先生表示，他也知道当时自己骂人不对，对方当时也都挺客气的，现在想想也不太好意思。但希望通过这个事让更多人关注到，虽然有条例但并不一定就是合理的。
韩先生告诉记者，目前此事已经得到妥善解决，城管部门得知自己是残疾人的情况后也是人性化执法，允许自己继续将广告牌挂在门内玻璃上，待生意好转后再自行摘去。
大皖新闻记者 余康生 孙召军
者按
“双11”刚过，双“12”又将来临，如今的购物狂欢节，直播间都是主战场。哪怕在平时，通过直播间购物的人也越来越多，甚至成为不少人的主要消费方式。
与此同时，直播带货乱象，乃至头部主播直播带货“翻车”的情况屡见不鲜，广大消费者希望规范直播带货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近日，记者以“职业打假人盯上直播带货”“直播带货傍名牌”“直播间里数据的真实性”等角度展开深入调查，推出系列报道，以期推动相关问题解决。
“到12月6日为止，共有1100名在主播‘疯狂小杨哥’直播间买了破壁机的消费者通过各种渠道联系我们，希望帮助他们维权，其中350多名消费者的信息已得到确认。”12月7日，知名职业打假人王海在电话中告诉《法治日报》记者。
前不久，王海举报“疯狂小杨哥”直播带货虚假宣传一事，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并持续发酵。王海说，他还举报了“疯狂小杨哥”利用虚假检测报告欺骗公众，以及两家检测机构涉嫌虚假认证或涉嫌出具不实、虚假报告。
不仅仅是王海，近年来，随着网络直播业态“井喷式”发展，直播带货从业者包括头部主播或网红涉虚假宣传、销售假货、价格欺诈等问题层出不穷，不少职业打假人纷纷将打假的目光对准了直播带货的主播和网红。
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依法真正打假的职业打假人属于消费者的范畴，他们的存在能够为普通消费者拿起法律武器向制假售假商家索赔起示范作用，有助于推动直播带货新业态规范发展。
专家认为，规范直播带货的关键在于直播平台，应严格落实电子商务法的规定，特别是履行法律规定的记录、保存平台上发布的商品和服务信息、交易信息的义务，并确保信息的完整性、保密性、可用性不少于3年，让直播带货行为至少3年内可追溯，方便消费者维权和监管部门监管。
举报网售产品虚假宣传
直指出具虚假检验报告
11月12日，王海发布消息称，知名主播“疯狂小杨哥”销售的某电器公司生产的破壁机和绞肉机存在虚标功率问题。
王海的团队通过拆机发现，在直播间卖的绞肉机标注功率300W，实际功率为120W；破壁机标注功率300W，实际功率为105W。
几天后，相关电器公司发表声明称，被质疑的两款产品均符合国家标准，不存在虚假宣传。不久，“疯狂小杨哥”转发了这份声明并表示：“我只想做好自己……”
对此，王海认为，该电器公司的声明未给出整机功率300W的检测报告或测试报告，“纯忽悠”。
11月17日，“疯狂小杨哥”公布了安徽省合肥市一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当日出具的检测报告，结论显示“所检项目（输入功率和电流）合格”。
在王海看来：“被我们爆料售假后，‘疯狂小杨哥’才于11月15日将产品送检，检验报告签发日期为11月17日，说明‘疯狂小杨哥’在直播带货前未审慎选品或未参与选品。”
目前，上述两款产品均已下架。
王海说，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测出涉检产品的额定输入功率为247.8W，低于平均值输入功率300W，不在额定输入功率的合格范畴内。因此，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判定涉检产品“合格”系错误结论，涉嫌出具虚假检验报告。
“我们还举报要求撤销涉案产品CCC认证。认证机构涉嫌出具虚假的认证结论，或者出具的认证结论严重失实的，应撤销批准文件，并予公布。”王海称。
现实中，电子电器检验检测机构违法检测问题值得关注。广东省深圳市市场监管局今年把电子电器检验检测机构作为重点抽查领域，在抽查的57家机构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机构有40家，其中立案调查13家，责令限期整改27家。
作为打假人，王海说，他举报的主要目的是帮助消费者维权。此次举报“疯狂小杨哥”之后，他近日又举报了某著名品牌冲锋衣虚假宣传。
此前，王海已多次举报直播带货主播售假问题。如2020年，他公开举报某平台直播带货主播销售假燕窝，出示的检测报告显示所售即食燕窝产品就是糖水。同年12月，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市场监管局对该主播所在公司作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罚款90万元的行政处罚。该名主播团队向消费者共计退赔6000多万元。
直播带货新业态乱象多
打假人转“战”网红主播
将打假目光转向直播带货的职业打假人并非王海一个人，来自河南的闫震（化名）也将打假的目光瞄准了直播带货。
前段时间，闫震在一名网红主播直播间下单多块茶饼后提起索赔诉讼——他查询发现，这款宣称产于云南的茶饼，标注的生产许可证与厂家不相符。庭审阶段，网红主播辩称，茶饼标注的生产许可证是印务公司在印刷包装纸过程时弄错了。
闫震告诉记者，经法官调解，本案以和解结案。
来自天津的职业打假人蔺先生有过多次打假直播带货主播的经历，“都是拥有两三百万名粉丝的主播”。在他看来，打假直播带货网红主播比较容易，“他们不少人法律意识比较差，为了赚钱，根本不考虑消费者的权益”。
这背后，是我国网络直播新业态呈“井喷式”发展态势。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年8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51亿人，其中，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7.16亿人。
问题也相伴而生。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发布的今年“双11”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显示，直播销售乱象成消费者维权焦点之一。在某第三方投诉平台，2021年全年以“直播”为关键词的投诉量超7万条，产品质量、虚假宣传、价格误导等问题最为突出。
据王海观察，直播带货领域一直乱象丛生，假翡翠假玉石假水晶、虚假抽奖、价格欺诈、虚假宣传等层出不穷，大量消费者权益受损。
正因为如此，很多职业打假人转向直播带货新业态领域打假。他们认为，直播带货本质就是电视购物，假冒伪劣问题借由直播间花样翻新。
王海认为，直播带货问题丛生，一个关键原因是，直播电商平台没有依据电子商务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承担相应的责任。
他解释道，从技术层面上说，在直播带货领域打假并没有难度，因为通过录屏的方式，打假取证反而更加容易。另外，按规定电商平台应保留3年以上的消费记录，这给消费者维权取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从实践看，一出事儿电商平台就下架商品，导致消费者难以获取相关记录信息，一定程度上方便制假售假者逃避惩罚。
“如果电商平台依法保存3年直播带货视频，一旦发现问题，由平台直接通知消费者维权，还有主播敢在平台售假吗？”王海反问道。
“除此之外，直播带货作为一种新的网络营销模式，据以规制的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健全，平台、商家、主播之间的责任界定尚不清晰明确，对于直播电商的性质、定位在理论与实践中仍然存在争议，也是导致直播带货领域频出问题的原因。”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文化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程科说。
在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看来，直播带货这一新业态具有虚拟性、隐蔽性、技术性等特征，靠传统法律法规难以规制，出台新的法律法规又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加上行政监管资源有限、网络直播平台管理责任不到位、商业营销行为不规范等，所以才出了一系列问题。
建黑名单实施联合惩戒
支持集体诉讼公益诉讼
在职业打假人蔺先生看来，作为粉丝数量众多的头部主播或头部网红，他们从事直播带货时，辐射范围广，一旦带货产品出现问题，给消费者带来的影响更为严重，所以应该对所带货品承担更多相应责任，严格选品、认真测试。
“打假人将打假对准头部主播或网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直播带货新业态得以规范发展。打假索赔让商家的违法成本大于违法利润，也给消费者做了示范，让消费者有动力依法向违法商家索赔，进而让假冒伪劣无处遁形。”闫震认为。
我国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都设置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王海看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出台，就是因为不法商家太多，而行政监管资源有限；如果要想遏制和打击制假售假行为，仅仅依靠政府职能部门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依靠社会共治，而打假人就像红绿灯上面的监控电子警察，让制假售假被惩罚变得不可避免。
受访者普遍认为，促进直播带货新业态健康发展，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落实现行法律和相关政策规范。
陈音江说，网络直播营利行为，本质上是电子商务经营行为，比较流行的方式有直播带货、打赏等。只不过商家由当初把商品摆放在实体店让消费者挑选的现场销售模式，演进为在网络上通过文字和图片介绍推荐商品的电商销售模式，再到如今通过网络直播实时互动方式推荐商品的直播营销模式。
“大部分直播平台带货主播有带货佣金和打赏双重收入，其中打赏占比较高。网络直播营销虽然具有娱乐、直观、交互和便捷等特点，但仍然属于电子商务经营行为，同样需要遵守有关电子商务经营方面的法律法规，主动维护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陈音江说。
近年来，除了立法机关颁布民法典、电子商务法等系列法律之外，国家层面针对直播带货还出台了一系列部门规章和政策文件。
如2020年11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带货活动监管的指导意见》；国家互联网信息办联合相关部门于2021年4月、2022年3月分别印发《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直播营利行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等。
在王海看来，直播平台必须遵守电子商务法的规定，比如要求平台严格记录、保存平台上发布的商品和服务信息、交易信息，并确保信息的完整性、保密性、可用性不少于3年；比如要求直播带货主播或其公司先行赔偿等。
程科认为，规范直播带货还需要完善相关制度体系：需要明确网络直播营销过程中各参与主体的责任范围，区分不同的直播营销平台类型，根据平台是否参与运营、分佣，平台的控制力等因素，合理设置平台责任；协调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既有法律规范在网络直播营销领域的具体适用；加强市场监管、商务、网信等职能部门在网络直播营销监管过程中的沟通，实行信息共享，建立问题主播、问题平台的黑名单机制，依法开展联合惩戒。
陈音江建议，应持续提升消费者投诉受理的便利化，必要时支持消费者进行集体诉讼，对损害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发挥消费者对直播带货新业态的监督作用。
“对直播带货的问题，监管部门发现并及时查处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反而是成千上万的消费者更容易在消费过程中发现，其中包括职业打假人向监管部门投诉举报，实际上也是对监管部门的一种支持，监管部门该查的查，该罚的罚，净化并规范直播带货新业态。”陈音江说。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陈磊
来源： 法治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