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针、不吃药、不开刀，就能让很多病快速地好起来，就连心脏病、肾衰竭、癌症等这些难治的病也都能快速好起来。听着是这么地神奇，这种医学产品在不少地方就畅销了起来。它的名字也很神秘，叫“量子医学产品”。但重庆的李女士却说，这个产品骗光了她的退休金，让她和家人因此还闹不和。这是怎么回事呢？
李女士是重庆市垫江县人。据李女士介绍，2018年，因为患有颈椎病、高血脂等疾病，她经人介绍，来到重庆市本元亚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了解该公司销售的量子医学产品。
重庆市 李女士： 他就说他那个（产品）有量子、有能量、有效果，能治好（病），就这样。
在本元亚谷公司，李女士发现，同她一样专程前来了解产品的人有很多。推广人员告诉李女士等人，他们公司销售的产品，包括量子能量瓶、护腰带、光灸仪、手环和枕头等多款品种，看起来虽然和普通商品没什么差别，但特殊之处在于，这些产品都含有量子能量，对小到平日常见的伤风感冒、颈椎病、脂肪肝，大到心脏病、红斑狼疮等疾病，既不需要打针吃药，也不需要输液开刀，就具有调理治疗功能，是新型的高科技量子医学产品。
重庆市 程先生： 那什么癌症，那些都能给你不用动手术。还有那个红斑狼疮，在医院都是不好治。都是用那个量子产品去把调理得好。
所谓“患者”现身说法
介绍完产品功能，推广人员又把李女士和程先生等人带到会议室，观看正在进行的“量子科学应用技术培训会”。培训会上，几个自称使用过量子医学产品的患者，轮流对参会人员讲述使用体验。
这些看似神奇的案例，无疑对参会人员起到了鼓动作用。
重庆市 程先生： 那是活生生的例子立在那儿。我说那既然那么好的话，我们就来搞一下。
不仅如此，推广人员还告诉李女士等人，购买本元亚谷公司的产品达到一定金额，还能成为公司会员，取得分享，也就是经销该公司量子医学产品的资质，赚取不菲的收益。
不打针，不吃药，不输液，不开刀，就能对自己患有的颈椎病和高血脂等疾病有疗效；更为重要的是，成为会员后还能经销如此神奇的产品去赚钱。这样的诱惑，让李女士当即从本元亚谷公司购买了5万多元的量子医学产品。
商家宣称：“量子能量瓶”能产能量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款标称为“量子能量瓶”的喷瓶，是本元亚谷公司最早推出的产品之一，也是李女士购买最多的产品。
重庆市 李女士： 它这里面你装酒，酒装在里面去，然后那个酒大概装在这5分钟，也就是说它量子释放到里面了，然后如果说我这里有蚊子叮，是什么东西那个了，起泡的话直接喷，喷了过后一直这样抹，抹了一段时间它就消了。
记者注意到，在产品介绍上，本元亚谷公司把这款喷瓶描述为具有保健护理功能的“魔法瓶”，能将普通水转化为质子能量水，对各种痛症、皮肤病和骨质类病症，都具有调理功能。然而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这款宣称能调理多种疾病的神奇“魔法瓶”，在使用过程中，却并未显现出任何“魔法”功效。
重庆市 李女士： 我们都上当受骗了。说真的，我们还有点气愤呢，你看我也没有什么副业，就是一点退休工资，一下子上当受骗。
在采访中，专业人士告诉记者，目前我国量子科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量子通信、量子计算和量子精密测量等领域，量子技术并未用于普通的日用品。本元亚谷公司这些看起来与普通日用品并无两样的产品，却被宣传为可以调理多种疾病的所谓“量子医学产品”而热销。种种异常现象，引来了市场监管部门的注意。
重庆市垫江县市场监管局 徐伟： 当时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经营场所的门头上面，写着不吃药，不打针，不输液，不动手术，这个身体的常见的多种疾病就能快速康复，这个就引起了我们的警觉，觉得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随即，市场监管人员对本元亚谷公司垫江门店进行了执法检查。
重庆市垫江县市场监管局 徐伟： 经营场所里面放置了宣传展架，以及张贴的这个宣传画册上面，就宣传着他的所谓的量子医学产品能够调理人体常见的八大类的66种疾病。
记者看到，本元亚谷公司宣称自己产品，不仅可调理痛症、胃肠道疾病、呼吸道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皮肤病和骨质类等疾病，甚至还可以用来美容美颜，治疗肿瘤等，几乎囊括了普通人群日常所见的所有疾病。
重庆市垫江县市场监管局 徐伟： 当时我们就第一时间就感觉，这个可能就是涉嫌虚假宣传。
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所谓“量子医学产品”
掌握初步情况后，重庆市市场监管部门对本元亚谷公司进行了立案调查，并在该公司的仓库查获了大量尚未销售出去的产品。
记者看到，执法人员查获的样品里，不仅有喷瓶、袜子等日常用品，还有护腰带、按摩仪、手环等运动护理用品，共计50余种。这些产品的包装上，几乎全都标注有“量子科技”字样，咋一看都是高科技的量子产品。像这款标称为“骨博士”牌的护腰带，在外包装醒目位置就印着类似商标的“量子科技超源肾宝”。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这款产品还明确标注是专利产品，专利号为2014108283225。然而记者查询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却发现，这一专利号对应的发明专利为“一种光波粒子高频聚集转换装置”，跟量子科技没有任何关系。并且，这一专利号也早已失效。
风牛马不相及的专利号，而且已经失效，但本元亚谷公司却明目张胆拿来包装自己的产品，这样一来，本来跟量子科技毫无关系的普通护腰带，就摇身一变，成了所谓的高科技“量子医学产品”。
重庆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总队 罗大海： 就是欺骗我们误导我们消费者，消费者其实对量子科技这一个摸不着、看不见的一个产品，其实是不了解的。
调查证实：“量子医学产品”和量子科技没有任何关系
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记者了解到，不仅是超源肾宝，本元亚谷公司销售的其他所谓的“量子医学产品”，除了包装说明上的文字跟“量子”有关，其实际功效跟量子科技没有任何关系。
重庆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总队 罗大海： 我们通过查询这些产品上面载明的生产厂家和地址，我们走访了北京、天津等地的生产厂家和单位。但这些厂家和单位均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或者是临床的相关医学证明材料证明这些是量子产品。其实这些产品均是普通的商品，并没有他们宣传的量子科技的相关功能。
“量子医学产品”涉嫌虚假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功能、性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执法人员认为，本元亚谷公司把普通商品包装成量子科技产品，涉嫌虚假宣传，是一种违法行为。
重庆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总队 罗大海： 比如说我们现场查获的这一个叫量子功能袜的一个产品，它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袜子，就是一个普通的商品，但是他宣传可以治疗，可以修复紊乱细胞磁场，我们大家所了解知识，一个普通的袜子，怎么可能去修复紊乱细胞磁场。所以说当事人的行为其实都是把自己定制的一些普通的商品来进行一个虚假宣传。
商家用“量子医学产品”谋取暴利
跟量子科技毫无关联的普通商品，却被包装成所谓的“量子医学产品”，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本元亚谷公司这样做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获取暴利。
重庆市垫江县市场监管局 徐伟： 比如那个 喷雾瓶，就是一个日用商品。它的这个产品进价，就是很低廉，几十块钱，但是这个销售价格能够达到1000元。
记者了解到，所谓的量子能瓶，本元亚谷公司进价只有40元，但销售时却翻了25倍，高达1000元。而这款超源肾宝护腰带，销售价格也达到进价的近20倍。
重庆市市场监管局综合执法总队 罗大海： 实际上据我们调查了解，这款产品的进货价在100元左右，而它的售价在2000元左右。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查处本元亚谷公司涉嫌虚假宣传的过程中，该公司的经营模式，引起了执法人员的注意。记者注意到，这份本元亚谷公司电脑里存储的商业模式，开篇就强调所谓的“消费致富”理念，也就是普通消费者通过消费获得会员资格，从而变成推广员以至老板。根据消费金额，会员资格分为四个等级。获得会员资格后，每发展一个下线，就可以得到最高50%的提成。不仅如此，下线发展了会员，上线还可以根据级别，分得所谓的层碰奖、量碰奖、见点奖和领导奖。
在重庆市垫江县公安局，记者见到本元亚谷公司的老板刘某某，据刘某某介绍，本元亚谷公司在2017年左右，就开始在重庆市各区县招聘代理人员，实行产品区县代理制。
重庆市本元亚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刘某某： 我们每一个县，我们都去找一个代理，这个代理，就叫人到那里来体验，效果好，他愿意买他就买，买了都成我们的会员。他成为会员，他的亲戚朋友是不是需要。如果是有需要的，他就介绍他亲戚朋友来买，是这样帮他发展的。发展过后每一个人都是以他自己的业绩为基础。
执法部门：“消费致富”实为传销
执法人员认为，本元亚谷公司的经营模式，构成我国明令禁止的传销行为。
垫江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詹成国： 经我们调查，他的奖金分配制度，会员系统，拉人头、入门费、团队记酬，符合传销的基本特征。
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记者了解到，为了快速发展下线，刘某某还不定期组织人员，开展所谓的“量子科学应用技术培训会”。
然而记者注意到，在这些培训会上，更多的却是一些自称使用过产品的消费者，以现身说法的形式，给参会人员讲述产品的神奇功效。执法人员介绍，这种所谓的技术培训会，实质上是以技术培训为名进行的违法会销，也是一种“洗脑”行为，以引诱不知情的消费者参与传销。
重庆市垫江县市场监管局 徐伟： 这个是我们这个前期在摸排的时候，对他这个培训的这个现场进行这个拍摄的一些画面，这个就是集中了很多的这个参与人员，以所谓这个培训的方式，来宣传他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功能功效 通过这样的方式，引诱了很多这个消费者，很多人来加入他的这个传销组织。他就是通过这些开会洗脑的方式，来发展这些会员。
调查至此，重庆本元亚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为谋取暴利，组织实施传销的轮廓浮现出来：首先把普通商品包装成高大上的所谓“量子医学产品”，宣称能调理人体常见的多种疾病，吸引普通消费者；然后再以高额回报为诱饵，采用违法会销的方式，对不明真相的消费者进行“洗脑”，以引诱其认购产品成为会员参与传销。这样一来，本元亚谷公司不仅把自己定制的普通产品变成传销道具，以10到30倍的价格销售出去，还能以比其他方式更为快速地发展下线会员。
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徐军： 本元亚谷以高额回报为诱饵，利用虚假宣传等手段，将普通商品夸大宣传成为能治多种疾病的量子医学产品，欺骗和误导消费者。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发展会员1万余人。涉及全国21个省市，涉案金额近6000万元，社会危害巨大。我们依法予以了查处，取消取缔传销窝点40个，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目前该案已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据记者了解，2018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以来，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围绕打击传销、整治电商平台等重点问题，开展了市场流通领域的专项整治工作。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稽查专员 李玉家： 市场流通行业治乱是我们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内容，打击非法传销违法活动更是重中之重。截至目前，全国市场系统共摸排传销、欺行霸市、不正当竞争等涉黑涉恶线索17.8万条，向各级扫黑办及公安机关移交线索1.2万条。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者：庾向芳（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内容提要：汤象龙是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作为中国第一代经济史学的领军人物，师承梁启超、罗家伦。他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经济史学思想立意高远，以全球视角审视中国经济史学，为经济史学开创了研究方法与学术规范，为中国经济史学科开辟了道路。汤象龙作为北平社会调查所与清华大学“史学研究会”的中坚力量，创造了经济史学科的多个第一，总结他的史学思想能够窥见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史的发展走向。
汤象龙(1903～1998)，是中国经济史的奠基人之一，为中国经济史建设贡献了毕生精力，他的主要著述《道光时期的银贵问题》《道光朝的捐监统计》《鸦片战争前夕的财政制度》《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等都在国内外学界影响甚大，汤象龙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有特殊的贡献，具有特殊的地位①。目前学界对汤象龙的学术成就、治学态度、治学方法等均有相关论述与评价，但是从史学史角度总结汤象龙的经济史学思想的文章尚不多见。作为经济史学家，汤象龙的史学思想自有其发展脉络。他以先进的史观为指导，从国际化的视野出发，在世界史学发展大势中为中国经济史找准定位，凭借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对史料的娴熟把握，注重从实证出发，在史观、史料、史法、史才等方面提出独到见解，奠定了经济史学科的理论基础。总结他的经济史学思想，对于了解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创建与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一、汤象龙经济史学思想渊源
探究汤象龙经济史学思想的学术渊源，首先要追溯到他在求学道路上遇到的几位导师。梁启超是汤象龙走上史学道路的领路人，罗家伦的学术理路直接影响汤象龙选择经济史作为自己的终生研究目标。此后汤象龙被陶孟和慧眼识珠，得以到北平社会调查所做研究生②，并任职于北平社会调查所、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这两个学术机构为他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汤象龙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进入大学的第一年就得到梁启超的亲炙，并确定历史学作为专业。1925年恰逢清华改制增办大学部，汤象龙是清华大学的第一届学生。他虽然读政治系③，但当时清华实行文理并重的通才教育，学生分成普通科与专门科，普通科与专门科学制各两年或三年。普通科“以使学生知中国之以往与世界之状况，籍以明了中国在此过渡时代之意义，并鼓励学生使为择业之考虑为宗旨”④。课程包括国文、英文、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语言学等通识科目。专门科是“为已选就终身职业或学科之学生作专精之预备”⑤。梁启超此时担任清华大学国学部教授，为全校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所以对历史学产生浓厚兴趣的汤象龙，得以选定梁启超为导师⑥。汤象龙多年之后回忆与梁启超的见面，仍记忆犹新：“日前又想起六十多年前梁启超和我的一次谈话……我说，我已16岁多，有时自命不凡，有点自负；但相反，有时感到自己什么也不懂，究竟该如何做人，如何学习？梁先生笑着回答我：‘一个人的成长好似修建一条铁路一样，修到哪里算到哪里。首先要有一个志愿，靠自己的主观努力，向着正确的方向走；其次，一个人的成就大小，也要看工作条件和社会环境，是不能完全自主的。’这次谈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我现在想把我的铁路再向前修一段!舍不得抛弃过去多年努力尚未完成的工作。”⑦梁启超是汤象龙走上史学道路的领路人，梁启超“史家第一道德，莫过于真实”，“今后之历史，殆将以大多数之劳动者或全民为主体”的史学观与重视史料收集的方法，影响了汤象龙的一生治学⑧。
汤象龙选择经济史作为终生奋斗的研究方向，与他的研究生导师罗家伦有密切关系。罗家伦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学系，此后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的多所大学留学研读哲学与历史。1928～1931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1928～1929年兼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为清华历史系形成“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⑨的特点。
罗家伦是近代史学的开山者之一，他注重近代史研究，主张用科学的方法研究近代史，搜集了大量近代史料，并有完整的近代史编写计划。罗家伦认为：“做近代的人，必须研究近代史；做中国近代的人，更须研究中国近代史。”⑩史学家应以搜寻与整理史料为己任，“我们不能不放开眼光，扩大范围，随时随地和猎狗似的去寻材料”(11)。罗家伦在清华大学担任校长期间整理并购买大量近代史料，直接带动了清华历史系重视考据的学风。罗家伦认为历史学科与其他学科一样，是经过科学方法检验史料，考订史实，最后形成科学的史学(12)。罗家伦制订了完整的近百年通史撰写计划，希望写出中国第一部科学的历史，要做“不理论化、不道德化、不国家化”的历史(13)，他指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做学问应当有不计近功的精神”(14)。汤象龙的史学思想与罗家伦一脉相承，全盘吸收了罗家伦的史学思想，并应用于中国经济史学建设。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创建与发展是几代学人不断努力的结果。
1930年，汤象龙进入北平社会调查所工作，深受所长陶孟和的赏识，此后他在北平社会调查所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职长达13年。北平社会调查所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镇(15)，离不开所长陶孟和的领导与支持。陶孟和毕业于伦敦大学，是我国近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他虽然不从事历史研究，但是对历史学自有高见，将历史学视为社会科学的一种，认为经济史研究“是社会科学中一门新兴的学科，应该大力发展”(16)。为此，陶孟和选拔人才不拘一格，在人才培养方面独树一帜，新进入社会调查所的研究生选定题目指定导师后，都要投入社会调查所的研究实践。汤象龙得以在进所之后直接参与抄录清代经济档案，此后又领导清代经济档案的抄写与整理，都得益于陶孟和的知人善任。汤象龙在多年之后回忆陶孟和时说：“1932年成立近代经济史研究组，集中研究人员六七人从事专题研究，每年有多篇研究成果产生，从而由陶孟和教授和我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这是中国经济史学界最早的一种学术期刊。当时我选定《中国近代海关年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这个较大的研究课题，就是得到陶孟和教授的支持和鼓舞的。这项研究工作虽然拖到今天才完成，饮水思源，不能不对陶孟和教授当初的正确领导和对我个人的支持永远铭记在心。”(17)
二、汤象龙的经济史学思想
汤象龙继承了梁启超、罗家伦的史学思想，并将这些史学思想在经济史学建设中发扬光大。作为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工作中，他始终不改初心，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孜孜以求的学术精神，在经济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的经济史学思想散见于各类文章中，但是特色鲜明，在历史观、史料观、史学研究范式与书写模式、史家的职责、经济史学风等方面多有创建，为中国经济史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汤象龙继承发展梁启超的进化论史观，但并不拘泥，使经济史学从初创时期就在先进的历史观指导下展开。1904年梁启超写成《中国国债史》，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史学出现的标志(18)，《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经济专史的研究方法，对此后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影响深远。汤象龙认为历史的目的首先在于求真(19)，但是“历史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常常要改造，各时代需要适合各时代的历史”(20)。史学表达的主体已经由帝王将相转到社会大众，“以往的历史是帝王朝代为联系，目的只在记载与帝王有关的言行，此后的历史应以整个民族和各民族的发展为主体，记载他们多方面的活动”(21)。史学要反映的是人类进化发展过程中多种因素的变化，“叙述文化的进步，经济的变动，社会的变迁”(22)，经济史则是这些因素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在我们认识经济在人类生活上的支配力并且现代经济生活占据人、民族、国际的重要地位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说历史的大部分应该为经济史的领域”(23)。汤象龙将历史学与科学相提并论，认为：“一切经济史的叙述必须根据事实，不可凭空臆度，所采用的方法应与研究其他的严格的科学无异。”(24)
随着经济史研究不断深入，进化论史观逐渐显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唯物史观的出现成为指导史学研究的更高层次的理论。严格说，汤象龙可能并未研读过马克思主义，但是他的历史观却与唯物史观有诸多不谋而合之处，他在研究中有意识地践行唯物史观，以“进化论的史观，修正了退落说的历史观；社会的历史观，修正了英雄的历史观；经济的历史观，修正了政治的历史观”(25)。汤象龙自己曾经说过：“当时大家虽然说不上熟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都倾向于唯物主义，主要倾向于社会和经济的分析。”(26)因此有学者评价汤象龙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太多了解，却倾向唯物史观(27)，《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的创刊，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史之深入发展的表现(28)。
汤象龙用全新的史料观，为经济史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史料基础。汤象龙的史料观在“五四”之后成长起来的学者中极具代表性，他重视档案的史料价值，放宽史料的视野，认识到史料推动史学发展的积极作用。20世纪“新材料的发见与整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史研究的路向，决定着中国史研究的学术趋势”(29)，近代经济史建立在清代档案的发现与整理基础上。汤象龙高度评价档案的性质与价值，认为“档案是从前政府多少年遗留下来而未曾发表过的文件，从研究经济史的去看，里面可以得到许多关于国家财政和人民经济的统计。”(30)而清代经济档案是研究中国近代财政经济社会法律的最宝贵的原始的资料(31)。同时档案“虽然不是每字每句都千真万确的绝对的可靠，可是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改正以往许多书籍上的错误”(32)。
汤象龙重视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基础性作用。“搜集资料的工作虽是一种不成名不讨好的事业，可是我们不作这种工作，中国经济史将来永远是没有写成的日子。”(33)他认为现代经济史在史料范围上应该更宽广，不仅包括档案，还应包括地方政府卷宗档册乃至各种账簿，如农民或家庭的流水账、店铺的生意账、公司营业账以及其他关于量的性质的记载(34)。汤象龙注意到史料与历史学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研究者既多，史料之发现自益多；史料益多，则更足引起多数人之研究。此二者互相为因果”(35)。正是有上述史料观，汤象龙成为我国近代经济史资料收集与整理的开拓者(36)，也是将档案运用到经济史研究中的先行者。
汤象龙明确经济史的学科地位，开创了经济史的研究范式。汤象龙指出“经济史是一种‘骑墙’的研究，一方面牵扯到纵的历史，而一方牵扯到横的经济各方面”。因此经济史具有交叉学科的特点，从事经济史研究需要借鉴其他社会科学诸多方法，“史事的批判与资料的审定需要比较放大的眼光，现象和问题的分析复需要经济法律统计等科的知识，非比一种普通的单纯的研究”。针对社会史论战中暴露出来的重理论构建而轻实践的问题，汤象龙主张研究经济史要“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进行实证研究，要遵循“个人的兴趣和所学，就每一个问题做广博深湛的探究”(37)，这样做出的研究才能避免“发生以前那种空洞的论战，因为一切都根据的是事实，有了充分的事实摆在那里，大家也无庸空谈了”。此外，汤象龙的经济史研究强调史料与理论结合，他认为档案在研究中不仅可以辨别历史记载的真伪，还“可开后来研究史学一新纪元”(38)。他的《民国以前的对外赔款》《民国以前海关担保的外债》等论文都是史料与理论相结合的典范，为此后的经济史研究开创了扎实严谨、脚踏实地的研究范式。
汤象龙为经济史预设书写模式，以“专题”开始，终极目标是“通史”。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过程中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史学专科化，专题研究与通史研究成为近代史学的主要研究和书写模式，但是民国时期“专题”与“通史”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汤象龙希望打破“专题”与“通史”之间的隔阂，寻找一条由“专”而“通”的道路。因为中国经济史学科起步晚，与国外学者的差距大，不论是史料的搜集整理，还是专门问题的研究，仅靠某一个人的力量都很难完成，如果要取得成就，必须依靠众多史学工作者的分工合作。“目前我们最急切的办法，当然是集合许多有志的史家作大规模有计划的工作，每个人研究一个时代或一专门范围。从时代划分，我们有各朝代的研究，如唐史、明史。从性质划分，我们有田赋史、货币史。或更进一步的分析，如明代田赋史、清代货币史、太平天国史等等。”(39)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由专门史到通史的转化，“我们先有许多专门的研究，然后始有产生完整的历史的可能，正如有许多完好的砖瓦、栋梁，然后始可以建筑坚固的大厦”(40)。这种由专题而通史的书写模式，揭示出汤象龙对中国经济史学的建设，有比较深远的学术规划，并且勇于尝试实践。汤象龙在北平社会调查所任职时，对近代经济史曾有十年研究规划，惜因战乱以及汤象龙的离开未能完成。
汤象龙对经济史的学术定位以西方史学为参照，对经济史学研究者提出更高的专业要求。他认为史家要了解中国史学在国际史学界的地位，“每每翻阅一部西文的世界史，我们很难看到中国史在全书中占到一个相当的地位，总是五六百页的书中只有五六页或十页，或是一万页的丛书中只有二三十页讲到中国的过去”(41)。他清楚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一种是中国的文化在他们西洋人治世界史的眼光里没有地位，他们有成见看不起中国的文化，竟将史家的责任放弃而抹杀中国的历史。一种是他们不懂中国的历史，无从写中国的历史。”(42)对于中国史家来说，要树立在国际史学界争得一席之地的目标，“我们要建设一部健全的中国史，我们要增加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地位”(43)。同时研究经济史需要自信心与耐力，由于中国经济史研究起步较晚，面对一片荒芜的经济史园地，史家“不能图急功近效……只能一步一步的走，将来中国经济史的写成不一定要在我们的手”(44)。“我们能够在二十年中将经济史的头绪找着，三十年内写出一部像样的经济史，就算不错。”(45)这是20世纪中国史家对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的清醒认识，也是中国年轻史家在国难当头之时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精神的体现。
汤象龙重视史学评论，为经济史奠定了兼收并蓄的学风。有学者认为史学评论是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对推动史学研究与史学理论的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46)在经济史学科建设的起步阶段，汤象龙重视史学评论，不仅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创办“书籍评论”专栏推介经济史书籍，还撰写中外经济史学书评以推动近代经济史学评论的发展。汤象龙的史学评论兼收中外古今，如Henri Hauser的Recherches et documents sur L’Histoire des Prix en France de 1500 a1800出版于1937年，是国际物价史研究会在1930年5月召开各国著名经济学家与经济史学者会议商定的各国物价史研究五年计划的最新成果(47)；Principles of Money Applied to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Coin of Bengal则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Sir James Stuart Bart在1772年出版的经济学旧作，这部著作中有两节内容与中国密切相关，因此引起了汤象龙的兴趣，将其介绍到国内。汤象龙还很注重在书论中阐述自己对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心得，对这些著作予以中肯的评价。如评论《远衷集》《谕折汇存及华制存考》等书籍，他不仅对书中汇集史料的主要内容、价值与意义进行评述，还结合这些史料阐述自己对近代经济史料的价值、搜集史料的方法、史料与史学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的看法；在评论Recherches et documents sur L’Histoire des Prix en France de 1500 a1800时，他对世界各国物价史研究做了简明扼要的梳理；在评价《张季子九录》时，在肯定这本书对研究近代经济史上著名历史人物的重要作用之后，也指出这本书的两个缺憾(48)。汤象龙经济史学的评论虽然数量不多，却是他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经济史学在创建之初就能够站在中西方史学的交汇点上吸取国内外学术养分，养成兼收并蓄的良好学风。
三、汤象龙对中国经济史的贡献
汤象龙的经济史学思想是他为中国经济史做出卓越贡献的理论基础。中国经济史发端于20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经济史研究迎来了第一次高潮，不仅有大量的经济史著作问世，而且成立了经济史研究学术社团，创办专业学术期刊，经济史学因此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汤象龙在经济史学科建设的上述几个方面均有杰出贡献，创造了经济史学上的若干第一：第一位近代经济史研究生，第一篇从经济角度研究鸦片战争的论文，北平社会调查所第一位从事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专职研究员，主持第一次大规模清代经济史料的抄录与整理，创办主持第一份经济史学专业刊物，领导发起了第一个以经济史研究为号召的学术团体。汤象龙作为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当之无愧(49)。
汤象龙是中国第一位近代经济史研究生(50)，师从罗家伦专攻近代经济史，选定的题目是“鸦片战争的经济背景”。1930年，21岁的汤象龙发表了学术生涯中的第一篇论文《道光时期的银贵问题》，论证了道光时期由于鸦片大量输入，中国白银大量输出，清政府因此严格禁烟，外国侵略者为了维护其掠夺的既得利益而诉诸武力，导致鸦片战争爆发。这是当时学术上的一个创见，也是我国第一篇从经济角度研究鸦片战争发生背景的专题论文。(51)这篇论文利用大量清代档案进行论证，为汤象龙的近代经济史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他的论文《道光朝的捐监统计》以两千件清代档案为基础，对清代财政困难时期卖官鬻爵以补收入的政策进行剖析。该文曾由南开经济所翻译成英文发表，继而由日本杂志译为日文发表，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影响(52)。
汤象龙在北平社会调查所选定海关税收作为研究方向，并很快完成《清季五十年关税及其用途》(53)。汤象龙穷尽一生完成的《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是在《清季五十年关税及其用途》基础上的成果。《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的资料来自清代军机处档案中各海关监督1861～1910年五十年的报销册共六千件，是汤象龙经手收集的全部档案的百分之五。这本书充分利用两套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表，论证以海关税务司制度为核心的海关行政权的沦丧，是中国封建经济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契机。书中利用的两套海关税收与分配统计表共计118个，均为汤象龙在20世纪30年代收集档案过程中指导相关人员采用统计方法完成的。这本书的出版为中国近代史、近代经济史和近代财政史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提供了新的资料，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该书被学界公认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研究的一座丰碑。(54)
汤象龙作为北平社会调查所从事近代经济史研究的第一位专职研究员，主持了第一次大规模近代经济史料的抄录与整理。20世纪初故宫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与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档案、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经卷档案的发现并列为三大史料发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雍正至宣统的军机处档案，内中有不少的财政金融物价的记录(55)，是研究经济史的宝贵资料，因此北平社会调查所从20世纪30年起派人抄录清代经济档案。汤象龙自进入北平社会调查所做研究生开始，就参与这项开创性工作。1932年汤象龙担任北平社会调查所近现代经济史组组长，主要有两个任务：主持全组研究工作，主持选抄整理清政府财政经济档案工作。他最多时同时协调指导52人在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机构抄录清代经济档案。1930～1937年，汤象龙带领北平社会调查所的工作队伍，共抄录12万件关于清代经济的原始档案。这批抄录的档案至今仍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镇所之宝”(56)。
除了抄录档案，汤象龙还大胆引进社会科学中的统计方法训练出一批具有专业历史知识的统计人员，根据清政府原有的统计制度，制定出不同的表格，训练这些抄录档案的人员学会使用表格，将原始档案上的数字填入这些统计表格，这样将原始档案转化成计量表格，既减轻了抄录人员的工作量，又为使用者提供了方便。汤象龙及其同事抄录的12万件档案，有一半以上实现了统计表格化，可供研究者使用。这种发掘和利用政府档案为我国史学界研究近代史的工作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汤象龙是我国近代史在资料方面一个新的开拓者(57)。
1932年，汤象龙主持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期刊——《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7年改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这本刊物创刊的时间比美国经济史学会出版的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41年5月创刊)还要早八年(58)。该刊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为名共出版4卷7期，主编是陶孟和与汤象龙，1937年更名之后共出版4卷7期，主编分别由陶孟和、汤象龙、梁方仲、朱庆永、张荫麟、吴晗担任。在该刊的五任主编当中，汤象龙任职时间最长，对这本期刊的学术风格和旨趣影响最深。第1卷第1期的发刊词，汤象龙对该刊的办刊宗旨与理念，对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宗旨、目标、理论、方法步骤等都做了阐述，这是建设中国经济史学的第一个比较全面的方案(59)。作为这本期刊的主编，汤象龙不仅自己撰写论文发表，还组织北平社会调查所近现代经济史组以及“史学研究会”的成员积极发表论文，带动了一个活跃的经济史研究作者群，倡导了近代经济史实证研究，有力推动社会史论战后中国经济史学研究的学术大转向。《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虽然出版时间不长，却以专业化的作者队伍及高质量的文章成为中国经济史学发展新阶段的起点，被视为中国学术界研究经济史的创举(60)。
20世纪专业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这是近代史学转型的重要表现。1934年5月27日以清华同学会为主的史学研究会成立，由汤象龙和吴晗发起，由汤象龙、吴晗、谷霁光、梁方仲、夏鼐、朱庆永、孙毓棠、刘隽、罗玉东和罗尔纲组成，汤象龙被选为总务。这个史学研究会是近代第一个以经济史研究为号召的学术团体，汤象龙虽然年轻但学龄最老，经常组织大家研究问题，开展会务，在短期内创办了《益世报·史学副刊》《中央日报·史学副刊》，发表了大量研究经济史的论文，研究会的会员此后多数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界的栋梁。经济史研究专业团体的出现，被学界认为是经济史学科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61)，汤象龙在这个研究会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因此被誉为第一代经济史学家群体的领军人物(62)。
通观汤象龙一生，少年聪慧，名师指点，又遇到了中国经济史的发展高潮。历史赋予了汤象龙良好的机遇，汤象龙也不负众望，为中国经济史做出了特殊贡献。他的史学思想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后的经济史学科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将学术视为毕生的追求，晚年在身患癌症之后仍然能够坚持完成专著《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这本书“不仅为史学界提供了一部分很有价值的资料，更重要的是提倡一种扎实的治学作风，后者价值似乎更大于前者”(63)。这部跨越56年写就的巨著本身就是中国史家精神最好的诠释。此外，汤象龙的学术经历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在20世纪上半叶，学术机构在近代经济史学科创建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不论是北平社会调查所还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为汤象龙及其同时代的学者提供了稳定的学术研究平台，一旦离开这些平台，史家的学术生命就会受到巨大的影响。专业的学术机构与学者的良性互动，共同推动了经济史学科的创建与发展。这是作为经济史学主要奠基人的汤象龙除了丰富的史学思想及不忘初心的治学精神之外，留给史学史研究后学继续深入探讨的问题。
注释：
①杨祖义、赵德馨：《特殊的贡献，特殊的地位——纪念汤象龙先生100周年诞辰》，汤象龙研究室编《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汤象龙先生百年诞辰文集》，第50页。
②北平社会调查所1926年成立，1934年合并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北平社会调查所的研究生为期一年，主要目的是培养社会科学学生有志深造者的独立研究能力，同时协助本所研究工作，由社会调查所指定题目，派员指导，且每月有津贴。详见北平社会调查所编印《社会调查所概况》，社会调查所，1933，第5页。
③苏云峰编撰《清华大学师生名录资料汇编(1927-194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第166页。
④《北京清华学校大学部暂行章程》，《清华周刊》第24卷第9号，1925。
⑤《北京清华学校大学部暂行章程》，《清华周刊》第24卷第9号，1925。
⑥《汤象龙先生简历》，汤象龙研究室编《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主要莫基人：汤象龙先生百年诞辰文集》，第45页。
⑦汤经武：《饮水思源——父亲的恩师们》，汤象龙研究室编《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汤象龙先生百年诞辰文集》，第45页。
⑧汤经武：《为开拓“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而献身——读父亲遗训‘自力更生立身之道建国之本’感思》，汤象龙研究室编《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主要莫基人：汤象龙先生百年诞辰文集》，第39页。
⑨王学典：《中国新史学的摇篮——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创建90周年而作》，《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⑩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31年第2卷第1期。
(11)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31年第2卷第1期。
(12)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31年第2卷第1期。
(13)罗家伦：《罗家伦致张元济函》，张元济《张元济全集·书信》，商务印书馆，2007，第468页。
(14)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31年第2卷第1期。
(15)吴敏超：《筚路蓝缕启山林：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兰州学刊》2014年第11期。
(16)汤象龙：《汤象龙自述》，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3卷，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第320页。
(17)汤象龙：《自序》，《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中华书局，1992，第6页。
(18)李伯重：《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百年沧桑》，《文史哲》2008年第1期。
(19)《发刊词》，《益世报·史学》1935年4月30日第11版。
(20)汤象龙：《太平天国史纲·序》，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商务印书馆，1937，第1页。
(21)汤象龙：《太平天国史纲·序》，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第1页。
(22)汤象龙：《太平天国史纲·序》，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第1页。
(23)汤象龙：《发刊词》，《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1期，1932年11月。
(24)汤象龙：《史料参考》，《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1期，1932年11月。
(25)李守常：《史学要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9页。
(26)汤象龙：《汤象龙自述》，《世纪学人自述》第3卷，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第323页。
(27)李根蟠：《开创功未尽才——2009年3月6日在汤象龙百年诞辰追思会上的专题发言》，汤象龙研究室编《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主要莫基人：汤象龙先生百年诞辰文集》，第20页。
(28)侯云灏：《“社会改造”思潮的兴起与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3期，第61页。
(29)谢保成：《民国史学述论稿(1912-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47页。
(30)汤象龙：《〈谕折汇存及华制存考〉书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1期，1932年11月。汤象龙：《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点认识》，《食货半月刊》第1卷第4期，1935年2月。
(31)汤象龙：《发刊词》，《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1期，1932年11月。
(32)汤象龙：《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点认识》，《食货半月刊》第1卷第4期，1935年2月。
(33)汤象龙：《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点认识》，《食货半月刊》第1卷第4期，1935年2月。
(34)汤象龙：《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点认识》，《食货半月刊》第1卷第4期，1935年2月。
(35)汤象龙：《〈远衷集〉书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1期，1932年11月。
(36)杨祖义、赵德馨：《特殊的贡献，特殊的地位——纪念汤象龙先生100周年诞辰》，汤象龙研究室编《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主要莫基人：汤象龙先生百年诞辰文集》，第50页。汤象龙：《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点认识》，《食货半月刊》第1卷第4期，1935年2月。
(37)《发刊词》，《益世报·史学》第1期，1935年4月30日，第3张第11版。
(38)汤象龙：《发刊词》，《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1期，1932年11月。
(39)汤象龙：《太平天国史纲·序》，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第1页。
(40)汤象龙：《太平天国史纲·序》，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第1页。
(41)汤象龙：《太平天国史纲·序》，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第1页。
(42)汤象龙：《太平天国史纲·序》，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第1页。
(43)汤象龙：《太平天国史纲·序》，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第1页。
(44)汤象龙：《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点认识》，《食货半月刊》第1卷第4期，1935年2月。
(45)汤象龙：《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点认识》，《食货半月刊》第1卷第4期，1935年2月。
(46)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第1页。
(47)汤象龙：《书籍评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6卷第2期，1939年12月。
(48)汤象龙：《〈张季子九录〉书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2期，1933年5月。
(49)赵德馨：《汤象龙——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汤象龙研究室编《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主要莫基人：汤象龙先生百年诞辰文集》，第17页。
(50)杨祖义、赵德馨：《特殊的贡献，特殊的地位——纪念汤象龙先生100周年诞辰》，汤象龙研究室编《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汤象龙先生百年诞辰文集》，第50页。
(51)汤象龙、罗尔纲、谷霁光：《〈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序言三篇》，《财经科学》1992年第4期。
(52)杨祖义、赵德馨：《特殊的贡献，特殊的地位——纪念汤象龙先生100周年诞辰》，汤象龙研究室编《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汤象龙先生百年诞辰文集》，第55页。
(53)汤象龙著《清季五十年关税收入及其用途》，均在北平社会调查所新书出版预告中，见《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2卷第2期的广告页。但最后成书时间还需考证。
(54)杨祖义、赵德馨：《特殊的贡献，特殊的地位——纪念汤象龙先生100周年诞辰》，汤象龙研究室编《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汤象龙先生百年诞辰文集》，第55页。
(55)汤象龙：《发刊词》，《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1期，1932年11月。
(56)刘方健：《汤象龙百年追思纪念会综述》，《经济学家》2009年第8期，第166页。
(57)汤象龙、罗尔纲、谷霁光：《〈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序言三篇》，《财经科学》1992年第4期。
(58)刘翠溶：《中国经济发展史论文选集·导言》，于宗先等编《中国经济发展史论文选集》(上)，(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第11-12页。
(59)赵德馨：《汤象龙——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汤象龙研究室编《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汤象龙先生百年诞辰文集》，第16页。
(60)《社会调查所出版〈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集刊》第2卷第2期，1934年5月。
(61)赵德馨：《汤象龙——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汤象龙研究室编《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汤象龙先生百年诞辰文集》，第14页。
(62)杨祖义、赵德馨：《特殊的贡献，特殊的地位——纪念汤象龙先生100周年诞辰》，汤象龙研究室编《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汤象龙先生百年诞辰文集》，第50页。
(63)崔国华：《汤象龙住〈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委会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6》，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第162页。
（本文是2016年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近代史学转型视野下的民国时期清史学(1912～1949)”(项目编号：16FZS031)的阶段性成果。）
来源：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0年上卷
932年8月，胡适在《领袖人才的来源》中写道：“朱子记陶渊明，只记他做县令时送一个长工给他儿子，附去一封家信，说：‘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这寥寥九个字的家书，印在脑子里，也颇有很深刻的效力，使我三十年来不敢轻用一句暴戾的辞气对待那帮我做事的人。”其实，不只是“三十年”，而是“一生”；也不只是“那帮我做事的人”，而是“身边所有的人”。稍微了解胡适的人都知道，胡适的同事、秘书、朋友，甚至只是与他有过一面之缘者，对他的为人处世、道德操守等，多是认可的。那些与胡适发生关联的人中，有一类人对胡适的观察几乎是“零距离”和“全方位”，即“胡家的住客”。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深入、更立体、更细腻地认知胡适。
1931年1月，胡适重返北大，任文学院院长
春日般的安慰
提到胡家的住客，让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罗尔纲。而提到罗尔纲与胡适，又让人自然想起那本“不仅示人何以为学，亦且示人何以为师”的“奇书”（严耕望语）——《师门五年记》（原名《师门辱教记》）。罗尔纲向胡适求学问道、胡适为罗尔纲答疑解惑，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师徒切磋乐趣图”。学问之外，两人之间还有不少故事。
罗尔纲之所以住进胡家，一方面是因他从中国公学毕业，立志研究历史，一时却无理想之机构；另一方面是因胡适需要助手整理父亲胡传的遗稿。于是，两全其美，皆大欢喜。罗尔纲回忆：“我当初只希望适之师介绍我入研究院，而今却出我的意外，适之师叫我到他家去，使我得置身在一位当代大师的家庭，终日亲炙师教。”就这样，“无家可归”的罗尔纲“狂喜无既”，于1930年6月搬进了位于沪西极司菲尔路49号甲的胡家。
20世纪30年代，极司菲尔路已是商肆林立，灯红酒绿，并聚集了大片居民住宅。胡适所租的49号甲是一幢混合结构的新式里弄住宅。从1927年5月至1930年11月，胡适有三年多时间居住在此。
1930年11月28日，罗尔纲随胡适一家迁居北平。这次，胡适租的房子在地安门内米粮库四号。罗尔纲回忆：
米粮库四号是一座宽绰的大洋楼。洋楼前是一座很大的庭院，有树木，有花圃，有散步的广场……大厅北面有一间房，作为我的工作室和寝室。这间房西面开一门通后院，我工作疲倦时，常出后院走上小丘，登临眺望。
由此可知，住在胡家的罗尔纲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这样的条件，算得上“舒适”。
除了住的舒适，吃的方面应该也行。虽然罗尔纲并无多少文字谈到自己在胡家的“吃”，但傍着胡适这样的“主子”，吃喝应该不成问题。且不说吃得好，至少是饿不着。毕竟，胡适有薪俸，有稿费，还有兼课、兼职的收入，家中伙食想必不致太差。胡适是安徽人，罗尔纲是广西人，饮食习惯可能有差异。但出门在外，也没有那么讲究。再说，胡适还是把罗尔纲放在心上的。对此，罗尔纲记忆犹新：“有时遇到师家有特别的宴会，他便预先通知他的堂弟胡成之先生到了他宴客那天把我请去做客，叫我高高兴兴的也做了一天客。”
住有所居，食有所安，两大问题解决，衣则更不用操心。《师门五年记》中，罗尔纲为读者提供了这样两处细节：
我在上海多年都是穿一条卫生裤。随适之师到了北平，这条卫生裤怎能抵得住北方冬寒。她（江冬秀，引者注）立刻给我缝了一条厚棉裤。我到北平只穿在上海多年穿的外衣，她把适之师穿的皮衣给我穿。
可见，江冬秀是个体恤人情、善解人意的家庭妇女。这里，虽然是江冬秀给予罗尔纲关怀，但与胡适不无关联。“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太太亦跟随。”这“跟随”里，不免“跟”了胡适的温和，“随”了胡适的敦厚。
衣、食、住，一个个，稳妥妥。那么，行的方面呢？试举一例：1931年9月，罗尔纲准备回家探亲。辞行之前，他给胡适写了一封长达15页的信，字里行间渗透着孺慕之情。胡适在回信中表示：
你若肯留在我家中我十分欢迎。但我不能不向你提出几个条件：
一、你不可再向你家中取钱来供你费用。
二、我每月送你四十元零用，你不可再辞。
三、你何时能来，我寄一百元给你作旅费，你不可辞。如此数不敷，望你实告我。
罗尔纲在老家停留一段时间后，于1934年2月再次北上。途经上海时，他前去拜访汪原放，“见了面，知道适之师得了我的启程信，就打电报给他请招待我”。几天后，罗尔纲乘车往平，胡适亲到车站迎接。1934年3月24日，胡适日记记载：“饭后到东站接罗尔纲。始知平浦车途中因兖州一带有刘桂堂的战事，误点七个钟头……回家打电话问车站，不得通车消息，才睡了。尔纲直到五点才到我家中。”
罗尔纲住在胡家前后有五年之久，衣食住行，样样不愁。而且，胡适对罗尔纲的身体尤其关心。年轻时候的罗尔纲体弱多病，到胡家之前，患过胃病、大热症、神经衰弱等症。1929年以后，虽然身体已经有点康复的样子，但心头始终笼罩着“死亡的阴影”。罗尔纲自言：“我怕提到一个死字，我怕看见棺材，在我那虚弱多病的身心里，常常怀着一个死亡的恐怖。”胡适洞察了罗尔纲的心病，便以出版家张元济为例进行开导。胡适说：“一个人要有生命的信心，千万莫要存着怕死的念头。怕死的人常常不免短命，有生命自信的人，精神才会康健的。”听了胡适的劝勉，罗尔纲很有触动，渐渐摆脱了死亡对自己的威慑。
当时的罗尔纲，既是胡适的助手，也是胡家的家庭教师。但罗尔纲认为自己不过是一个抄写人员，“地位十分低微”。胡家客厅“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既敏感又褊狭”的罗尔纲不免自卑。但胡适总能顾及罗尔纲的感受。据罗尔纲记述：
每逢我遇到他的客人时，他把我介绍后，随口便把我夸奖一两句，使客人不致太忽略这个无名无位的青年人，我也不至于太自惭渺小……适之师爱护一个青年人的自尊心，不让他发生变态的心理，竟体贴到了这个地步，叫我一想起就感激到流起热泪来。
罗尔纲所说，不算夸张。如，罗尔纲初入师门时，胡适便把他介绍给了前来做客的张元济。这位年高德劭、神采奕奕的长者向罗尔纲还礼，罗尔纲不由肃然起敬。
在胡家的那些日子，罗尔纲见过众多名流，如梅兰芳、傅斯年等。他甚至与徐志摩成了朋友。如，他与徐志摩一同到公园散步，“每天享受公园的幽静，清风吹拂的愉快”。有时，徐志摩还请罗尔纲校稿，罗尔纲逐条提出意见，“写在纸片，贴在稿上”。反过来，罗尔纲向徐志摩学习，曾请他帮自己改《妈港集》，“特别是对第一部分《澳门杂记》批改最多”。
了解胡适与罗尔纲之间学术交往的人，大多认为这对师徒的故事是师道尊严的一个典范。而撇开这层关系，单就人情世故论，胡适的待人接物无疑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罗尔纲晚年坦言：“我还不曾见过如此的一个厚德君子之风，抱热诚以鼓舞人，怀谦虚以礼下人，存慈爱以体恤人；使我置身其中，感觉到一种奋发的、淳厚的有如融融的春日般的安慰。”
罗尔纲的这番感激与感受，应非溢美之辞，而是肺腑之言。毕竟，他是胡适众多门徒中“独一无二”的一个。潘光哲先生就认为，在胡适家里消磨过一段青年岁月的罗尔纲，从来不曾丧失这段生活经验的记忆，私下也从来没有忘怀这一段师生情缘。
罗尔纲致胡适函
事情未曾碰壁
相对于罗尔纲，石原皋的知名度要小很多。不过，他的一本《闲话胡适》因以胡适亲属的身份对其观察，在“抢救史料”方面，还是功劳不小——“看似片断的追忆中，活灵活现出胡适整个生活空间与私人叙事”。书中，石原皋自己在胡家的经历也时有反映。
作为胡家的亲戚，石原皋与胡适产生“交集”的确切时间不好考证。但他频繁出入胡家主要是在他就读北大期间。1925年秋初，石原皋考取了北大预科的理科（1917年9月至1926年7月，胡适任北大教授，中间除了几次回乡或外出，大部分时间在北京）。读完两年预科后，1927年秋升入北大生物系（1930年11月至1937年6月，胡适居住北京，再次任职北大）。其间，石原皋因病曾在安徽老家休养一年有余。1931年春，他从北大毕业，进入北平研究院生理学研究所，跟随经利彬教授做研究工作。
在北平学习和工作期间，石原皋是胡家的常客。如果遇上假日，还经常住在胡家。在《闲话胡适》中，石原皋多有记载：
我每逢星期六进城，也住在胡家。那时，胡家搬至米粮库四号，房屋宽敞，庭院也大。（《胡适的三朋四友》）
我住在胡适家中时，常见蒋梦麟来找胡，一谈半天，经常留下来吃便饭。（《胡适的三朋四友》）
我住在胡家时，杨妈也管我，我也把她当做老妈妈看待。天热了该换衣服，天冷了该添衣服，衣服脏了该洗，破了该补，都是她的事。我享了她几年的福，至今念念不忘。（《胡适的管家婆——杨妈》）
因为与江冬秀沾亲带故，石原皋在胡家几乎无拘无束。胡家对这位亲戚也十分热情。石原皋生日时，胡家还为他大操大办，“那天是吃徽州锅，江冬秀亲自下厨房照应，除了徽州锅外，还有一个大砂锅……她叫大家每人都敬我一块猪肉，胡适也从旁助兴……我只花了十几元的买菜钱，佐料和烟酒都是胡家的”。每逢佳节，江冬秀都要按照家乡的风俗过节。元宵节、端阳节、中秋节等，都做徽菜；腊月时节，用蔬菜、山芋、肉丁等原料煮腊八粥。在胡家蹭吃蹭喝的石原皋，一次次大饱口福。
一般说来，胡适很少给人写介绍信、推荐函，尤其是不认识、不了解的人。但相识的人、了解的人，胡适又乐于成人之美，且尽力而为，甚至“举贤不避亲，举亲不避嫌”。这方面，据石原皋所知就有多起：写信给安徽大学校长杨亮功介绍本家侄儿胡福同；写信给安徽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光明甫推荐北大学子赵风喈；写信给张慰慈（曾任职沪宁沪杭甬铁路管理局、北宁铁路管理局、铁道部等）安排交通大学一田姓学子（安徽六安人）等。石原皋说：“我认为合乎两个条件才找他，一是朋友的能力能胜任，二是他能办得到，而不感觉为难的。因此，我找他的，事情未曾碰壁。总之，凡有能力，诚实可靠，有一技之长的，他还是肯帮忙的。”石原皋的这番小结，可谓恰切。他还说：“我从来不为自己的事情找他，可是为朋友的事常找他，他都肯帮忙的。”这话也大致可信。如，胡适曾致函胡近仁：“石家有石原皋，北大学生，现在家中。似可与商量，请他暂任一点功课。课程也可与之相酌。他的成绩还好，人也忠厚。”胡近仁接信后，安排人与石原皋联系，约他任课，月薪30元。石原皋的父亲也十分赞成，还允诺每月另补助一斤肉的伙食费。可石原皋拒绝了胡适的好意，后面自己谋了活儿。
大概因为石原皋忠厚，胡家对他基本上不设防，包括胡适的书房也任由他进进出出。石原皋回忆：“那时，我们到他的书房去，从来不打开书桌的抽屉，也不翻阅桌上的书籍。但凡是没有收存起来，阅后丢在桌上的书信，可以随便阅看的。”石原皋就曾看过杨杏佛、刘半农等人致胡适的信。胡适还时不时与石原皋交流。两人谈论的话题涉及文学、戏剧、语言等。如，“一天，胡适对我说，你的老师发表了一篇很好的文学作品——《一只马蜂》”；又如，“胡适对我说，秉农山培养人才，奖掖后进，节衣缩食，资助学生赴国外深造，真是了不起”；再如，“胡适看了孟小冬的《击鼓骂曹》，回家后，赞口不绝。他说，孟小冬的身段、扮相、嗓音、做功，毫无女子气，真是好极了”。因两人同乡，胡适还谈及徽州的语言：“他常对我说，徽州的语言，还保存一些音韵，他举了许多例子，如‘蚂蚁’的‘蚁’字，古音‘霭’，绩溪人读‘蚂蚁’为‘蚂霭’。”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石原皋的回忆丰富了我们对胡适的认知。同时，我们不能不承认，胡适言传身教，石原皋耳濡目染，这又是一对无名有实的“师徒”。由此展开，以至于可以说，胡适丰富的人生经历中，有形的教育只是重要的一部分，而无形的教育则早已内化为他一生的追求，正所谓“桃李无言，下自成蹊”。
石原皋的《闲话胡适》不像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那样有浓郁的自传成分，而且，就算是以胡适为中心，石原皋“既无意‘贴金’，更无心‘抹黑’，为无力创新，只是将亲见亲闻，实事求是地写出，还它本来面目”。也许为了这个“实事求是”与“本来面目”，石原皋的“闲话”中，少见感情色彩稍浓或过浓的话语，也不见他对胡适全面的总结。但这位常住胡家的小亲戚、小老乡，受了胡适多番热情、耐心的指导和帮助，是不容置疑的。
刘海粟为《闲话胡适》题签
我只靠旁着你
前面提到，罗尔纲住在胡家期间，还与诗人徐志摩成了朋友。之所以有这个机缘，是因为徐志摩也曾在胡家住过一段时间。那为什么徐志摩也住过胡家呢？他在致胡适的信中说：
上海生活于我实在是太不相宜，我觉得骨头都懒酥了，再下去真有些不堪设想。因此，我自己为救己，的确想往北方跑，多少可以认真做些事，至于朋友和地方的好处是不消说的，我回来后无时不在念中。我如果去，自然先得住朋友家，你家也极好，先谢。
从中可知，徐志摩从上海往北京跑，一个重要原因是想从“苟安贪懒”变为“认真做事”。恰好，胡适为他介绍了北大的教职，劝他重返北大。
徐志摩与胡适早有交情，而且深厚。到了北京，住在胡家，是在情理之中。徐志摩抵平当日，胡适亲到车站等候。很快，在致陆小曼的信中，徐志摩告诉她：“胡家一切都替我备好，被窝等等一应俱全。我的两件丝绵袍子一破一烧，胡太太都已替我缝好。”徐志摩初来乍到，便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当时，徐志摩住在楼上一间大房，“后面是祖望的房，再过去是澡堂；房间里的汽炉，舒适得很”。徐志摩写道：“适之家地方倒是很好，楼上楼下，并皆明敞。我想我应得可以定心做做工。”
徐志摩在胡家果然得其所愿——定心做工。胡家很是热心，里里外外考虑周全。如，遇上徐志摩受凉、咳嗽，江冬秀为他备了梨子，又做金银花、贝母等药给他吃。后来，徐志摩在给胡适的信中，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激之情，诸如“多谢你的关切”“胡太太真想得周到”“你府上真是享福到一百二十分”一类的话，随处可见。徐志摩深感过意不去，表示“这是我的未能免俗处”。
彼时，因为陆小曼不愿离开上海，徐志摩只得频繁奔波京沪两地。同时，陆小曼自由散漫，花销厉害，造成徐志摩时常“拮据”。一旦捉襟见肘，徐志摩便要麻烦或求助胡适。查阅徐志摩与胡适这一时期的通信，这方面的内容不胜枚举：
北大经过适之再三去说，已领得三百元，昨交兴业汇沪收帐（账）。（徐志摩致陆小曼，1931年3月19日）
承寄四百元已收，致谢！（徐志摩致胡适，1931年5月）
说起上月女大的二百六十薪金，不知是否已由杨宗翰交付给你。现在又等着用七月份的钱了，不知月中旬有希望否？迟到二十五不来，我又该穷僵了。兴业还挂着账。你回北京时请为代询，如发薪有期，可否照上月办法，请你给我一张你的支票？（徐志摩致胡适，1931年8月12日）
来函说女大钱难道还只是六月份的？七月份薪岂尚未发？月底如有八月份薪，可否为我送交金城陈图南嘱即汇？（徐志摩致胡适，1931年8月25日）
“书生无处不愁穷”。好在是胡适，换了另一人，不知还有谁这样为徐志摩跑前跑后。要知道，胡适也是忙人，那时还是北大文学院院长。
除了在钱财方面劳烦胡适，住在胡家时，徐志摩还不时因人因事请胡适帮忙。如，1931年7月，徐志摩请胡适为陆小曼的画题字。胡适欣然同意：“小曼画大幅山水，志摩要我题跋，我题了一首诗：画山要看山，画马要看马。闭门造云岚，终算不得画。小曼聪明人，莫走这条路。拼得死工夫，自成真意趣。”陆小曼是徐志摩的妻子，也是胡适的好友，这个请求，不算过分。此外，徐志摩也代他人向胡适要字。如，1931年9月6日，徐志摩写信拜托胡适：“附去一个条子上的望孙先生是我的堂兄，他儿子惺堂是我家的医生，他一定要求你一页像赞，不拘四字八字都成，而且非得请你信到即题，因为日子已经急促，多谢你。”1931年9月14日，徐志摩致信胡适：“象（像）赞收到，我代我的侄儿叩谢，以后再不敢多‘托’，请放心。”胡适觉得徐志摩可爱，想必也在于他的“自知之明”吧。
徐志摩蹭住胡家期间，因探亲、母丧等，数次离京。对于徐志摩的“外出”，胡适也是格外上心。1931年4月，徐志摩回了老家。在写给胡适的信中，徐志摩花了不少笔墨记录自己与母亲的对话：
她（徐志摩母亲，引者注）说她早要写信向胡老爷、胡太太道谢。小可（徐志摩，引者注）在胡家，她万分放心，知道胡老爷、胡太太是待他如何好，果然这回人也胖了，面色也好看了。她只是过意不去，如此平白地搅扰人家！小可当时回说：“妈，你还不知道，胡老爷、胡太太固然待小可恩至义尽，还有杨妈妈、大爷、小爷，也把小可当小孩儿一般，小心看待。真是舒服得比在自己家好得多。”小可的妈又说：“可不是吗？你去搅扰人家，反而又叫胡太太费心带东西来送，叫我益发过意不去。”小可当时就把葡萄盒打开，检（捡）一颗叫妈妈尝尝。她是吃不下东西，但含了那一颗说：“很甜，待胃口好了再吃。你得好好向老爷、太太道谢。”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搭乘飞机遇难，胡适悲痛万分。不久，胡适写下《追悼徐志摩》。文中，胡适深情地感慨：
志摩走了，我们这个世界里被他带走了不少云彩。他在我们这些朋友之中，真是一片最可爱的云彩，永远是温暖的颜色，永远是美的花样，永远是可爱。
同时，胡适指出：
志摩今年在他的《猛虎集·自序》里曾说他的心境是“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这句话是他最好的自述。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
胡适早年提倡白话，主张用白话作文、作诗。对于前者，胡适身体力行，收获可喜；对于后者，胡适大胆尝试，成绩不佳。关于新诗，胡适自言：“我辟此荒地，自己不能努力种植，自己很惭愧。”但一群新诗人“努力种植”，遂成“灿烂的园地”。而这群新诗人中，胡适最为欣赏的是“见解高、学力好”的徐志摩，并期待他成为一员“先锋大将”。可惜，造化弄人，徐志摩这片“最可爱的云彩”被狂风过早地卷去，胡适定然是惋惜的、伤感的。
徐志摩去世后，胡适与徐志摩的亲朋好友频频通信商议纪念亡友，除《新月》出版纪念专号以外，他们还筹拟举办徐志摩纪念奖金和分工编辑徐氏的集子。胡适曾手拟《徐志摩纪念文学奖募集办法》及《陆小曼给养办法》等文件。
徐志摩生前曾对胡适说：“在北京朋友里，我只靠旁着你，你不要抛弃我，无论在什么时候，你能允许吗？”我们不知道胡适是怎样回应的，但可以确定的是，胡适“允许”了徐志摩这位“永远是可爱”的朋友。
徐志摩致胡适函
此来深扰尊居
胡家的住客里，还有一位必须提及。因为他与罗尔纲、石原皋及徐志摩都有“交集”。这个人，便是著名画家徐悲鸿。罗尔纲在他的《师门五年记》中有一篇《胡适与徐悲鸿》，文中粗略谈了胡适与徐悲鸿的交往，但没有确认徐悲鸿曾住胡家。而石原皋作为胡家的常客，证明徐悲鸿也曾蹭住胡家：“他遭婚变，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来到北京，住在胡适家中……徐独居一室，没有人打扰地，终日画画，藉抒愁思。他的画以鸡、马等为最多，满壁满地都是他的画。大约住了四、五个月（据胡适说，只有一个多月），他的创痕稍消，精神重振，方告南旋。”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的石原皋虽然不喜好画，但也选了一幅精品——《金鸡独立》，那只金鸡“雄姿抖抖，引吭长鸣，大有‘雄鸡一唱天下白’之气概”。
徐悲鸿住过胡家，徐悲鸿自己也有提及。在写给舒新城的信中，他说：“弟此时居适之家，志摩当日故居，实深感伤。”徐悲鸿在胡家住的房，正是徐志摩当初住的那间。而徐悲鸿与徐志摩，虽一为画家，一为诗人，却是艺术上的“辩友”（著名的“二徐之争”）。
因资料有限，徐悲鸿在胡家的经历，不能详知。但徐悲鸿在胡家的日子，应该还算满意。日后，徐悲鸿写信给胡适，说：“此来深扰尊居，曷胜感谢。”日后，徐悲鸿又借胡适家中豢养的“狮子猫”作画缅怀徐志摩，并题跋：“甲戌仲冬，怀亡友志摩之友，忆摹其容，不识其在龙钟或婆娑之态，视昔奚若也。”徐志摩将画寄给胡适，并请胡适在画上题诗。1935年12月4日，胡适在画上题了诗和跋：
狮子蜷伏在我的背后，软绵绵的他总不肯走。我正要推他下去，忽然想起了死去的朋友。一只手拍着打呼的猫，两点眼泪湿了衣袖；“狮子，你好好的睡罢……你也失掉了一个好朋友。”狮子（猫）是志摩住我家时最爱的猫，志摩死后，悲鸿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也喜欢狮子（猫）。去年悲鸿从南京寄（来）此画，要我把廿年写的小诗钞在这里。
就这样，胡适、徐悲鸿为世人留下了这幅图文并茂的书画之作。而画后的故事，证明胡适、徐悲鸿与徐志摩三人之间有着至纯至深的感情。
胡适（前排右5）与徐悲鸿（前排右4）等人合影
结语
胡适无论住在上海，还是住在北京，甚至住在纽约、华盛顿、普林斯顿，胡家都是门庭若市、宾客如云。与一般的客人稍有不同的是，罗尔纲、石原皋、徐志摩、徐悲鸿等，他们都住过胡家。当然，胡家的住客里，远不止他们几个，汪原放、胡思聪、江泽涵、丁文江、赵元任、金岳霖等，都或长或短的时间住过胡家。他们中，有的是胡适的亲戚，有的是胡适的弟子，有的是胡适的挚友，但不管是什么身份，什么时候，住到胡家都可以说“胡家是我家”——主客多欢娱。
这里面少不了胡适妻子江冬秀的付出。正如耿云志先生所说：“这样一个开放式的家庭，没有一个能干的主妇，从中安排、调度，恐怕是要有一点混乱的，胡适就无法工作了。所以，江冬秀与胡适虽说不上夫妇而兼师友，但仍可称是贤内助。”试想，没有江冬秀这样一个女人在胡适背后支持，胡适想要全心全意地研究他的学问，一点一滴地推进他的事功，以及多姿多彩地进行他的交际，哪有那么容易？
只是，胡家的“主角”终究是胡适，如果单说胡适，通过胡家住客的见闻、感悟，我们不能不承认胡适为人处世的高妙。而这种高妙，其实不高、不妙，只因胡适待人以诚、待人以敬、待人以善，最终达到识人识已、知人知己、成人成己的境界。胡适幼年曾念《学为人诗》，其中提到“为人之道，在率其性。子臣弟友，循理之正。谨乎庸言，勉乎庸行，以学为人，以期作圣……因亲及亲，九族克敦。因爱推爱，万物同仁”。胡适的为人之道非有他术，正是诗中说的“因亲及亲”与“因爱推爱”，这也是胡适人格魅力形成的秘诀所在。
胡适与江冬秀（1961年12月）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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