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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字长文带你了解整个藏区的野菜食用传统和现状?

来源:餐饮加盟
作者:小吃加盟·发布时间 2025-10-13
核心提示:天带来一篇关于藏区野菜的研究介绍,为行文连贯,作适当删改和句段调整。作者Alessandro Boesi(博厄西)是一名藏学家。2004年,

天带来一篇关于藏区野菜的研究介绍,为行文连贯,作适当删改和句段调整。作者Alessandro Boesi(博厄西)是一名藏学家。2004年,他以"Le savoir botanique des Tibétains: conception, classification et exploitation des plantes sauvages"(《藏区植物的概念、归类与开发》)获Université de la Méditerranée(地中海大学)博士学位。自1995年以来,他为研究藏民传统和藏医本草而多次实地考察藏区植物。

翻译:宋彥筠、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食材收集活动翻译组

校对:熙评

排版:宋彥筠

项目负责:熙评

编辑:小妍




方法


地点:托尔巴登(Dhorpatan),1998年5月至8月(尼泊尔甘达基省巴格隆县);昆布(Shar Khumbu),走访当地民众(没有采集标本),1998年8月(尼泊尔第一省索卢昆布县);高城镇(理塘县城驻地)及周边地区,1999年4月至9月和2000年5月至8月(中国四川省理塘县);下木斯塘[1](Lower Mustang),主要是Jarkhot村,2001年7月至8月(尼泊尔甘达基省木斯塘县);Sapi谷、列城(Leh)镇、Kortshog村和Kanji村,1995年7月和2005年8月(印度拉达克中央直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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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作者做客尼泊尔藏僧



本文旨在研究植物本体、鉴定、命名、归类和功能以及藏医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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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Manaka?mana? Mandira。2015年,撤销vikas kshetra和aanchall,设立省制。2018年,第四省更名为Gandaki?省


对象:农民、牧民、藏医和僧侣,受教育程度相异,共176名:女性109人(占比62%),男性67人(占比48%);牧民合作者从10岁至69岁不等,居民合作者从26岁至74岁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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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作者:“我在通往Kongma山口的山路上蹒跚而行,向下看。我的头似乎要爆炸了,我的背包变得很重。在那里,我重遇同伴。我的目光,自由地,扫过巍峨的群山。东侧的Kongma俯临全景。高原反应没有改善。我需要降低高度,预计下坡1500米。Dingboche一夜,我又恢复了状态。”(昆布,1990年)



方法:基于民族志,运用参与式观察和开放式对话以收集野菜(野生食用植物)的采用数据;半结构式访谈主要涉及植物的内名,产地,收割时间和频率,食用的部位、原因、方式和频率,变种,植物转化和净化过程的必要;查阅藏医文献,夹杂野菜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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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作者:“2016年6月,我四处寻找藏纸产料,一位藏族朋友领我参观了临卡石(中国四川巴塘县),并引荐至仁波切家中。”F. Lunardo摄



工作语言:藏语的口语和书面语。表1至4给出藏语源文本。藏文转写以Wylie方案(连字符略)为准,不适用少数民族语地名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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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木斯塘县



野外采集的植物标本与罗裴明(J. F. Dobremez)教授(法国萨瓦大学高原生态实验室)合作鉴定,集藏于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植物标本馆,在拉达克采集的标本经鉴定后存放在印度北阿坎德邦台拉登县的印度植物调查局植物标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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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作者与二位挚友(当地赤脚医生Tsering Smanla和台拉登大学植物学者Jigmet)于2017年7月在印度拉达克收集藏医用植物(Alessandra Brunelli摄)。2019年,撤销查谟(Jammu)和克什米尔(Kashmir)邦,设立查谟和克什米尔(迦湿弥罗)中央直辖区(union territory,“联邦属地”)和拉达克(Ladakh)中央直辖区


考察区域参考图2



理塘县


理塘县(29°30′~30°39′N,99°25′~101°E)位居甘孜藏族自治州(中国四川省),幅员面积14619平方公里[32]。地处高原副极地(亚寒带)气候区,年降水量达500至1100毫米。全县森林以针叶树为主,如高山松、鳞皮冷杉、川西云杉、刺柏属和大红栎[2]。林木线海拔约4200至4400米。高山地区有杜鹃属、忍冬属、金蜡梅属[3]、栒子属和锦鸡儿属等灌木种类,也有莎草科[4]、禾本科、委陵菜属[5]、绿绒蒿属、龙胆属、乌头属、翠雀属、银莲花属、紫菀属、火绒草属、香青属和野决明属等草本种类。在海拔较高的植被极限附近,风毛菊属、虎耳草属和无心菜属是优势种。牧场占比60%。藏民占比98%。牧民居住在高原地区,农民和商人则居住在重镇(例如高城镇)和较低的森林谷地。移居至当地人口近年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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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犏牛。野牦牛和黄牛的杂交种



木斯塘县


下木斯塘位居尼泊尔中部。Jarkhot村(28°49′N,83°54′E)海拔3500米。当地人是藏族侨胞,说藏话,主要种植大麦、谷物、小麦、黍粟和土豆,饲养犏牛、绵羊和山羊。罗裴明称其气候为steppique(干草原)。其植被由草原形态组成,特别是砂生槐、毛瓣棘豆、Berberis mucrifolia、山岭麻黄、白背忍冬和两头毛。4200米以下分布印度锦鸡儿、蒿属、绢毛蔷薇、岩生忍冬、细叶忍冬[6]、藏南绣线菊、拱枝绣线菊、东方茶藨子、有棱小檗。谷底有以西藏柏木为主的野外旱生林。4200至5100米处,Caragana brevispina和棘枝忍冬俯临全景。阴凉处,高山柏、金露梅、越桔叶忍冬[7]等草本种类可能会茁壮成长。5000米以上的物种呈垫状,双花委陵菜、Androsace sessilis、囊种草[8]、雪层杜鹃和虎耳草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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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Jasminum nudiflorum var. pulvinatum。垫状指矮生茎节间短、分枝多而密、叶排列于根旁,匍匐贴近地面生长,丛生呈半球状或莲座状凸起的垫状体结构



托尔巴登


南京岭(Nordzin Ling)藏族[9]营位居托尔巴登禁猎区(道拉吉里峰的西南方),东南距加德满都大都市(尼泊尔巴格马提省加德满都县)260公里,分为五个营房。托尔巴登(28°29'N,83°05'E)坐落在禁猎区南陲东起至西延的谷地中,高处2850米。从达尔邦格(Darbang)出发,穿过Jalja山口(3400米),徒步四天即可到达。1960年,流亡海外的苯教[10]徒在此重建家园。从那时起,人烟阜盛,藏胞流徙。1981年该地有200至250名藏胞,趋显浸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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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第一所海外的苯教寺院Tashi Geggye Thatenling在此重建,仰赖梅日(Menri)寺第三十二任堪布索南罗卓(Sonam Lodro)和红十字会鼎力维持,受业于上师永津仁波切(Yongdzin Rinpoche)



鉴于夏季风难以到达该地,雨量较少(600至1400毫米)于小喜马拉雅山脉的其他区域。2800至3000米,旱生林[11]是优势种。3000至4000米,广泛分布西藏冷杉、糙皮桦和钟花杜鹃。4000米左右是高寒嵩草草甸植被,比如禾本科、莎草科、龙胆属、报春花属、虎耳草属、马先蒿属、蓼属。植被极限为49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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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小喜马拉雅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分作4条平行的纵向山带,从南至北为西瓦利克山脉(Sivalik Ranges)、小喜马拉雅山脉(lower Himalaya)、高喜马拉雅山脉(greater Himalayan)和特提斯喜马拉雅山脉(Tethys Himalaya)



Sapi谷


拉达克(32°15~36°N,75°15~80°15E)北起喀喇昆仑山脉、南至喜马拉雅山脉,平均海拔4500米,幅员面积86904平方公里(分治区域参考图13),人居河谷集中于印度河流域,天行时恶,地旷人稀(约26万)。多数是藏胞,少数印欧族群(巴勒提人和达尔迪人)集中生活在格尔吉尔县和列城县。



气候寒旱,年降水量为100至600毫米,以锦鸡儿属、蒿属、水苏属、麻黄属、针茅属和Acantholimum[12]为主,中生植物和湿生植物并不普遍。地利不能向荣,昆仑多子柏、滇藏方枝柏和糙皮桦,5000米处有水柏枝属、忍冬属、锦鸡儿属、沙棘属、蔷薇属、小檗属和杜鹃属等灌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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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中生植物指适宜在中等湿度和温度条件下生长的植物,处于水分供应充足环境


Sapi谷(拉达克中央直辖区格尔吉尔县格尔吉尔乡)列于拉达克至要的草药采区,海拔3600至5000米,冬季多雨,枝柯扶疎,以火绒草属、蓼属、乌头属、翠雀属、罂粟属、大黄属和毛茛属为主,领有穆斯林(巴勒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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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Epilobium hirsutum。湿生植物指在潮湿(水分过剩)环境中生长,不能忍受较长时间水分亏缺的植物



结果与分析


近世经见藏民采挖野菜,其生境犹天冠地屦,地理、气候、植物区系、植被和文化的差异致使品类、采挖方式和膳食结构比重的差异。青藏高原东缘(川西藏东南)、喜马拉雅南部山谷(托尔巴登)和昆布三地均是季风气候区,百谷蓁蓁,多元生衍;反之,下木斯塘高谷(Hochtal)和拉达克则是干燥寒冷的雨影地带,沿川丰沃。这与作者的考察数据(拉达克)和民族植物学研究(喜马拉雅高谷)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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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Hippeastrum鳞茎。鳞茎指着生肉质鳞叶的短缩的地下茎



如今,藏民少有食用野菜的,鲜见于乡镇,牧民和偏远地区的居民偶尔会采挖,主要是跋涉(步行或骑马)和夏季移牧时作为零食和调味品以补充蔬果摄入的缺乏。这要追溯到大跃进(1958至1961年)和文化大革命(1966至1976年)。当地妇女专门采挖特定的植物,譬若鸦蒜的鳞茎;理塘县的牧民也采挖委陵菜属的根状茎。城镇居民的年轻一代几近要忘掉祖传的植物知识了。闹饥荒的时候,这些植物便尤为重要,代以蔬菜、水果、种籽、糌粑[13](炒青稞粉)或马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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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Curcuma longa根茎。根茎指多年生植物的形如根的变态茎,横卧于地下生长,明显的节和节间,节上有退化的鳞叶



疏观表1和2,共75类野菜和蕈菌(隶属36属60种):44份蔬菜、10份spod(香辛料)、15份水果(12份供儿童食用)、3份tshwa(酶[14],用作制备乳酪和啤酒)、5份糌粑(藏民的传统主食)的代用品、4份马茶的代用品、3份用作制备其他饮品;理塘县32份、下木斯塘18份、拉达克12份、托尔巴登13份。理塘数据更为普遍,业已开发30类野菜:21份蔬菜、5份香辛料(调味品)、4份水果、3份糌粑的代用品、2份马茶的代用品、1份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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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青稞(裸大麦)



蔬菜


野生植物作鲜、干的蔬菜,一般是贮藏起来,以便过冬食用,适合炖煮炒煸,需要净化,比方说,藜属的叶或天南星属的块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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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Chenopodium polyspermum。Nar乡村自治区(尼泊尔甘达基省马南县)的惯例是晒干藜属的叶。2017年,尼泊尔总务部(Ministry of Federal Affairs and General Administration)解散ga?um? vika?s samiti,设立ga?um?pa?lika?为县的下级行政单位



尼泊尔北部边境地区的道尔波人[15]相信,rambu(珠芽蓼)的叶上有dug(“毒素”),称作g.ya’(“锈菌”),因此,当地人会煮炒出kha ba(“苦味”),与圆穗蓼(原变种[16])的根相似,甜口,内部微红;饥荒时期,则通常磨粉后,跟糌粑和奶团一同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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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Puccinia recondita f. sp. tritici。锈菌指担子菌亚门锈菌目真菌,寄生于种子植物和蕨类植物,内生铁锈色粉状孢子堆



身居山腰的妇女表示jimbo jimbo ré(“好〔吃〕得很”),那里能够俯视rama ch’u(罗摩丘[17])。20世纪80年代以前,马南加人将其视为富含营养的农作物,约九、十月份的时候采挖花序,晒干后磨碎果核,烘烤至面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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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马南加人,也叫Nesyangba(乃斯扬巴),尼泊尔北部山区民族



早些时候,Rolwaling谷的夏尔巴人在夏季移牧时仍将monzo(狭叶圆穗蓼)和tai monzo(拳参属)的地下器官[18]作为小吃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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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夏尔巴人的丹迈僧院(Thame Gompa)。夏尔巴是尼泊尔的菩提亚人的别称



理塘、下木斯塘和托尔巴登三地称天南星属为dawa(达瓦,“月”),藏医用作药草;也称作kha tsha ba(“热辣灼口”),形象描述了块茎尝起来的感觉;现用作家畜的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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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Ullucus tuberosus块茎。块茎指由地下茎顶端膨大形成的球形肉质茎,内部贮藏丰富营养物质,具一顶芽和螺旋排列的腋芽



我们可以分作两类:g.yung(“养殖”)和rgod(“野生”),前者生长在海拔较低的村庄和耕地附近,后者则在更高的山区;各类对应多个种(参考表1)。《晶珠本草》也有阐述。藏医将托尔巴登的两类dawa(藏南绿南星[19]和网檐南星)命名为dayung,海拔2800至3100米;其一或是约3300米处的猪笼南星。夏尔巴人也叫a lug,或与尼泊尔语alu(“马铃薯”)同源,似资证明,在马铃薯引入该地(19世纪)之先,a lug业已出现。当夏尔巴人抵达尼泊尔时,他们认不出那里的植物,便借用当地的说法来描述。他们起源的藏东地区,天南星属广泛分布。此外,一部18世纪上半叶的藏医药学专著认为,a lugdawa同义。天南星属的净化方式和sne‘u(藜属)相仿。


在北锡金县(印度锡金邦)热姆冰川和Thlonk河的交汇处,当地人掘孔置杆,压碎天南星属的地下器官。如果一周后开始发酵,说明dug已被清除。这时的块茎变成了纤维状的酸块,煮沸食用,通常会导致消化、皮肤和脱发问题;也可以磨面食用,或损害消化道。


藏民熟知sazwa,“荨麻属”)。高原荨麻(Sapi、Kortshog和Kanji)、三角叶荨麻(理塘)和异株荨麻(托尔巴登)的嫩叶用来熬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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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因味苦多汁,故名之chukyur



理塘的droma(蕨麻)以每500克50元(人民币)出售根状茎,秋时应季,烹法是加水淹没根状茎,熬软,煮至味甘即可;刷上一层溶化的酥油,蒸煮至火候,一道gro ma mar khu(“野薯蓣化牛油”)就做好了,随乳酪或干糌粑食用。当地人也会采挖chukyur(苞叶大黄)、lcum lo(掌叶大黄)和snya lo(多穗蓼)的根茎,去皮即食。达拉克牧民食用chutsa(穗序大黄)。列城镇民食用sat[20](“野生豆科植物”),拉达克东部到西藏西部的商贾独爱。


近世的德格(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妇女在春、秋两季采挖蕨麻,辞旧迎新不可或缺,婚礼也是如此。道尔波人把它和大麦、小麦、大米、奶酪、委陵菜根、竹笋、豌豆、羊肉、盐做成一道菜。



水果


近世藏区的野生食用水果如今只供儿童食用,例如:理塘的?lmose(桃儿七);下木斯塘、昆布和拉达克的tarbu(西藏沙棘、柳叶沙棘、中亚沙棘);下木斯塘、托尔巴登和昆布的drita sadzin(蛇莓)和sewa(大叶蔷薇);托尔巴登(具芒小檗、有棱小檗)和昆布(小檗属)的kyer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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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蛇莓。原文作Duchesna indica,少了个e字母,疑是typo




托尔巴登


gokpa(“鸦蒜”,葱属)的鳞茎可以缓解高原性头痛,种类繁杂。比方说,理塘的鸦蒜共有三类:chiugok(“小鸟蒜”,大花韭)、rukgok(太白韭)和shagok(“肉蒜”)。当地人以此制备酱料:清洗植株,切块备用,拌酥油、马茶、糌粑(非必需)、盐和辣椒。这样得到的酱汁与mog mog(“馍馍”)和sha bag leb一起吃。下木斯塘的鸦蒜分类相似。此外,鸦蒜和dzimbu(玫红韭)易混淆,后者比前者更具价值,善冬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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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sha bag leb,一种含有牛肉和油炸扁面包的藏菜



线叶百里香的茎叶拌辣椒,在下木斯塘叫做maktokpa,在萨皮则是sulu。Nar也有此做法。道尔波人将gothok marcha(亚洲百里香)、盐和laphuk(萝卜)根一同碾碎,拌奶团、马茶或水,可以涂抹在揉制糌粑的生面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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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参阅Annotated Checklist of the Flowering Plants of Nepal,线叶百里香为当地的百里香属的唯一物种



饮料植物


沏茶技术尚未传入藏区的时候,理塘人就已经把t?nja(“秋茶”,委陵菜属)叶[21]晒干煮烂[22],便泡水喝了,只是叫法不同[23]。理塘的surkar(杜鹃花属)花可作药,当茶服;下木斯塘和昆布也叫balu karpo(髯花杜鹃)。道尔波人认为这是“富人的饮料”。藏医会用杜鹃花舒缓血液病。藏东的小户将柳叶视为茶叶的代用品,锡金则把g.ya’ li shing(“枫叶”,长尾槭),也见于昆布。20世纪70年代,Rolwaling谷的pema koko(网脉柳兰)的干叶也是同样的用途,当地茶叶需徒步运送八日,因而价格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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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Epilobium alpestre。原文作Epilobium conspermum,改s为m,疑是不经见的异名。学名Epilobium conspersum经修订,接受名为Chamerion conspersum



Jarkhot村邻近的知名企业商业生产tora(西藏沙棘)的果实,以熬煮的方式来制作khan da。列城公司[24]也生产销售沙棘果的果酱和果汁。2010年,印度环境与森林部和国防研究与开发局(国防部下设局)联名提案——要在喜马拉雅种植沙棘,预计将为查谟和克什米尔和拉达克的农村妇女自助团体创造就业机会。萨皮地区的做法是挤压tshogkyur(中亚沙棘)的果实,盛在沙棘叶卷成的柱状筒中饮用。在拉达克,卷叶一般是孩童的工作。此外,理塘沙棘如今的消费比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要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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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以寄生在蝙蝠蛾科昆虫幼虫上的子座及幼虫尸体的复合体入药



理塘人也会把dbyar rtswa dgun ‘bu(“冬虫夏草”)浸入a rag(“〔大麦或大米〕酒”),一般是每半升置3或5根虫草,阴凉处藏2或3个月即成补剂、春药或烈酒后装在小瓶子里,在刻经、赌博或野炊时分发饮用,历久弥醇。



饥荒用植物


在藏区,从19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为止,每当闹饥荒的记忆永远与野菜有关。


饥荒时期,理塘人会取bedo shin(栎)果、珠芽蓼根或籽、蕨麻茎作糌粑。栎果经蒸煮、晒干和磨碎三步即可食用;珠芽蓼要去皮,现今磨粉喂给牦牛、山羊和绵羊。当地人仍在食用蕨麻茎。藏族史诗中经常提到猎杀旱獭,若食其肉和蕨麻茎,因之排拶,暗喻背井离乡。如果饥荒发生在春天,那么三角叶荨麻也是重要的食物来源。


1972年秋,夏尔巴人收集了天南星属的根茎以应对尼泊尔全国饥荒。



蕈菌(参考表2)


藏东地区同理塘类似,他们经常食用谷底森林的sha mo(蘑菇)。据曾在藏区生活过探险家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柔克义)和传教士Marion Herbert Duncan(邓肯)说,当地人将shara(蕈伞)切块,用线串起来,晒在屋檐下,就汤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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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蕈伞指一些子囊果和担子果顶部的帽状结构。shara上黄下白,“经酥油炸后吃起来像波尔多可丽饼(cre?pes a? la Bordelaise)”。



除虫草外,bedoshing shamo(“香菇”,松口蘑)是理塘最重要的shamo(真菌),简称besha,主要生长在rong(“低谷”)的bedo(栎树)或dr?nme shing(松树)附近,8月份采挖,恰如其名。日本进口得多。价格较高(2013年为每500克200元)。


当地人食用油炸过的香菇,就蔬菜吃,去皮烹调。干燥过程是将真菌挂在天花板上,用绳子穿好。商贩挑选上好香菇的经验是:其茎长4指,蕈伞窄小,触感坚硬,不发黑、无寄生虫。这里有pango(“草甸蛋”,未鉴定)的蕈伞温热后加盐、糌粑和酥油食用;chiukanlag(“小鸟腿”,未鉴定)也有不少,因其子实体与小鸟腿相似而得名。


据笔者调查,他们认为,日光含毒,当其直射蘑菇数周(多数以为两周),蘑菇便也是含毒的。寄生虫也可能使蘑菇含毒。理塘人认为,类似go na shamo(“蛋菇”,未鉴定)一类的蘑菇,如果接触铁物,也会含毒。上述三类说法均无任何解释。



发酵用植物


酶(发酵剂)主要用作制备牦乳酪和青稞酒。萨皮地区制作phab(“粕”)方法是:白面糊混合chag?p?(“雀沟勃”,囊距翠雀花)和burtse(细裂叶莲蒿)揉团,模制为球状药片,羊毛布料避光包裹15或20日。Rolwaling谷的kemba girbu(北艾)和kemba tikpe(扁毛菊)也可作粕。小米面粉搓成球体,外裹北艾叶和扁毛菊叶,待几日菌丝发育,表面发白,去叶熏蒸即成。道尔波人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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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学名Waldheimia glabra经修订,接受名为Allardia glabra



苦修用植物


过去和现在都有不少实践佛法的信徒(苦行僧)在崖窟中精进修持,只吃附近的野菜度日,——我们可以从米拉日巴尊者[25]或果札巴·索南坚赞[26]的传记疏观一二。


从荨麻中取得的高筋粉类似物制汤,营养丰富。


索南坚赞苦修时基本只吃sha bal(苔藓和地衣)、sro lo(红景天属)和snya lo(多穗蓼)。苦行僧也会吃珠芽蓼和蕨麻。米拉日巴吃过ripa的基生叶。贾尔科德藏医知道有位喇嘛苦修时只吃shug ‘brum(杜松果),而该地一般以为因其强酸而不能食用。



药用植物(参考表3)


藏医学植根于欧亚传统医学的自然主义立场和佛教义的哲学预设,遵四圣谛,灭三不善根,融通abhidharma(毘昙)、tantras(密续)和ayurveda(寿命吠陀)。7世纪至12世纪,上述异质的知识整合形成同质且理性的理论,使藏医独立于其传统的立场和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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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Amaranthus caudatus,在中国广泛栽培,生在庭院花园



病皆源自ma rig pa(无明)中dug gsum(三邪),rnam shes(意识)愚昧促使动情尚,五源(“均哇阿”:土、水、火、风、虚空)聚集相结为胎因;timuk(愚痴)依脑从此常住行,由此增长bad kan(“培根”,涎)住上部;zhe sdang(瞋恚)依血靠脉常住行,由此增长mKhris pa(“赤巴”,胆)住中部;‘dod chags(贪欲)住于男女隐秘中,由此增rLung(“隆”,风)下部常留存;贪欲瞋恚愚痴三邪中,生出尼巴索木(三因)病失果;变相不调实为病本质,未转未变将成病因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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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学名Chenopodium aristatum经修订,接受名为Dysphania aristata。后者是前者的基名,提供了前者的加词



藏医认为,食糜代谢产生lus zungs bdun(七精)的其他六类成分(血液、肌肉、脂肪、骨骼、骨髓、精液),因而“欲学活命饮食点为纲”(《四部医典》,简称《据悉》),视zas tshul(食饮)为spyod lam(起居)、sman(药剂)和dpyad(对症外治)以外的重要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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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学名Chenopodium botrys经修订,接受名为Dysphania botrys



野菜是‘tsho ba zas(维命饮食)的一类,自有源于其特征的药效作用,比药剂更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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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中国植物志》未录。Flora of Pakistan认为是Allium jacquemontii(高原薤)的异名



相传,约11或12世纪的时候,《据悉》传至十四代宇陀·元丹贡布,依据食饮的知情、禁忌和适量分类,参阅〈论说医典〉(甘露精要八支秘诀续第二卷)第16至17章。sde srid(第悉[27])桑杰嘉措作其注疏《蓝琉璃》(17世纪),并雇请画家挂图79幅sman thang(“曼唐”,医学唐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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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曼唐3幅(疾病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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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曼唐5幅(人体胚胎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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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曼唐25幅(矿物药物)



比方说,第21幅图解第16章:sngo ngad(芳香植物)或蔬菜有ri sgog(“山蒜”,葱属)以及掌叶大黄和chu lo(穗序大黄)的叶子,y? char(熟食)有荨麻、lcam pa(野葵)、be khur(平车前)、天南星、藜、mon[28] sne’u dmar po(尾穗苋、刺藜、香藜)、khur mang(藏蒲公英)、kyap(“蒲公英”)[29]sngo sga(垂头菊属)、lca ba(当归)、ra mnye(滇钩吻)、sgog sngon(淡红韭、葱、镰叶韭)和g.yer ma(尖叶花椒、花椒),tshwa(盐)或香辛料有go snyod(葛缕子)和‘bam po(蕨叶藁本、裂叶独活[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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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0:Allium carolinianum。参阅《晶珠本草》,sgog sngonri sgog同义。参阅《晶镜本草》,sgog sngonbtsong sgog同义,分为:sgog btsong(葱,自古作蔬菜食用)和sgog btsong ri skyes(“生长在山上的sgog btsong”,镰叶韭,生于西藏西部和北部约3000至5000米的砾石山坡)



第22幅图解第17章(关于中毒和不适食的禁忌):蘑菇若与g.yungs dkar(白芥)油相煎,蜂蜜菜籽油皆不适;食用cong zhi(石灰华)后食蘑菇,食之臌胀重眼热昏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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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学名Zanthoxylum tibetanum经修订,接受名为Zanthoxylum oxyphyllum



其中一些目前仍在食用。必须注意,鉴于藏区幅员辽阔而植物变种多样,未知植物的识别,应采用现代藏医本草。



结论


可以说,类似葱属、蕨麻和蓼属这一类广为人知的藏区野菜是极少的。学者研究和传统文献也是如此。


托尔巴登地区的情况表明,自1960年以来,在那里定居的藏胞选择他们在过去家乡收集和食用的相同野菜。这一回归传统的异梦书写是流亡藏胞以其独到的感知而回归梦萦故乡的理想化手段。


在秦岭(中国陕西省)黑河和大理进行的研究表明,藏区以东的汉民和青藏高原东缘低海拔地区的藏民使用大量的野生蔬菜为食。


藏区气候恶劣,所谓“绿色植物”一般都不是优势种,植物必须适应环境。正因如此,当地的绿色植物有限,导致藏民的传统知识独立于内地。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政府和平解放西藏,藏民与内地的通道才联系起来。此前,藏民则受其他民族的影响。例如,迪庆藏族自治州(中国云南省)的藏民对野菜的认识似乎受到了生活在该地区的傈僳族、纳西族、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影响。


如今,藏区走向开放,迈入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受国内外经济转型和趋势的影响,致使许多当地人专门采集国内外需求渐趋增长的天然产物,从中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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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木斯塘县(Mustang District)一般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的上木斯塘(Upper Mustang)过去是珞王国(Principality of Mustang),廓尔喀王国(Gorkha Rajya)的藩属国;南部的下木斯塘叫塔克(Thak),也就是塔卡利人(Thakalis)传统聚居处,即塔克萨特赛(Thak Sat Sae),位居卡利甘达基河(Kali Gandaki)上游的塔克科拉(Thak Khola),地处安纳普尔纳峰(Annapurna)和道拉吉里山(Dhaulagiri)之间。此外,潘查岗(Panchgaun)的居民也被算作Thakali。


[2] 原文作Quercus aquifolia,为Quercus coccifera L.的异名。参阅gbif.org/species/7929899。


[3] 指Sect. Rhopalostylae (Wolf) Gusul.(棒状花柱组)的Ser. Fruticosae (Wolf) Yü et Li(木本系)。历史地,从以P. reptans L.(匍匐委陵菜)为模式种的委陵菜属中析置出木本种类另名Pentaphylloides DuhamelDasiphora Rafinesque(金蜡梅属);一般处理为异名,为行文方便,二属分立。


[4] 主要是嵩草属(Kobresia Willd.)。


[5] 指Sect. Nematostplae (Wolf) Gusul.(线状花柱组)、Sect. Closterostylae (Wolf) Yü et Li(梭状花柱组)、Sect. Leptostylae (Wolf) Yü et Li(枝状花柱组)、Sect. Conostylae (Wolf) Yü et Li(锥状花柱组)和Sect. Potentilla(钉状花柱组)。


[6] 学名Lonicera minutifolia经修订,接受名为Lonicera angustifolia var. myrtillus,即Lonicera angustifolia(狭叶忍冬)的变种。


[7] 当时认为L. angustifolia形态上与L. angustifolia var. myrtillus有过渡。


[8] 学名Thylacospermum rupifragum经修订,接受名为Thylacospermum caespitosum


[9] 海外藏族移民。


[10] Bon(苯教;习惯上也用作地名,如Bond yul即蕃域)是吐蕃的土著巫教。bon一般作alo(“念诵”,参阅Hoffmann的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r tibetischen Bon-Religion),苯教徒以为万物之本(参阅丹增朱扎的《大乘觉悟道雍仲苯教常识》),也作bod(“祈请”;在藏文中,d和n常见易位,参阅Uray Géza的The Old Tibetan Verb Bon)、chos(“教法”,参阅Snellgrove的Nine Ways of Bon: Excerpts from gZi-brjid)或gsold(“呈奉”,参阅Ariane Spanien和Yoshiro Imadea的Fonds Pelliot Tibetain in Choix de documents Tibetains conserves a la Bibliotheque Nationale Paris:“btsan po Khri vdu srong du mtshan gsold […] btsan poe mtshan rgyal gtsug ru las / Khri lde gtsug rtsan du gsold”)。


[11] 主要是阳坡的乔松,类似滇藏方枝柏。


[12] 稽徵Wildlife Conservation and Land-Use Changes in the Transhimalayan Region of Ladakh, India如左:“Vegetation in Ladakh changes gradually from primarily alpine meadow (Kobresia, Carex, Potentilla, Nebeta) on the north side of the Himalayan crest to steppe vegetation (Caragana, Artemisia, Stachys, Ephedra, Stipa) to the north and east, with shrubland (Hippophae, Salix, Myricaria) along the river courses (Kachroo et al., 1977; Hartmann, 1983, 1987, 1990)”,


“In addition to animal dung, woody subshrubs (Cargena, Artemisia, Acantholimon) were collected for use as fuel in the pulus”,译者猜测typo或不经见的异名(Anita Kistler的Germination of Seed Collected in Turkey:“Acantholimum ? roseum”,载“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Rock Garden Society”第40卷第2期第84页,1982年;译者尝闻Acantholimum glumaceum)。


[13] rtsam.pa也作药用(即?v??nm??)或祭祀用(拉坞戎语说fs??r)。参阅Dictionnaire Japhug-Chinois-Fran?ais(halshs.archives-ouvertes.fr/halshs-01244860v2),吃法分为四类:??r?ru,在碗里倒茶,比t?h?rts?m(也就是t?hu.rtsam.pa)多一点,再放上糌粑,那个糌粑比水多一点,搅到出现很多小球就可以吃;k?mo?(“香糌粑”),吃一小撮mo?(“干糌粑”)然后用茶服送;


相反地,t?h?βro?(“稠糌粑”)也是一种吃法,在碗里放一撮糌粑,倒上d?a或t??a(马茶),搅成粥就可以吃;r???i(俄热话也叫smij?),就是在碗里倒上糌粑水(挼糌粑时倒进碗里的水叫rts?mt?h?),然后放上一小块酥油,再放上满碗的糌粑然后搅匀,挼好就可以吃了;t?mpho?,在碗里倒小半碗的水,再放上少量糌粑,搅均匀后就可以吃。也有其他吃法,比方说t??si?t??sk?o?t?-sq??t??arák?aχt?。可能也有加糖的吃法,? n??o r???i ?-?g? k?-chi pj?-t?-n?-l?t ??-?u t?e, a?o k?n? n? t?-stu-t-a(“你吃糌粑加糖,我也这样吃”)。


[14] 参阅Ferment or Enzyme: What’s in a Name?(jstor.org/stable/23328311)。


[15] 每当夏秋之间的雨季来临时,南部的交通便告中断,恰在此时,北方高山区域的冰雪融化,道路可以通行。道尔波人偶尔从北方中尼边境地区购买西藏出产的湖盐,运回来储存起来,待雨季过后向南方外运销售。但是由于他们在塔克萨特赛没有落脚点,无法在那里长期等待,只好将运来的湖盐以贱价转卖给塔卡利人。南边的粮商多在秋收之后到这里来,这时北方的道路完全被冰雪封住,他们也只好将大米转卖给塔卡利人,或者从后者手中换一些食盐返回。


[16] 起初发现Polygonum macrophyllum(圆穗蓼)时的特征为:“基生叶长圆形或披针形,宽1至3厘米”,后来发现Polygonum macrophyllum var. stenophyllum(狭叶圆穗蓼)时的特征为:“叶线或线状披针形,宽0.2至0.5厘米”,因此,后者作为Polygonum macrophyllum的变种,前者作为Polygonum macrophyllum的原变种(即Polygonum macrophyllum var. macrophyllum);其它特征略。


[17] 参阅Diary of a journey through Mongolia and Tibet in 1891 and 1892. By 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8vo. Pp. xx. and 414. Illustrations.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894.),LCCN为04028907。


[18] 植物的地下贮藏器官是根或茎的变态,包括肉质根、块根、块茎、球茎、鳞茎及根茎等,为行文方便,不作区分,统一为“根”、“茎”或“地下器官”。


[19] 原文作Arisaema jacquenmontii,多了个n字母,疑是typo。


[20] 藏语叫srad,主要有岩黄耆属和野决明属。


[21] 原文作“地上器官”,依文意改。


[22] 南亚的腌渍品,参阅Li Hui-lin的The Domestication of Plants in China: Ecogeographical Considerations(载于David N. Keightley的“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引Sealy。


[23] 也以词源论断。比方说,嘉绒语组的晚近借词,或说明,当地人饮茶,不是过于久远的事。


[24] 由拉达克食品有限公司(Ladakh Foods Ltd)、印度小农企业联营社(Small Farmers’ Agri-Business Consortium)和印度全国农业合作销售联合会(National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Marketing Federation of India Ltd)三方合资。


[25] “噶”为佛语,“举”为传承,谓其系传承金刚持佛亲口所授密咒教义的佛教徒。该派僧人身穿白色僧裙和上衣,故俗称“白教”,源由印僧底洛巴、那若巴传出,后由琼波南交(传承为香巴噶举)和玛尔巴、米拉日巴师徒(传承为塔波噶举)在藏区传播。香巴噶举14世纪时已趋衰落。塔波噶举发展出噶玛噶举、采巴噶举、巴戎噶举、帕竹噶举四大派系。该教派的噶玛噶举和帕竹噶举的上层喇嘛,曾受元、明两朝册封,相继建立帕竹政权和噶玛政权,掌握西藏地方政教权力近三世纪。噶玛拔希最早采用活佛转世制度。该派主要学说是月称中观见,注重密法,其大手印教法,不重文字,重在师徒口耳单传,以苦修证理通达大印的境界。现在该派在藏传佛教传播地区的基础仍很强大。


[26] 果札派创始人,以lam ’bras(lamdré,道果)闻名。参阅The Princeton Dictionary of Buddhism(oxfordreference.com/view/10.1093/acref/9780190681159.001.0001/acref-9780190681159-e-2227)。觉囊派的渊源,要追溯到宇摩·弥觉多杰创“他空见”学说,后来他的五传弟子衮邦·图杰尊哲在日咯则西创建觉囊寺,弘“他空见”教法,这一教派才因此得名。该派前后出了笃补巴·喜饶坚赞、多罗那他等名僧,相继主持流传。后来,五世达赖喇嘛将觉囊派改宗为格鲁派,该派从此衰落下来,但在安多一些偏僻地区,还有少量觉囊派寺院和僧人。注意勿与萨迦派大学者索南坚赞混淆。


[27] 清初文献用以称蒙古固始汗及其继承者商同达赖喇嘛所委执掌西藏事务的官员,共历十八任。其治事处称“第巴雄”(藏语音译“雄”意为“官府”)。1721年(康熙六十年),废第巴,设四噶伦(喇嘛僧官一人,正三品俗官三人)主持噶厦。固始汗(蒙古语音译“固始”意为“国师”)是西蒙古卫拉特之和硕特部首领。1642年(崇祯十五年),率兵进藏,掌握西藏地方政权。


[28] mon指的是那些不再有藏民居住的地区,位于青藏高原的南部和东南边缘。


[29] 未知种,有学者认为kyapkhur mang的异名。


[30] 《据悉》和《蓝琉璃》未录。


表格


一致性指数:几多(%)合作者共识。+:≤10%,++:11至25%,+++:26至50%,++++:51至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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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项目负责人寄语:各民族部落的食物系统是一座包含着来自当地生态系统中长期进化的文化和生活模式的知识宝库。了解各民族部落食物的自然和文化维度有助于传统民间知识和文化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以促进食品多样性和个人和社会的整体健康状况的发展。然而,这些与复杂社会和经济环境密切相关的食品系统日益受到全球化和现代性的侵蚀,正在逐步消失。


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地大物博,各民族都具有大量特色的传统食材和医学体系。目前,对于传统食材的研究在国内十分匮乏,能够将传统食材、传统医学、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的学者更是少有。因此,为增进了解,我们开展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食材收集的活动,并翻译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其他国际机构的相关研究。一方面,通过趣味性和猎奇性的介绍帮助国内读者了解世界不同的生活方式和食品系统;一方面,唤醒我们对于食物系统和食物多样性的认识,改变我们的膳食模式,增加食物多样性,拥抱更健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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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稻在中国种植已经有7000多年的历史了,早期大都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汉代时黄河以北地区还没有水稻的种植,后来才逐渐发展到了黄河流域。在几千年的水稻种植历史中,发生了多少动人的水稻故事呢?

  张堪为渔阳引来水稻

  东汉建武十五年,汉代著名科学家、文学家张衡的祖父张堪,被汉光武帝任命为渔阳太守,从此当地出现了稻花香。

  据《后汉书·张堪传》记载:当时的渔阳郡,就在今北京昌平、怀柔、密云一带的狐奴山下,辖区面积很大,土地广阔。张堪是历史上著名的好官,此前,他任蜀郡太守时,就勤勉为官,体察民情,把蜀郡治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学会了当地的水稻种植技术。张堪来渔阳上任后,首先申明法纪,追捕打击奸猾之徒,对待官吏赏罚分明,使得官员百姓都乐意为他所用;其次,渔阳地处边境地带,匈奴时来侵扰。张堪曾率数千骑兵,大败入侵渔阳的一万匈奴骑兵,从此渔阳境内安定无事。

  此后,张堪便腾出手来抓农业生产。他看到当地的农业生产很落后,粮食产量少,人们生活水平低。根源在哪?于是,张堪经常深入到乡村去考察。他发现,狐奴山下水资源十分丰富,泉水汇集成河,流经山下的大片土地。然而,靠着丰富的水资源,当地百姓却不会利用,只知道种植旱播作物。根源找到了,如何解决?实地考察后,张堪认为,当地水源、水量和土质适合种植水稻。于是,张堪首先对水资源进行了治理,使之能够达到种植水稻的条件;接着把南方的稻种和水稻种植技术引入渔阳郡,“乃于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使得郡中百姓生活日益富庶,解决了吃粮问题。也就是从那时起,水稻,这种在我国南方温暖地区种植的农作物,开始引种到相对寒冷的北京一带,从此,许多北方百姓也吃上了香喷喷的大米饭。

  张堪不仅指导水稻种植技术,还把家乡南阳的植桑养蚕技术引进渔阳。张堪在渔阳八年,赢得了百姓的赞誉,人们用歌谣讴歌他:“桑无附枝,麦穗两岐,张君为政,乐不可支”,“渔阳惠政”因此而来。唐代大诗人杜甫曾有诗赞扬他:“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

  宋真宗推广占城稻

  约1000年前的北宋大中祥符五年,宋真宗赵恒从福建引进了占城稻。占城稻又称早禾或占禾,属于早籼稻,产于香巴王国(今越南北部),在北宋初期时引入福建地区。它具有耐旱、适应性强和生长期短的特性,可以达到一年两熟,甚至三熟,而且产量也高,是小麦的一倍,推广价值极高。

  宋真宗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重视农业生产不仅停留在诏令上,更是亲自抓水稻的引种、栽培和技术推广。

  当时的粮食生产基本上为“南稻北麦”,一年一季。每年新谷未熟,旧谷将罄时,总有一段“青黄不接”的时期。江淮两浙三路虽然引种了水稻,但是没有早稻品种,产量也低,特别是旱时就更不能得到收获,人们的吃饭问题急需解决。据《宋史》载,宋真宗“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一斛即为一石),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蒔之,盖早稻也。”

  宋真宗把引进的占城稻种子分发下去后,他亲自在皇宫内苑督种占城稻,收获时他会召集大臣们一起参加收获的庆典,并总结种植经验。后来这种种稻观刈的庆典成了宋皇家的传统,一直坚持了几十年。

  为了更好地指导各地搞好水稻种植,宋真宗还将占城稻的栽培技术“揭榜示民”,进行推广。除了给农民送技术,还发放贷款扶持百姓推广占城稻。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 福建、广东等地都有了广泛的种植,保证了水稻生产的稳定发展,“苏湖熟、天下足”,促进了宋代的经济繁荣和人口大幅增长。

  袁黄盐碱滩上种水稻

  万历十六年,浙江嘉善人袁黄(他的《了凡四训》享誉后世)出任宝坻知县。在宝坻,他开创了水稻种植的先河,成为天津历史上改水种稻的先驱。

  据《畿辅通志》记载:从富庶的江南来到濒临渤海的宝坻,袁黄看到这里地势低洼盐碱、水灾频繁、百姓贫困潦倒。袁黄思索改变百姓贫穷的治本之策,经过多次实地考察,他认为,这里大片盐碱湿泞土地,完全可以改造成为江南那种能生长水稻的良田。

  袁黄选定了离城几十里远的小甸村做试验,亲自教百姓挖沟通河,调埂作田,并制作各种灌溉和排水设施。水田开成后,他根据家乡种稻的经验,手把手地教百姓育苗、插秧和中后期管理。工作之余,还常常来村指导。到了金秋时节,稻田中结满了黄澄澄的稻穗,小甸村的人们欣喜若狂。袁黄教会他们种稻,给这个村子贫穷的百姓开启了一条新生路。为了感激袁黄,小甸村人们专门为袁黄雕刻了石碑永志纪念。

  小甸村的试验成功,给了袁黄更大的信心,他决定继续扩大水稻种植的范围,给更多百姓做出榜样。这一次,他把试验的地点选在县城附近的低洼地,而且带领县府衙门的官吏亲自耕作。试验再次获得成功,并且产生了更大的轰动效应——全县人都知道了“县太爷”带领官员们将水洼地改造成了稻田。一时间,人们纷纷效仿,宝坻境内掀起了改水种稻的高潮。

  在盐碱地上种植水稻成功后,袁黄编写了天津地区第一部农业专著《宝坻劝农书》,被后世称为最全面的州县级农学书,在中国农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宝坻劝农书》刊出后,“民尊信其说,踊跃相劝”,宝坻的农业生产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好势头,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种稻高峰。

  袁黄在宝坻倡导和践行种稻,被称为南稻北种。由此,袁黄也成为天津种稻“第一人”。

  魏源洪水中救水稻

  魏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之一,他以《海国图志》一书蜚声中外,他不仅是作家,还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他曾经做出过一个救水稻的壮举。

  约170年前的道光二十九年,湖南邵阳人魏源上任江苏兴化知县。兴化地理位置特殊,“于里河地,极洼窪,形如釜底,近高宝、洪泽二湖”,就是说兴化犹如锅底一般,周围的地形都高于它。每当湖水涨时,就威胁堤防,堤溃则将影响运河漕运。而在此设立的南关、中新等五闸坝,就是为了控制泄洪。当地农民在下河种早稻,一般情况下,到秋初湖水上涨的时候,新谷已收获归仓。即使提闸放水,也不会影响农民当年的收获。然而,凡事都有例外。据《清史稿·魏源传》记载:道光二十九年,兴化洪水来得却很早。自农历四月起,大雨连旬,到六月,湖水猛涨,河官催开高邮南五闸,刻不容缓。而此时兴化百姓的几十万亩水稻还没成熟,一旦泄洪将颗粒无收。听说上游要开闸泄洪,数万百姓群情激奋,他们集结堤坝抗议。此时,魏源上任兴化知县才刚三天。听闻此事,他立即来到现场,察看水势,然后匆忙赶到闸口。这时,闸官就要开闸泄洪了。

  魏源心急如焚,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百姓即将收获的水稻打了水漂,于是,找闸官据理力争,陈述百姓之苦,希望尽力救灾,暂缓启闸。然而,闸官害怕上面问责,执意不肯。魏源就来到总督衙门,击鼓求见。见到总督陆建瀛后,魏源再次为百姓申诉,反复强调不能启闸的理由。陆建瀛亲往勘查灾情,终于批准了魏源的请求。

  开闸暂停了,但魏源答应巩固堤坝的任务却格外沉重,因为只有护住了堤坝,才能不开闸,不开闸才能保住下游尚未成熟的水稻。

  当时,西风大作,暴雨倾盆,湖浪发威,堤防险情加剧。魏源在风雨中,奔走呼号,指挥七县农民挑土护堤。随着风雨加剧,堤坝出现险情,情况万分危急,闸官再次提出要开闸泄洪,魏源顶风冒雨,扑倒在堤上痛哭,愿以身贷民命,要开闸就让洪水把他冲走。数万乡民为之感动,大家全力投入抢险,经过昼夜奋战,终于渡过险关,保住了堤坝。此时,魏源浑身泥水,双眼被风雨激打得赤肿如桃,见者无不感泣。当人们含泪将这位五十六岁的老人用门板从堤上抬下时,陆建瀛见了,也禁不住含泪感叹:“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岂不信然。”人们一直用手将魏源抬进了县署。很快,百姓们送来一块大匾,上书“淮扬保障”四个大字,人们将其悬挂在县署正中。这一年水稻大丰收,老百姓称之为“魏公稻”。

花荣,禾下梦。

水稻在中国种植已经有7000多年的历史。为使民间少受饥馑之苦,世世代代中华儿女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那么,几千年的种植历史中,又发生了多少个动人的水稻故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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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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