绛和戎，可以称之为中国“和”文化的肇始，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民族团结的政策
晋中历史悠久，早在100万年以前即有人类繁衍生息，留下160余处旧、新石器文化遗址。传说大禹时代“打开灵石口、空出晋阳湖”，使烟波浩渺的昭馀泽薮，变成晋中平川的沃野之地。商代晋中地区是商文化与北方文化抗衡的间接控制区，以灵石旌介商墓为代表，发掘了3座较大型墓葬，总体来看应属商文化系统。商代后期，箕子封邑于箕(今榆社、太谷一带），始建城邑。
西周初年，周王室为了巩固其统治，大力推行宗法分封，周成王（周武王之子）封其同母之弟叔虞于古唐国，唐国是殷周时期存在于今山西南部的翼城、曲沃、襄汾和绛县之间方圆不足百里的一个小国。周王室对这次分封极为重视，为此曾举行过盛大的册封典礼和隆重的授土授民仪式。周王室不仅赏赐叔虞稀世的战利品和授土授民，还由于唐国周围被戎狄国家所包围，特此规定了治国方针即“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要求“夏政”与“戎索”兼施并举，既在夏人的故墟，又在多山的戎狄地区；既发扬夏氏民族的传统，又尊重戎狄民族的习惯规章，因地制宜地治理自己的诸侯国。
叔虞死后，其子夑父继位，国都迁到肥沃的晋水之畔，改国号为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更改国名的君主。从叔虞经九世至穆侯，大约相当于西周时期。这一时期除了始祖叔虞以晋献嘉禾在诸侯中曾居于特殊地位之外，其他晋侯治绩平平，使得晋国在诸侯国中地位不高，疆域少变。晋献公即位之初，正值齐国称霸华夏，楚国已经勃兴，郑国也曾形成过所谓的“郑庄小霸”，秦国亦有较大发展，国内内乱刚刚结束，百废待兴。晋献公在稳定和巩固其统治之后，对外吞小食大开疆拓土，坚持不断对外用兵，使晋国的地理界域大大突破“河汾之东方百里”的范围，不仅跨越黄河到达今河南豫西部分地区，而且覆盖了几乎整个晋南地区以致今晋中的南部地区，他也因而被称为晋国的“始盛之君”。公元前636年晋献公之子重耳经过骊姬之乱，流亡19年后回国即位，是为晋文公。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晋国以少胜多，大败楚军。战后晋文公大会诸侯于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周襄王册封晋文公为“侯伯”，并将河内、阳樊两地赐给晋国，晋国南部领土进一步扩大到今河南济源西至新乡一带，晋文公的霸主地位得以正式确立。
早在叔虞封唐之前，周武王（周文王之子）对兴兵征伐战争中的有功之臣，按战功大小分为公、侯、伯、子、男五个爵位按级封侯，少数民族山戎族一支部落的首领就被封子爵，在封地无终山(今河北玉田县城区6.7公里处)一带建立无终国。至晋悼公时，晋国仍是诸侯势力强大的盟主，而戎人国家由于秦国在关中地区的崛起，不断兼并戎国，戎人在西部难以立足，只得向东转移。燕国紧邻无终国，由于当时国力不盛，根本无力南顾，无终国得到兴国发展的机遇。这时的无终国君嘉父，励精图治，谋略不凡，内修国政，加强武备，于晋悼公三年（公元前570年）对外联络其他十几个戎人国家，并至无终国，歃血定盟。同时，积极推进与晋国的亲和关系，居于晋中一带的戎人此时并入无终国。
公元前569年，嘉父派使臣孟乐入晋国纳虎豹之皮，请求与晋国议和。晋悼公认为“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晋国司马魏绛向他陈述和戎五利：“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戎狄为马上民族，以游牧为主，因而轻视土地，重视财物。晋国可以利用戎狄的这一特性以财物向其换取土地，从而扩大晋国的北部边界。“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二也。”与戎狄的连年战争导致晋国北鄙农事荒废，人民十分疲敝。而与戎狄修好，则人民可安居乐业、回归土地，农业生产就可以得到保证。“戎狄事晋，四邻震动，诸侯威怀，三也”。戎狄归降晋国，诸侯必然要受到震动，如此则晋国的国威必将大震。“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消弭战争，既可以修养军队，也可以节约保存战争物资。“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从历史出发，以史为鉴，以德服人，才能真正长治久安（《左传·襄公四年》）。
晋悼公接受了魏绛的建议，遣使魏绛北上和戎，所到之处皆以盟约之策使得诸戎朝晋，仅用8年时间，便取得了晋国与戎狄和睦相处的局面。现晋中市所辖大部分县区从南部灵石、介休至北部榆次、寿阳包括周边吕梁市的文水县、太原市的清徐县、阳曲县以货易土、兵不血刃纳入晋国版图。和戎的成功，使晋国可以集中力量逐鹿中原，而无后顾之忧，魏绛和戎策略对于晋悼公再次称霸中原作出积极贡献，《国语》称，晋国“于是乎遂伯（霸）”。
魏绛，姬姓，魏氏，乃魏犫之孙，魏武子之子，出身于世家大族。晋悼公即位元年，为了拉拢强族，对世家子弟广泛进行封赏，魏绛本人即在此时被任命为中军司马，负责执掌军中法度，并因家族关系而得以位列入卿大夫，但在辅佐晋悼公期间却真正做到了以国家利益为主，执法严正、不畏权贵、居功不傲、居安思危，在晋国中兴霸业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特别是他深谋远虑，力主和戎，使晋国最终达到了扩大疆域和增强国力的双重效果。晋国君臣为表彰魏绛的功绩，取魏绛之“魏”，榆次之“榆”，将和戎得来的榆次更名为“魏榆”，晋悼公还赐予其乐师和乐器。榆次人为了纪念这位给他们带来和平安宁生活的功臣，将榆次东南八缚岭上一座魏绛和戎过程中曾经驻足过的山峰命名为“绛立圪塔”。魏绛这位晋国卓越的政治家最终因功改封在安邑（今属山西运城），死后谥号曰“庄”，后世也因此多称其为“魏庄子”。
从历史文化发展的角度看，魏绛和戎本质上是唐国初年“疆以戎索”文化战略的延续。西周初年，晋国周围的戎狄部落有条戎、白狄、骊戎、北戎、狐氏戎、赤狄、茅狄、陆浑之戎等。要保持社会稳定和发展，必须处理好与周边民族的关系，相互影响和促进势不可免。事实上，晋国公室所代表的周礼正统文化一直处在与晋国周边夏、戎文化的融合之中。比如晋国与戎狄的长期作战中，逐步受到戎狄装备、战术、兵种的影响，效其而为之，理应是晋国在春秋时期兵力强大的原因之一。另外，社会上层与周边戎狄之人的通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发生。特别是“曲沃代翼”以后，在晋献公和晋文公的妾姬之中，戎狄之人并非鲜见，致使朝廷重臣中也时常出现戎狄后裔。晋文公“攘夷”，只是强调中原文化的主导地位，并不排斥周边少数民族文化，魏绛和戎之举是晋国历史文化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相融合的一次集中表现。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民族团结的政策，并开辟了历史上华夏民族争取团结少数民族最成功的先例，对后世用非暴力手段解决族群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纷争、促进各民族融合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先导意义。
魏绛和戎，可以称之为中国“和”文化的肇始，晋中当之无愧地成为“和”文化的发祥地。正是因为晋文化中早已生长着容纳周边文明的种子，才会在战国时期出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文化整合，也才会从汉代开始在山西地区逐渐形成多民族文化共同发展的大局面。
从古代政治文明演进的角度看，魏绛在“和戎”过程中追求并实践民族和谐、和睦、和平，以德服人，以仁施政的理念，这在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也是魏绛和戎能够彪炳千秋的主要原因。
（稿件来源：山西日报）
<>< class="pgc-img">< class="pgc-img">< class="pgc-img">西、河北等省，均为京津的外围省。
山西省，面积十五万六千七百平方公里，人口三千七百万（其近邻陕西省，人口四千万，稍多一些）。
地图显示得很清楚，山西可分为四个部分，共十一个市。北部，从北到南，纵向：大同市、朔州市、忻州市；中部，从西到东，横向：吕梁市、太原市、晋中市、阳泉市；晋西南：临汾市、运城市；晋东南：长治市、晋城市。
山西称为“表里山河”，是指山西内外，地势皆为山脉与河流，从而形成一个又一个的盆地。
山西地势，自北向南，大同盆地，忻州盆地，太原盆地、临汾盆地、运城盆地，以东是上党高地。
山西位于太行山与黄河之间，沿着黄河，又有吕梁山、中条山、王屋山。
内地还有五台山、云中山、系舟山，太岳山，恒山。
上党高地内部，也有两个盆地，长治盆地和晋城盆地。
临汾盆地，亦即临汾市，有两个著名的区县，尧都区，洪洞县。
洪洞县有名，倒不仅是那句苏三离了洪洞县，那只是戏曲而已，在历史上真正使洪洞县出名的原因，是大槐树。元末，因为战乱，各地人口减少，山西因为其地理环境的原因，相对和平一些，不少人跑到那里，休养生息，一时之间，山西成为当时的人口聚集地。明初，各地人烟稀少，为了发展生产，决定将聚集于山西的人口，再分散到各地去，而这些移民的人口，据说都是从洪洞县大槐树出发的。
尧都区，历史更为久远，远古时期的帝尧，黄帝同盟的五帝之一，唐国人，少年时，封于陶（今襄汾县陶寺乡），十五岁时，改封平阳（今临汾市尧都区）。
帝尧名尧，母亲庆都，出身伊侯之家，后迁往祁（今晋中市的祁县），因此，帝尧姓伊祁，而因封地和出身地，称陶唐氏。
再说说运城盆地。运城盆地更像是陕西的一部分，在东汉帝国时期，它划入陕西的司州，而不是山西的并州。运城的人，不少在西安工作，运城的孩子，上大学常常考西安的大学，而不是太原的，因为运城离西安近，离太原远。著名的永济电机厂，甚至将其主要部分设在了西安北翼的经济开发区。
早在帝尧时期，其异母弟，周人的祖先后稷，就出生于运城盆地，也就是说，周人起源于运城盆地。夏同盟取代黄帝同盟之后，其酋长太康失政，后稷的儿子不窋（音ZHU，二声）离职而去，进入关中的戎狄之地，其部族在关中持续发展，遂成周国。
前1046年，周武王起兵伐纣，建立了周王国，夺得大片土地，封给亲属子弟和功臣，建立了众多诸侯国，拱卫王室。
周武王、周成王父子分封的各国，晋国是其中之一。在西周早期，周成王将运城盆地东部、帝尧后裔的祁姓唐国封给了其弟叔虞，建立了姬姓唐国，而原先的祁姓唐国的人，则迁到周王的都城镐京附近，即今长安县一带，建立了杜国。在唐叔虞之后，其子燮继位，将姬姓唐国国都北移了一点，迁都到晋水附近，建都运城盆地北部的翼城，遂改唐国为晋国。
至春秋早期，黄河以东，自北向南，有霍国、耿国、荀国、魏国、冀国、虞国、西虢国等诸多国家，此时，晋国还不大，规模与这些国家是一样的，与它们相邻，位于运城盆地的东部。
周平王东迁，拉拢诸侯，晋文侯支持周平王，于公元前750年，击杀了与周平王分庭抗礼的周携王，以此大功，遂得周平王允许，得以大肆吞并黄河以东各国，晋国开始扩大。
前746年，晋文侯去世，其子继位，是为晋昭侯，他将运城盆地北部的大城曲沃（在今运城市闻喜县）封给其叔，亦即曲沃桓叔。曲沃比晋国都城翼城还要大，遂造成之后几十年，曲沃宗连续出击晋国正宗国君、企图篡位的严重事件。
曲沃桓叔、曲沃庄伯、曲沃武公，祖孙连续三代人，前赴后继，与晋昭侯、晋孝侯、晋鄂侯、晋哀侯、晋小子侯等五代六位国君作战，终于在前679年，灭晋国正宗，取而代之，成为晋国国君。曲沃武公成为晋武公。
前677年晋武公去世，其子继位，是为晋献公。晋献公为避免自己本家曲沃本族的众多公子们有样学样，图谋不轨，干脆，将其全部诱杀，然后，迁都于绛（在今临汾市南部的襄汾县），彻底摆脱了旧贵族们的威胁。
晋献公向北方的临汾盆地、太原盆地扩张，也向南方的黄河一线扩张，吞并了今山西境内的二三十个国家，晋国疆域，扩大到今山西全境，遂成大国。
前636年，晋献公之子重耳继位，是为晋文公。晋文公在位期间，晋国称霸，成为诸侯的盟主，晋文公为春秋五霸之一。
之后，晋景公又迁都新田（在今临汾市南部的侯马县），称为新绛。
现代考古发现证明，今日运城市北部的绛县、新绛县，虽然取了与晋国都城相近的名称，但其实它们只是在晋国都城附近，名称相似，但并非晋国的都城绛、新田。
在春秋时期，晋国很多代国君持续扩张，从建国初期据有运城盆地东部，到后来，囊括今山西全部、陕西东部与北部、河北中部与南部、河南西部与北部、山东西北部与内蒙一部的广大地区，成为春秋时期的头号超级大国。
如果不是后来的三家分晋，那么，根本就轮不到秦国，须知，晋国才是超级强国，晋国将长期领导诸侯，中国将走向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
赵魏韩三家分晋，合称三晋，他们在山西境内是这样瓜分的，运城盆地、临汾盆地归于魏国，上党高地归于韩国，而太原盆地、忻州盆地、大同盆地，皆归于赵国。
赵国的国土还包括河北西部，亦即，太行山两侧，皆为赵国领土。
赵国国土还包括内蒙古的一部分，北界抵达阴山一线，基本上达到人类居住区的最北边了，阴山以北，人烟稀少，不少都是极为寒冷的空地。
夷，是指开弓射箭的人，东夷人善战，在战国七雄之中，东夷人后代的两个嬴姓国家，秦国赵国，最为强大，秦国以重步兵著称，赵国以精锐骑兵取胜，两大强国实力不相上下，各有统一天下的机会。前260年，在上党高地的长平，爆发了著名的长平之战，秦赵两国以举国之力相拼，结果，秦国取胜，天下大势，就此决定。长平，今高平市附近，位于上党高地中的长治盆地与晋城盆地之间的山地之中。
说过了运城盆地，再说吕梁山，此山位于山西西部，与黄河平行，马烽、西戎写的抗战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非常著名。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郭兰英唱道：“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两句词，唱出了山西的地形。
再说说中条山，中条山，得名于西周时期在山里以打猎为生、时不时下山抢劫的的条戎。中条山位于黄河以北，与黄河一起，形成了中原地区北部的两道天然防线。抗战开始后，黄河花园口决堤，黄泛区纵贯河南中部，日军在河南受阻于黄泛区，一直无法西进，因而与黄泛区西侧的中国军队形成对峙局面，于是，日军企图绕道山西，从山西南下，进入河南西部，从而拿下陕西，再南下四川，直取重庆，彻底征服中国。
但是，中国军队重兵防守中条山，一直阻击日寇南下。1941年，日寇向黄河以北的中条山，又一次发动进攻，著名的中条山战役爆发。山西南部的中条山，是中国军队在华北集结最多的地方，抗战爆发后的四年间，日寇连续对中条山发动十余次猛攻，均未能攻克，最后，于1941年5月底，日寇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亲自指挥，十二万日军对驻守中条山一线的十几万中国军队发动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即中条山战役。中国军队方面，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统领。由于双方武器相差太过悬殊，并且，驻守中条山的军队并非一流部队，所以，日军最终获胜，夺占中条山。
中国军队中，第3军军长唐淮源上将、第98军军长武士敏中将、第70师师长石作衡中将、第12师师长寸性奇少将、第215旅旅长赵锡章中将、第205旅旅长徐积璋少将、第14集团军参谋处处长张世惠少将、新27师师长王竣中将、新27师副师长梁希贤少将、新27师参谋长陈文杞少将(年29岁)，阵亡；主要由十七岁到二十岁的娃娃兵和女兵组成的新27师，全部阵亡。
中条山会战获胜后，正当山西日军在为南下河南做准备时，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美国参战，此后，日本必须全力对付美国，于是，华北日军因而停止了南下河南的行动。之后，关东军主力纷纷调往太平洋战场，与美军作战，结果纷纷被武器先进的美军所歼灭。东北被掏空，在东北已经不剩什么像样的日军了，因此，华北日军成为侵华日军唯一的主力，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只能尽力维持局面，直到日本天皇宣布投降。
说过了山西南部防线，再说说山西北部防线，山西的大同盆地与以南的忻州盆地之间，以北岳恒山相隔。明代有内长城，与外长城形成两道防线，内长城的山西段，自黄河边开始，自西向东，有三关，然后，再沿着恒山，向东延伸，一直到太行山，形成了忻州盆地的北部防线，这三关是：偏关、宁武关、雁门关。
外长城则在大同盆地北部，大同镇是长城九大边镇之一。
山西境内，有历史感的地方比比皆是，北部的五台山，是著名的佛教名山；大同的云冈石窟，南北朝时期北魏帝国开凿，费时六十年完工，与敦煌的莫高窟、洛阳的龙门石窟齐名。
元前581年，曾经为晋国复兴大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晋景公去世，其子州蒲继位登基，是为晋厉公（？—前573）。这位晋厉公，并非碌碌无为的平庸之主，至少在执政的初期不是这样。他即位初年，就毫不动摇地继续执行其父晋景公制定的区别主次缓急，各个击破对手，重树晋国霸权的战略方针，且有所创新，有所开拓，史书上对他的评价“功烈多，服者众”（《国语·晋语七》），乃是实至名归，洵无虚饰。
< class="pgc-img">晋厉公
重创秦军，解除侧后威胁，掌握对楚争霸的主动权
晋国在重夺霸主地位过程中，最主要的对手无疑是楚国。但是，晋厉公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没有率先去寻楚国的晦气，一上来就演一场晋、楚强强对撞的大戏，而是将晋国的进攻矛头首先指向了秦国。这应该称之为“先剪羽翼，再捣腹心”的高招。
自从晋襄公在位期间爆发的秦晋崤之战以来，秦晋同盟彻底解体，秦国似牛皮糖似的，始终不停对晋国进行骚扰，成为笼罩在晋国头上挥之不去的阴影。秦国总体实力远不逮晋，它对晋国的军事攻击与外交顶牛，并不能给晋国带来颠覆性的灾难，但是，秦国的所作所为，对晋国而言，完全能起到一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效果。具体地说，它对晋国的侧后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使晋国无法集中力量去和楚国相抗衡，处于两线作战的被动境地，极大地干扰了晋国战略方针的顺利落实。因此，在解决主要对手楚国之前，晋国有必要先打击秦国，为日后顺利进行晋、楚两国之间的战略决战扫除各种障碍，创造有利的条件。
晋厉公对秦国的策略，乃是多管齐下，打出一连串的组合拳，环环相扣，层层推进，始终把握着行动上的主动权，稳妥积极，按部就班，从而顺利地达到了其预期的战略目标。
作战方针确定后，晋联军即展开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趋麻隧（今陕西泾阳西北），进逼秦军而阵，并随即发动突击。秦军在兵力上处于劣势，又背泾水而阵，进退失据，陷入被动。在晋军猛烈攻击下，秦军惨遭败绩，其在泾水以东的部队悉数就歼，秦将成差及不更女父等人被俘。秦桓公收拾残部，退却到今咸阳一带。晋厉公挥师乘胜追击，渡过泾水进抵候丽（今陕西泾阳西）。至此，晋国痛击秦师的作战目的业已达到，遂胜利班师，麻隧之战终于以晋联军全面胜利而画上了句号。麻隧之战使秦国遭到一次极为沉重的失败。其精锐主力几乎损失殆尽，实力严重削弱，数世不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再对晋国构成大的军事威胁，晋国从此可以集中力量与楚国争夺中原霸权了。
鄢陵奏捷，大破楚师，晋国再度称霸中原
晋国在取得麻隧之战胜利后，即进入了争霸事业的最佳战略发展机遇期。这时，长期以来威胁晋国西部，牵制晋国力量的秦国元气大伤，无力东顾了。齐、晋同盟正处于相对巩固的阶段;公元前576年，戚地（今河南濮阳北）会盟后，鲁、卫、郑、宋、曹、邾等大多数中原中小诸侯皆臣服于晋国;南方的吴国日趋强盛，它和晋国携手，与楚为敌，对楚的侧后构成严重的威胁，所谓“今三强服矣，敌楚而已”。晋国只需要等待有利的时机出现，即可与楚一战，以进一步确立自己在中原地区的霸权。
围绕着对郑国的争夺，晋厉公打击楚国，再振霸业的时机终于来临了。
郑国处于晋、楚争霸的中心地带，对晋、楚均采取骑墙的政策，或叛晋附楚，或背楚投晋，公元前576年它又脱离晋国的控制，而投靠入楚国的阵营，并在公元前575年，兴师去攻打晋的主要盟国宋国。郑国的所作所为，直接违犯了一年前诸侯在钟离（今安徽凤阳附近）之会上的盟约，而且还为楚国势力的北上提供了便利条件，作为诸侯盟主的晋国，自然要做出相当激烈的反应。
伐郑的矛头真正指向是楚国，它带来的结果一定是晋、楚两强正式摊牌，必有一战。
在晋国御前战略决策会议上，晋厉公否定了范文子温和主张，而支持了中军帅栾书的强硬立场，下令启动大军，以栾书为统帅，并联合齐、鲁、宋、卫等国一道出兵浩浩荡荡杀向郑国，时在周简王十一年（前575年）四月。五月，晋军渡过黄河，然后向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南）方向开进，至鄢陵城北20里处驻营，以待齐、鲁、宋、卫诸军前来会师。从主动权争取上，晋厉公这是得了先手之利，即出动军队比较及时，先敌预定战场，“先据战地以待敌”，以逸待劳，以整击乱，赢得了相当的主动。
郑成公闻报晋军杀到，急忙派遣使者向楚国告急。楚共王召集群臣商议对策，最后，楚共王采纳了司马子反的主战意见，乃亲率楚军，以司马子反为中军帅，迅速北上援救郑国，在与郑军会合后，开赴鄢陵。同年六月下旬，楚、晋双方主力在鄢陵相遭遇。一场战略性大会战就此揭开了帷幕。
晋厉公的杰出作战指挥艺术，在鄢陵之战一役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在会战过程中，晋厉公既能根据楚军的阵势与地形特点，灵活机动实施指挥，又能当机立断，先发制人，并及时调整部署，因敌制胜，从而一举击败楚、郑联军，达到称霸中原的战略目的。
晋军部署既定，即在营内开辟通道，迅速出营，绕营前泥沼两侧向楚军发起猛攻。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在实际战斗中，率先进行较量的，是晋、楚双方的中军主力。楚共王见晋厉公所在的晋中军兵力较薄弱，即率领楚中军发起进攻。但晋中军在晋厉公的直接统领下，展开顽强的抗击，顶住了压力，并射伤了楚共王的眼睛。
楚共王中箭负伤的消息很快传遍楚军，造成人心浮动。晋军乘势猛攻楚的左、右军。楚军以及协助其作战的蛮军、郑军抵挡不住，被逼压到不便通行的地形上，陷入被动，阵势大乱，纷纷向颍水南岸方向败退。双方从中午一直厮杀到夜幕降临，楚军损失沉重，公子茂也成了晋军的战俘。
楚共王见战事无什么胜利的把握，不得不鸣金收兵。本来，楚共王还想在次日再厮杀一场，挽回一点颜面。但侦知晋军正在厉兵秣马的消息后，他的再拼杀勇气就丧失了一半，等他再知道中军帅子反饮酒喝醉，无法起床视事的消息后，更是心灰意懒，万事皆休，徒然喟叹：“天败楚也夫！”于是带上残兵败将宵遁。
次日，晋军在晋厉公的统率下，胜利进占楚军的营地，在那里休整三天后，凯旋回师，鄢陵之战至此终于以晋军的胜利而落幕了。
急于求成，欲速不达，在君臣恶斗中身败名裂
在鄢陵之战后，晋国的霸业再一次进入了极盛的阶段。然而，物极必反，盛极而衰，势所必然，当晋厉公的功业达到辉煌顶点的时候，就是晋国衰运萌芽之始，也正是晋厉公本人踏上黑暗不归之路的开端。
长期以来，晋国统治集团内部关系复杂，各种矛盾丛生，并经常激化而引起残酷的争斗，你死我活，刀刀见血;尔虞我诈，玉石俱焚。君臣冲突，此起彼伏;强宗倾轧，无休无止。在强敌环伺、外患严重的情况下，这些尖锐剧烈的内部矛盾有时还能暂时地被掩盖起来，但是，一旦强敌被击破，外患被消除，那么，原先所潜伏的国内政治矛盾与冲突便会重上台面，迅速激化，诱发恶斗，导致内讧。孟子有云：“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这对当时的晋国，真是一条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
晋厉公在取得鄢陵之战大捷后，踌躇满志，忘乎所以，以为自己是天纵之圣，无所不能，可以我行我素，肆无忌惮。他痛恨那些强卿大族的骄横霸道，决心予以迎头痛击。班师回都后，他即启动工作重心的转变，将主要精力用于解决国内问题上，致力于削弱诸卿的权力，以巩固公室，强化君权。
按理说，他的初衷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在方式方法上却大有问题，导致矛盾激化，局势失控，一发而不可收拾，南辕北辙，适得其反。具体地说，晋厉公在处理国内政治、解决君臣矛盾上的重大失误，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用人不当，不足以成事。二是手段过于强硬，大开杀戒，全面激化冲突。鲁成公十七年（前574年）十二月，晋厉公认为时机成熟，决定对强卿大族实施毁灭性打击。其嬖臣胥童充当了急先锋，他积极建议晋厉公先拿郄氏开刀祭旗：“必先三郄。族大，多怨。去大族，不逼;敌多怨，有庸。”晋厉公利令智昏，居然欣然采纳了这个杀气腾腾的意见，悍然举起屠刀，砍向郄氏家族。将三郄——郄准、郄锜、郄至一举加以诛戮。三是关键时刻犹豫动摇，患得患失，半途而废，养虎遗患，导致前功尽弃，一败涂地。在诛杀“三郄”之后，胥童等人又“以甲劫栾书、中行偃于朝”，希望趁着诛灭郄氏之势，进而翦除栾、中行等大族。这虽然显得很残酷，很血腥，但毕竟不失为巩固君权，稳定局面之下策。可就在这性命攸关的决定性时刻，晋厉公却莫名其妙地犹豫了起来，说是自己不愿意看到再流更多的血，不忍心扩大诛杀的范围，悲天悯人的情绪一上来，他居然下命令开释了栾书等人，搞了一场半截子的“革命”。栾书、中行偃捡回小命后，即行反扑，遂纠集力量全面反攻倒算。先是杀死胥童，除去晋厉公的左膀右臂。然后在公元前573年，磨刀霍霍向君主，弑杀了晋厉公。（来源|《读者报》 资料原出处：《文史天地》 黄朴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