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真正的贫困是罕见的，但相对贫富差距仍然很大

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再次声明，保留李光耀故居是父亲李光耀的决定，“我身不由己。”实际上，有关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的故居是否保留的争论已延续几年。在2015年李光耀去世后，李显龙主张保留故居，其弟弟妹妹李玮玲和李显扬主张拆除故居，以免成为“供人崇拜的遗迹”。李玮玲和李显扬认为，李显龙保留故居是借李光耀的光环扶持自己的儿子进入政坛。但李显龙称，其儿子对政治并无兴趣，而且认为所谓“借李光耀的光环”是可悲的。

李光耀故居之争在表面上是李氏家族内部的矛盾，实际上也反映出新加坡所面临的不平等挑战。新加坡从一个弹丸小国快速发展成为发达国家，新加坡普通居民能够负担得起交通、食品和住房，这一切堪称奇迹。但是，这一“社会契约”越发遭到贫富分化和相对剥夺感的挑战。英国记者尼古拉斯·沃尔顿在新加坡生活多年，他在《寻迹狮城》中写出了新加坡的奇迹之处以及其将面临的挑战。沃尔顿认为，新加坡在新世纪所面临的挑战不会比其独立以来的五十年更轻松。在高度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中，新加坡社会将如何解决不平等的挑战？以下经出版社授权摘选自《寻迹狮城》，小标题为编辑所加。

原作者 | [英]尼古拉斯·沃尔顿（焦静姝 译）

摘编 | 徐悦东

《寻迹狮城：新加坡的历史与现实》，[英]尼古拉斯·沃尔顿 著，焦静姝 译，索·恩|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8月。

新加坡公民生活的三大“社会契约”：交通、食品和住房

就在尼尔街（Neil Street）将与广东民路（Cantonment Road）交会的地方，我路过吉祥红龟粿（Ji Xiang Confectionery）。这家甜品屋位于一座醒目的、桃红加奶油色的巨大组屋的底层，门面也就比墙上的洞大一些。但别看它其貌不扬，其实声名远扬。它的特色甜品是一种用糯米粉、椰奶和糖制成的发亮并带有图案的黏嘴小甜点。新加坡人从四面八方前来，选购一份被精美装盘的礼盒，其中传统的口味有花生味、玉米味、芋头味和咸豆沙味。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这东西实在不好吃：太甜、太黏，简直就是为了塞牙而设计的。但排队购买的新加坡人络绎不绝。这种食品就像一个黏稠的提示器，提醒我作为一名外籍人士，我的生活与口味和广大新加坡人之间有一道鸿沟。

普通新加坡公民的生活是围绕该岛社会契约的三大支柱构建的：带空调的地下捷运网、朴实简陋的小贩中心和高高耸立的HDB组屋。由于该国的居民忙于发财致富，他们期望生活的这三个基本层面——交通、食品和住房——可靠且能负担得起。

但这一社会契约似乎不如以前那么坚实了。矛盾的是，随着新加坡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她的大部分居民却开始有相对不富裕的感觉。一捆捆1000新元的钞票也无法阻止全球有关不平等的讨论冲上她的热带海滩。这一讨论在新加坡尤其火爆，一方面是因为该岛相当富裕，另一方面是由于整个国家建立在明确的精英主义基础上。

而一连串关于金融巨头炫耀财富的报道也加剧了这种紧张局势。2017年4月，当地一家餐厅的老板盖瑞·林曾被指控嘲讽一名出租车司机的财富状况，当时司机拒绝了他抛出的1000 新元的钞票。“你看看，谁叫我这么有钱，我也没办法啊，”他在视频里说道，“你是成不了大事的。你知道你为什么是个出租车司机吗？因为你成不了大事。”社交媒体上舆论沸腾。林的餐厅在网上成了众矢之的，遭到了网友一连串的愤怒攻击。盖瑞·林为了适当地表示懊悔，也为了缓解局面，让自己的餐厅为出租车司机们提供免费的饮食。1

尽管如此，引发人们对不平等现象感到不安的，不只是一些超级富豪的粗鲁行为。它还涉及社会契约的三大支柱——交通、食品和住房。尽管新加坡人被告知自己已经实现了真正的富裕，但这三个方面恰恰代表了实现这一愿景道路上的玻璃天花板。

先从交通说起。捷运系统运行良好，公共汽车也都准时运营。当你下了交通工具，通常有一个有遮蔽的步道为你阻挡倾盆大雨，直到你的组屋或鲜货市场门前。而且交通费用很便宜。与其他富裕的城市相比，连出租车的费用都很低廉。市民也许会抱怨捷运列车的机械故障妨碍了列车的平稳运行，但这里的大多数人并没有与伦敦足以塑造人个性的公共交通对抗过，更别说在高峰时段在雅加达或曼谷出行了。尽管当地人会抱怨，但新加坡的公共交通除了空调温度调得太低，确实廉价且高效。像Grab或者优步（Uber）这样的打车软件又让打车出行变得更加便宜。

新加坡。

但不是所有的外籍人士都对这里的公共交通系统表示赞赏。倒霉的英国人安东·凯西（Anton Casey）就是一个例子。他觉得公共汽车对于他儿子来说太脏太乱了，而且他很讨厌有些出租车司机的特有习惯。尽管如此，新加坡人不但没有接受凯西先生有建设性的批评，反而将他驱逐出境，而他的老板也解雇了他。这不公平吗？公平得很。

安东·凯西是全球最令人反感的一类人的典型代表。他不但是个银行家，而且引用一个金融业同行在《每日邮报》（Daily Mail）上的话说，还是一个“白痴”。他和他的儿子之所以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是因为他的保时捷暂时上不了路。他把一张公交车的照片放到社交网络上，然后加了一个标题：“爸爸，你的车去哪儿了，这些穷人都是谁？”他抱怨说，他不得不下车洗掉“公共交通工具的恶臭”。他将一位出租车师傅称为“智障人士”。随着他奢华而自鸣得意的生活细节逐渐被曝光——包括他与前新加坡小姐的婚姻——死神针对他的审判开始了。他匆忙乘坐飞机（经济舱）逃往澳大利亚。尽管他低声下气地向受辱者及公众道歉，仍然无法平息众怒。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人们对银行家普遍缺乏同情，即使是在热爱金融、对贸易开放的新加坡。尤其是当这个银行家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那种煽动者可能画出的漫画形象的时候，更是如此。

安东·凯西的行为让人们注意到，新加坡存在一条巨大而几乎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条鸿沟横贯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大多数人和拥有私家车辆的少数人之间。德意志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一辆中型汽车在美国或者英国可能卖到24000美元，但在新加坡要卖到90000美元。当你看到一辆劳斯莱斯或者法拉利经过时——在新加坡的某些区域豪车相当常见——你大概可以推测出车主为此花费了上百万甚至更多。

外籍银行家不是唯一受到责难的人。有钱有势的新加坡本地人也像土狼一样，怀着对同胞的同情之情照旧开着自己的迈凯伦（MclLarens）和阿斯顿·马丁（Aston Martins）飞驰而过。而公众最大的愤怒则朝向该地区来自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超级富豪。民众的愤怒情绪被2012年一起致命的交通事故点燃。在罗彻路（Rochor Road）附近的红灯路口，一辆法拉利599GTO以每小时178公里的速度侧面撞上一辆出租车。

出租车司机和车上的乘客——一名日本妇女，连同肇事的跑车司机马驰，当场丧命。新加坡的汽车所有权制度建立在拥车证（Certificate of Entitlement，COE）的基础上。事实上，拥车证是为期10年的汽车驾驶执照，可以随着车辆的出售进行转让。当一辆车车龄达到3年，那它的执照就只剩7年，而车的价值也会相应降低。10年之后，执照过期，不管车有多花哨多昂贵，都不能再上路了。然后它会被运到其他地方出售。10年期的拥车证每年都会进行拍卖，而价格也一路飙升。早在2009年1月，B组车（1600cc或者97kw 以上的车辆）的拥车证价值200新元，到2017年11月8日，同类拥车证的价格涨至57414新元。2017年的金额与2013年1月的峰值（96210新元）相比，已经算是很便宜了。

一方面，拥车证控制了新加坡人拥有汽车的数量。这里很少出现严重的交通堵塞，而且绝对不会像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新兴城市那样，路上尾气熏天、摩托车劫匪频繁出没。TomTom导航仪公司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雅加达位列世界最拥挤城市的第二名，曼谷位列第三，新加坡则位列第55名。另一方面，由于只有11%的新加坡人可以拥有自己的代步车，对大部分新加坡人而言，私家车的拥有权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一块玻璃天花板。用新加坡英语来说，这叫“可望而不可即”。新加坡的交通服务当然很优质，但当大众高尔夫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代表着一种无法获得的奢侈品时，难免会让人产生挫败感。

社会契约的下一个支柱是食物。鲜货市场和无处不在的小贩中心是大多数新加坡人就餐的主要去处。你可以用纸巾占个座位，对着海南鸡饭、菜头粿或是一盆营养丰富的牛蛙粥大快朵颐，吃完后还有一个70 多岁的服务员来收盘子——他想在退休之后明智地存些钱，而所有这些劳动也就能赚几个零钱。除此之外，吃饭贵得离谱。一想到要在外面吃饭，而且要开瓶酒，能让你在冷气十足的房间里冒出汗来。我在超市里看到，一小篮（日本）草莓能卖到70 新元；我也曾带着负罪感喝过20 新元一瓶的啤酒；如果发现一瓶不错的红酒售价在40 新元以下，那简直是捡到大便宜了。这样的价格让现实扭曲，让游客惊讶。诚然，这样的招待标准可能会符合不少外籍人士对饮食的期待，但这毕竟是少数人的标准，与一个典型的当地公民能负担起的标准之间有很大一段距离。

社会契约的第三个支柱就是住房了。新加坡大约85%的人口居住在公共住房里（通常拥有时长99年的租约），而少数富人喜欢类似高档度假村的私人别墅，这些别墅拥有无边游泳池以及像“皇家角”和“纳西姆摄政王”这样的名字。华彬汉美登顶级公寓可以将崭新的兰博基尼通过电梯运到你位于15层的公寓里，让坐在客厅里的客人，以及楼下171路公交车上的可怜“穷鬼”们都看到。翠城新景是由31栋、每栋6层高的住宅楼组成的乐高丛林：实话说，与其说它是相互连接的格局，不如说它就是一堆摞起来的积木，但那都是小细节。无论如何，这座令人瞩目的巨大建筑群于2015年荣获了世界建筑节的年度最佳建筑大奖，它的风格和它获得的名望可是一个四方形的混凝土HDB组屋可望而不可即的。

新加坡组屋。

私有房产的业主们不但可以住在梦幻般的建筑里，享有网红度假豪宅，还能因地产价格的通货膨胀获得巨额收益。新加坡安全港湾的地位让亚洲其他地区的热钱像潮水般涌入当地的房地产市场，这也是因为其他国家的法治没有那么牢靠，而货币的波动像季风一样。那些有幸拥有私人房产的人的银行账户，因此增加了几百万收益（其中一些很快流入保时捷和法拉利经销商的口袋里）。HDB组屋的价值也有所上升，但其租赁者却被挡在玻璃天花板的另一边。

在新加坡，真正的贫困是罕见的，但相对贫富差距仍然很大

这与西方世界经历的社会不平等不甚相同。在新加坡，人们显然正活在梦中。历经50年，这里从一个丛林密布的后殖民地国家变成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年的数据，新加坡位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全球第三名，仅次于卡塔尔和卢森堡，领先于文莱、挪威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而这个国家没有从地下挖掘大量的碳氢化合物，也没有为那些从人民手中窃取财产的盗贼们提供零税收的便利。一个典型的新加坡人所拥有的经济保障和物质财富，远远超出他父母辈的想象。在这里真正的贫困是很罕见的。

然而这个典型的新加坡人也很愤怒。因为大众所能期待的物质水准和无法穿透的玻璃天花板另一边的少数人所能享受到的物质水准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新加坡反复强调自己的教育系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众多高级职位却由外籍人士和在国外镀过金的本地人占据，这也让新加坡人难以接受。这些人可以享受普通人买不起的汽车、公寓和餐厅服务。而这种不平等的感觉还与世代更迭有关。对于建国一代而言，工作、财富和安全都代表了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乌托邦。如今的年青一代穿梭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购物中心里，黏在他们方寸大的屏幕前，从没有面对过与上一代相同的困难。因此他们想得到更多的东西，但没想到一头撞上了玻璃天花板。

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Unit）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2017年，新加坡已是连续第四次入选全世界“最昂贵的城市”。这样的调查结果通常会在当地媒体上刊登，并传达出官方对外籍居民喜好葡萄酒和公寓生活的半否认态度。2014年在国会就预算案辩论时，新加坡副总理尚达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明确指出，下列消费属于外籍人士的特有开支：“进口奶酪、菲力牛排、博柏利雨衣、剧院里的最佳四连座、四人份三道菜的高端晚宴。”言外之意就是，新加坡的生活成本并不高，只要新加坡人能满足于公共交通、小贩中心和HDB组屋。但我不确定这个信息在公民中的反响达到了尚达曼的预期。

如今不但在社会契约的三个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玻璃天花板，作为新加坡社会基石的精英主义管理机制也开始受到质疑。“国民的素质决定了国家的产出，”李光耀曾说，“区别就在于，你如何挑选国民，如何训练、组织并最终管理他们。”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足够优秀，你就能找到工作，而言外之意是，在这样一个狭小的国家里，没有无用之人的容身之地。

然而，即使没有富裕的西方外籍人士和超级有钱的亚洲人，研究也证实了一种印象，即新加坡社会只有在某个不可渗透的社会顶层之下，阶层才是流动的。新加坡虽然有85%的人居住在公共住房中，但一项研究表明，那些住在私有房屋、在顶尖大学读书的人，更愿意和跟自己条件差不多的一小撮人亲近。上层人士的特权不断被他们所处的社交圈强化，而上层以外的人则感觉受到了排斥。这一现象在当今世界并不罕见，但在新加坡尤其具有破坏性，因为这个国家如此之小，而且它对流动性和精英管理做出过公开承诺。一项调查表明，60%的年轻人考虑移居国外以寻求工作机会，并使自己可以负担得起生活开支。

在李光耀去世后的几年中，媒体上出现的一段插曲加剧了人们对新加坡精英主义文化的担忧。这段插曲以李光耀遗嘱中的一项条款为中心，表现为李氏家族的不睦。遗嘱规定，家宅必须在李光耀死后拆除。这一要求一部分出于隐私考虑，但另一部分，也是值得赞赏的部分，是他害怕死后围绕自己形成个人崇拜。虽然大多数新加坡人对于他们这位前领袖抱有极大的尊重，但新加坡鲜有街道或雕像纪念他。李光耀也许是一位伟人，但他的家族不应该因此沾光。

李光耀故居。

李光耀的住所是一座可爱的（尽管是被腐蚀的）五居室平房，位于欧思礼路的黄金地段，那里曾经是一片种植园。（报纸估计，这块地皮如今价值超过2000 万新元。）2017 年，关于这处房产的处理问题以一种颇为轰动的方式登上新闻头条。李显龙总理的弟弟和妹妹联合发表声明，称自己的胞兄“将自己对权力和个人声望的欲望与李光耀的遗产牢牢结合在一起”。如此一来，他试图违背父亲拆除家宅的遗愿（李光耀年迈后一直照顾他的女儿李玮玲已经不在那里生活了），希望借此提升自己的形象。他们还称，李显龙试图建立一个政治王朝，并表示“不管是以兄长还是领袖的身份，我们都不信任显龙”。而李显龙总理在国会面前则明确否认了这些指控。他说自己的儿子对政治没有兴趣，并开玩笑说，如果他在13 年的总理生涯后还需要通过一座房子来借用父亲的“光环”，“我也太可悲了”。

不管这些声明和总理的反驳是否属实，这场内讧能在公众面前展开本来就已非同小可。这件事情随后主要通过Facebook的帖子形式继续发酵，很有可能进一步削弱公民对新加坡政治权力与利益无涉以及精英化本质的信心。这也就意味着，公众不再相信新加坡社会中政治权力与利益无关，并且保有精英化本质，甚至开始质疑政治阶级的合法性。

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愤怒正在对新加坡的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博客和社交媒体成为新加坡人发泄不满的最常用和最新的方式。一些人对外来人口的敌意越来越大，无论这些人是外籍专家、家政工人还是亚洲“那些在Instagram上炫富的富二代”。有人抱怨说，西方的外籍人士占有了最好的工作，家政工人把公共交通工具弄得乱哄哄的（你试着坐一下174 路公交车，该车往返于武吉知马和菲律宾人周日的多功能会面场所幸运商业中心）。新加坡三分之一的常住人口都不是本地人，要平衡三个阶层——本地公民、高技能的外籍人士和低技能的移民——之间的利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国人为先党（Singfirst）的网站（口号是“公平社会、强大家族、自信人民”）指出：“在过去的50年中，新加坡人沦为了不断追求经济增长的附属品。”这是在明确地指责人民行动党的“精英主义”政策将新加坡变成了财富和收入高度分化的不平等社会，而且这一政策还使介于贫富之间的中产阶级人数不断减少。指责罗列出的事项还没有结束：一方面，税率旨在扶植外来的跨国公司和外籍员工；另一方面，压榨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造成人口过度拥挤。此外，国民服役的要求对新加坡本国男子不利。它宣称，新加坡如今亟须将整个经济增长模式与“跨国公司和外国劳工”分离开来。与此同时，成功申请到“永久居民”身份的外国人人数大幅下降（永久居民拥有大量福利待遇，但没有正式公民身份）。由于申请条件中要求“充分融入当地社会”，而且对申请资格做出评判的评委会由当地人组成，2016 年76% 的申请被拒，而在2009年申请失败的比例仅为30%。

从政治层面来看，国民日益增长的不安定感引发了戏剧性的后果。在2011 年的新加坡大选中，人民行动党的支持率从75.3%下降到60.1%，而人民行动党总统候选人在五个选区中只赢得35.2%的选票。人民行动党在2012年和2013年的补选中再度失利。在新加坡人看来，这无疑称得上一场大地震。用新加坡政策研究院的许林珠（Gillian Koh）的话来说，新加坡正演变为一个“赢家和输家”的社会，这种模式下的政治就体现为“人们对于现行政治机构和领导人的信任被削弱，因为人们认为是体制造就了他们” 。

如何解决新加坡的外劳问题？

政府的应对策略是提供咨询，并将经费拨给低收入人群。这一分析思路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政府不谋而合，大家都意识到，有一群人更能接受一个开放的全球化经济所带来的挑战，而另一群人更想要地方保护，两者之间存在分歧。在新加坡，低收入人群被称为“老街坊”。同时政府还采取一些措施确保新加坡公民享有优先选择工作的机会。按照所谓“公平考量框架”的规定，该举措旨在“加强新加坡人为核心的劳动力队伍”。2016年人力部部长林瑞生说，为实现这一点需要双管齐下。首先，因为没有做出适当的努力，强化企业就业人口中新加坡人的比例，100家企业将受到更加严格的审查。这其中20%的企业后来对用人政策进行了完善，但剩下的企业仍然处于林先生的严格观察之下。其次，那些以公平和进步的方式在人力资本运作方面起到示范作用的企业，将受到政府优待。

而单纯从逸事和个人层面出发，我的很多外籍朋友突然发现，不管他们的资历有多优秀，也不管他们所在的行业本地优秀人才多么缺乏，他们都被排斥在了有关职位的竞争范围之外。每当我们周三晚上聚在一起，在足球训练开始之前更衣的时候，我那些来自英国、荷兰和澳大利亚的朋友都会大声抱怨，自己在招聘时不得不跨越了怎样的重重障碍。然后他们会沮丧地摇摇头，说这些公司在浪费了两到三个月的珍贵时间后，最终还是不得不从国外引进人才。

与此同时，从量化的层面出发，岛上的非公民数量经过多年的增长后，突然开始发生逆转。1970年，新加坡外籍劳工的数量占到全岛人口的3.2%；2010年，这个比例则是34.7%。2008 年，外来人口的数量达到每月19万人，涨幅近20%，而新加坡公民的人数则只增长了1%。尽管这一年的表现尤为突出，但在其他年份，外来人口的数量每年都在稳定增长（增长率通常在两位数），直到2012年那次决定性的选举为止。外来人口的增长率就此开始稳步下降。到2017年，人数大幅减少，达2.7万人。

被削减的大多是高技能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不光在新加坡，在全世界都很稀缺。印度软件和服务业企业行业协会（Nasscom）称，新加坡签证的通过率近年大幅降低了。2017年该协会主席R. 钱德拉什卡称，当前受雇于新加坡的印度技术人员不到1万人；而过去几乎每年都要发放1 万份工作许可证。但事实上劳动力市场对于IT员工的需求是持续上涨的，仅2016 年第四季度，针对该项技能的招聘启事数量就增长了30%。

尽管在其他国家，也不难找出针对移民的类似政策，但对于新加坡而言，这一人数规模的下降造成的影响比其他国家要大得多。美国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开始限制绿卡的发放，但美国本土仍有大量可以使用的内部资源。随着脱欧进程不断推进，有些人也许会谴责英国在欧盟的移民问题上和自己过不去。但尽管如此，英国境内仍有6000 万人口和多元化的经济。但新加坡就不是这样了，别忘了，它是漂浮在全球化汪洋大海上的一叶小舟。如果需要船员来修理船帆或者补充航海技能，她未必能在本土居民中找得到这样的人。新加坡的奇迹显然离不开跨国公司和国际高技能流动人才。政府很难在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与国民利益、国民感情（因为在社交媒体的新时代，人人都能发表意见）之间找到平衡点。

之所以如此，一部分原因是新加坡一直以来假装自己的面积比实际的要大。确实，它的劳动力市场腹地延伸到了几个同心圆以外，超越了它的国界：第一个同心圆囊括了来自马来西亚边境新山市（Johor Bahru）的日常通勤者；第二个同心圆囊括了特别是巴淡岛和邻近的印度尼西亚廖内群岛的工厂的工人，这些工厂实际上是国内工业低成本的延伸。除此之外，还有来自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缅甸的外籍家政工人，以及来自孟加拉国和印度的体力劳动者。印度等地还会输送高级技工，从事新加坡人如今很回避的重工业一类的工作。最后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外籍专家，处在技能链的顶端。

新加坡的外籍劳工。

要改变劳动力市场结构当前的平衡状态不可能一蹴而就，还需要高度集权的政府用有形的手加以引导。高技能的外籍专家，以及雇用这些人的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一直处在新加坡经济价值链上游最顶端的位置，因此对这一部分人口数量加以限制，必然会对新加坡高端经济的维持造成实实在在的影响。而在劳动力技能的另一端，对外籍家政工人数量的限制将会引起极大的争议，他们默默无闻的劳动对于新加坡家庭的正常生活至关重要。然而正如政治经济学家琳达·林（Linda Lim）指出的，经济学规划师们需要校准劳动力的供求关系，以确保激励机制不会偏向外国劳工。

这其中包括建筑业，（由于新加坡人不愿意从事该行业内的工作）外来劳动力大量涌入，并造成该行业长期处于低收入低生产率的状态。此外，由于引入外籍家政工人太容易，国家从未设立专门照顾老年人的服务部门。马凯硕教授也认为，轻松就能获取的外来劳动力对新加坡经济产生了不良影响，并加剧了社会压力。“这就像一种鸦片，”他对我说，“你引入外来劳工，然后外来劳工轻而易举就增加了你的国民生产总值。但这也造成了社会问题。如果你想早上搭乘火车，却发现捷运列车里已经人满为患。”

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政府也在努力保护本国移民工人的权利。2016年，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宣布，他希望为印尼的外籍家政工人提供更好的培训、资格认证、正常的工作时间和住宿条件，提高他们的待遇标准。不用说，他也希望在新加坡务工的125000名印尼籍的家政工人可以获得更好的待遇。菲律宾政府也明确表示，新加坡需保障菲律宾务工人员的工作条件。少数新加坡人用恶劣的方式对待自己家中的帮佣，这些话也是说给他们听的。

2017年3月，林俊宏 和钟瑞凤因虐待40岁的菲律宾家佣赛尔玛而入狱。在15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只给她吃白面包和方便面。在逃到移民避难所之前，赛尔玛的体重从49公斤掉到了公斤。而另一个案例则是一名中介向一个可能的雇主抱怨说，某个特定的外籍家政工人很难找到工作，原因是她坚持要求每月休假两天。“她是来工作还是来度假的？”中介如是说。我们身边辛勤工作的外籍家政工人，每周工作7天，全年无休，包括圣诞节和复活节，而有些家庭的墙上就悬挂着十字架和其他象征基督信仰的标志。

达士岭组屋：新加坡对不平等现象的反击？

就在吉祥红龟粿的对面，穿过广东民路，有一片在公共政策实验下诞生的有趣建筑直耸云霄。七座布满斑点窗户的建筑拔地而起，每一座都像一块大概50 层楼高的多米诺骨牌，建筑与建筑之间由两座灌木丛生的天桥连接。总的来说，在一块不超过两个足球场面积的地皮上，这一建筑群构成了世界上最高的公共住宅建筑。达士岭组屋 内有1858套豪华公寓、数千可移动的轻质混凝土墙体，还被赋予了新加坡政府满满的希望。达士岭组屋项目是政府对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现象的反击行动之一，旨在向新加坡公民展示，公共住房也可以令人神往。任何人只需购买一日通票，就能乘坐电梯到达50层的高空天桥，尽情欣赏新加坡乃至印度尼西亚的瑰丽景色（桥的另一半则供楼内居民使用）。正如新加坡其他地方，这里的天桥也不仅仅是一条步道，而是一座真正的花园，人们甚至可以在这里找到这样的标识：禁止露营和赌博。天桥边缘有两层围栏将人们挡在一组轨道后面，用于架设玻璃清洁装置和防止高空晕眩。

达士岭组屋。

2010 年8 月，李显龙总理在达士岭组屋的55 层向全国人民发表了国庆献词。恰如其分的是，在献词中李显龙总理强调了政府的目标是“让所有新加坡人都能享受经济增长的果实”。他还提到国民关于移民问题的“合理忧虑”，谈起完善服务，包括更有设计感的HDB组屋。

极尽奢华的达士岭组屋确实满足了一切设计师的愿望。它向世人证明，卑微的HDB组屋可以一点儿都不卑微，它能冲破那层阻隔在85%的居住在公共住房内的人和一小群富豪之间的玻璃天花板。这一点确实令人钦佩。但事实上，这一项目却无意中强化了一种认识，即一部分新加坡人可以像买彩票中大将一样得到不公平的奖励。

在达士岭组屋刚建成的时候，有5000人缴纳了10新元的申请费用希望得到其中一套住房。中了头彩的人在头五年里不允许进行房屋买卖，但五年过后，很多人从交易中获得相当可观的收益。这也许正反映出，这个如此优质和重要的楼盘，其初始售价低得多么不切实际。2004年，5套新出售的公寓售价在345100新元到439400新元之间。2016年，其中一套公寓的售价达到112万新元，这创造了HDB组屋交易史上的记录。在此之前，至少有10套达士岭组屋的公寓售价达到了7位数。事实上一个房地产分析网站在2015年就指出，从达士岭组屋获取一套公寓的概率堪比买彩票中大奖。从象征意义上讲，这很难用以强调新加坡社会天生具有公平性。

达士岭组屋是政府美化社会契约的起点，如今整个新加坡都在按照国民不断变化的期待改头换面。比如位于小岛北部的榜鹅地区。这里被重新开发成为热带度假胜地，北岸海湾 这样的时髦HDB组屋与旁边全设施配套的宝家轩（ATreasure Trove）这样的私宅比也毫不逊色。双子瀑布以“新式的行政公寓”为卖点，其宣介称，在“风情无限的榜鹅海滨”，“每天早上醒来，眼前都是一个热带天堂”。还有一个以狂野西部为主题的榜鹅牧场，混凝土小屋被涂成马车的样子，前面有一个用假草皮填成的马的雕像。你也可以到疾驰马厩（Gallop Stables）骑马，玩一种叫“足球高尔夫”的游戏。

如果你肚子饿了，可以前往螃蟹之家或梁吉签名（Leong Ji Signatures）就餐，只需路过两个浑浊的绿色水滴形池塘——里面的乌龟仰头望着天，喘息着。居民们骑着租来的自行车，在海边的木板上摇摇晃晃地前行，没几十米就停下来调节一下手机里音乐的音量。在榜鹅海滩（Punggol Beach），曾有几百名华人在日占期间的肃清行动中被杀害，如今这里被奇异的圆石头覆盖着。

而离榜鹅海岸不远，位于柔佛海峡中间的实龙岗岛如今被重新命名为科尼岛（Coney Island）。新加坡政府非常慎重地尝试更新社会契约，以满足新一代人的需求，这一代人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习惯于面对各种不确定性。这背后传达出来的信息是，不只是买彩票中大奖的达士岭组屋住户才能实现Instagram 上的豪宅梦：每个人都能享受度假村式的生活方式，不管你是恼怒者还是自满者。

原作者 | [英]尼古拉斯·沃尔顿

摘编 | 徐悦东

编辑｜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李世辉

国质量新闻网讯 12月8日，安徽省淮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发布2021年第58期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本次抽检的产品为餐饮食品、调味品等6类。抽检项目包括食品添加剂、微生物指标、重金属污染物、真菌毒素等指标，共抽检119批次产品，其中114批次合格，5批次不合格。

不合格食品具体情况如下：

微生物指标问题

一、淮北市杜集区小猪查理自助烧烤店使用的筷子，其中大肠菌群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安徽中青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二、淮北市杜集区严厨老坛酸菜鱼餐厅使用的消毒碗，其中大肠菌群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安徽中青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三、淮北市杜集区锦程餐厅使用的消毒大汤碗，其中大肠菌群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安徽中青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四、淮北市相山区胡元军干锅店使用的消毒餐碗，其中大肠菌群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安徽中青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理化指标问题

淮北市相山区西部牛排餐厅万达店使用的煎炸过程用油，其中酸价(KOH)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安徽中青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食品，淮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责成相关市场监管部门依法予以查处，已督促食品经营环节有关单位立即采取下架等措施控制风险。自通告发布之日起3个月内完成核查处置并向社会公布处置结果。

编者按】

5月26日，港澳知名爱国企业家何鸿燊逝世，享年98岁。何鸿燊从事博彩业近50年，曾有“赌王”称号，一生颇具传奇色彩。澎湃新闻经授权摘发《澳门赌王：何鸿燊全传（XI）》中的部分内容。

赌场三分天下

20世纪90年代后期，港澳各界要求开放澳门赌权的呼声日高。然而，特区政府并未能打破澳门博彩业事实上的垄断，何厚铧的父亲何贤与霍英东、何鸿燊都是世交，涉足赌坛的外来者再财大气粗，在澳门的土地上也得乖乖按澳门的规矩办，澳门依然是姓何的。

1996年，有立法议员公开在报纸上提出“解决赌场利益争夺问题关键，在于废除赌场专利经营方式”，“因为澳门以旅游业为支柱，如果没有赌场配套，外面引入大酒店赚不到钱。澳娱公司从博彩业赚的钱又投入到船运和酒店的生意中，这些澳门的主要经济领域都被澳娱公司占据了。澳门博彩业的垄断实际上也造成了澳门经济的垄断”。在澳门回归前几年里，社会上开放赌权、引入竞争的声音越来越多。

2002年2月8日，或许这是何鸿燊最郁闷的一天——年收益高达20亿美元的澳门赌业将迈出打破长期垄断经营局面的第一步，特区政府将颁发3张博彩经营牌照，期限分8年与20年两种，最多可延长至25年。新赌牌首次允许外国公司竞标。这意味着何鸿燊将面对来自外界，尤其是欧美赌业大亨的竞争。在外界看来，被何鸿燊垄断40多年的澳门赌业终于要宣告结束了。

何鸿燊

何鸿燊失去了专营权，外资赌业进入澳门，前后共有21家公司竞标，其中以来自拉斯维加斯的势力最为凶猛，它们分别是：史提芬·韦恩的永利度假村集团、谢尔登·埃德森的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美高梅金殿公司和MP娱乐公司（两年后，MP娱乐公司被美高梅金殿公司以79亿美元收入囊中）。

马来西亚赌王林梧桐则以次子林国泰和女儿林秀琼分头出马，各组一家公司竞投；香港地产巨子郑裕彤之子郑家纯领衔新城市娱乐公司；三大地产商龚如心、刘銮雄和萧德雄联手组成圣母湾娱乐公司竞投，其背后则是美国东部赌王和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香港“酒店大王”吕志与澳门20世纪最富传奇色彩的“赌圣”叶汉之子叶围洲组成银河娱乐公司，也加入战团。

在澳门，何鸿燊除了与郑裕彤亲自搭档竞投之外，其家族中还有陈复生与澳门第一代赌王霍芝庭的后人组成另一团队参与。除此之外，尚有英国背景，在南非、埃及等地经营赌场的London Clubs International，以及新西兰的赌博公司。由于其中有美资公司，美国政府开始关注澳门的赌业。一份由美国新泽西州博彩业执法部官员撰写的机密报告称，何鸿燊与澳门黑社会有染。他们一直怀疑何鸿燊与澳门黑社会组织三合会的头目尹国驹关系密切，尹国驹于1999年在葡京赌场被捕。何鸿燊的背景问题一直影响其博彩王国的扩张大计，也大大影响了他抵御“外患”的力量。

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的谢尔登·埃德森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退出亚美娱乐公司，并以闪电战的方式将30%以上的股权转入到以香港吕志和叶围洲等人为主要股东的银河娱乐场（澳门）股份有限公司。这个选择也让优势互补的银河娱乐场（澳门）股份有限公有限公司实力大增，从21家参与澳门博彩经营权竞标的公司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得3张“赌牌”中的一张。

其他数家投标公司经过一番激烈较量，最后，另两张赌牌分别由澳门博彩股份有限公司（澳娱公司子公司）、永利度假村（澳门）股份有限公司投得。

由于澳门政府允许每张赌牌分拆一次，故与银河娱乐公司属合作伙伴的“威尼斯人澳门”获得其分拆的半张赌牌，并立即开始了它在澳门的发展计划，成为日后各赌牌分拆的先例。原本被何鸿燊、霍英东等人垄断的澳门博彩业平地起波澜，从此进入“三国”鼎立时期。

放开赌权，市场三分，国际赌业大鳄的雄厚资本，迅速涌入澳门。新老内外资本利益之间的强烈碰撞，犹如大洋深处地震板块的挤压，水面波涛翻滚。三四年间，澳门在相当程度上俨然成为了一个建筑大工地。与拉斯维加斯赌城的豪华酒店外貌极为相似的建筑，纷纷拔地而起。有的已经封顶，正在“张贴”金色的外部幕墙；有的还在继续升高“成长”。这些豪奢的建筑，都将成为未来澳门风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体现了特区政府要把澳门博彩业带入现代化的意图。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银河娱乐公司兴建的金沙娱乐城。这座赌场位于澳门新口岸港澳码头附近的蒙地卡罗前地，总投资逾2.4亿美元，赌场建筑面积达2.12万平方米，随后于2006年8月再扩建位于2楼和3楼的中场部分，曾使得金沙娱乐城的赌台数目一度成为全球之冠。

金沙娱乐城这个东方人并不是很习惯的赌场，引入了美国拉斯维加斯的赌场设计概念。提起赌场，东方人脑海里一般出现这样的场景：在烟雾弥漫的密室室里，一群人昏天暗地挥洒现金、口叼着香烟的男人把家庭抛在脑后，在赌桌上生死相搏……但是，金沙娱乐城的设计师保罗·仕文强调光线及空间感，甚至希望能吸引更多女性和高素质的、年轻的赌客。

金沙娱乐城以一种海上霸主的姿态屹立于澳门新口岸旁，海风习习，海浪轻拍，在这个占地面积两万多平方米，以人工造陆方式兴建的建筑面积超过9万平方米的赌场里，大堂的高度达27米，是普通大楼10层楼的高度，这恐怕是要与澳门的原霸主葡京赌场一争高下。“金沙娱乐城”五个金色大字，无时无刻不在透出凛凛的威严。赌场的外形如同一个金色的大烟囱，据称其设计蕴含着神秘的风水学。场内拥有300台赌桌和600台老虎机，金碧辉煌、流光溢彩，一改东方传统赌场拥挤狭小的格局。新赌场的设计还采用了大量的大窗户，引入自然光，并在吸烟区设置特别的通风系统：“一般人印象中的赌场，总是灯光昏暗及烟雾弥漫的。我们则要做到光亮和干净，适合一家大小到来。”

保罗·仕文还花了很多心思设计赌场的食肆，澳门金沙娱乐城共有9家餐厅，除了一家是员工饭堂外，顾客可以在澳门菜、广东菜、上海菜、牛排屋、自助餐和快餐厅之间做出选择：“我估计这些餐厅会变成澳门很受欢迎的食肆，还会吸引其他非赌客来此。我们会提供以2美元至80美元不等的食品，以满足不同顾客的需要。”

2004年5月18日下午，金沙娱乐城正式开业。它是澳门赌权开放以来兴建的首个大型娱乐场，在开业短短10小时里，金沙赌场的营业额就达到了1000万澳元。开业44天的日平均利润高达416万澳元。这一业绩令人震惊，澳门从此出现了一个新名词——“金沙效应”。据分析人员估算，以金沙娱乐城2.65亿美元的投资额计算，年投资回报率高达100%。似乎一切都在预料之中，金沙集团第一年就赚回高额投资。以一家赌场的赌台数量与赌场收入计算，澳门金沙娱乐城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赌场。在《福布斯》全球富豪榜排名上，金沙集团老板谢尔登·埃德森从2005年第15名跃升至2006年第3名。

随后，埃德森投资的威尼斯人度假村定于2007年下半年开业，它提供1100多张赌桌，并拥有大型会展中心、商场与娱乐度假设施。

当然，对于赌场来说，除资金投入外，管理人才也至关重要。金沙娱乐城十分重视人才管理，不惜以高佣金挖角，影响了何鸿燊旗下的贵宾厅的生意。澳门博彩业即将近身肉搏，于是，东、西方赌王大打“口水战”。何鸿燊直陈美资公司违背承诺，“当时中标承诺兴办学校自己培训人，又承诺兴建几千套房、休闲公园给居民用，到最后半间学校、半个花园都没造出”。他抨击美资公司“只知道赌博”，除了即将开业的永利公司，其他新加入的经营者都只先开“分行”，不见“总行”——旗舰酒店，不把澳门作为旅游目的地，为的只是“自由行”市场，带走所有资金，而不像澳娱公司那样“取之社会，用之社会”。

埃德森对何鸿燊的反击嗤之以鼻，他说，当威尼斯人度假村开业后，澳门博彩业的竞争将成为过去！

当何鸿燊得知金沙娱乐城抢贵宾厅的客源，致澳娱三分之一的贵宾厅面临关闭时，气得公开批评金沙集团搞恶性竞争，而埃德森则以“怕厨房热就别烧菜”回讥。何鸿燊又回应道：“我不但要继续炒菜，还要送叉烧饭，明天任何人搭车或搭船帮衬我的都会送叉烧饭。”何鸿燊表示，中国人的厨房虽然很热，但炒出来的菜却是最美味的。

后来，尽管何鸿燊以开阔的胸襟笑着表态：“我享受了42年4个月（独家经营），应该要开放（市场）……有竞争才有进步。”但他同样强调：要做，就绝不做第二和第三。这场战争已经挑起，恐怕是他起伏的人生中面临的最后一次挑战了。

就在何鸿燊与埃德森进行“口水战”之时，“拉斯维加斯之父”斯蒂芬·永利的永利赌场酒店也正式开工，从葡京酒店客房望出去就是这个被斯蒂芬·永利寄予厚望的工程。他曾经用挑战的口吻说，要“把自己的下一个15年留在澳门”。

斯蒂芬·永利是个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早年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学院，后来随父亲在故乡马里兰州经营扑克赌场，学到了不少经营博彩的知识。当他宣布要去拉斯维加斯发展时，亲戚朋友都认为他发疯了：赌城强手如林，哪有小赌商的立足之地！但永利不仅站住了脚，还成为这个全球首席赌城的首席赌王。他把西部荒蛮的沙漠小镇拉斯维加斯变成了今天的现代化赌城，建造了世界最大、最豪华、最赚钱的酒店赌场——金殿酒店。

2004年，斯蒂芬·永利携亿万美元在澳门永利娱乐城开始了他塑造“东方拉斯维加斯”的宏伟计划。

澳门永利娱乐城是一个以博彩为主题的娱乐场，这里提供了上百个不同的赌场，每一个赌场都有专人进行看管。但是，每一个赌场相同的地方是，都没有窗户、没有时钟。为什么赌场不放置窗户，难道不怕人们在里面晕倒吗？不放置窗户与不放置时钟的原因一样的：如果放置了时钟，人们就会因为时间的缘故担心游玩的时间过长；没有时钟，人们也就不用担心时间的问题了；而不放置窗户，就不用关心是白天还是晚上了。

作为一个专门为高层人士打造的娱乐会所，澳门永利娱乐城最为形象的代名词就是奢华。从整个娱乐城的选址——位于市中心繁华交通要道，到娱乐城的设计，都给人一种金光闪闪的感觉。值得一提的还有其内部装潢，奢华极致，连平时见惯了大场面的人也会觉得眼前一亮，十分震惊。正是因为如此，澳门永利娱乐城才成为广大商务人士经常光顾的地方，大家到这里觉得更能体现自己的身份，同时又能得到满意的服务。

澳门永利娱乐城的发展野心十分明显，永利博彩在品牌上造势，以吸引白领阶层为主，其客户来源不局限于香港及广东。该集团未来将把重点放在路氹另一项目Studio City，提供300~400张赌桌及2000套酒店房间，总投资额高达20亿美元。

不管永利娱乐城与金沙娱乐城各自的特色是什么，管理理念为何，它们都是何鸿燊无法忽视的对手，澳娱面临着新的挑战和种种考验。

新葡京的反击战

金沙娱乐城于2004年投入运作，标志着澳门博彩业的竞争正式展开，但在旗舰店尚未投入运作前，澳门博彩业的竞争其实并未真正展开。永利娱乐城的开业才真正为博彩业的竞争拉开了序幕。

据英国全球博彩顾问公司的数据显示，2005年以市值衡量，全球五大博彩公司中的四强均在亚洲，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以255亿美元雄踞榜首，其余依次是云顶集团（191亿美元）、金沙中国（167亿美元）、永利澳门（124亿美元）和澳博控股（90亿美元）。《华尔街日报》称，在澳门赌业市场中，澳博控股占据了31%的市场份额，永利集团和金沙集团分别占据17%，新濠博亚娱乐有限公司约14%，美高梅金殿公司12%，银河娱乐约为10%。何鸿燊旗下的赌场，每年投注额高达1300亿港元。

我们知道，何鸿燊的赌场主要设于葡京大酒店内，从20世纪70年代建成起，葡京大酒店就成为澳门的标志性建筑。这座建筑鸟笼式的外观、狮子大张口似的正门，在风水学上预示着赌客成为待宰的“笼中鸟”命运。

但现在，人们一进入葡京酒店，第一感觉便是：有澳门地标之称的葡京酒店怎么这么小？确实，一幢已经历时30多年的建筑物，在审美样式、建造规模等方面，都呈现出“佝偻”的窘态。

澳门大学博彩研究所教授萧志成说：“何鸿燊起初并没有特别担心竞争，他认为中国的赌场有中国的规则，赌场的主要利润来自于贵宾厅，而外资没有办法联系到东南亚和内地的豪客。”但是，2004年金沙赌场开业时，何鸿燊的赌场受到了很大冲击。“赌权开放前，庄荷收入好是因为从赌客那里抽成，很多客人投诉过，但因为垄断经营，你不高兴可以不来。金沙赌场服务很好，不仅提供免费水，还有表演可看，赢钱后也不用抽成。很多人比较后就愿意去金沙。”另外，由于金沙赌场是美资背景，不存在澳门赌场长期形成的潜规则。“常赌必输是一定的，原来在葡京，客人赢了很多钱后，马仔不让走，必须再赌；赌输后马仔也不让走，必须跟他们借钱。金沙赌场刚在澳门开业时不让马仔进场，赢了钱就用专车送客人去机场，他们的目的是让你下次再来。”萧志成说。

有竞争对何鸿燊来说未尝不是件好事，因为他再度像一只斗鸡般奋起迎战：“我的伙计跟着我做久了，知道我的性格，不是那么容易说No，你说No，我就一定要变到通，变成Yes。”

独霸澳门赌业的时代已不复存在，何鸿燊旗下赌场的市场占有率已由原来的100%跌至目前的50%。

危机刺痛了何鸿燊，他很快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攻——先是明令葡京连续28天推出“人人好易发，斩大大旧叉烧”活动，用免费的叉烧饭来招徕顾客；其次，旅客可在关闸及港澳码头乘坐新干线免费穿梭赌场的巴士；同时，来此参观的旅客还可获赠葡京潮州酒楼、喜万年酒楼的叉烧饭，并获派20港元娱乐消费券，在赌场试玩和参加大抽奖……

当然，以上这些都是“雕虫小技”。何鸿燊反击的主要阵地还是葡京，这将是一个全新的葡京。

新葡京赌场与原葡京赌场仅一街之隔，有别于旧葡京以圆形为概念的造型风格，改走现代路线，楼高40多层、280米，外观形似一朵盛开的金色莲花，并与通过人行天桥连接的葡京酒店及娱乐场相呼应。

新葡京首期工程即耗资3.8亿美金，首期开幕的设施以中场赌场为主，共设有240张赌台、480台吃角子老虎机与6间餐厅，400多间客房则属于二期工程，于2007年陆续完工。

新葡京大门的样子就像鲨鱼嘴一样，一跨入赌场，就使人产生一种莫名的“紧张”，一道如同机场的安全门横挡在面前，进入赌场必须穿越安全门，接受安全检查。所有检查程序和进入机场候机大厅时的安检程序完全一样：要掏出身上所有的金属物件，连同手提物品一并交给安检人员检查。不许带照相机、摄像器材进入，禁止拍照。大堂里摆着何鸿燊在拍卖会拍到的圆明园12兽首中的马首（真品已经捐给国家），复制品。马首左右两边各展出一枚钻石和一枚绿宝石。室内装修以“三闪金”为主色调，突出华贵富丽，天花板上挂着大型水晶吊灯及各种大型灯饰，内外均金碧辉煌，尽显设计者的心思。大楼内还设有6家中外餐厅和酒吧、咖啡厅，24小时供应世界各地佳肴，让赌客在那里真正领略做“上帝”的感觉。

2007年7月18日，时任澳门特首何厚铧（左）与澳门博彩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总裁何鸿燊，在澳门新葡京娱乐场为新命名的“何鸿燊之星澳门新葡京”揭幕，向媒体率先展示澳博最新收藏的世界最大的珍贵钻石。

新葡京赌场既保留了传统项目，又引进了多种时尚的国际化项目。最吸引人的是各种中西通行的赌博，如轮盘赌、骰宝、百家乐、梭蟹、廿一点、番摊、麻将、老虎机等。有的观光客来到这里，或身上的钱太少不敢上赌台，或根本不懂赌博，在这种独特的气氛中，也会小赌一把——玩一玩老虎机。

在永利赌场建成之前，澳门的赌台数目在三四年间从开放赌牌前不足400张，急增4倍至1600张。而作为赌场收入的大头，贵宾厅之间的竞争更是激烈。何鸿燊旗下的150个贵宾厅约有50个面临破产，2006年贵宾厅的整体收入也比2005年同期下跌两成，市场占有率由8成下降至5成。澳博董事兼营运总裁吴志诚指出，新葡京预测每天可以吸引5万~6万名客人，使澳博继续保持原有的56%的市场占有率。

2007年2月11日晚，何鸿燊耗资3.8亿美金，准备迎战美资赌场的旗舰新葡京赌场，在璀璨的烟花绽放中隆重开幕。澳门行政长官何厚铧以及多名中央驻澳门官员均出席了晚间的开幕仪式。何鸿燊使出“派钱”绝招，吸引逾万名赌客慕名轮候入场，碰碰运气。新葡京在开幕初期至少会大派超过200万元现金，每15分钟抽一次小奖，赏金1万元；每1小时一次大奖，赏金10万元，令现场气氛变得热烈而疯狂。

何鸿燊认为，新葡京赌场从事的不仅仅只是博彩业，而是为澳门带来新繁荣，提高市民的福利和生活水平。

面对新葡京赌场开业后的赌业冲击，金沙赌场的行政总裁埃德森在新加坡出席一个赌场动工仪式时表示，新葡京赌场不会抢走金沙赌场的生意，因为金沙赌场的顾客有很高的忠诚度，何况新、旧葡京的差别不大，“只是将相同的人员，从旧的大厦放到新的大厦里去而已”。看样子，这些国际赌王都是自信满满。这也意味着未来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由于澳娱、金沙、永利这3家公司分别与威尼斯人集团、美高梅金殿超濠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新濠博亚娱乐有限公司签订了转批合同，3家公司分别获得了准许运营的“副牌”（分拆）。这样，澳门博彩业就有了6家持牌的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美高梅金殿超濠股份有限公司是何鸿燊之女何超琼与美国美高梅的合资公司，而新濠博亚博彩有限公司则是何鸿燊之子何猷龙与澳大利亚首富之子的合资公司。

除此之外，何鸿燊还通过与“马来西亚赌王”林梧桐结盟，既引入对方的资本，也借此冲出澳门，涉足新加坡赌业。

2007年2月11日，新葡京娱乐城隆重开业，右二为何鸿燊

何鸿燊以近3亿美元，收购林梧桐执掌的云顶集团旗下香港上市子公司丽星邮轮公司10%的股份。丽星邮轮公司与何鸿燊达成协议，计划通过子公司New Orisol投资在澳门建造一座酒店，而何鸿燊将在酒店内经营一家赌场，同时，云顶集团将把它在新加坡圣淘沙一处投资规模34亿美元的综合度假胜地的小部分股权卖给何鸿燊。

何鸿燊入股丽星邮轮公司，并与对方合作兴建新赌场，可视为何鸿燊面对金沙、永利及银河娱乐等对手的竞争，不愿坐以待毙，而开始着手提升澳博的竞争力，保护澳博的市场占有率。他指出，从澳门博彩业的整体形势而言，丽星邮轮公司的加入意味着未来赌场会继续增加，一定会摊薄其他经营者的市场份额，这令澳门博彩类股票的投资前景转趋审慎。

全新及大型的赌场陆续开业，为澳门赌业注入了新的血液，进一步推动了澳门的博彩业，同时也带动了整个澳门经济的发展。2007年前10个月的收益就超过60亿美元，首次超越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标准普尔企业及基建评级董事欧美伦曾预期，澳门赌业仍会有十位数的增长，到2010年，由赌业带来的收益将会达到100亿美元。欧美伦还指出：“澳门赌业的快速发展，不仅在收益上超越拉斯维加斯，同时更推动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第二大环球赌业体系。”

《澳门赌王：何鸿燊全传（修订本）》，金泽灿 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