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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作者胡曰钢。为了核实作者姓名，不得不到网上搜罗一下，多数文字都是有问题的，不免让人心生疑窦，怀疑自己是不是搞错了。好在找到个视频，胡先生本人现身说法，总不会错的，在此做以说明。

本文原文文字较多，几经核对，难免还会有错漏，各位看官如有发现，麻烦在评论区留言，核实后会尽快修改。

献礼建党百年?听北辰老干部讲革命故事 | 胡曰钢?:牢记英烈精神 讲好革命故事截图

胡曰钢，男，中共党员，天津市北辰区关工委副秘书长。曾获得中华全国总工会优秀工作积极分子称号，荣立过山西省劳动竞赛三等功。

胡曰钢（右）与社员一起种植药材。

1987年调回天津后，曾获得北辰区优秀共产党员、十佳优秀干部、优秀公务员、文明北辰人、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工作先进个人、天津市劳动模范等多种荣誉称号。

正文

赴晋插队

1968年11月29日凌晨4点多钟，母亲把我从睡梦中叫醒。大妹和二妹早已帮我收拾好行李。我胡乱擦了一把脸，喝了一碗稀饭，准备出发。临出门时，走到床前，轻轻拍了下正在熟睡的小妹，说了声：“我走了。”她猛地坐起来，“哇”地一声哭了。她才8岁，太小，没让她去送。

外面，天阴沉沉的。两个妹妹用一根木棍抬着手提包走在前面，我和母亲默默地跟在后面，去18路汽车站赶第一班车。6点多钟到了东站，前来送行的姑姑、舅舅、姨早已等候在那里。进站口挤满了学生，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天津市第三批上山下乡知青。在此之前，第一批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批去内蒙古插队落户。我们这一批是去山西晋南专区插队。知青们主要来自四十七中、九十二中、九十六中、南仓中学、贵阳路中学、南开女中、女六中等学校，约有四五百人。

7点钟开始进站。送行的亲友一两千人，聚集在狭小、拥挤的站台上，有的相互紧握着手传达着鼓励和期望；有的高举着毛主席语录表示着决心和信念；有的不停地用手帕指拭着泪水诉说着亲情。说的、笑的、哭的、大声嚷嚷的混杂一起。白发苍苍的老人、刚会说话的孩子、两眼红肿的伙伴们向准备远行的亲人交代着不知重复了多少遍的话：“到那就来信”，“千万要注意凉热”，“你们要互相照顾”。有的人挤不到跟前，就从火车底下钻过去，到车厢另一面跟车上的人说话。有的人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突然，有人“哎呀！”尖叫一声，周围的人立刻围了上去，接着传来更大的哭声。一位老太太昏倒了，她的家人使劲给她掐着人中……

7点44分火车汽笛的一声长鸣，站台上骤然响起撕心裂肺的哭声，盖过了汽笛声。亲人们强忍住离别的痛苦，目送着徐徐开动的列车，有的还紧紧拉住车窗里伸出的手不放，有的随着火车跑出站台。知青们轮换着从车窗挤出头、探出身，挥动着红皮语录本告别，直到车外那些身影消失。

车厢里的气氛渐渐平静下来。面对新生活，大家既新奇、又迷茫，但想得更多的是即将到来的艰苦生活考验。四十七中的王威首先用口琴吹奏起《东方红》，李荣斌拉起板胡，我吹着笛子跟着合奏，知青们则随着低声吟唱……

这批知青都是老三届（六六、六七、六八届）初、高中毕业生，年龄最大的二十一二岁，最小的十五六岁。临行前，经过学校动员、个人报名、学校和招人地区政审合格才批准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打破了正常的升学、就业制度，开展了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活动。这种无休止的争斗，让学生们感到厌烦，恨不得马上离开校园。因此，当党中央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后，投身广阔天地、扎根农村边疆，成为热血青年们的毅然选择。有的热血沸腾，立即报了名；有的憧憬美好未来，为体验更新的生活，决心闯荡一片新的天地；有的为摆脱家长束缚，想过自由自在的日子，跟着同学办了手续；也有的因家庭出身不好或家长在“文革”中挨整，抬不起头来，只好做出这样的选择。为此，有的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有的瞒着家里“偷”出户口。总之，每个人出于不同的原因，带着纯真的热情，走上了同一条道路。不知是谁提议：“咱们应该到天安门广场宣誓！”立即得到了大家的响应。十点多钟，火车到达北京站。大家顾不上浏览北京市容，一起向天安门广场走去。

庄严宣誓

中午12点整，天津市第四十七中学的22名知青在天安门广场上列队站成两排，在方荣章老师的率领下，面对着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像庄严宣誓。誓词由夏清峰草拟：

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全体赴山西插队落户的战士，来到了您老人家居住的地方，伟大的首都——北京，来到了您的身旁。我们无比激动，无比幸福，千言万语汇成最强音：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我们在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前，在您的光辉形象照耀下，高举红旗，向您庄严宣誓: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您的红卫兵。您老人家挥手我们前进！您老人家的教导我们永远牢记！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恭恭敬敬、老老实实地做小学生，在与工农相结合的大道上迅跑，跟您干一辈子革命。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下午3点多钟，我们再次踏上了赴晋的旅程。30日凌晨到达太原，晚6点多钟，又换乘太原——风陵渡的列车，开始了另一半行程。车上不时播放着《人说山西好风光》、《汾河流水哗啦啦》等山西民歌。夜晚，在睡梦中不知经过了多少个山洞，醒来时已到达运城站。一部分知青由此下车，南仓中学的去夏县，九十二中的去临猗县，其余的继续南行，到芮城县。

经过二千四百多华里的行程，12月1日上午11点左右到达了终点站——风陵渡。这里是山西省的最南端，与河南省灵宝县和陕西省潼关县隔河相望，有“鸡叫闻三省”之称。柳青的小说《创业史》、姚雪垠的小说《李自成》，都描写过这一带的风土人情。

有网友质疑风陵渡到县城距离，附图请自测

从风陵渡到县城，还要再坐84里的汽车。知青们站在大卡车的车厢里眺望，左边是中条山，中学课文中的《中条山的风》描写的就是地质勘探队员在这里工作生活的情景；右边是黄河，那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古老庄严，雄浑质朴，势不可挡。隔河对岸，隐约可见被云雾笼罩着的巨大山脉，那就是地理老师讲过的中国南北气候的分水岭一秦岭。江山如画，气象万千，知青们群情激昂，高唱起电影《军垦战歌》的插曲：

迎着春风，迎着朝阳，跨山涉水到边疆。

伟大祖国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

哪里最艰苦，就在那里奋发图强。

哪里最困难，就在那里百炼成钢！

黄土高原沟壑纵横，沿途全是大沟，几乎都是45度大坡。汽车一会儿冲下沟底，一会儿又翻到梁上，我和王威、夏清峰坐在行李车上,感到特别刺激。每当汽车下坡时，恐怕出溜下去，必须紧紧抓住车上的绳索，蹬着车厢前面的护栏，仰躺在行李上；上坡时，又尽量向前撅，像是做仰卧起坐以保持平衡。路边是陡立的黄土崖壁，还有被烟火熏黑的窑洞、寒风吹破的窗纸和弓着腰背着背篓的老农。汽车一共翻过19道大沟才到县城，经过两天集中休整后，分赴各个公社。四十七中的邵炳年、杨明非等9人分在城关公社；我和李荣斌、王威等13人跟其他学校的知青共一百余人分在杜庄公社。

你们都是无产阶级

12月3日一百多名知青分乘5辆大卡车来到杜庄。

杜庄公社位于县城西部的正中间，距县城和风陵渡各42里，距中条山和黄河边各15里。卡车在公社门口停下来，围观的群众有上千人。杜庄村的大小队干部和杜庄中学的学生数百人列队站在路旁夹道欢迎，洋鼓、洋号、笛子、锁呐、二胡齐奏《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世界是你们的》等乐曲。

知青们被分别安排在杜庄、杨涧、石道、里庄等大队。被安排在杜庄大队的52名知青，由中学乐队开路，社员干部簇拥着来到大队部。宽敞的北房里摆着长桌长椅，社员们提来好几口袋红枣、柿饼、花生、核桃、南糖，让知青们吃，就像招待久别回归的孩子。又大又圆的红枣核小、肉厚，布满白霜的柿饼又软又甜。还有好几位社员专门给知青们砸核桃，这是知青们生来受到的最高礼遇。在亲切、热烈的气氛中，大队党支部书记杨先科站起来讲话：“天津市的知识青年同志们，你们好！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你们离开父母，离开大城市，来到我们杜庄插队落户，我代表大队党支部和全体贫下中农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欢迎！杜庄大队就是你们的新家，杜庄的贫下中农就是你们的亲人。你们都是无产阶级……”“轰”的一声，大家全笑了。本来是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一下子成了“无产阶级咙”？

“大家不要笑嘛。你们现在除了能劳动的两只手，一无所有，不就是无产阶级吗？无产阶级阶级和贫下中农本来就是一家人嘛……”

没想到，这位五十多岁的老农民讲起话来那么生动，大家顿时觉得心里热呼呼的。

会后，知青们被分配到各生产队。杜庄大队包括南杜庄和北杜庄两个村，共分6个生产队，南杜庄为一、二队，北杜庄为四、五、六队。北杜庄是公社所在地，知青们全被留在这里。四十七中的王威、夏清峰等人分在五队，李荣斌、王军、管红、管平、周芳清、贺小玲和我分在六队，其他学校的知青分在三、四队。

知青们到农村插队，由国家拨给每人240元安家费，其中一半是住房费，另一半是半年的生活费，交生产队。凭自己劳动的工分参加半年后的队里分红。当地人都认为知青们在农村住不长，迟早会离开，没给盖房，大多数生产队用这笔钱买了库房。而决心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知青们并不关心盖不盖房子的事，因为在城里住的都是公产房，只要有地方睡觉就行，对农民把一生积蓄都用在盖房上的做法并不欣赏。

六队知青被安排住在杨文旭家。他家在村北巷道西头的崖边上，门口有一棵几百年树龄的皂角树，可能就是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提到的那种“高大的皂荚树”。院内东、南、西三面房屋呈“凹”字形，北面是个小院。房东一家6口人住两间东房，4名女知青住西房，3名男知青住南房。房东大娘既热情又勤快，屋内、院外早已打扫得干干净净。政治队长黑娃和生产队长福龙带了几个社员帮我们把行李搬到屋里。晚上，大家在煤油灯下给家里写了第一封信。方荣章老师把知青们的信带回天津，送到每一个知青家中。

12月21日晚上8点钟，我在巷道口的电线杆下听到高音喇叭里播送着毛泽东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听完后，顿时热血沸腾，想到自己已经来到晋省插队，不由地暗自庆幸。

随着大批知青的到来，荒僻、苍凉的黄土高原立刻沸腾起来。光杜庄公社就增加了一二百名知青，南杜庄也安排了二十多人。知青们经常被集中到公社学习、开会，大家一起说笑、打闹，有的还唱起了样板戏。农闲时，走村串户，逢集赶会，你来他往，交流生活，聚会庆贺。有这么多人共同分担着艰苦生活的磨难和远离家乡的思虑，大家忘却了痛苦与忧愁，渐渐地融入到现实生活之中。

芮城县八大怪

芮城县的风土民情很独特，口音接近陕西渭南地区；衣服是用粗布做的大免裆裤，不分前后；洗衣服时，将衣服泡湿，中间夹上皂角，放在石头上用棒槌棒；穿的鞋都是自己做的方口布鞋，不分左右脚，而且从不刷，直到穿破为止；冬天，女人们出门，骑着毛驴，戴着棉袖筒，双手揣着，或者用袖筒的一头堵着鼻子、嘴。当地有个顺口溜耐人寻味：“芮城县，八大怪，蒸的馍馍赛锅盖；擀的面条像裤带；好瓦房子一面盖；醋调菜，酸得怪；滚水泡馍美得太；人拉车，牛在外；女人头巾男人戴；十八九女子当驴卖。”

“馍馍赛锅盖”是说馍馍又扁又大，是芮城的一大特色，社员家平时蒸馍一般每个六七两重。我见过的最大花馍馍有七八斤重，整个笼屉那么大，过年时用包袱皮裹好，背着它去串亲戚。

“面条像裤带”是说擀的面条又长又匀。社员家家都有一块像单人床那么大的面板，擀面杖足有一米来长。每天中午要吃一顿捞面，不管家里来多少人，全凭手擀。至于刀削面，那是山西的绝活。一只手托着一块和好的面，另一只手持一铁片做的小铲刀，站在一两米外往锅里削面。削出的一根根面条连成一条弧线飞进锅里。还有人把面顶在头上，用两只手削面。先不用说面条有多好吃，就是看表演也会引起食欲。不过晋南人吃刀削面的不算多，平时还是喜欢吃手擀面。

“好瓦房子一面盖”是说东西厢房的屋顶都是一面坡，外高里低，像“梆子头”，并不好看，不知道为什么非要设计成这个式样。

“醋调菜，酸得怪”是山西人吃饭的最大特点。所有的凉拌菜里都放醋，8个菜一个味。据说，山西产的小麦筋多。别的地方产的小麦一斤可以出三四两面筋，而这里的小麦能出五六两，不吃点醋不好消化。

“滚水泡馍”是最简单、最普遍的一种吃法，通常用于晚饭。先把干馍馍掰开放在碗里，用开水烫一下，出水，再放进开水，馍馍就热透了，然后撒点盐面、辣子面，就成了一顿最省事的饭。他们做羊肉泡馍也是这样，先用羊肉汤把馍泡一下，出汤，再放肉、汤和作料，味才能进到馍馍里头去。

“人拉车，牛在外”是丘陵地区运输的特有方式。小拉车必须由人驾辕，牛拉套。下坡时，把车辕杆抬起来，使车厢后面拖地，起到刹车的作用；上坡时，压住辕杆，保持平衡，前面有牛拉套，不用费力。

“女人头巾男人戴”是说男青年头上都扎着方头巾，红的、黄的、绿的、花的都有，远看分不清男女。

“十八九女子当驴卖”是说买卖婚姻。一般七八岁定婚。媒人把男孩领到女孩家，问女孩愿意不愿意，女孩说“愿意”，婚事就算定了。男方开始不停地送财礼，直到结婚。财礼中有棉花、粗布和高级的线绵被面等。新娘出嫁，讲究陪嫁几十床被子。结婚的那天，新娘骑着毛驴到新郎家门口，用手揪着驴耳朵，就是不下来。男方给新娘塞上5元钱，还是不下来，再塞5元，才下来。当时知青们觉得这事挺可笑，处的时间长了，才知道农民确实不易，有许多人根本娶不起媳妇。女方要财礼，也是为了留给家里的男孩定亲或结婚用。

生活初试

学方言 刚到芮城，最困难的是语言不通。我们说话人家能听懂，但他们说话我们却分辨不清。特别是老人们说话，我们几乎一句也听不懂。一次，社员杨三学问我：“你看我们这里美不美？”我问：“什么密不密？”他说：“就是好不好？”我才明白他的意思。连说：“密！密！”一次，王军骑在牛背上喊着：“驾！驾！”牛就是不动，他又喊：“前进！前进！”牛还是不动。有个社员不知道他是在出洋相，就认真地对他说：“你以为它是人哩，还‘前进’，‘前进”的？你得喊‘呆气！’才中。”

时间一长，知青中有的人讲芮城话已很流利，我们觉得也挺有意思。如，把“书”、“服”念成“夫”；把“睡”、“水”、“树”都念成“富”。有绕口令是：“我端了一碗水，拿着一本书，睡在树底下看书。我喝一口水，看一会儿书，你说舒服不舒服。”用此地方文就变成为：“我端了一万富，拿着一辈儿夫，夫在富地哈刊夫，我豁一扣富，刊一会儿夫，你薛夫夫不夫夫。”

后来，我逐渐掌握了他们的发音规律。原来，他们总是把一声念成二声，二声念成三声，三声念成四声，四声念成一声。例如，把“买菜”念成“卖猜”；把“着火”念成“找霍”；把“扇子”念成“衫子”；把“马车”念成“骂车”。他们还管“筐”叫“矬”，管“长”叫“跨”，管“狼”叫“锣”，管“哥”叫“国”；把“小小的”叫“碎碎儿的”，“大的”叫“拓拓的”。一次，我去集市上买鸡蛋，问一位老大娘：“您这鸡蛋一块钱卖几个？”她说：“十位（个）”。我开玩笑说：“哟，怎么这鸡蛋也跟同志似的，还一位两位的。”她说：“你薛（说）的是个缩（啥），我就懂憋不哈（下）。”我大声说：“你要的价钱太贵了，鸡蛋个儿太小了。”谁知老太太比我还爱开玩笑，瞪着圆圆的眼睛说：“笑（小）？那是鸡哈（下）的又不是哦（我）哈（下）的，要是哦（我）哈（下）的，给你哈（下）的拓拓（大大）的。”

集体灶刚到村里时，全村五十多个知青一起吃食堂。没有几个月，因大锅饭不好管理，就分灶到队。后来还是吃不到一起，只好各自起火了。唯有六队的知青始终坚持集体灶，直到大家全部被分配工作或调离。六队知青采取轮流做饭，费用均摊的办法。每天下工后做饭，一人为主，大家帮忙，每星期轮换一次。

做饭用的是大锅灶，需要一手拉风箱，一手添煤末或柴禾；一人烧火一人炒菜。知青们在家时基本上都做过饭，所以适应很快。

口粮按月从队里领，每人每月44斤原粮，全是小麦，自己去面粉厂磨面。每次都先收些头箩面，留着擀面条用，剩下黑面蒸馍。有时队里也分些绿豆、小米、玉米等杂粮，但芮城不出大米，在那里几年也吃不着一顿米饭。有的知青分的粮食吃不了，就卖掉，作为回家探亲的路费。六队知青因是集体灶，男知青饭量大，女知青省的粮食也被吃掉了，没有节余。

蒸馍芮城是产麦区，主食除了馒头就是面条。通常早饭是馍馍、米汤（稀饭），午饭是面条，晚饭是开水泡馍。我们队知青七八个人，每次要擀四五斤面，时间一长，人人都练成了手擀面的绝技。

蒸馍是做饭中最大的事情，每次得请一晌假，四五十斤面够吃十天半月的。芮城人蒸馍不用碱，只是把面肥泡软，放进面粉中，用水调成糊糊，叫做“调炸头”。等发酵后再振进干面粉，就像呛面那样揉成馒头，然后放在热炕头上，让它发起来，再上笼屉蒸。蒸出的馍馍松软得跟面包一样，有酸甜口味，放在开水中泡不易碎，夏天放在屋里十天半月也不坏。过年时，家家都要蒸花馍，捏成老鼠、刺猬、猪、牛等样式，而且储放在缸里一年，即从头年春节放到第二年春节，全都干透了，竟一点儿不变味，我就吃过这样的花馍馍。

蒸馍的笼屉是用麦秆做的。将麦秆拧成股，用藤条缠绕，盘成高20公分、像铁锅那么大的草圈，放在大锅上，搭上一个竹篾子，盖一块方席子，再铺一个用麦杆穿成的帘子当屉布，抹点油，再放馍。就这样，放一个草圈摆一层馍，一锅至少要蒸五六屉。

绞水芮城是丘陵地区，十年九旱。县城以东地势较平坦，水源稍好，县西吃水则相当困难。胡营村的井深27丈，有的地方挖了三十多丈也没有水。杜庄的井深18丈见水，绞水的辘比特号水桶还粗，需要摇56圈才上来一桶水。井绳就跟我们在学校时拨河的绳子那么粗，一头系一个桶，一上一下，一人摇辘轳，一人坐在井口对面往下拽绳子。有时水桶脱落，还得请有技术的人用爪钩打捞。

芮城的水清醇甘甜，刚刚从井里打上来时，还可以冲鸡蛋喝。但就是水源太少，每到下工时，排队的人能把水桶摆满整条巷。要想不排队，除非在中午或者半夜去担水。遇到天旱时，每次只能绞上来半桶浑水，因此很多社员家都有水窖。家家院子都低于巷道，在院里挖个旱井，在院墙边掏个洞，下大雨时，把雨水从巷道引进去。猪粪、牛粪也跟着一同冲进旱井，平时就用它洗衣服、洗脸。芮城“八大怪”中的“好瓦房子一面盖”，就是把屋脊弄成一面坡，外高里低，好让雨水都流进自己家的院子。岭上村自古以来打井都打不出水，祖祖辈辈喝的是水窖里的水。“中条山上不长草，山下老乡不洗脚”并非笑谈。在水贵如油的地区，不洗脚、不刷鞋，没人笑话，倒是我们用井水洗脸、洗衣服，让农民们心疼。

吃菜因为缺水，所以缺菜。地里只能种些旱地菜，如大葱韭菜、白萝卜、南瓜等。要想吃些黄瓜、豆角、苯蓝等，得去三四里外的韩王涧或里庄涧去买。社员家平时只吃点生蒜苔、腌韭菜、辣椒面和自己晒的豆瓣酱等。生活条件稍好的人家，把辣椒面用油炸一下，困难的家庭，只是用开水把辣椒面烫成糊糊吃。只有过年、节或来客人时才买块豆腐割点肉改善一下。至于西红柿、茄子等就更少见了，甚至买都买不到。但最主要的还是没钱。一些知青吃不上菜，就去地里偷。一次，有个知青在夜里偷韭菜撒了一路，第二天早上他还在睡大觉，队长顺着他掉下的韭菜一直找到了他的床底下。不过，他们对知青很宽容，也只是说说而已。

开春仨月是最困难的，有钱也买不到菜。吃面条时，只是撒点盐、葱花、辣子面，用油浇一下，叫“油泼面”。所以，“盐和辣子也当菜”也是芮城一怪。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没有人叫苦，而是始终保持着乐观情绪，因为大家都穷。这是中国人的一大特点，只要都一样，谁也没说的。但是，几些知青还患了夜盲症，只好给家里写信求援。

吃红薯在村里，也并不是老没菜吃。秋后，队里分南瓜，给我们几个人分上百斤。这种东西面面腾腾，几顿就吃腻了，扔了又可惜，只好硬着头皮往嘴里塞。直到调回天津，在饭店里吃到南瓜饼，才知道南瓜也可以做成这么好吃的东西。当时要是会做，还不乐死。不过，在农村也有知青最喜欢的东西，那就是红薯。它既能当饭又能当菜，灶火里烤、油锅里炸、粥里煮、红糖里闷，切成丝炒、晾成片蒸、轧粉条、打团粉、灌粉肠、做凉粉，怎么做都好吃。尤其是蒸熟后，弄成泥，掺些面粉，再抹点油，烙红薯饼，真是香甜酥软，风味独特。

芮城的红薯，沙、干、甜，在城里根本买不到。可是，队里一下子分给我们上千斤，多好的东西也架不住天天吃、顿顿吃。眼看着红薯一堆堆烂掉，想尽了办法，还是处理不完，于是学社员的法，打红薯窖。先在院里挖个10米深的洞，然后在洞底掏个窑，放进红薯。可是，过了一个多月，红薯还是腐烂了。一问老农，才知道红薯窖里不能有酒味、香皂味。后来大家注意了，并且在窖底挖了槽，灌进水，盖上砖，保持湿度，效果很好。精选出的好红薯能在里面存上1年，而且存的时间越长越甜。

学做庄稼活

刚到队里，队长只派我们干一些简单的农活，如担粪、积肥、打胡结（打土坷垃）、修大寨田等。而像挑担子、推独轮车等农活，我们没干过，但当地人咋着我们就咋着，慢慢地也学会了。

挑担子 这是农村劳动的基本活，人人必须先过这一关。六队小伙子有二三十人，冬天都穿一身黑，夏天都是一身白，挑着担子走成一行，又整齐又潇洒，十分好看。可城里长大的孩子哪受过这份累，挑起担子摇摇晃晃，像个醉八仙。一天下来，肩膀就肿了，个月下来，就坚持不住了，而且有疼得火烧火燎的，令人难以入睡。好在我们上学就还参加过农村劳动，如抬土、拔草、春耕、割豆子、砍高粱、拉希子等，因此对农活适应较快，一周下来肩膀就不疼了。

推独轮车 是当地比较普遍的运输方式，也是比较有意思的活。刚开始时，左歪右斜怎么也掌握不好，推不了三五步就倒在那里，把车箱都摔坏了，借给我们车的老乡直心疼。三五天后，掌握了推车技巧，顿时觉得比挑担子轻松，而且挺好玩。推上一二百斤重的东西走几十里路也不算什么了。

担粪就是挨家挨户掏茅房。50年代劳动模范时传祥干的就是这个活，没啥了不起。毛主席说过，尽管农民脚上有牛屎，但是他们比任何人都干净。脏点、臭点也是个考验。担着两个大瓦罐进厕所，掀开粪井盖，用粪勺舀出茅粪倒进瓦罐，再担到地里埋起来，待发酵、风干后，均匀地撒到田里。有一次，不小心把瓦罐碰破了，茅粪溅了我一身，臭味好几天下不去，知青们见我都躲得远远的。担粪虽臭，可不算累，从村里送到沟西地里，每趟往返七八里路，每响担三四趟，还有时间休息。这种活都派小伙子去干，有说有笑不觉累，还能摘社员家果树上的果子吃。石榴、枣、苹果、柿子、梨等，有啥吃啥，非常自在。

打胡结 这是最简单、最枯燥的活。秋后，收完庄稼的田地要翻开晾晒，使死土变活土，也为了多接雨雪，吸收水分。但开春后，要想把那些土坷垃弄碎可就费劲了。用拖拉机深翻的土地，全都结成胶泥块，一冬天冻得死实，需要用鳜头把土坷垃砸碎，叫做打胡结。这种黄土一结块就硬得像砖头，每砸一下，震得虎口像撕裂一样疼。要把那些胡结全打碎，一亩地得砸几万下，一会儿就受不了了。有时也想，难道这就叫改天换地、大有作为？此时，倒觉得《愚公移山》中的智叟是个明白人。像这样刀耕火种的劳动方式，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为什么就不能想个办法弄得更快一点呢？直到1977年，还有个村子开现场会，把“犁开沟手溜籽”当作先进经验推广。我问队长：“这是两千年前秦始皇那会儿发明的办法，还算什么先进经验？队里有机械耧干嘛不用，却用人跟在牛屁股后面撒种？”他回答：“机械耧撒籽太稀。”我又问：“那为啥不改进机械？”他没有回答。

修大寨田 这是改造丘陵地区农田的较好方法。实际上就是修梯田，将每块梯田修得外高里低，防止水土流失。这种土方活除了挖就是垫，不用很高的技术，肯卖力气就行，可是谁也没有广勤干活漂亮。他把坡埝削得齐齐的，拍得光光的，可以用毛笔在上面写字。

犁地 最初我以为是庄稼把式才能干的活，所以队长派我去犁地，我觉得是对自己的信任。于是学着社员们的样子，扛着犁，牵着牛，走到地头，然后给牛套上犁，使劲甩着鞭子抽打着牛，不停地吆喝着“呆气！呆气！”回头望望翻开的一道道曲曲弯弯的沟沟，不由地想起了电影《刘三姐》中罗秀才唱的歌：“犁田耙地我知道，牛走后来我走先。”我得意地将唱词改了过来：“我走后来牛走先……”忽然，牛跌倒在地，无论用鞭子怎么抽，它也不起来。旁边的社员看到后急忙说：“别打！别打！”在附近干活的社员听到喊声跑过来帮忙。他们将两根木杠从牛肚子底下伸过去，用力一拾，牛站了起来。我问：“它是不是病了？”一个社员答道：“是饿的。”我说：“饲养员是干什么吃的，不把牛喂饱？”他回答说：“每头牛每天只有半斤料，本来就太少，有的饲养员家里没粮食吃，再偷点料，那牛能不趴下吗？”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打过牛，尽管它走得很慢。有时，牛累得卧下来，我也跟着躺在松软的土地上，闭目享受着温暖和煦的阳光，闻着沁人心脾的泥土芳香，任凭大蚂蚁在身上爬来爬去。这是真正的田园生活。什么叫幸福？幸福是一种感觉。开轿车、住别墅、吃山珍海味是幸福，“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也是幸福。为了事业、理想不懈努力、苦苦求索是幸福，淡泊平净、无欲无为也是幸福。

种麦 这是芮城的主要农活。芮城主产小麦、棉花，特别是县城以西，不适合种秋粮。玉米、高粱都长不了一米高，一亩地收个二三百斤，主要是喂牲口。其他杂粮有豌豆、绿豆、谷子、红薯等，产量不高，播种有限。棉田管理最费工夫，间苗、锄地、浇水、打顶，一刻不能闲。管理好了，一亩地能收百十来斤皮棉；管不好，只长叶子不结桃。相比之下，还是种小麦省工省事。“麦锄三遍草，颗粒肥又饱”，只要肥料足、墒情好、出苗齐，冬天轧轧，春天锄锄，收成就算拿了。有一年，队里给我们知青分了一块自留地，下了二十来斤麦种，就再也没管过，转年竟然也收了两袋小麦。

收成好坏，对知青们来说并不那么太上心，反正每月口粮到队里领，一两都不少。但对于农民来说，那可是命根子，一年的辛苦全在收成上。每年麦收都得抢割、抢运、抢打、抢晒，否则，遇到天气变化就难保收成了。我对“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有了真正的体验。

丰收季节，层层梯田上成熟的庄稼犹如金黄色的“绒毯”，身着白色中式裤褂的小伙子和穿着蓝底白花粗布衣的姑娘们往来舞翩跹。社员们弯着腰，挥舞着镰刀，“唰唰，唰”地割麦声带着节奏感，透出了社员们丰收的喜悦。可知青们割麦就费劲了，胳膊甩疼了，鞋前面被镰刀砍飞了花，腰似乎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了。面对厚厚的麦咙，手里的镰刀越来越不听使唤，割不下来就砍，砍不下来就拔，拔着更费劲还是得割。胳膊上扎满了麦芒，手上磨起了血泡，一些女知青用手帕包着手，血还是渗了出来，而社员们早都割到地头，坐在那里休息了。看看自己眼前的麦珑，还是一望无际，再看身后留下的麦茬，一撮一撮的，实在难看，干脆一屁股坐在那里。我只觉得汗往地上滴，泪往肚里流。“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等名句一股脑涌上心头。有的社员看知青们割麦太费劲，就迎头来接。有人帮忙就更不好意思歇了，只好咬着牙拼命干。割麦的技巧掌握了，镰刀也会磨了，麦子也割完了。

积麦就是堆麦垛。割下的麦子捆成捆，运回场里堆成垛，待天气好时再分批晾晒、碾打。一次，队长派我跟德山叔和几个小伙子一起积麦，我高兴地答应了，一来这活比割麦省事，不用多高的技术；二来年轻人在一起干活痛快，说说笑笑效率高；三来干力气活能练劲儿，身体更强壮。

每次码垛都是由德山叔负责，我们只负责递麦捆。每捆麦子一般五六十斤重，但也有七八十斤的。积麦需要摆、举、扔，再用三股叉挑起来往上递的程序。我感到它就像是高宠挑滑车，又潇洒又好玩。不过，挑个十捆八捆算不了什么，要是连着挑上百十来捆，就需要功夫了，不是一般常人能干的。麦垛码到一丈多高时，将最上面的麦捆解开、打散、盖严，成为圆顶，像口锅扣在上面。然后，再把麦垛下半截揪齐，弄成蘑菇状，既防雨又好看。场里“长出”这样几个大“蘑菇”，也是农村一景。打麦时，再把垛扒开，分批凉晒，用牛拉着碌磷碾压。碾过的麦秸也要随时积成垛，防止受雨变质。我觉得码垛挺好玩，也爬上去跟德山叔一起干。他告诉我：“摆麦捆要错开茬，让它们‘咬’住；中间必须踩实，码差不多时，站在上面颠一颠，整个垛都颤，就说明成了一体，不会塌下来;顶上的麦捆散开后，一定要盖严，不然，遇到大雨漏进水就要吃出芽的麦子了。”他还说：“这没啥，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你咋着”。听了他的话，我心里有了底，没费多大劲就积好了一垛。这可比在下面递麦捆轻松多了，尤其是看着自己的“作品”问世，感觉真是不一样。不巧的是，那一年偏偏下起连阴雨，沥沥拉拉地下了半个多月。天刚一放晴，队长赶紧派人将麦垛扒开晾晒，其他垛都只湿了上面一层皮，唯独我码的那垛进了水，几乎四分之一的麦子发了芽。我难过极了，可队里没有一个人责怪我。有的社员还开玩笑说，这回你可以尝尝甜麦馍了。出芽麦磨出的面颜色发黑，蒸出的馍又甜又粘，像是没熟。偶尔吃一点觉得还不错，可是一个人分上几十斤，天天吃这个也受不了。其实，干什么事情都一样，看别人干挺容易，轮到自己就又是一回事了。

上公粮 这是体力劳动强度较大的活。碾出的麦子晒干后，要用筛子把土过净，然后装袋，每袋能装一百五六十斤，我一晌得扛几十袋，不仅汗流浃背，体重也减了4斤。入库的粮食用标准麻袋装，每包重200斤，我们要扛着麻包上跳板，把粮食倒在粮堆上。有时候小伙子们比劲，不用别人帮忙往肩上抬，而是自己硬扛。这种体力活，培养了人的毅力和耐力，但也容易超“负荷”而伤了气。

八十老汉不望东南雨

六队有两个打麦场，一个在村里，一个在沟西，中间隔着一道沟，有二三里路，但要从村里绕大路走到沟西，得四五里路。队长把精壮劳力分为两组：中年组，留在村里；青年组，跟着他到沟西。

青年人干活爽快，早完活早歇着。我们这帮小伙子每天摊场碾麦、起场，说着、笑着、干着，比留在村里的中青组早完活。不过，队长给青年组派了年纪较长的组长——我们的房东杨文旭。他是队里数得上的庄稼把式，不过大家都不叫他大名，只叫他“老秤”。这人平时不大爱说话，但只要一开口，就说得倍儿准，大家都挺服他，就送他这么个美誉。他从不跟青年人板面孔，青年们在他跟前也无拘无束。干活时，我们只穿条内裤，在烈日下暴晒，成了黑“铁塔”。碾麦时，一手牵着牛，一手举着笊篱，随时准备接牛屎。牛一翘尾巴，就赶紧把笊篱伸到牛屁股下，然后把接到的牛屎甩到场外的庄稼地里，有时还比着谁甩得远。

一次，大家正在碾麦，“老秤”说：“赶快起场，雨来了。”火辣辣的太阳晒得脊背像针扎一样，哪来的雨？“老秤”看出我的心思用手朝西北方向一指说：“雨都到阳城了，快点干！”我顺着他的手势望去，只见西北方的天空上，乌云裹着齐刷刷的雨线，像一个巨大的卷帘竖立在天地之间，正从阳城公社那边的山梁上朝这边移动，景色十分壮观。大家刚把碾了半截的麦子堆积起来，大雨就过来了。幸亏“老秤”在这里，麦子没有受到损失。雨过后，留在村里的中年组已将麦子堆好了。后来一问，敢情他们也是照着我们的样子做的。以后，我注意跟“老秤”学看天气，什么样的云彩有雨，总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一天，我正在碾麦子，忽然听到轰隆隆的打雷声。往远处一望，看到黄河岸边浓云密布，一道道闪电划破浑黄的雾气，透出大片狂暴的雨线。沟西场虽然离黄河十来里远，但是能清楚地看到暴雨倾泻到河中激起的雾浪。我赶紧去窝棚里告诉“老秤”，可他根本没当回事，只是闭着一只眼说：“没事情，干你的。”不一会儿，乌云上来了，一阵狂风卷过，噼哩啪啦的大雨点砸了下来，打得头冰凉、生疼。青年们都着急地喊着：“雨来了，快起场吧！”“老秤”还是不紧不慢地说：“沉住气，一哈哈（一下下，一会儿）就过去了。”这时，就看见村里场上的中年组已经忙作一团，很快完成了积麦。可谁知风停了，云也淡了，太阳出来了，就连黄河那边的雨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村里场上又重新扒开麦垛凉晒，接着碾轧，而我们这边已经把碾出的麦粒扬净，装进了口袋。这“老秤”可真神了，我禁不住问他：“您怎么知道这场雨过不来呢？”他说：“八十老汉不望东南雨。我活了快60年了，还没见到东南雨过来。不过，听说要是真过来，那可就不得了，非成灾不可。这点麦子就是堆起来，也不顶什么事。”

“大寨式”评工记分

当时农村采取“大寨式评工计分法”的分配方式。平时每天出工三晌：天刚亮上工，九点钟左右回家吃早饭；十点多上工，下午两点多回来吃午饭；下午4点上工，天黑收工。冬季农闲只出工两响。上工前由生产队长派活，收工后由计工员在计工簿上盖章。会计按月累计出勤情况，生产队按季度或农时召开社员大会组织评工。

评工时，按照大寨的经验，自报公议。每人先报自己每个劳动日的工分标准，然后由社员分组讨论。各组根据其体力、劳动技能和劳动态度及表现评出本组意见，由组长在大会上汇报，队里根据平均数确定。评工原则是“同工同酬，按劳分配”，但实际不然，限定每个劳动日男劳力最高10分，只有庄稼把式才能拿到满分。其他强劳力9.6至9.9分，差劳力也在9分以上。女劳力最高8.5分，差别在7.5至8.5分以内。收棉花的季节，女劳力按摘棉花的重量记工，也没有太大差别。第一次评工，知青们自报分数都偏低，王军报9.3分，我报9.4分，李荣斌报9.6分。最后评出的结果：王军9.6分，我是9.7分，李荣斌9.8分。这是对知青的照顾，也是因为知青们的劳动态度还不错。在农村，只要踏实劳动，能吃苦，就是好娃。后来，给我们男知青评的工分都在9.8分—9.9分，女知青8.3分-8.4分。管红当上妇女队长后，拿到满分8.5分。我被派到养猪场后，也给评了满分，而且雨天也算出勤。那一年春节我没回天津探亲，除了赶集两次（误工两晌）、上山砍柴4次，出勤达到360天，成了队里的最高分。年终分红根据全队收入情况确定，六队在全公社是最高的，每个工分合六分多钱，评为满分者每天可挣六角多。全年扣除粮、油、菜、瓜果等款项后，还能分几十元。再交集体食堂一些蔬菜、调料钱，也就所剩无几了。大多数生产队分值只有二三分钱，干一年还欠队里粮食钱。

那时候，没有挣钱的门道，谁要是搞副业就得受批判。有个社员组织几个工匠揽了些木匠活等，被当作地下包工队取缔了。知青们平时的零花钱几乎都是靠家里接济。后来，有的社员跟供销社拉上关系，需要人卸煤炭时，把我们也叫去。三四个人卸一车煤，每人能得5角钱，然后到学功那里买两套饼子夹肉美餐一顿。学功打的油酥烧饼远近闻名，至今令人回味无穷。曾在杜庄插过队的知青每次聚会，一提起那时的生活就想起学功的饼子，那是知青伙食的唯一改善，因为肚里太缺油水了。一位北京知青在农村干了3年没分过红。选调那年，队里终于分给他十几元钱，高兴得请大家吃了一顿。王威考入了天津师范大学，临走时请我去饭馆吃饭，要了过油肉、酥肉、米粉肉、炒腰花、糖醋里肌5个菜和6盘炒面。饭店经理李国明劝我们说：“你们俩要那么多菜吃不了”。王威说：“你别管，我们从早起到现在还没吃饭呢。”结果，我俩把这些饭菜吃个精光。这是插队时期最丰盛的一顿饭。

苦中有乐

六队要办豆腐坊，由贫协组长德山叔负责，并让我做帮手，地点在村口饲养室场院里。

豆腐坊、粉坊、醋坊的活都是有技术又受大累的活。那时候村里没有电，磨豆浆只能是套上毛驴拉石磨。把泡好的黄豆放在磨盘上磨成豆汁，再将豆汁过渣，沥下纯豆浆，将其烧开，再点浆水（卤水），就结成了一片片的豆腐花。用笊篱捞出豆腐花，放进管箩，用布包成大方块，压上木板、石块，就成了豆腐。

做豆腐的主要技术是点卤。芮城人做豆腐不点石膏或盐卤，而是用醋一样的浆水。把每次做豆腐剩下的汤水放在一口大缸里，发酵成又酸又粘又浓的浆水，用它点出的豆腐香嫩白净。少放些浆水，让豆浆自然凝固，就成了豆腐脑。经过德山叔手把手地教，我很快就能单独操作了。

做豆腐不易，卖豆腐更难。那时，总觉得做买卖不是什么光彩事，每天都是硬着头皮推着独轮车走街串巷。刚开始时，有德山叔带着我，一路上都是他吆喝：“头（豆）——发（腐）——！”后来让我自己去卖，我从不喊叫。社员们也渐渐养成了习惯，到时候就让老人、孩子端着碗或盆坐在门口等。我们卖豆腐不收钱，只换豆子。一斤黄豆可以换2斤豆腐，而一斤黄豆能做出二斤七八两豆腐。每天做一锅豆腐用20斤豆子，可以换回二十七八斤豆子，再用换回来的豆子做豆腐，剩下的豆腐渣喂猪，猪长大后再杀掉分给社员。

因为我们的豆腐质量好、分量足，在方圆二三十里都闻名。供销社、粮站、公社食堂几乎每天都要购买我们的豆腐。逢年过节或谁家盖房、打墙、给孩子过满月、办红白喜事，都要提前预定。最多时，一天要做七八锅，从早忙到晚还供不应求，队里只好又派来帮手。

到了夏收季节，队里把德山叔派去带班打麦，豆腐坊就剩我一个人，完全成了自觉自愿、自我支配的劳动。每天做一锅豆腐，还要喂19头大猪。那时候粮食紧张，限定每头大猪每天只给半斤料，如豌豆、玉米等，加上豆腐渣也不够吃，还得去割猪草。每天割一背篓苜蓿或其他猪草，约七八十斤，回来后用菜刀剁碎，再搅拌上料喂猪。“碎草铡三刀，没料也上膘。”为了把猪喂肥，需要把草剁得很碎，因此不知剁烂了多少块木板，也不知手上磨破了多少血泡。每天夜里3点钟起床磨豆浆，天亮前做好豆腐，用独轮车推到村里卖。然后，喂猪、割草、垫圈、磨猪料、担水、泡豆子，一直干到天黑。晚上，就睡在豆腐窑。

做豆腐烧的是大烟煤，一手拉着风箱，一手用铁铲往灶里添煤炭，整个窑洞里浓烟滚滚，又没有排烟设施，呛得多少年后一沾烟味就咳嗽，吐痰还是黑的。手背被浆水拿得顺着手纹开裂，刚进10月份，一攥拳头手背都往外渗血，抹甘油也不顶事。苦点累点不算什么，能够耐住寂寞，战胜孤独，才是一种真正的“炼狱”。白天，除了吃饭没有与他人聊天的机会。夜晚，只有毛驴拉磨时那单调而又有节奏的蹄声相伴。在黑暗中，透过残破的窗纸，遥望闪烁的星光，静静地遐想，不由地唱起那首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唱着唱着，歌声盖过了蹄声。歌声停住了，蹄声也停住了，真是把驴都打动了。回头一看，原来驴正在偷吃磨盘上的豆子。我大声吆喝一声，它又拉动了磨盘。我又接着唱起来，忘掉了疲惫，忘掉了孤独，忘掉了寂寞，忘掉了恐惧。唱到激昂处，把驴招得叫了起来，才想起身边还有个活物。

看电影

在农村，最使人苦恼的就是枯燥单调的文化生活。那时候，很少有人家买得起收音机，只能坐在门口的石徽上听巷道的高音喇叭里播送的有线广播节目。那些节目除了新闻就是样板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人人都能跟着从头唱到尾，早都听腻了。下雨天出不了工，知青们就聚在一起打扑克。一次，我有幸认识了杜庄中学的张敏生老师。他毕业于天津师范学院，成了我们的半拉老乡。他乡遇故知，谈得挺投机。当时，正赶上学校要放寒假，顺便从他那借了一架手风琴，知青们聚在一起拉拉唱唱，总算有了一点生气。

大家最渴望的是想看电影，可惜几个月也看不上一场。即使有电影，也是在阳城或大王集镇演。从杜庄到阳城15里，到大王集镇18里，都是走着去。那时谁也买不起自行车，就是去县城或者回家到风凌渡赶火车也要步行四十多里，所以看电影走这点路算不了什么。电影在露天播放，夏季，下午四五点钟人们就得带着小机子（小板凳）去占地儿，一直等到天黑。去晚了，只好站在后头。有时赶上下雨，电影队的同志就打着一把大雨伞放映，人们站在雨地里直到把电影看完。放映电影用的是小机器，16毫米的小片子，也都是《海港》、《龙江颂》等样板戏，好不容易演上一场《地道战》、《苦菜花》等好片，还老断片，冬天看一场电影要断片几十次。一部电影同一天在几个集镇放映，就得一盘一盘地倒片子，有时只能放半截，眼巴巴地等着片子送来。

一次，听说大王集镇演电影，收工后，顾不上吃饭就往那里赶。那里早已人山人海。前边的坐机子，中间的坐长凳，后边的站在凳子上，就连远处的墙头、房顶、树权、麦垛上都是人。我和同村的几个社员只好站在后头的一个高台上，使劲抻着脖子才能看到。电影是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这是难得的一次外国片，大家都被影片中的精彩表演和曲折情节吸引了。想不到，一个200万人口的小国能拍出这么好的电影。回家的路上，大家不停地评论着电影中的人物，激动地唱着影片中的插曲：“赶快上山吧，同志们！我们在春天里加入游击队。敌人的末日一定来临，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看一场电影往返走了三十多里路，还站了两个小时，竟然一点都不觉得累，而且好几天于活都挺带劲。

学唱地方戏

芮城人爱看戏，不过不喜欢京剧。可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要求人人学唱样板戏，不会不行。于是，大会、小会之前都要全场齐唱“临行喝妈一碗酒”、“提篮小卖拾煤渣”等京剧选段。只有在平时，人们才哼几句眉户（郡鄠）、蒲剧等地方戏。后来，县剧团将样板戏改编为地方戏，才敢下乡演出。

听说县剧团下来演出，整个公社都沸腾了。远近二三十里的群众都涌向杜庄，几十年没有下过山的老太太也让家人用小拉车拉着赶来看戏。剧团的人对知青们可真照顾，不用买票，还把我们请到台上看。戏台子有一人高，就像古代武侠打擂的地方。人们都站在下面看戏，里三层外三层的，不时地拥来挤去。戏台上两头各站一个人，拿着特长的大竹竿维持秩序，谁挤就棒谁。有时把下面的人棒急了，就跟台上的人夺竹竿，弄得人们哄堂大笑。戏唱到好时，台下人“噢噢”地叫，因为人群拥挤，无法腾出手来鼓掌。不过，知青们都是白去，一句也听不懂。只是因为听说过电影《窦娥冤》就是蒲剧，才坚持把戏看完。最后，眉户清唱《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的“李铁梅”刚一唱完，知青们就高兴地鼓起掌来。

正月十五，县里要搞汇演，杜庄大队也成立了宣传队。我跟王威、王军、贺小玲被选进宣传队。王军的快板书《劫刑车》、《千锤百炼》说得真棒，的确是李润杰的味。特别是开场那段花板打得真好，把竹板抛起来，从背后用手接住，仍保持着原来的节奏。他还会翻空心跟头，动作、气质都不错，可惜没有机会从事专业表演，无法发挥他的特长。王威、王军和我编排了表现军民鱼水情的三人相声“三毛钱”，大受欢迎，还获了奖。我们房东文旭叔的女儿杨焕敏是宣传队的台柱子，嗓子清亮，演什么像什么。跟着她，我们还学了几段眉户，如“采花”、“纽丝”、“岗调”、“勾调”等，有时还能临时顶个小角色。于是，“洋学生”能唱地方戏成了新闻。

一条裤子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服装，主要是蓝、绿两种颜色，不仅色彩单调，而且越旧越好。那是“越穷越光荣”、“越穷越革命”的年代，总是把“富”跟“资”联系起来。买件新衣最好下过水再穿，才不至于说你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或笑话你的裤线“能切萝卜”。据说有一个人戴的口罩都打着补钉，成了“艰苦朴素”的典型，当上了先进。那时，工人都是一身蓝，农民都是粗布衣，没有人敢穿花衣服。在“红卫兵运动”时期，学生们几乎全是一身绿。很多知青下乡后，仍然穿着那身绿军衣，穿旧了，洗白了，划破了也舍不得扔。我有一条绿裤子，都穿糟了，上下前后补了三十多处，最厚的地方补了四五层，还是舍不得扔。倒不是因为艰苦朴素，实在是没钱添置新衣。供销社废品收购站的一位老师傅说：“你真是太俩惶（可怜）了，我这刚收了一条裤子，有八成新，才5角钱，原价给你吧。”我看了看，是条天蓝色的粗布大免裆裤，当场就穿上了。回去后,又扎了一条白毛巾，跟老乡们说着芮城话，不少人还真把我当成了芮城人。

在农村整天干活，穿鞋比穿衣服还费。知青们多数穿“解放鞋”，一来是学习解放军，二来是胶底鞋耐磨。鞋帮子破了就买点碎皮子头补补，五角钱能买半斤碎皮子头，能补几十处。再破得厉害就用绳子绑上穿，实在没法穿了，就自己做鞋。将破衣服撕开，用浆糊粘成布夹层，从社员家借来鞋样比着剪好，再纳鞋底、编鞋帮。第一次纳鞋底，把手扎得全是血，白鞋底也染成了红色。后来熟练了，觉得也挺容易的，做出的鞋跟社员们的一模一样，不分左右脚，这样两脚可以倒换着穿，而且能多穿一些时间。

插队3年没穿过袜子，十冬腊月光脚丫子穿球鞋养成了习惯。

我被分配到县商业办公室工作后，有一次上台演节目，光着脚穿球鞋上去，弄得台下哄堂大笑，我莫名其妙。后来有人告诉我，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春节前，领导到我房间检查，看见只有一条被子、一条褥子，马上给我批了布票和棉花票，补助了被褥，感动得我热泪盈眶。跟着这样的领导，怎能不努力工作？

尽管知青生活困难，但这么大人总不能再靠家里，还是得靠自己奋斗。1971年5月，运城地区召开“五七”战士积代会，县安置办组织知青和下放干部代表去平陆县毛家山，参观由天津市湾兜中学郝广杰老师带队的知青点，大家感触很深。他们采取的是“小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实行公有制，集体“吃食堂”，收入由集体支配，衣服由集体添置，探亲给报销路费，但只能轮流回家。知青们穿着“扎根鞋”、“反修衫”，修“五一路”,挖“幸福渠”,艰苦奋斗，为改变那里的贫穷面貌，不惜青春和汗水。但是，在那“平陆不平沟三千”的地方，连饭都吃不饱，拿什么来“按需分配”？有的知青背心破得成了网兜也舍不得换，有的两三年没有回家。

跳蚤

干活累点还能顶住，夜里睡不成觉可实在难受。农村蚊子虽多，但凭感觉也能打着，最难受的是跳蚤。跳蚤咬人不像蚊子那样每次只咬一下，而是一咬一串。只要有一只跳蚤，这脖子、腰、腿就算是交代了。有的人皮肤黑点儿厚点儿，咬完看不出来，有的人可不然，身上、腿上斑斑点点全满了，抠得血淋淋的，一片一片的。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多种杀虫剂，只有石灰和六六粉，撒上呛得人受不了，只有想办法捉住它。屋里点的是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跳蚤只有谷子粒儿那么大，翻腾半天也找不着。好不容易看见，没等你伸手，它又蹦开了。有时碰巧也能捉住，用手指使劲捏它，可怎么也捏不死，刚一松手，又不知蹦到哪里去了。速不着，只好干受。

时间一长，终于摸到点规律。跳蚤总是连着蹦，看见它只拍一下不行，只能凭着反应连续拍，直到捉住为止。捉之前，手上先沾点儿唾沫，只要挨上，它就跑不了，然后把它放到洗脸盆里淹死。为了便于发现跳蚤，我在墙上糊满了白纸，它只要蹦到上面就能看见。有一次，我感到被子里有跳蚤，赶紧翻开找。只听“嗒”的一声，它蹦到了墙上。刚要抓，又是“嗒”的一声，找不着了。明明听到它落在纸上的声音，怎能没有？再仔细往上一看，它蹦了足有一米多高，这跳高冠军真是名不虚传。我猛地窜起身一拍，才捉住了它。

跳蚤多的时候，在脸上噼哩啪啦乱蹦，把人都咬“熟”了，一晚上能捉到一二十个。跳蚤生在老鼠身上，跳蚤多是因为老鼠多。老鼠更是农村一大害，见了人也不害怕，大模大样从你面前走过，就好像它是主人。屋里只要有一个老鼠洞，算是遭了殃，啃完馍啃书，啃完书啃箱子，夜里窜到你的被子上“跳舞”，趴在你耳朵边吱吱“唱”，鞋窠里有烂套子窝，抽屉里是厚厚的一层老鼠屎。撒药下夹子、安笼子等，办法想尽了老鼠还是捉不完，速的总没生的多。我被选调到县城后，房间里仍然闹耗子，整夜在纸糊的顶棚上跑来跑去，咬出了许多窟隆。它们经常从屋角上的一个窟窿钻下来，满屋折腾。我实在忍耐不住，就跟人家借了一杆气枪，对准房顶的窟窿。它只要一露头，就“啪”地一枪，把它打下来。但是打那以后，再没有见老鼠下来。老鼠太多了，人们也无可奈何，就连猫都不愿意捉老鼠，整天懒洋洋的。有一只狗倒是逮着一只老鼠，可谁知那是只吃了老鼠药的老鼠，结果狗也死了。“狗抓耗子”，有时是好心，有时也可能酿成悲剧。

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各种动物自由自在地生活。那里主要有野兔、狐狸、獾、刺猬、狼等。狐狸、刺猬不算多，主要出没在瓜地。凡是它们咬过的瓜，都特别甜，非常好吃。有的动物很可爱，比如野兔，在地里经常可以看到。一次割苜蓿时，发现一窝小野兔，毛茸茸的挺好玩，便带回去喂养，想表达一点爱心。在院里挖了一个洞，洞口盖上两块砖，可是第二天还是跑掉了，也不知道它们是打哪钻出去的。属于大自然的，还是要回归大自然的。农民家养的鸡本事挺大，不但能飞上房，还能像鸟一样站在晾衣服的铁丝上。黄河滩上经常落有一群群大雁，崖畔、沟坡上还有不少野鸽子和崖鸡。特别是崖鸡，样子有点像秃尾巴鹤鹑，每天在沟壑之间飞来飞去，肥得都飞不动，还老在崖畔上咕咕咕地叫，十分招惹人。“能吃飞禽四两，不吃走兽半斤”的格言驱使着人们去捕崖鸡、捉野鸽。白天观察好它们的窝，晚上攀到崖壁上用手电筒照窝，趁它们惊飞时，在洞口用网套住。那时候没有什么动物保护意识，即便是在瓜地让自己安放的地炮崩了屁股，想吃的也还是要吃。

凶猛的动物要数狼了，它们一般在山上活动，只有下雪天才下来找食。我在养猪场时，几乎每到下雪天就有狼来叼猪仔。一听到老母猪的叫声，就赶紧抄起铁锨冲出去，但狼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我们队的几个知青也养了一只小猪娃，白底黑花，很可爱，但刚养到半大时，就被狼叼走了。后来，我们在西沟里找到了一条腿。我问老农，都有五六十斤重了，狼怎能叼得起呢？他们说，狼叼大猪时，先把猪耳朵咬住，然后用尾巴赶着猪走。一次，我独自去中条山砍柴，又绕到东尧村给五保户高大爷捎一捆柴禾，往回返时，天已经黑了。走到一段沟坡时，“呼”地一下，有个东西从头顶上窜过去。我立刻意识到，是狼！马上抽出独轮车上的扁担，一边挥动，一边大声喊叫着，看着那个黑影跑远了，才定下心来。后来老乡告诉我说，过路狼是不伤人的。

男怕柿子女怕梨

芮城三件宝：核桃、柿子、枣。核桃皮薄、仁满，红枣核小、肉厚，柿子细润、蜜甜。核桃树主要生长在山上，学张、岭底等公社最多；枣树几乎家家都有，属阳城公社的最好，红枣的形状就像个小坛子，长得有小核桃那么大；柿子树遍布田间、地头、路旁，树身较低，小孩子也能上去，柿子随手可摘。到了秋天，肥厚的树叶变成红色，从远处分不出是柿子还是叶子。我最喜欢爬到树上吃软柿子，在树上自然变软的跟摘下来放软的可大不一样，就是一个字——“鲜”。

收获柿子不能等软，皮一变黄就得摘下来。社员们主要用它晒柿饼或做醋。晒柿饼挺有意思，先把硬柿子削去皮，然后摊在房顶上晒干，再放进缸里闷些天，变软后再翻出晾晒，最后放入缸里封好，出霜后即成。队里分给我们知青几百斤，一下子吃不了，也学着晒柿饼，一次削上几百个柿子。有的知青打趣说，这是谈恋爱的基本功，以后削苹果就更不在话下了。

一次，我在房顶上翻晒着半干的柿子，捏了捏，挺有弹性，咬了一口，又甜又筋道，也不涩，真是别有风味，一连吃了六七个，也没觉得咋样。半夜里，突然感到肚子疼，觉得胸口有什么东西堵在那里，想吐吐不出来，想拉拉不出来，难受得在床上滚来滚去。到农村三年还从来没得过病，没想到这回可折腾苦了，天一亮，赶紧去找大夫。村里有一位下放干部，是原山西省中医研究所副所长，医术高明，每天去找他看病的人络绎不绝，我按着肚子找到了他。他问我：“你昨天吃了什么东西？”我说：“就吃了几个晒蔫的柿子，可是吃着一点也不涩，不会是这个原因吧？”他又问我：“你打算怎么办？”我说：“我要有办法还来找您干嘛？”他赶紧解释说：“我是说你要是忍得住，就忍着，过一两天就好了。要是实在忍不住，就去找几片白萝卜叶子煮成汤喝下去就行了。”我哪里还能忍一两天，这一夜就折腾惨了，赶紧到村头地里揪了几根白萝卜叶子，回去煮了汤喝。可谁知喝下去后更难受了，肚子里上下翻腾，胸口更加憋气，趴在地上半天也没吐出来。兴耀看见说：“吃柿子千万不能空肚子吃，我这有个烤红薯，给你吧。”正吃着，遇见新智，他往我口袋里塞满了刚刚摘下来的红枣。秀恩见了说：“‘男怕柿子女怕梨’，吃多了要着活（倒霉）哩！没熟的柿子更不能吃。我有一次也是吃了几个没晒好的柿子，肚里难受得不得了，最后冲了半碗碱水喝下去才好。”有病乱投医，听他一说，我也回去冲了半碗碱水。一口下去，肠子里火烧火燎，没敢再喝。可是过了没多长时间，就不知不觉地好了。到现在也不知道是萝卜叶子顶了事，还是红薯、枣、碱水顶了事。

砍柴

芮城县是丘陵地区，有山、有川、有河滩，北高南低，枕山面河。过去一直生活在大城市、大平原的知青们一来到这黄土高原，就立刻被那粗犷豪放、新奇壮观的景色迷住了。每天收工后，先要去爬坡、攀崖。每征服一座陡壁峭峰后，站在沟梁上极目远眺，看见那气势恢弘的黄河、白云环绕的条山、蜿蜓纵横的沟壑，心中就涌起对江山多娇的无限自豪和无数英雄竞折腰的万千感慨。但是，最让人向往的还是中条山。那是人类历史的发祥地之一，考古学家们曾在那里发现世界上人类最早用火的遗迹，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里第一个展台上就陈列着芮城西候度古遗址出土的石器和化石。翻过山的北面，是永济县。那里有唐代著名诗人王之涣登过的鹤鹊楼，有著名戏曲《西厢记》中的普救寺、莺莺塔，有关羽故居蒲州关帝庙，这些历史遗迹吸引着众人纷纷前往探奇。

杜庄村位于中条山和黄河之间，距山脚和河边各15里。站在村中北望，可以清楚地看见对面山上两座紧紧相连的山峰，就像两只支楞着的猫耳朵；下面是圆形的山坡，黄土青石交杂，像是猫脸；中间有两处白色岩石，就像是猫眼，当地人叫它“猫头”最形象不过了。要是雨后看山，那更是活脱脱的，真想过去摸一摸。

一天，我对黑娃说：“你们啥时候上山我跟着一块去逛逛”。他说：“能行。现在山上雪已经化了，星期天好多人要上山砍柴，到时候咱们一块去。”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杜庄离山不远也不近。虽说山西省是全国最大的煤炭基地，可中条山却不出煤，只有曲县一带有铜矿。通常用煤都是从大同、阳泉、河津等地运来。铁路只通到风陵渡，县内运输主要靠汽车、拖拉机，运费高，煤价贵。大部分农户家里生不起炉子，有的家庭条件稍好些，冬天弄个油漆桶做的小炉子放在炕头上取暖、烧茶。家家外屋安锅台，里屋通热炕，平时做饭主要靠烧柴。秋天，队里分的花柴（棉花秆）能烧一冬，开春后再上山砍柴。上一次山砍的柴够烧十天八天的，实在没办法时才买煤。

星期六，黑娃对我说：“咱们明天上山，你把要带的东西准备好。”晚上，我向文旭叔借了独轮车，跟广勤家借了扁担、镰刀、绳子。“男人喜欢桑木担，女人最爱梨木案（面板）。”专门担柴用的扁担是桑木做的，足有3米长，已经用成了黑红色，像是几辈人用过的传家宝，放在肩上又软又轻又滑又凉，舒服极了；砍柴用的镰刀把短、背厚，比斧头轻，而且锋利。一切准备停当后才去睡觉。

凌晨三点多钟，黑娃就来叫我。我揉着惺忪的眼睛，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走到他家——村口沟半坡的窑洞里，他妻子早已擀好面条，烧开水等着我们。看见我们进来，赶紧下面条。上山砍柴是大活、累活，男人们上山，妻子们就要提前做好饭。我和黑娃每人吃了一大碗面条，热呼呼地出了门。来到村口，看见广勤、明昌、福龙、天佑、建民等七八个小伙子已在那里等候。见人都到齐了，大家就说着笑着向中条山走去，不知不觉就到了山脚下的西尧村。这时，天已蒙蒙亮，大家把独轮车存放在明昌的亲戚家，别着镰刀，扛着扁担，挂着绳子，开始登山。起初是碎石大道，越往上路越窄、越陡，待登到山梁时，太阳已经升起，一幅美丽的图画展现在眼前：条条沟壑像巨龙一般从半山腰一一直伸向黄河岸边，层层梯田像铺就的绿毯，星星点点的村落上空萦绕着枭枭炊烟。小伙子们攥紧拳头、挺着脖子拼命地喊着：“哎——！嗨——！”相信家里人在十几里外也能听见。我也高兴地唱了起来：“太阳出来喽嘿，喜洋洋喽嗬嘿，挑起扁担郎郎采光采，上山岗喽嗬嘿——!”

到了山顶，大家拿出带的馍和水，吃过后便分头行动了。黑娃告诉我，不要砍成材的树，可以砍死树枯枝、荆条。我试着砍了一会儿，到处是荆棘，扎得满手又是血又是刺，像这样“坎坎伐檀兮”，半天也斫不下几根。旁边就是“猫头”，还不如去那上面看看，便一口气登上峰顶。此时，“猫头”就在脚下，一大片云团飘过来，随手抓了一把，什么也没有。又下到半坡，在“猫眼”上站了一会儿，蹦了蹦，光是石灰岩，没什么意思，太近了往往看不出美在哪里。

约摸两三点钟，大家又聚到一起。各自把柴禾分成两捆，用扁担一头插一捆，担下山。天佑长得像黑铁塔，又高又壮，他的两捆柴也最大。广勤干活干净利落，柴禾捆儿两头整齐得像刀切过一样。我砍的两捆柴放一起还没有人家一捆多，捆得也是七长八短，真不好意思，不过担着倒轻松，很快就到了山下。太阳落山时我们回到村里。刚刚收工的社员们看着我担的柴禾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有的说：“哈哈，上一次山砍这么点儿柴，不够功夫钱。”有的说：“人家‘洋学生’敢上山就不错了。”不管他们怎么说，自己还是有收获的。

秋季的中条山是最富有的，满山都是山葡萄、野木耳、八月炸、五味子、酸枣、核桃、枸杞子。好吃不过现摘，便宜不过白拿。虽然味道酸中带苦，甜中带涩，但终归是野味，让你吃了忘不了。山上野果子很多，可柴禾却越来越少，只好到后山去砍。翻过山顶，后面有一块平坦的草地，叫王莽坪。不远处还有个王莽洞，据说西汉末年篡位称帝的王莽曾经在这里住过。县国营马场就建在附近，一大群威武雄健、浑身油亮的骏马正在山坡上自由自在地追逐。后山坳里一片丛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钻到里面谁也找不着谁。

没用多少时间，我就砍了一大捆柴。看看太阳，时间还早，不如到山顶上歇会儿。人家背柴时，都是削好两个短粗的木棍，插在柴捆上，然后把柴捆竖起来架在背后。我嫌麻烦，就把柴捆横在肩上扛着。陡峭的山坡没有歇息的地方,而且柴捆老往峭壁上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上了还没有三分之一。突然，肩上的柴禾被一块突出的岩石狠狠地撞了一下，连人带柴滚了下去。等明白过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谷底，浑身摔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幸好胳膊腿还能动。这时，太阳已经落山了，不知道该由哪面上去，如果走错方向，这一夜就别想出山了。想到这儿，不由地出了一身冷汗。我拼命地喊着：“黑娃——！”“福龙——！”四周都是回音。又转着圈向山顶上望，看不清，这下可急坏了。过了一会儿，发现左边的两个山峰间好像有两个很小的影子在晃动，心想，管他呢，先上去再说。我拾起散乱的柴禾，重新捆好扛起来，一手扶着柴，一手扒着岩石，小心翼翼地往上爬。沉重的柴禾压得肩膀发木，心脏咚咚咚地跳到了嗓子眼。这时，传来黑娃、福龙的喊叫声。我一边答应着，一边加快脚步往上爬。一看见我露头，他们又惊又喜，“你是咋了？喊了那半天不见你人，以为狼把你吃了。”“好光当，砍了这些柴。”他俩一边说着一边接下我肩上的柴。“没事，摔了一跤”，我喘着气，蹲在地上，不想再说话。他俩一再劝我：“你脸色不好，把柴丢下一些吧，这么多担不回去”。我说：“不行，为它差点把命搭上，一根也不能扔。”他们看我态度坚决，也就不再说什么，帮我把柴禾重新捆紧，一起担着柴往山下走去。月光下，我紧跟在他们后面，一步不拉。山风刮来，我借风势换一下肩。离山脚越近，越感到肩上的柴棚重。到了西尧村，换成了独轮车，顿时轻松了许多，没多长时间就到了村里。

第二天，社员们都来看我放在院里的两捆柴。这个提一下，说有一百二十多斤；那个提一下，说有140斤，结果当场过磅，137斤。这时，尽管大家不停地称赞，可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秀智的父亲听说我到过王莽坪，还给我讲了王莽洞的故事，我也没有听进去，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憋在心里。

前山的树砍完了，就到后山；死树砍光了，就砍活树；灌木丛砍着不带劲，就砍粗一点的树，有时还能做个镰把、锄把、扁担什么的。大自然无私地作着奉献，人们无忌地砍伐，从不考虑会有什么后果。一年，闹起了大水，多年干涸的沟涧里冲下来汹涌的洪水，冲断了公路，大片的柏油路面被翻卷到一旁。洪水灌平了地窑院，一堵堵院墙倒塌，平地上积起二三尺厚的淤泥。全县职工连夜出动抢险，但是，面对着漫山遍野的大水，多少把铁锨也无济于事。

拾鱼

那时候，每年汛期黄河都要发一次大水，不少煤炭、物品从上游冲下来。沿河村民靠从河里捞柴、捞煤解决燃料不足的问题，每次捞的煤和柴足够烧半年的。听说还能捞到鱼，我和王军也来到了河边。河岸上人山人海，村民们拿着笊篱、木锨、筐子等各种工具在那里等候。不一会儿，上游一片黑水冲下来，厚厚的一层煤浮在上面。男女老少一齐下水争着抢捞，兄弟姐妹忙着装运。我和王军也下到水中，打算试着游游泳。黄河水由北向南下来，遇到秦岭阻隔，又折向东。芮城正好是黄河的转弯处，水流湍急，深不可测。洪汛期间，泥浆翻滚，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巨大的旋涡，一桶泥半桶沙一点不假。这时的黄河，是雄浑、壮美、饱经沧桑、势不可挡的黄河，《诗经》中的芮城民歌《魏风·伐檀》中所描述的“河水清且涟漪”的景象再也看不到了。刚走到膝盖深的地方，就被冲得站不住了。稍微多站一会儿，就有一股水把脚下的泥沙冲空，紧接着，又有一股泥沙把脚下填平。人们说的“黄河没底海没边”可能就是这个道理。泥浆比清水的浮力大得多，刚试着往水面上趴，就被冲出二三十米远，还呛了一嘴泥，跳进黄河真是“洗不清”了。

突然，一条大鱼撞在我腿上，赶紧抓，没有捉住。远处又有一条大鱼翻腾着冲过来，我看准鱼头，双手狠命一掐，抠住鳃提起来。是条鲤鱼，足有十来斤重，尾巴乱扑楞，弄得我站不住脚，赶紧上了岸。这些鱼都被泥水呛昏了，光在水面上翻腾，很容易就能“拾”到，王军也“拾”了一条。当地人都不要鱼，他们不喜欢吃鱼，就连猫也不敢喂鱼吃。他们主要是捞煤和柴，不过，那得冒生命危险。他们一个劲儿往深处去，真担心他们会被水冲走。看起来，沿河村民几乎都会水，谁都无所顾忌。有两个人从河对岸游过来，那水性真叫棒，不但速度飞快，几乎半个身子都露在水面上头，我和王军都看呆了。不一会儿，他们就上了岸，是一个老汉和一个青年。他俩光着身子，虽然身上的泥浆有所遮掩，但这样大摇大摆地从人群中穿过还是让我们吃了一惊。可是其他人却一点也不惊奇。

有时，上游的轧花厂、油厂被冲垮，下面还能捞到打着铅丝的整捆棉花和整桶的油。每件都有三百多斤重，谁捞到谁就发了财。因此，一些人整天在河边溜达，希望能捞到有价值的东西。一次，我看见一位农民蹲在土坡上发呆，问他：“你在这干啥？”他说：“我等等看有没有大树啥的冲下来”。逗得我哈哈大笑，敢情是守株待兔哇。我说：“要是一个月都没有东西冲下来，你不是白等了？再说，即便是有东西，也早被上游的人弄走了。”我的话还没说完，只见他蹭地蹿了出去，冲向河边。上游好像有一根木头冲下来，他迎面游过去。不一会，拖上来一根电线杆。我说：“你的运气可真不错。”他说：“没法子，在生产队干一天，挣不到三角钱。我在这才等了两天，就捞到这根电线杆，至少能卖40元，顶在队里干好几个月。”是啊，队里那么穷，谁还有心思安心生产呢？就像那个干法，得等到哪辈子才能富起来呢？

（原文注：作者现为天津市北辰区政协干部）

资料来源：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零九辑

辟文旅“新赛道”

——我市通过升级优化研学旅行产品打造地方文旅品牌

记者 王新欣 李丹凤

　　时值盛夏，骄阳似火，我市各文博场馆、旅游景区等成了不少中小学生暑期实践的目的地，不少学子选择在这个火热的夏天“行万里路”，来到运城，体验悠久传统文化、欣赏壮美河山。研学游热度在我市不断攀升，渐呈井喷之势。

　　暑假到来，带领“神兽”们来一场既能玩耍又能长知识的研学游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如何兼顾“游”与“学”，让学生们“游有所获”，让研学旅行真正成为学校之外的“大课堂”，才真正值得关注。

　　研学游市场热力十足的同时，我市也通过升级、优化研学旅行产品，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打造运城文旅品牌。

“行走”的课堂

　　搅拌、入模、压实、定型、绑带、脱模，在河东池盐博物馆，孩子们走进“知盐学堂”，化身“小工匠”，亲身体验盐雕DIY乐趣。不一会儿，平淡无奇的食盐，就在他们手中幻化成了晶莹剔透、憨态可掬的十二生肖盐雕。孩子们对自己的作品爱不释手，小心翼翼地将其托在手里，个个乐开了花。

　　7月17日，河津市关工委天天读书社组织200余名小学生集中打卡河东池盐博物馆，开展“走进盐运之城，探寻盐池文化”主题研学活动。

　　除了参观博物馆展陈和手工制作盐雕作品，此次研学活动还通过让孩子学习熟读《捞盐诗》，身穿汉服、集体朗诵《南风歌》，感悟河东池盐文化中的人文情怀；组织大家前往盐湖观景台赏河东胜景、寻文化之根，并开展河东池盐文化知识问答，让学生通过参与多种形式的活动来探究问题、积累知识和培养能力。当天，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新颖、体验感强的研学游活动，以游带学，开阔了孩子们的视野，让他们亲身体验感悟河东池盐文化的内涵和精髓，强化了传承河东文化、厚植家国情怀的意识。

　　“通过到河东池盐博物馆研学，我知道了盐不仅可以食用，还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另外，此次研学还锻炼了我的动手实践能力，我刚才做了一个猴子造型的盐雕作品，回去后我要把它放在我的书房里。”河津市铝基地太华小学四年级学生胡艺凡拿着自己亲手制作的盐雕作品高兴地说。

　　“此次研学来到河东池盐博物馆，是要告诉孩子们，我们是河东人，而池盐文化是河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探访博物馆、景点景区和文物古建，在行走中全方位探索、了解河东池盐文化，也会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河津市关工委天天读书社负责人管泽强表示。

　　一路上，跟随讲解员的步伐，孩子们端详着河东池盐博物馆的陈列展品，“推”时光之门，“寻”池盐之美，认真聆听“盬”盐的由来、盐湖的历史演变、河东制盐技艺等内容，了解一池河东盐的前世今生，实地感受“白色宝藏”的魅力。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研学游是“行走”的课堂，当课堂上的知识与现实体验相结合，就会变得鲜活而有温度。

　　近日，位于盐湖区东郭镇的野趣大自然亲子农场，迎来了今年暑期的首批研学学生。当天，盐湖区第八实验幼儿园20余名师生来到野趣大自然亲子农场，跟随农场工作人员的脚步，来到手工坊，挑选出自己喜欢的植物，经过反复敲打，将植物拓印在帆布包上；在农耕体验种植区，充分体验种植的乐趣，进一步了解农业方面的知识。同时，孩子们还参与了“浑水摸鱼”“森林寻宝”等游戏，并近距离接触绵羊、小鹿、兔子等动物，亲近并感受大自然。

　　现如今，丰富多彩的特色研学项目逐渐让盐湖周边的农场“火”了起来。今年上半年，野趣大自然亲子农场共接待上百个研学旅游团，参与人数达16000余人。

　　“目前，野趣大自然亲子农场正在开发更多新产品，不断升级研学游产品体系，打造文旅发展新亮点，解锁适宜多年龄层青少年研学游的正确打开方式。”该农场负责人表示。

研学旅行“多点开花”

　　时值暑期，研学游在我市受到热捧，盐湖区、永济市等地的研学之旅备受瞩目。

　　此次河津市关工委天天读书社组织的研学活动的相关课程和体验项目，正是盐湖区近期强势推出的中条旅游廊道七大研学板块之一。

　　盐湖区生态环境优越、文旅资源富集，发展研学游经济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市场前景十分广阔。尤其是中条旅游廊道全程30余公里，沿线串联起解州关帝祖庙、五龙峪河道公园、常平关帝家庙等12个景区和4个绿地，是盐湖区类型最全、密度最高的旅游资源集中分布地带。

　　近日，盐湖区精心推出中条旅游廊道七大板块研学旅行课程指南，分别是：

　　● 运城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过五关斩六将——关公精神传承之旅”

　　● 河东池盐文化博览园“河东觅盐——池盐文化探寻之旅”

● 蚩尤文化园“战神传说——蚩尤文化研学之旅”

● 乡遇·刘范民宿艺术村“知青岁月——上山下乡奋斗之旅”

● 野趣大自然亲子农场“欢乐童年——自然野趣游玩之旅”

● 掐丝珐琅釉画传承基地“非遗瑰宝——掐丝点蓝作画之旅”

● 福同惠“百年传承——特色美食制作之旅”

　　同时，根据各研学板块主题，盐湖区精心设计相关研学课程，课程内容涵盖劳动教育、非遗文创、美食制作、自然探索等多个类别。

　　譬如，在乡遇·刘范民宿艺术村，学生们可以通过穿知青服、戴大红花、坐拖拉机、在生产队用餐、犁地播种、记工分发粮票、赶鸭子、锯大木、扁担挑水等课程，体验乡村生活百态，并和队友并肩作战，在克服困难中建立自信、在团队竞赛中学会合作、在学习过程中培养能力。

　　近期，我市各县（市、区）均积极筹划研学线路，开辟文旅研学“新赛道”，打造优质研学产品，推进研学基地、线路、课程等要素体系建设，完善研学旅行的标准体系。

　　2024年暑期以来，永济市旅游服务中心借力“水上列车”出圈效应，精心推出诗词游、古建游、非遗游等研学线路，编排设置“更上一层楼”“这里最早叫中国”“历史与现代的对话”“蒲津渡口初相遇”“趣山野自然研学”等系列研学活动，并在文旅永济公众号逐期发布，同时印制“蒲韵永济”研学课堂手册对研学活动进行宣传推广。目前，永济市已接待前来研学的大中小学生2000余人次，效果初显。

　　蒲津渡口是古代黄河的一大渡口，为秦晋之交通要冲。蒲州古城南依中条山、西临黄河，被视为兵家重地，在此建有蒲津桥，内藏国宝级文物黄河大铁牛，这些都是中国古代桥梁史和冶金史的杰作，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蒲津渡口初相遇’是我们的系列研学活动之一，主要的知识点包括唐代的铁索连舟固定式曲浮桥，它是我国桥梁史上的重要创举，展现古代中国人民在桥梁建筑方面的卓越才能。还有四大铁牛与四尊铁人，不仅证明了我国古代冶炼铸造技术的高超，也为研究古代桥梁建筑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此外，课程还通过实践让孩子们体验鲁班桥的搭建。”永济市旅游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芮城县今年暑假精心打造了包括永乐宫壁画临摹、圣天湖黄河营地、西侯度火之光研学、非遗研学在内的热门研学产品和线路，同样吸引了众多学子前来探索学习。

　　在永乐宫，学生可以在这里上一堂古建课，或者到临摹室细细观摩，看众仙朝元、满壁风动；在圣天湖黄河营地，孩子们可以参加小铁人三项挑战赛和飞盘、地壶球、皮划艇运动，培养坚韧、勇敢的精神；在西侯度遗址，还可以于一线天处窥探243万年前的文明之光，并循着“二青会”圣火采集之路，感悟文明的宣言……

　　“学”与“游”具有天然的耦合关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研学游作为我市推动文旅品质提升、全域文旅资源互融互通、提升文旅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正以破竹之势成为我市旅游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让研学持续释放“热效应”

　　与文物对话，感受华夏文明；探访古建筑，触摸历史遗迹；漫步古村镇，体味烟火人间；观摩手工艺，传承工匠精神……

　　“国宝第一市 天下好运城”。运城，地处黄河腹地，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根祖文化源远流长、历史遗存灿若星河、人文资源星罗棋布、民俗文化俯拾皆是。全市现有不可移动文物6205处，其中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2处，数量位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8处，A级景区46处，其中4A级景区21处。可以说，运城研学旅游资源丰富，优势得天独厚，具有发展研学旅游的优越条件。

　　为充分发挥我市历史文化资源优势，今年，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了华夏寻根之旅、古建遗存之旅、国宝文物之旅、黄河诗词之旅、非遗传承之旅5条研学游线路，并成立了研学旅行工作专班，全面推进全市的研学旅行工作，指导旅行社和相关景区、文保单位、非遗文创企业等合理开发研学产品。

　　其中，

华夏寻根之旅

　　涵盖了运城博物馆、池盐文化博览园、河东历史文化展示中心（河东名人馆）等；

古建遗存之旅

　　涵盖了解州关帝祖庙、临猗临晋县衙、芮城永乐宫等；

国宝文物之旅

　　包含运城博物馆、闻喜中华宰相村、永济蒲津渡遗址等；

黄河诗词之旅

　　包含河津龙门、万荣后土祠、永济鹳雀楼等；

非遗传承之旅

　　则包含山西省蒲剧艺术院、艺佳仁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掐丝珐琅）、天麒剪纸文创有限公司（剪纸）等。

　　除了上述5条精彩的研学线路，丰富多样的美食也是研学之旅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运城作为“面食碳水王国”，是所有“吃货”们的“天堂”：这里有独具地域文化的“四菜一汤一饼”（黄河大鲤鱼、中条山牛肉、峨嵋岭土鸡、涑水河火锅；关公羊汤；舜帝烧饼），以及遍布全市、麻辣鲜香的大盘鸡，爽滑筋道的永济扯面，酥脆香甜的稷山麻花，天下无二的运城凉菜等等。每一道美食都蕴含着浓厚的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饱含着运城人民的热情与淳朴。

　　与此同时，根据《关于开展运城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遴选认定工作的通知》工作安排，按照自评申报、县级推荐、市级复核、现场踏勘、综合评定5个程序，市教育局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共遴选了“解州关帝祖庙”“夏县堆云洞”“万荣李家大院”等58家单位为“运城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这些单位涉及优秀传统文化、革命传统教育、国情教育、自然生态等板块。其中，优秀传统文化板块包括运城博物馆、盐湖区舜帝公园等27家单位；革命传统教育板块包括盐湖区烈士陵园、新绛县民族纺织企业发展史展览馆等9家单位；国情教育板块包括夏县山西格瑞特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芮城县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单位；自然生态板块包括夏县山西林润农业科技基地、稷山县板枣生态园、芮城县大禹渡景区等17家单位。

　　一砖一瓦、一街一巷皆有故事，作为“国宝第一市”，运城就有这样的魅力。随着一批批研学团队的到来，随着各县（市、区）积极开辟研学旅行“新赛道”，研学旅行必将在我市掀起新一轮的热潮，创新宣传“国宝第一市 天下好运城”文旅品牌，助力我市打造“山西省旅游热点门户”，而运城，也一定会让孩子们收获满满，不虚此行。

四川省纪委监委消息：四川产业振兴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许述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许述生简历

许述生，男，汉族，1954年11月生，山西芮城人，大学文化。1969年1月参加工作，197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9年1月至1978年9月，四川温江县涌泉乡知青、四川什邡轴承厂工作、解放军某部战士、中国计量科分院工作；

1978年9月至1982年8月，在四川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

1982年8月至1983年12月，在四川省计经委经研所工作；

1983年12月至1984年8月，任四川省计经委政治部秘书；

1984年8月至1989年7月，任四川省计经委政治部宣传处副处长；

1989年7月至1993年8月，任四川省计经委计委计划综合处副处长（其间：1992年3月至1992年12月，下派秀山县任县委常委、副县长）；

1993年8月至1997年3月，任四川省计委第三产业办公室主任；

1997年3月至2000年8月，任四川省引进外资项目办公室主任；

2000年8月至2001年7月，任四川省发展计划委员会正处级干部；

2001年7月至2009年3月，任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副巡视员兼四川省引进外资项目办公室主任；

2009年3月至2011年1月，任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董事、战略及项目咨询委员会主席；

2011年1月至2012年6月，任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董事、战略及项目咨询委员会主席，四川产业振兴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2012年6月至2015年9月，任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董事、战略及项目咨询委员会主席，四川产业振兴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四川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2015年9月至2016年9月，任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董事、战略及项目咨询委员会主席；

2016年12月，退休。

（四川省纪委监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