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人茶事

川人喜欢喝茶，喝茶得进茶铺，茶铺遍布于四川的每一个犄角旮旯。

对话 成都 1999年

献技 成都 1994年

掏耳朵 成都 1990年

戏迷 白家 1987年

茶客 黄龙溪 1990年

盖碗儿 成都 1988年

小贩 罗城 2001年

多年前回灌县（今四川省的都江堰市）老家，跟随素有坐茶铺瘾癖的幺外公喝过一次早茶。雄鸡刚一打鸣，幺外公便唤醒了酣睡中的我，来到距家仅百米开外的一座临街茶铺。天色尚黑，街灯昏黄，行人稀疏，但茶铺里却已是沸沸扬扬——喊堂的，问早的，茶船茶盖稀里哗啦的，浑然一片，仿佛全城人一天的生活从这里热热闹闹开始了。茶客之间一阵例行的寒暄之后，幺外公拣了“亘古不变”属于自己的椅子坐下来（老茶客都有了固定的座位），泡上盖碗茶，在东方既白的清晨，他那一动不动的身影就像是一尊朦胧的雕像。幺外公向来少言寡语，常常会这样静静地、心如止水般，在茶铺里坐上一整天，有时甚至连饭都忘记回家吃。此刻，从他沉迷的眼神中，我分明感觉到平日间少有显现、只有坐茶铺才流露无遗的对现实人生极大的满足。这次喝早茶的经历让我对茶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长时间地估摸着：是什么原因让幺外公如此迷恋茶铺？从那以后，茶馆里的那种特有的氛围也随着茶香在我心中氤氲，我也有了幺外公般的迷恋，茶馆和茶客们的百态也成了我镜头中的一个主题。

在四川，茶铺是人们生活割舍不开的重要部分，茶铺可以作为“客厅或休息室”，当然也可以派生出许许多多其它用场。比如民国时期，成都有些茶铺就成为了行帮社团或袍哥组织的聚会之所，这类茶铺又被称作“行业茶铺”。如“安乐寺茶馆是粮油业的；下东大街的闲居茶馆是纱布业的；上东大街的‘留芳’、城守东大街的‘掬春楼’、春熙南段的‘清和茶楼’是丝绸缎业的；安乐寺对面新商场茶社、春熙东段江楼茶社、大科甲巷‘观澜阁’是印刷业的；提督街‘魏家祠茶社’是皮鞋业的；商业场的‘品香’是枪支鸦片的交易市场；督院街口的茶馆是全城武师会聚之处；还有的茶馆是同乡会、同学会的会址，像中山公园（今文化宫）的茶馆内就挂着富顺县旅省同乡会、屏山县旅省同乡会等几十个会牌。”（《民国时期的老成都》王泽华、王鹤著）这一传统延续至今，当你看见茶铺门前悬挂的“XX川剧玩友协会”、“XX街道老年协会”或“XX信鸽协会”等牌子时便不会感觉奇怪了。再如成都新开街“兰园茶社”，虽不完全是从事兰草买卖的场所，因地处花鸟集市，茶社中汇聚着不少生意人，他们干脆将其作为了与买主周旋的“战场”。卖花鸟的和买花鸟的，各自泡上一碗茶，理理性性地讨价还价，做到休闲与买卖两不误。正是茶铺这种特有的人性化氛围，使生意少了一些商战中的硝烟与残酷，多了一点儿世故人情味。我还记得当时有一帮“鸟串串”（专以倒买倒卖鸟儿为业的人），为首的三十岁出头，经常穿一件己经很陈旧的黑色皮夹克，带领五六名二十岁左右的小跟班以“兰园”为据点做画眉、鹦鹉等生意。平日无事时，大家围坐在茶桌前打扑克赌一些小钱混时间，见有买主来，“皮夹克”一递眼色，跟班们便蜂拥而上，有的手上提鸟笼充作卖鸟人，有的假扮顾客在买主跟前争着与卖鸟人讲价，还有的装作互不相识的围观者在一旁哄抬行市、推波助澜，好似唱一出大戏，其目的当然是为了激将买主的兴趣而促成生意，千方百计将买主口袋里的钱鼓捣出来。

茶铺性质各有不同，但茶中所飘溢出的饮茶之道却是一致的。中国的茶道贯穿着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但不同地区和民族都按照自已的生活习俗赋与它不同的地域特色，形成众多流派和千差万别的表现形式，真可谓南北不同，东西各异。四川茶铺的饮茶程式，既遵循了中国传统茶文化的“茶道”精神，又执著地表现出四川特定的民风民俗和四川人固有的习性所好。因此，要了解四川茶铺的“茶道”，既要将它放在中国传统茶文化这个大背景上来考察，还要将它放在四川地域文化这一特定背景上来分析。四川茶铺中舒适的竹椅方桌，极富人性化理念的“三件头”盖碗儿茶具，情有独钟、幽香四溢的茉莉花茶，沙缸滤水和老虎灶、铜壶烧水的方式……，以及堂倌师傅们精湛的掺茶技艺等，这些属于四川茶铺特有的“茶道”的表现，无不烙上了深深的地域文化的印迹。

时光荏苒，变化万千，有的茶铺仍在默默守候，有的已更换了容颜。把镜头对准川人茶事，只是不想忘却心中对那份安逸恬适的依恋。

者：（四川）李永才

说起茶馆，没有一个城市像成都那样，将茶馆坐成了市井生活的仪式。巴蜀是茶的故乡，茶文化底蕴丰富、源远流长。据唐代陆羽《茶经》记载，唐代名茶约50多种，其中有18种出自四川，受到陆羽称赞的蒙顶茶，自唐代至明清皆为贡品。成都饮茶之习最远可追溯到西周。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知有茗饮之事。” 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茶作饮料，唐时自江南传到北方，逐渐流行。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成都，茶文化已经演变成独具巴蜀特色的“茶馆文化”。“头上晴天少，眼前茶馆多”。便是成都茶文化的真实写照。

成都有很长的茶馆历史。据流沙河《老成都·芙蓉秋梦》一书考证，早在1000多年前，成都就有了世界上第一家茶馆，世俗饮茶文化遂此流布为大众生活。元代费著的《岁华纪丽谱》便称成都有“茶房食肆”。人们在那里喝茶时，有歌伎演唱“茶词”。在《成都通览》的记录中，清末民初，整个成都城内的街巷仅有516条，茶馆却达454家。1935年，成都有茶馆599家，每天茶客约12万人，当时市民不足60万，约1/5的成都人每天进茶馆。1938年《新民讲座》的主编肖军曾惊叹成都茶馆之多：“江南十步杨柳，成都十步茶馆”。“民国的成都茶馆极盛时有六七百家。知名者如皇城坝贡院有吟啸楼，登楼品茗，倒真是不妨一抒胸臆；鼓楼南街有归去来，店堂雅洁，相传老板曾经宦海；总府街有茶楼濯江；此外还有消闲处、会友轩、停月居、掬春楼等。”这些茶铺早已随时光远去。

抗日战争开始后，东南各省内迁人士及资本剧增，成都茶馆更加兴旺，大型茶馆陆续开业，如“益智”“梁园”“华华茶厅”等。其中，华华茶厅规模最大，“茶厅三厅四院，场地宽敞，可同时容纳1000余名茶客”。老板廖文长善于经营，每年春茶上市，便将一年的茶购买齐备，自烘自窖，茶味香醇，加之服务周到，因此门庭若市，生意十分兴隆，不但本市老主顾多，外地来成都的人，许多也爱在“华华”约会亲友。“河水香茶”是民国年间流传下来的幌子，街沿、桥头、庙前、广场、树荫，茶馆当街的地方大开门面，就是方便顾客进出和观看街景，也招引街头行人一窥茶馆风光。城区的茶馆使用河水泡茶，最有名的要数九眼桥头太平下街的几家茶馆，都是依水而建的吊脚楼，取水最为方便，将水桶吊在手转轱辘上或拴在竹竿上，探腰即可打水。那里总是人声鼎沸，茶客趋之若鹜。

那时成都城内的茶馆多命名为“漱泉”“闲居”“野店”之类。茶馆有大有小，大到上千座位，小到有三、五张桌。茶馆多以竹为棚，摆满竹桌、竹椅。民国二年春，成都聚丰餐馆老板李九如在少城公园内开设了“永聚茶社”，使用“矮桌和竹椅”，柔软舒适。茶馆在待客态度、铺面格调、操作技艺等方面都十分得体，尤以“盖碗茶”最为讲究。此茶具茶碗、茶船、茶盖三位一体，各自具有独特的功能。茶船即托碗的茶碟，以茶船托杯，既不会烫坏桌面，又便于端茶；茶盖有利于尽快泡出茶香，又可以刮去浮沫，便于看茶、闻茶、喝茶；茶盖倒置，又是一凉茶、饮茶的便利容器。精巧的盖碗茶具，即实用，又美观，构成了一组艺术品。选用的茶叶多以茉莉花茶、龙井、碧螺春为主。茶馆内有专司泡茶和添开水的“堂倌”，不少“堂倌”技艺高超。品茶人落座后，茶倌一手提水壶，一手夹着一摞茶具，来到桌前一挥手，水柱临空而降，泻入茶碗，茶船满桌开花，翻腾有声；须臾之间，嘎然而止，茶水恰与碗口平齐，碗外无一滴水珠。冲茶技艺干净利落，令人叫绝。

茶馆之于成都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从作家张恨水流寓成都时所写的《蓉行杂感·茶馆》中便可以知其然：“而在成都不是这样，是一家很大的茶馆，代替了一切。我们可知蓉城人士之上茶馆，其需要有胜于油盐小菜与米和煤者。”成都人的茶馆是一方“码头”，终日聚集着一些社会贤达、文人雅士、江湖中人和游手好闲的市民，在这里谈判、交易、聚会、谈天、迎来送往。三教九流通过这些茶馆结成更大范围的民间社会并造就“江湖”。（吴兴明语）李劼人在小说《暴风雨前》中展示了民国时期成都茶铺的功能：各业交易的市场、集会评理的场所、中等以下人家的客厅或休息室。有的茶馆是商业帮会的会馆，各类物资，诸如棉纱、布匹、药材、粮油都能在这里做成买卖。如安乐寺茶馆是从事粮油业的；下东大街的闲居茶馆是经营纱布业的；东大街的留芳和掬春楼以及春熙路的清和茶楼是丝绸缎业的；安乐寺对面新商场茶社、春熙东段江楼茶社、大科甲巷观澜阁是搞印刷业的；提督街魏家祠茶社是皮鞋业的交易市场。根据刘振尧关于安澜茶馆的回忆，过去袍哥在安乐寺茶社走私黄金、白银、美元、香烟等，在正娱花园及白玫瑰、紫罗兰等茶馆进行金条交易，枪支、弹药、鸦片走私则在品香、槐荫、宜园、魏家祠、葛园等茶馆进行。

有的茶馆是袍哥等社会组织聚会之地，“袍哥”人家在茶铺里设码头、摆茶阵。有了纠纷矛盾，邀约上一干人“吃讲茶”，断是非。“一张桌子四只脚，说得脱来走得脱。”还有的茶馆是同乡会、同学会的会址，像中山公园的茶馆内就挂着富顺县旅省同乡会、屏山县旅省同乡会等几十个会牌。商业场的昌福馆是文人墨客聚集之所。著名作家何满子上世纪40年代在成都编报纸副刊，他每两三天必去那里一坐，既可遇到文化界不少熟人，索稿交稿也都在茶座解决。

茶馆还是社会文化娱乐场所。在成都，茶铺几乎是所有民间演出的发祥地，戏园也从茶铺衍生而来。百年前，在华兴街吃茶看戏就已经风靡一时，郭沫若曾在他的自传《少年时代》中写道：“成都最首出的新式戏园，名‘悦来茶园’。”1908年，成都商业总会协理樊孔周募集股银八万两，买下成都川剧艺人公会所在地老郎庙旧址，修建悦来茶园，“悦来”二字取《论语》“近者悦远者来”之意。随后，这里便成为以川剧为主的演出场所。 20世纪30年代，成都悦来茶园将一部名为《黑奴义侠光复记》的川剧“时装戏”搬上了舞台。这部戏改编自美国反奴隶制名著《汤姆叔叔的小屋》，大洋彼岸黑奴反抗压迫、争取自由的故事，就这样在成都的街头巷尾流传开来。不仅仅是华兴街，而梓潼桥街的大观茶园、总府街的群仙茶园以及春熙路上的三益公等数十家茶园都为当时的成都人提供了看戏的舞台。有些茶馆还设有川剧“玩友”坐唱，俗称“打围鼓”。舞台上，川剧、清音、竹琴、金钱板你方唱罢我登场；舞台下，人间悲喜、国仇家恨在茶汤里翻滚激扬。说起老成都的民俗文化，最具成都模样的，非茶馆莫属了。而今的茶馆有了更多的娱乐活动，诸如打牌下棋、打麻将、闭目掏耳、看相占卦、埋头读书、赏花遛鸟等等。在熙来攘往的茶馆之中，一边品饮盖碗茶，一边海阔天空，或谈天说地，或插科打诨，市井的千姿百态在茶香里氤氲。

茶馆之于成都是城市符号，也是城市性格特点之一。在成都，闹市有茶楼，江边有茶摊，公园有茶座，大学有茶园，处处有茶馆。尤其是老街老巷，走不到三五步，便会闪出一间茶馆来，几乎都是茶客满棚。成都就是一杯“安逸”的盖碗茶。而成都最古老的茶馆就藏在热闹、时尚的太古里背后，那就是大慈寺茶社，名为禅茶堂，据说大慈寺“禅茶堂”，早在一千二百年前的唐代就已经有了。禅茶堂的创始人是来自新罗国(现韩国)的王子。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新罗国圣德王的第三个儿子来到长安，受到了唐玄宗的亲切接见。这位王子在中国四处游历，到四川资州德纯寺，在这里，他获得法号无相，并向处寂禅师学了14年禅法。安史之乱时，唐玄宗逃到四川，将无相禅师请去规划修建大慈寺，一共建了96院，内中一院便是专门饮茶的禅茶堂。无相禅师嗜茶如命，还写了首《茶偈》：“幽谷生灵草，堪为入道媒。樵人采其叶，美味入流杯。静虑成虚识，明心照会台。不劳人气力，直耸法门开。”无相禅师持行的禅茶之道广为流行，至今在韩国、日本还盛行。

“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 ”。如果你慕名来到大慈寺，信步走进其间的禅茶堂，只见窗明几净，桌椅俨然。茶堂正中，观音在上；其下一桌，铺陈黄缎。桌前有两张木制靠背椅，一茶几，皆古色古香。堂前则是两排木椅分列，格局肃然。“茶眼观世界，禅心悟人生。”在这里，一盏清茶，一把竹椅，听寥寥禅音，话家常二三，茶兴盎然，茶话无尽。对某些“老成都”来说，他们的一天是从喝早茶开始的。大清早，老茶客就去坐茶馆了，中间甚至有迈得动步的百岁老人，手执长烟杆，吸着早晨的清气，咳咳空空的，和别的茶客神聊，龙门阵大家摆，茶钱各付各。在这里，一杯“三花”的价格在30~80元不等。20多年前，茶叶品种还不丰富，很多都是喝的成都茶厂生产的花茶，里面有茉莉花的阵阵馨香，茶叶用牛皮纸包装，上面简单地写着名称和等级，老成都人喜欢啖三花，就是喝三级花茶，那时才几角钱一杯。

成都是个大茶馆，茶馆是个小成都。成都一直以来便流传着“一市居民半茶客”的说法。“坐茶铺” 是成都人若干年来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在过去，熟人街头相遇，最长听到的招呼便是“去口子上茶铺吃茶”。一些老茶馆几乎成了成都人对这座城市的“记忆地标”。比如鹤鸣茶社，成都最老茶馆之一，已近百岁，成都首批历史建筑挂牌保护对象。从宽窄巷子那里的十字路口，打个转，漫步到人民公园，进门左侧，朝向人声喧哗的场所循路而去，便是著名的鹤鸣茶社了。

鹤鸣茶社始建于1923年，已经延绵了90多年的光景，可容纳3000多人喝茶。茶社两边黑漆柱子上的对联：“四大皆空，坐片刻不分你我；两头是路，吃一盏各自西东。”文字中流露出的闲心与豁达就是成都人品格的真实写照。过去，巴蜀文苑的玉堂人物，像李劼人、沙汀、马识途等等，那是年头月尾都常在此消磨时光；后来抗战军兴，大学避难西南，流落此处的陈寅恪、老舍、刘大杰诸人，更是架不住茶社的目挑心招，沉浸于此桌椅碗茶中，或藉卉饮宴，或种学织文，或月旦春秋，好不热闹。在这样的茶馆，你可以看到，在车水马龙的闹市一角，在沉沉暮霭与花枝疏影中，人世间的烦恼会钝化它的威力，更是成都人闲散人生的风情录。

成都老茶馆的经典范式绝不亚于巴黎酒吧和维也纳的咖啡馆。传统茶馆的小方桌，竹靠椅，盖碗茶，简简单单，一经定型，百年不变。抬脚踏进去，便见闻或粗声粗语，或默然发愣，或米盐博辩的争吵，或泥车瓦狗儿童戏。就像双流彭镇的观音阁，有着100多年历史的茶铺，至今还保留着张恨水笔下的成都老茶铺的样子。不怎么高的屋檐，不怎么白的夹壁，不怎么粗的柱子，若是晚间，更加上不怎么亮的灯火，矮矮的黑木桌子，大大的黄旧竹椅……茶客有老有少，无论贫穷贵贱，都能在茶铺里找到自己的一方天地。在老板李强眼里，一碗茶面前，人人平等。老茶客喝茶1元，价格多年不变。虽然少，却让主人与茶客都心安。

成都人最是“悠闲”在茶馆。每当天气晴好，大大小小的露天茶馆一定座无虚席。男女老少，携家带眷，找个茶馆，翘着二郎腿，把一张竹椅子坐成最舒服的姿势。在一闪而逝的人群里，打望一张张陌生而美好的脸庞，一切的纷扰与担负都消逝于远山近水。你看高新区铁像寺水街，高楼大厦包围之下的陈锦茶铺，依然保留着老茶铺的模样。在一个宽阔的露天坝，竹椅嘎吱，语声嗡嗡，闲饮闲聊，似乎扯乱弹和摆龙门阵都非得在茶铺不可。“余生很长，何事慌张”恰如其分地传递了一个休闲之都的“茶铺精神”。

成都老茶馆沉淀了岁月沧桑，聚集了人间温度。1949年10月的某一天，来自瑞典的马悦然坐在成都春熙路上的一家茶铺里，对着一架老式录音机自说自话，他在这里讲述自己的见闻：“这是一间很大的屋子，大约有50米长，20米宽，我估计客人大约有400多……中国茶馆是个非常好的设施：在那里你可以聊天，谈论政治，或者做生意。你可以理发，刮胡子，甚至还可以坐在位子上让人给你掏耳朵……卖东西的小孩在茶馆里穿梭，他们卖花生、炒坚果、瓜子……大多数茶客穿着长衫，从旁边扣扣子……但也有若干人穿西服……”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笛在著作《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中，引用了这段记录。在他的研究中，20世纪前半叶的成都，几乎没有其他机构能像茶馆一样与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在中国也没有任何一座城市像成都那样拥有数量庞大的茶馆。在王笛看来，茶馆是社会的细胞，能折射出社会的复杂和变化多端；亦是一扇窗口，透过它可以观察大千世界的丰富多彩。从清末算起，成都的茶铺已兴盛了100多年。它如青草生于河岸，自然地长在这座城市的骨血中。天府之国千百年沉淀下的细致、淡定与从容，借着它，浸润着一代又一代人。

今天成都的街头，每天仍有许许多多的市民在茶馆打发日子。可以说，正是那些斜倚的破竹椅，不成样子的木板桌，沸反盈天的人群，构成了成都人灿若繁星的俗世生活。这种巴适的，质感的，又是稀松平常的生活，既是人文的、休闲的，又是感伤的、潦倒的。一代又一代茶客沉淀而来的情愫，在茶香里弥漫。飞速发展的城市里，为数不多的老茶铺依稀还有旧时模样。就像李劼人旧居菱窠旁，锦江畔的望江楼下，浣花溪边的花丛间，文殊院的树荫里……老茶铺那顽强的生命力仍在绽放。

成都老茶馆可谓故园旧梦的血脉，生命情感的回响。透过茶馆那些老旧桌椅的影子，可以解读成都的前世今生。吴兴明教授曾在《茶馆、码头与江湖》一文中谈到，茶客来来去去，因人和物的见证，而有了历史和时间。每一个角色都在茶馆的场域中出场和消失，因为见证者的目睹、讲述和记忆而被编排进历史。进入新世纪，成都茶馆迎来一个讲究档次的时代。新一代茶馆多半西式风格、装修豪华，更“茶楼”了。那种超然于世、唯我独尊的架势，了无老茶馆自由自在的精神，也完全没有了老茶客那种气定神闲的审美趣味。老茶馆是一种纯粹的生活空间。在一碗茶里，你可以品市井百味，享人间欢愉。

022年12月14日——12月15日，四川大学华西春熙医院·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受四川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委托，率队赴宜宾市屏山县开展乡村振兴暨定点帮扶工作。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张立，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彭香，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副院长刘斌参加调研。

屏山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屏山镇党委副书记宋立新，书楼镇西村第一书记黎坤随同调研。

调研组一行深入定点帮扶的书楼镇西村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张立代表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向书楼镇中心卫生院捐赠了医疗设备、药品，看望慰问了局下派干部，勉励他们要牢记责任使命，为推进乡村振兴作出积极贡献。

调研组一行还实地察看了屏山县残疾人托养中心，与屏山县人民医院相关专科进行了沟通交流，参观调研了屏山县综合博物馆，了解当地的乡村振兴工作，听取当地村镇干部和局帮扶干部有关乡村振兴暨定点帮扶工作情况介绍。

张立指出，屏山县要探索实践符合屏山特色的产业壮大道路，要牢固树立品牌观念，着重加强特色农产品品牌打造，进一步提升品牌效应，拓宽特色农产品销售市场；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务实工作措施，深入一线倾听民声，下沉基层了解民意，及时解决群众实际困难。

最后，医疗队一行分别在书楼镇西村和屏山镇柑坳村开展了义诊活动和健康知识宣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