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号子，是川渝地区川江流域船工们为统一动作和节奏，由号工领唱，众船工帮腔、合唱的一种一领众和式的传统民间歌唱形式。四川东部和重庆是川江号子的主要发源地和传承地。2006年5月20日，川江号子经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大宁河上
亲耳听到的船工号子
古往今来，千里川江，航道弯曲狭窄，明礁暗石林立，急流险滩无数，船只主要靠人力推挠或拉纤航行，少则数十人多则上百人的江上集体劳动，只有用号子来统一指挥。于是，峡江产生了许多歌咏船工生活的水上歌谣——川江号子。崇山峻岭里大宁河谷，正是川江号子最丰富的地方之一。
我从小生活在巫峡以北大宁河畔的巫溪县城，记得七岁那年的腊月，我和弟弟跟母亲逆河乘船去宁厂镇看望外公。大宁河沿岸峭壁林立，乱石穿空。木船行至最湍急的剪刀峰下，剪刀峰是一座形似剪刀的山峰，虽然表皮锈迹斑驳，但落满了时间的垢甲，刀刃无比锋利。寒风骤起，疯狂拍打着船篷，船下惊涛咆哮，像是无数魔怪呲咧着白牙要吞噬木船。那次行船特别艰难，剧烈颠簸中，经常走水路的母亲也吓得不轻。船篷里，母亲抱紧我和弟弟浑身哆嗦，我似乎透过棉袄听到她心跳的“咚咚”声。船下左前方，三名纤夫前倾身子埋头拉船，他们的脖子上青筋直暴，脚上的草鞋“嗒嗒”踏踩在水中，不停滴水，纤绳将他们古铜色的肩背勒出一道很深的血痕。每个人都咬紧牙关走得吃力，船底不时传来硌在鹅卵石上的摩挲声，眼看木船“卡”在险滩激流再也上不去……
旧时川渝一带的船工很艰辛
这时，我听到一阵声嘶力竭的号子声从前头拉纤人的胸腔吼出来，众人随即应和。那号子声悠悠荡荡，顺着寒风在清幽峡谷间回荡。于是，木船像个平时被惯坏了给个糖果果吃就不再胡闹的孩子，又磕磕碰碰、摇摇摆摆往前走。
我依稀记得，那首号子响起时，一人高声领唱，众人高声唱合。领唱者声音很大，唱合者节奏感强。后来经母亲帮助回忆，又经当评书艺人的外公讲解，我才勉强弄清楚那些号子是这么唱的：
“三尺白布四两麻，手趴石头脚蹬沙。一步一拐一把汗，恨不得早点就回家……”
（领）上坡打赤脚呀，（合）拉纤无奈何。
（领）这是为么子呀，（合）为了好生活呀。
待风平浪静，看到岸上站着个花衣裳姑娘，桡夫子也不忘来几句的——
（领）小河涨水大河清，（合）打渔船儿向上拼；
（领）打不到鱼儿不收网，（合）缠不上妹儿不收心。
那些年，我经常听外公讲，三峡地区的船工号子，多是根据江河水势和明滩暗礁，编创出不同的节奏和音调，比如船行下水或平水时，船工们唱“桡号子”、“二流摇橹号子”、“龙船号子”等，这类号子音调悠扬，适合扳桡的慢动作；闯滩时，他们唱“懒大桡号子”、“起复桡号子”、“鸡啄米号子”，这类号子音调雄壮激烈，以适应闯滩需要；上水拉纤时，唱的是“幺二三号子”、“抓抓号子”，这类号子旋律性强，为的是缓解紧张情绪，统一脚步。
纤夫等待拉纤的航船（1911年）
节奏有差异
号子协调船工的劳作
更多的号子，绵绵不断地响彻在川江上，比大宁河的号子更为激越。
川江，一般是指从四川宜宾市至湖北省宜昌市之间的长江上游河段，因大部分流经四川盆地，故名“川江”。
川江号子主要流传于金沙江、长江及其支流岷江、沱江、嘉陵江、乌江和大宁河等流域。这一带航道曲折，山势险峻，水急滩多，全程水位落差较大，特别是经险要的三峡出渝，船工们举步维艰。川江号子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下应运而生的。
四川民俗学家刘孝昌介绍，曾几何时，川江船工生活艰苦，他们“脚蹬石头手扒沙，风里雨里走天涯”，坚硬的石头上留下了纤绳磨砺的一道道深深纤痕。粗犷的川江号子作为民歌的一种形式，是中国水系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曲牌丰富，旋律高亢，川江号子也被称为峡江的生命、纤夫的灵魂，有着“长江文化活化石”之称。
千百年来，川江号子在纤夫与险滩急流的搏斗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形式上，川江号子往往是沿江而下，见景生情，随意填词，所唱均与民间传说和两岸风物有关，可以说是川渝风情的见证。
代代传唱的川江纤夫号子，就像一扇历史的窗户，透过它，可以看见古往今来长江之畔人们的生活。
川江号子的唱词非常丰富，往往以沿江的地名、物产、历史、人文景观为题进行编创，具有丰富的知识性。如“川江两岸有名堂”，号子头编唱号子时，把沿江的滩口尽收于唱词中，过去的老艄翁、号子头长年行船于长江中，不管水涨水落，沿江的明礁、暗堡，水经流速，牢记于心，积累了丰富的行船知识，保证了行船安全。过去民生轮船公司、强华轮船公司、招商局，把一些年富力强、熟悉川江水性的艄翁、号子头请到公司培训轮船知识后，便送到船上担任水手、引水，然后提升到领江、船长要职。
川江上，顺水行舟可“千里江陵一日还”，但船老大不可能满载货物离开后空船回去。对载满货物逆流而上的货船来说，最主要的动力来源，就是船上的船工了。他们用慈竹、斑竹等搓成的长长纤绳，从船上甩下来，把绳子往腰上背上一缠一带，船工就成了纤夫。一般情况下，逆流而上的货船需要三五十名纤夫，小船只需三五人，而上百吨的大船，上百名纤夫也不嫌多。
“那时的船全靠人力拉，驾长如同汽车的方向盘，负责船只行走的方向；号子就像汽车的油门，控制船只的行驶速度。”出生于长江畔的巫溪县档案馆副馆长吴建说，纤夫中有一个拉头纤的，与其他纤夫只顾弯腰埋头使劲不同，头纤是侧着身子的，他要看水路。由于川江地处山间，河底暗礁密、河流落差大，上游来水湍急，如遇两山对峙，陡然变窄的河道会使来水变成“槽槽水”，有时会遇上“勾勾水”，一股一股的水卷起一个个钩子一样的浪花，有漩、回水，大的直径几十丈。如果稍有不慎，行进的船和船员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头纤侧身拉纤，一边拉纤，一边看水路，还要和一旁的“号子”互相交流，并用号子指挥和协调其余的纤夫，让大家劲往一处使。“‘号子’是船主另外请的。”刘孝昌说。
1946年重庆万州江边休息的滩头纤夫
各有行事规矩
码头不一样韵律也不同
吴建说，旧时川江上船来船往，号子不停。川江号子内容丰富多彩，代表曲目有《八郎回营》、《桂姐修书》、《魁星楼》、《拉纤号子》、《大斑鸠》、《小斑鸠》《逆水数板号子》等。河边岸上的农户在劳作时，也能听到从河里传过来的号子声，若是听得熟的，山坡上的人都会跟着吼两嗓。
当时的纤夫、船只只走河流的一段，从一个码头到另一个码头，长的纤夫一次要走十天半个月，短的路程，纤夫三五天能回一趟家，把以命相搏赚得的钱带给家中老小。河上有码头，有帮派，河上的船也是一样，船有船帮，各帮有各帮的行事规矩。重庆以上的长江，帮派统称“上河帮”，重庆以下为“下河帮”，合江一带、嘉陵江上的统称“小河帮”，每个帮派内部，又根据地域有不同小帮派。每个帮派的号子也有区别，常听的人一听就能听出来。
跟着号子的吼声，纤夫们一起和唱，并跟着所唱号子的节奏用劲。过急流险滩时，“号子”和头纤看水路，会喊“过险滩了喂！号子嘛吼起来哦，哟喂！”纤夫口中的号子节奏就会跟着急促起来：“嘿哟！嘿哟！”或者“嗨佐！嗨佐！”如果“号子”看到有哪根纤绳有些弯，纤夫估计没使上全力，也会在号子里“点名批评”，说哪根纤绳弯了，要纤夫使劲。被点到的纤夫不好意思，一把劲就加上来了。
四川民俗学家刘孝昌说，当年那些跑长短途的船帮，在有滩的地方，还有专门的滩帮，就是过险滩的时候，帮忙搭把手，被雇佣过来看水路。刘孝昌展示了一张拍摄于上世纪初的老照片，几艘船停靠在岸边，浅滩上，纤夫们正拉着纤，把最前面的那艘船往上游拉。“由于当时河上往来船只很多，遇到浅滩，几只船的纤夫互相协作帮忙，把一艘船拉过去之后再来拉另一艘。遇到水流变化多端的浅滩，船主们会把当地浅滩帮的人叫来一起帮忙。辛劳中，不同船只的纤夫还会互相‘拉歌’喊号子。”
“号子”们在船工中的地位有些特殊，刘孝昌认为，这与当时行船非常看重水路有关。川江上的船只后头比前头高些，前后都有一个舵手，前舵看水，后舵掌舵，加上桡桨的船工，互相之间的配合也要喊号子。上行的行程中，舵手、头桡、二桡的船工，多是不下船的，下船的纤夫，因为所行纤道坎坷崎岖，或在山腰仅容人弯腰通行的小道、或在乱石滩衣服不被石头弄破，加之纤道多在人迹罕至的区域，纤夫们的常见打扮就是赤身，在腰间搭一块白帕子，无论春夏秋冬。
嵌凿在悬崖峭壁上的三峡纤道（1911年）
险滩消失了
号子文化“余音绕梁”
上世纪50年代开始整治长江，炸毁了大批险滩、暗礁，机动船代替了木船，船工的劳动强度大大减轻，号子在川江上变得稀少了。那些激发出川江号子的急流险滩，那些川江号子吟唱的苦难与忧愁，都已经永沉江底。
不过，作为一种珍贵的民间音乐文化，川江号子的影响力始终在川渝一带“余音绕梁”。
早在1952年底，5位音乐家前辈郑律成、羊路由、许文、田寄明、朱中庆，从成都顺岷江而下，去聆听川江号子。当时，还是川江木船货运的黄金时期。在乐山，这五位音乐家随着木船，聆听并记录了号工李大成以及两位帮腔船工的岷江号子。朱中庆回成都后搜集整理的音乐，包括《小河号子》、《岷江号子》、《大河号子》及《螃蟹歌》、《闪悠闪》这样的四川民歌。朱中庆比较喜欢的石工号子唱词是：“那石头见我微微笑，斜起眼睛把我瞧。吔，哟，叫石头你莫恼，请你下山修大桥。”
四川省音乐舞蹈研究所学者伍明实指出，川江号子源远流长，清代四川籍诗人张向安在其《桡歌行》中写道：“……大船之桡三十六，小船之桡二十四……上峡歌起丰都旁，下峡声激穷荆湘。推舵声悠碛声力，千声如咽三声长，上滩牵船纷聚蚁，万声噪杀鸟噪水”。不仅极为形象生动地记录了当时（清代）川江流域水路运输的繁荣景象，还清楚地记述了大、小木船船工的人数，并用“上峡歌起”、“下峡声激”、“推舵声悠”描述了船工们平水行船、闯滩、上水拉纤等劳作时歌唱的丰富多彩的川江号子。
清代三峡纤夫拉纤场景
伍明实说，每条江有自己的水文特征，比如金沙江、永宁河滩多水险、水位落差大，府河水流平缓，黄龙溪河面宽阔，水势平稳。故而每条江上的号子特征也不尽相同，黄龙溪上的号子，就来得更舒缓、平和。金沙江、永宁河、岷江上的号子会因为水势的不同而喊出不同节奏。
有“巴蜀民间艺术大师”之称的綦江人陈邦贵，13岁开始当船工，师从久负盛名的彭绍清学习川江号子，唱了四十多年的川江号子，被同行誉为“川江号子正宗味”。他曾经说，唱号子也是一门艺术，讲究嗓门亮、调子好、优美动听。
2012年2月，95岁的陈邦贵去世。幸好，川江号子后继有人，其弟子曹光裕搜集了从四川宜宾到长江三峡的800多首川江号子，还经常在舞台上和社区为大家献唱。
民歌号子，是一代代桡夫子用血汗燃烧出的生命之火，它映照出大江东去、人在路上的倔强生命，也在雄奇山河的跋涉中碰擦出幽默俏皮的火花。峡江号子，更如阳光下的多棱镜，折射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和民俗卷轶。
封面新闻记者 李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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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潘世东（十堰市政协副主席），李锋（十堰市茅箭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牧誓八国”源于著名的“牧野之战”。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联军与商王朝军队在牧野决战，决战前参加周武王“牧誓”的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个方国，这就是“牧誓八国”的来历。
千百年来，关于八个方国的地理位置有数十种说法。单从某一个方国或就单一课题来说，似乎很像，但课题一交流，相互一印证，八国一结合，全局再审视，则相互冲突、矛盾，难圆其说。
笔者利用大数据比对，对300多本书籍、2000多条文献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初步认定：牧誓八国位于今十堰及周边地区，古髳国的中心区域在十堰茅箭。
山东离殷都朝歌太近，云贵川距殷周太远
西周王朝的始族周族，本在今陕甘黄土高原、渭水流域一带，发祥于关陇地区，商朝后期成为殷都朝歌（今河南淇县）西部的大邦。
商王武乙在位时期（前1147～前1113年），周族首领季历南征北战，战功赫赫。商王文丁（前1113～前1102年在位）执政后任命季历为“方伯”，成为西土诸侯长。为了遏制周族势力，文丁先是软禁季历至绝食而死，然后再封季历儿子姬昌为“西伯”，位列“三公”（西伯昌、九侯、鄂侯）之一。
公元前1056年姬昌死后，他的儿子姬发（后称周武王）继位，连续几次出兵，切断了商王朝同西部属国的联系，至此“三分天下有其二”。而这一时期，商纣王（前1075～前1046年在位）穷兵黩武，社会矛盾尖锐，战乱一触即发。姬发反复试探后，认为时机成熟，决定起兵伐商。
公元前1046年1月26日，姬发亲率战车三百乘，虎贲（精锐武士）三千人，以及步兵数万人，从丰镐出发，一路向东。2月21日，周军抵达孟津（今河南洛阳孟津），与庸、蜀、羌、髳、微、卢、彭、濮“西土八国”会合。2月26日联军布阵，史称“六师”。六师冒雨东进，27日清晨在牧地集合，周武王庄严誓师时说：“逖（远）矣，西土之人！嗟！我有国冢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徽、卢、彭、濮人，……不御克奔，以役西土，勉哉夫子！尔所不勉，其于尔身有戮。”誓师的发生地在“牧”地，《尚书》记录时称为“牧誓”。
28日拂晓，周族六师进至牧野（今河南新乡卫辉）与商军对垒，商军倒戈相向，兵败如山倒。夕阳西下，商纣王眼看大势已去，登鹿台自焚身亡。《诗经》记载：“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这就是牧野之战的简要经过。三千年来，历朝历代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不同时代的专家学者，对牧野之战的战前动员、战略制定、兵力部署、作战时间、作战经过等多个环节，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完成了数以万计的学术论文，许多历史悬案水落石出。比如，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利簋青铜器，32字铭文记载武王克商一事。解读铭文后，确定灭商日期为公元前1046年1月26日。2010年《改变中国的历史文献》根据《金文总集》发现，公元前1046年1月26日与武王从镐京出发的“癸巳”日相符，公元前1046年2月28日与攻破朝歌“克殷”的“甲子”日相符。
但是，有一个历史悬案悬而未解，这就是为周参战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八个方国，地理位置分别在哪儿，三千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地理位置上说，主要有“山东山西说”“陕西说”“云南贵州说”“四川说”“汉水说”五种说法。
“山东山西说”地理位置太偏，与“西土”相悖
比如蜀国，1945年胡厚宣《殷代之农业》认为蜀在山东泰安南至汶上。1988年张亚初《论商周王朝与古蜀国的关系》认为蜀在晋南一带。1993年蔡运章《武丁伐缶方的进军路线和沿途所伐诸方国的地望问题》认为蜀在山西永济县附近。
再如髳国，1978年《现代汉语词典》、1985年《新法编排汉语词典》：“髳国，周朝国名，在今山西南部。”2003年《中华远古史》认为，髳、羌、微在山西省。再如羌，现代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认为，羌在山西南部。
1988年《百越民族文化》：“商代，曾把自己直接统治的中心区域称为‘商’或中商、大邑商、天邑商，而把它的封国按其方位称为东、西、南、北四土。”牧野之战时期，山西属于“北土”范围，从地理位置上说不属于“西土”。这是学术界的共识。山东属“东土”，距牧誓八国中汉水流域的“庸国”几千里之遥，空间上不可能。
“陕西说”混淆了“西土”“西戎”
牧野之战过去了一千年左右，到了汉朝时期，部分学者认为八国大部分位置不在东方朝歌附近，而在西周都城镐京附近。1997年《陕西通史》：“八国绝大多数在陕西境内。”还有学者把牧誓八国命名为“西戎八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之一是许多学者混淆了“西土”和“西戎”。
如前所述，殷商时期的“西土”，指商朝都城朝歌以西的势力范围。牧野之战时，周武王战前动员大会《牧誓》的第二句有“逖矣！西土之人！”意思是“辛苦了啊，西土的兄弟们”！
“西土的兄弟”有哪些呢？其实，牧誓时周武王讲得很明白，主要分五个层次，一是“友邦冢君”，即“西土”内助周伐纣的方国国君，所以首先提到；二是“司徒、司马、司空”，周族内部的管理高层；三是“亚旅”“师氏”，指上大夫、中大夫，周族的管理中层；四是千夫长、百夫长，周族的基层将领；五是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个方国。这五个层次都属于“西土”范围，而八国地位低，实力弱，位列最后，史称“西土八国”。
所以，周武王介绍了队伍组成后高呼：“不御克奔，以役西土。”意思是：“在战斗中，不要攻击制服从敌方奔来投降的人，要用他们为我们西土效力。”又一次强调了“西土”。
而“西戎”呢？殷商时期有“戎”“犬戎”“鬼戎”。1986年《西北历史研究·西戎八国考述》的第一句话：“西戎”一词，西周时开始使用。西周以后，镐京“西方”的戎，叫西戎。
“云贵说”地理位置太偏西
唐代部分学者认为牧誓八国来自中国西南部云南、贵州各地的蛮夷。唐李泰（620～652年）《括地志》：“房州竹山县及金州，古庸国。盖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国。陇右岷、洮、丛等州以西，羌也。姚府以南，古鬈国之地。戎府之南，古微、卢、彭三国之地。濮在楚西南。有雾州、微、濮州、卢府、彭州焉。武王率西周夷诸州伐纣也。”
按1983年《昆明简史》，唐代的姚府、戎州以南地区即今云南省。按1985年贵州《大定县志》，“戎府之南”，即叙州府（今四川宜宾）以南。这远远超出了商王朝的势力范围。
1990年《简明中国古代史》等资料，“商以今河南北部和山东西部为中心，其势力所及，西到陕西西部，北到河北北部，南到湖北和湖南北部，东至海滨”。2004年《西周政治地理结构研究》等研究认为，商朝中后期，“西土达陕西咸阳附近”“外层周边地区为商文化波及区”。云、贵、川在商朝时期属“西土”之“西”，不在商王朝势力范围之内。
八国不在四川
西汉的经学家孔安国（前156～前74年）认为：“八国皆蛮夷戎狄。羌在西。蜀、羌、髳、微在巴蜀。卢、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汉之南。”
唐代以来，少数学者认为八国大部分在四川。观点一出，备受争议。陈梦家1937年《商代地理小记》：“武王伐纣，誓至牧野，其所率西南夷凡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国……此八国见之卜辞者有蜀、羌、微、濮四国，皆殷之敌国。当时地望已不可考，大约在殷之西北，西南。决不若今日之远处边陲也。”
2007年《中国区域发展历程》：“《尚书·牧誓》中提到追随周武王伐纣的八国中包括蜀。如果我们按传统观点认为蜀国位于四川盆地，则早在西周初年周人的势力就已经到达今成都平原了。……一些学者认为，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远在四川成都平原的古国能发兵随周武王到安阳作战是不可想象的。”
八国多位于十堰及周边，唯“髳”国难精准
“牧誓八国”位置到底在哪儿？明清以来，特别是清末、民国时期甲骨文及诸多考古成果面世后，许多专家、学者倾向于汉江中上游。1931年钱穆《周初地理考》：“八国多在周之东南，大河（汉江）两岸，非西南偏远之蛮夷。”“多在湖北境内。”建国后，专家、学者认为牧誓八国的确切地理位置在汉水流域十堰及周边地区。
1957年尹世积《禹贡集解·九州沿革表》，牧誓八国在禹贡梁州此范围。1963年顾颉刚《史林杂识·牧誓八国》：“庸大约在湖北竹山西南。蜀大约在陕西汉中东南。卢大约在湖北宜城西南。彭大约在今湖北谷城、房县之间。濮大约在湖北郧县和河南邓州之间。这五国均在汉水流域。羌、微大约在渭水流域，髳在山西南部、黄河北岸。”
1984年，顾铁符综合半个世纪研究成果，在湖北人民出版社《楚国民族述略》结论：庸在竹山东南，蜀在郧西、旬阳之蜀河，羌在河南淅川，髳在河南南阳，微在竹山县西，卢在南漳县东北，彭在武当山南彭水。濮分布较广，北起豫西南，经两湖，南至云贵以南。八个方面大都在今豫、鄂、陕三省交界附近，就是汉水中上游一带。
1997年管敏义《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更明确指出，庸、卢、濮、彭、蜀五国在汉水流域。
结合诸多专家、学者研究成果，参照《十堰地名志》《十堰通史》《十堰移民史》等书籍，牧誓八国地理位置在十堰及周边地区。
庸国在十堰竹山
庸，古国名，出自帝颛顼，“牧誓八国”之一。春秋时是巴、秦、楚三国间地位较高、实力较大的国家，建都上庸(今湖北竹山西南)。公元前611年，为楚国、秦国、巴国三国所灭。
蜀国在安康蜀河与十堰景阳一带
公元前1046年，蜀国参加了武王伐纣，是牧誓八国之一。自此以后，史书没有记载。直到东晋常璩348～354年撰写《华阳国志》时，才记载了四川蜀国的历史和传说。这之间前后距一千四百多年。这两个蜀国是同一个蜀国么？
甲骨文学家胡厚宣(1911～1995年)考证，甲骨文中就有“蜀”存在，“蜀”并不在四川，而在山东汶上：“自今之泰安南到汶上，皆蜀之疆。”四川的“蜀”是山东的“蜀”一路向西南迁徙到达的。在迁徙的过程中，在十堰郧西景阳与陕西旬阳蜀河一带停留过很长一段时间。甲骨文学家董作宾也持同样观点。蜀河、小蜀河、蜀河里地名沿用至今。蜀王坟保存完好。
《郧阳古国》《汉水文化史》《十堰移民史》等持相同观点。2011年7月27日在十堰日报发表《古蜀景阳三千年》后，被多家报刊、媒体引用。2018年《非文字书写的历史》曾转述使用。
羌国在十堰东北部与河南交界处
羌族是汉水流域的古老民族。《汉水文化史》：“羌部主要甘肃西部和青海，以畜牧业为主，逐水草而居。”羌有许多分支，夏商时期，分散中国整个大部分地区。
1984年顾铁符《楚国民族述略》：“河南淅川丰乡有狄戎。”童书业《中国历史地理论集》，羌、苗（髳）皆在南阳。2002年张光直《商文明》，商末周初，羌在河南西部。
2011年《中国古代藏缅民族源流研究》，商代羌人的活动直接影响商王朝的统治。当时的羌族分布甘肃大部、陕西西部，山西南部和河南西北三块，所以后世学者研究时，羌总能与多国为邻。牧誓八国时，羌国在十堰东北部、南阳西峡东。至今西峡县仍有羌、苗、黎等12个少数民族。
微国即麇国，在汉江羊尾、夹河一带
麇国的始祖是微族，与楚是亲族。据《郧阳古国》《麇子国考略》《先楚史》等研究，大约在舜、禹时代，微国居于南楚丘（山东曹县东南）北面三百里的微乡，今山东省梁山县北运河入黄河的地方。后来商国兴起，微族先是被迫西渡黄河越太行山，退居山西潞城一带，与亲族黎、路相邻；后又被迫西渡黄河，迁至渭水流域，依附同族周族；再越过秦岭迁居汉水上游，后又顺水东下，迁至锡穴，后改名为麇国。麇国的都城在汉江北岸，十堰郧西羊尾白石滩。
卢国位于保康、南漳县一带
1931年《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卢，古国名，在今湖北南漳东北。”2003年《十堰通史》：“卢，今湖北西部南漳、保康一带。”2009年《考释百家姓》：“卢在今湖北房县。”
2010年《商代地理与方国》：“卢在湖北南漳。”综合多方文献，卢国位于保康、南漳县一带。
彭国在十堰房县古彭水，今南河
清王夫之《尚书稗疏》：“《春秋传》云：伐绞之役，楚师分涉于彭。今酉阳平茶有彭水，于地太远，故杜预曰：彭水在新城昌魏县。昌魏在房县北，则彭之为国滨于彭水，当在上津县之南也！”
1999年《中国都城辞典》：“彭国之都当在今房县境，该地古有彭水。”2000年《郧阳古国》：“彭水即南水，南水源于房县，即今房县拦马河。彭东南为卢，西为麇、庸。”
2011年《十堰历史建置考》：“彭国的地域范围相当于今天房至谷城县整个南河流域，亦即古彭水流域。”彭水即今房县南河，南河在谷城注入汉水，中游为房县拦马河，上游名彭峪河，三段连起来就是古彭水。
濮国在丹水中游
“百濮”最早见于《尚书·牧誓》。1987年《楚史与楚文化研究》：“百濮，分散于湖北武当山一带。”春秋时，楚君蚡冒才开发濮地。《民族史考辨》，汉江中游南面的武当山河谷地带居住濮民最多。
1988年《南蛮源流史》，濮在丹水。陕南一带有百濮。2000年《郧阳古国》，濮在陕西商县丹江流域。2011年《四库全书精华》，濮在郧县和邓县之间。
一会儿丹水，一会儿武当，一会儿在郧县和邓县之间，2013年《汉水文化史》才弄清楚原因。原来，濮族本在殷都朝歌的西南，迁至丹水后又迁至濮水才改名濮族，最后又返回到丹水流域。周成王时，濮方为楚人所迫，沿丹水进入汉水，徒于湖北武当山一带。武王伐纣时期，百濮在郧县和邓县之间，丹江中游。
关于这项论断，2008年《论先秦史·牧誓八国之检讨》：“云南百濮为晋时百濮之所在。春秋以前，必尚居于江、汉流域。”
为何叫百濮？1985年李启良《巴族渊源探微》：“江汉百濮以其支系多、无君长统领而称百濮。”百濮之“百”，指派系多，无统领。
综上所述，牧誓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国，除髳外，其他七国都在汉水流域十堰周边。髳国在哪儿呢？
髳国即今十堰城区，茅箭地名源自髳国
历史研究上，髳国总与髦国、毛国、茅国混淆，时空交错，错综复杂。但是，以时间为线，抽丝剥茧、理清源流之后，髳国源、流清晰。牧誓八国时期，髳国位于十堰。
髳国即今十堰城区
正史第一次记载髳国源于《牧誓》，即公元前1046年。髳国与十堰茅箭周边多个地名有关，每一个地名都是一个文化圈：
1984年《楚国民族述略》：“髳即苗，古代之苗，在河南南阳一带。”南阳是髳国最接近的一个点。
1994年《湖北简史》：“髳即苗，鄂豫交界丹水附近。”丹水也是髳国最接近的一个点。
1997年《中国历史地理》：“三苗活动于河南省西南部和湖北省西北部之汉水流域。”2007年曹明权《女娲文化研究》：“髳公认就是苗。……丹水是苗人集中地之一。丹水即今丹江口一带。”
2008年徐中舒《论先秦史·牧誓八国之检讨》，“（髳）是其地在汉水流域之北，故得从武王以伐纣。”
2010年《商代地理与方国》利用甲骨文研究商代历史、文化，迄今为止最权威的商代学术著作之一。研究认为：髳与商为敌，商王武丁经常亲自讨伐它。比如甲骨中的卜辞：“己丑卜，贞今早王伐髳方，受有佑。”“丁巳卜，贞王学众伐于髳方，受有佑。”此类卜辞有数十条。《尚书·牧誓》伪《孔安国传》谓髳在巴蜀境内；杨筠如《尚书核诂》云髳通髦，又作茅，在山西南部滨河之地；钟柏生解读卜辞后认为髳在豫陕交界；皆不可能。如此远距离，都在商王朝“西土”范围内，劳师远征，不可能经常讨伐。所以，髳的位置应该是在商土附近。钱穆《史记地名考》：“……武王所会之髳非在豫陕附近，即在南阳西南荆山汉水间。”“南阳西南荆山汉水间”是髳国第五个最接近的点。
2011年《中国民族史》：“蛮”音与“苗”音为近，苗系蛮音转。牧誓八国中的髳即苗。荆楚先为苗蛮之地，后为楚的封地。《郧阳古国》：“传说郧地原为黎，《郧县志》载郧北有黎子山，即黎子关。”《郧阳古国》：“苗即髳。郧县原为三苗集团，郧均之地为上古三苗集团踞有。”郧阳是髳国第六个最接近的点。
综合以上多个地名文化圈，重合的部分就是十堰城区及周边。按顾铁符《楚国民族述略》，髳在河南南阳，南阳的杏山至茅箭东，不到100公里。髳国的地理位置只有在十堰城区及周边，才能和南阳、丹水、武当山、汉水流域北、荆楚山水间、郧阳等多要素契合。
髳国与髦国、毛国、茅国
髳国与髦国原本不存在混淆的。因为髦国在牧野之战正式开战之前就灭亡了。1994年何光岳《髦国考》，髦国非髳国。髦国在牧野之战中被灭国。《逸周书·世俘解》：“周武王灭商过程中，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熊百五十有一，罴百一十八……”这次狩猎活动是在渡孟津进军牧野之南，即今濮阳旄丘一带灭了髦国之后进行的。髦国灭亡后，髦民向南迁徙，今河北武安县西有毛城。髦民成为毛民，其中一支迁入日本。
茅国比髳国最少晚五十年左右。2006年《山东古国与姓氏》：茅国出自姬姓，周公第三子茅叔之封地，山东省金乡县西北四十里的茅乡，存国五百多年。后来这一支以国为氏。周公第三子迟于牧野之战50年以上。
毛国比髳国最少晚200年。据《春秋左氏会笺·僖公二十四年》《尚书正义·顾命》《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毛国，西周末、东周时位于今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伯爵，国君为姬姓，第一代国君为毛叔郑，亡于秦国。
髳国与茅国无关联。十堰城区古髳国的“髳”流变成“茅”，主要原因是书写和传播。
西周时期流行青铜器，因工艺问题，笔画越多越难铸。西周至魏晋一千五百多年间刻字传文，髳字因笔画太多难于刻画。时间一长，为流传简便，“髳”字就成了“茅”。
八国位置合乎逻辑，茅箭原名髳剑
牧誓八国位于汉江流域十堰及周边地区的论断，从多角度、全方位审视，都与史实符合。时间先后、方国史事、国与国之间的交往都合乎逻辑。与多位史学大家的最新研究结果也是相符的。
首先，合乎当时的政治形势、社会氛围
商朝末年有东、西两个政治中心。如前所述，东方以殷都朝歌王畿为中心，称中商、大邑商、天商，四周按当时的称呼习惯口语，分东土、西土、南土、北土四个方国地区，其余属边缘地区。
西土以丰镐为中心，灭商前周族则以“四国”命名，意即四方之国。丰镐以东的地区称东土、东国或东；丰镐以北的地区称北国、北土或有北；丰镐以南的地区称南土、南邦、南国或简称南。南国的区域为江、沱、汝、汉。终文王之世，史书没有记载过周人势力达到江汉流域。
牧野之战前夕，十堰及周边地区的八国，从东方朝歌的殷商王朝来看，属西土；从西土丰镐的周族来看，属南土或南国。为什么八国地理位置重要？
这是因为周文王、周武王要实施灭商计划，必须拉拢、感化这一地区。2015年《周兴亡史》：周文王开始就注意经营南国，南国最重要的区域是周国的东南方，今河南西南部、湖北一带，而这一带最重要的则是“八国”。“八国”区位重要。假如周人把这一带占领了，便可以对商国完成包围圈，成为孔子《论语·泰伯》赞颂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形势。周武王就是这样做的，才灭了商。
《周兴亡史》还指出，当时周人的大敌是东面的商朝，而不是南方的小国。庸、蜀、彭、濮等八国和周族发生军事同盟关系，是周族出于伐商、灭商的需要，周族对南方邻邦采取的是联合团结的政策。周朝真正经营南国是在灭商之后。
诸如此类的研究，既凸显了牧誓八国在商、周更替之间的重要性，也从侧面说明了牧誓八国位于十堰及周边一带地理位置的准确性。
其次，从地缘政治上看，八国近周而不亲周
十堰及周边地区的八国，靠近周族，但并不亲近。
《书集传》代表了宋代“尚书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成就。《书集传》认为：“武王伐纣，不期会者八百国。今誓师独称八国者，盖八国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约束以战者。”
1958年科学出版社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释西周《宗周钟》铭文时，有“文武勤疆土，南国服子敢陷虐我土”，就是很好的例证。“服子”是什么意思？杨树积《积微居金文说·宗周钟跋》解释“服子”就是“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国。服子有包袱、疙瘩的意思，并不友好。
2008年徐中舒《论先秦史·牧誓八国之检讨》：“据此言之，《牧誓》所称从武王伐纣王之八族，大致皆有可征（证）。其地域皆偏于西、南两方面。周人伐殷之前，当先经营西、南，以厚殖其国力。盖此诸族所在，地皆接近于周而国力微弱，易于经略。”
徐中舒“其地域偏于西、南”，指殷都朝歌之西、南。以上三则，说明了八国位于十堰及周边地区，地域接近周族，国力微弱，易于统治、经营，但八国亲周而不近周。
再次，从时间上看，周对八国经营日久，念念不忘
据2019年《先楚史》，周族从太伯、仲雍起，就开始悄悄经营南国。仲雍为让父王古公亶父实现灭商的愿望，和哥哥太伯一起，让国南奔，落脚于无锡、常熟一带，建立吴国，为灭商建周奠定了基础。仲雍的弟弟季历生子姬昌是为周文王。
周族经营南国的方法多种多样，并不是一味拉拢，多半以互惠互利的形式。李镜池《〈周易〉类释》《〈周易〉通义》认为，周与八国通商。“利西南，得朋”，和殷商西南的方国作生意，会获利。朋，货币。
即使如此，西周建立后，周王朝对八国控制力度并不牢固。2020年《周昭王南巡考》：“按地缘水系孰知，周昭王（前997～977年在位）南巡对象就是追随、招抚周武王伐纣时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个方国。南巡路线是从宗周（丰镐）出发，逾大散关，经汉中顺江而下，入堵河，而后返汉。或从成周（洛邑）出发，走南阳淅川，穿刘洞、南化等汉江交汇地，入堵河返回。……也就是散居在汉江中上游的诸盟国，助周伐纣到会盟地和岁岁纳贡朝会的便捷返古道线。”后来周昭王殒命汉水，成为千古笑谈。
最后，髳国及多国故事，与八国位置相符
按牧誓八国在十堰及周边地区示意图，八国之间、八国与其他方国符合逻辑，并不矛盾。
比如秦汉史书上多次提到的“微、卢、彭三国，皆与庸相近”，过去，有学者认为微在陕西，卢在湖北，无法相近。今按八国在十堰与周边地区图示，非常接近。1970年《菲律宾民族的渊源》，及1987年吕思勉《中国民族史》：“然微、卢、彭三国，皆与庸相近，其地皆在汉中、襄、郧一带，适当周人自武关东出之路。”
再如彭与髳是邻国，过去，髳的说法有十几种，彭的说法有六、七种，不可能是邻国。今按八国在十堰与周边地区，紧紧相邻。2008年《荆楚与支那》，至于“彭”与“髳”：“彭”的居地在湖北武当山南与荆山西北部。“彭”得名于筑水，筑水古称彭水。彭人是荆蛮（南蛮）的一部分。髳亦为荆蛮（南蛮）的一部分。
再如“濮髳北会”，意思是濮国与髳国是邻国，在牧野之战时，两国士兵一起到北方参加盟誓。今按八国在十堰与周边地区图示，两国紧邻，很方便汇合。
再如“微髳相连”。古史中，微国和髳国是相邻、相连的。1983年《巴蜀史迹探索》：“再以西土八国所居之位置论之，微与髳是为比邻，微应在湖北，不在西北（指陕西）。”今按八国在十堰及周边地区图示，微髳是紧邻国。
如前所述，“髳国”因字难写、难认，后来变成了“茅国”，那么“茅箭”的“箭”字从何而来？
“髳剑”衍变为“茅箭”
“髳剑”的“髳”指髳国，那“剑”又从何来？与古地名“仞”有关。不过，这剑不是铜剑、铁剑金属剑，而是玉剑。
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名剑多出自吴越。但汉水流域也产剑，特别是十堰及周边地区，出土了许多剑。
据2007年《十堰文物志》，1995年丹江口市北泰山庙出土青铜戈一只，鉴定为战国时期。1996年7月郧西河夹出土一把铜剑，鉴定为东周时期。
更为珍贵的是玉剑。2006年12月30日，郧县五峰乡肖家河村乔家院墓群4号墓出土一枚玉剑，长37厘米，比曾侯乙墓剑还早400年，迄今为止最少有2500年历史，堪称“楚国第一玉剑”。
玉剑并没有铜剑、铁剑坚韧、锋利，为何意义如此重要？其实，吴越宝剑名震天下，春秋时却以铜质为主。1957年《长沙发掘报告》，战国长沙楚墓所出之剑，绝大部分为铜剑，铁质极少。更早一些则为玉剑。
西周初年以前，上层人物流行佩戴玉剑。玉剑以玉石为材料。玉，多为绿松石。《山西与“一带一路”：玉石之路—丝绸之路—茶叶之路》：“远古时期，绿松石矿主要集中在湖北竹山、郧阳、郧西，陕西白河，河南淅川五地。”因玉剑不含金属，所以“剑”的古字中没有金属偏旁部首。
玉剑虽然以装饰为主，但剑锋仍有衡量标准，这就是仞。金属剑出现后才用“锋”和“利”字来形容金属剑的刃度。古汉语中，仞是多义词，除“七尺曰仞”外，还同“韧”，坚韧。又同“刃”，专门衡量玉剑的刃度。玉剑最有名的地区，才叫仞地。
《康熙字典》：“仞，又地名。〈左传·文十六年〉：楚子贝自仞以伐庸。仞入庸道。”关于“仞地”，又有一则历史故事：
楚庄王三年（前611年），庄王灭庸，坐镇临品（今丹江口市），令子越石溪出发、子贝经仞地出发，攻打庸国。楚灭庸之战，楚军、庸军往返仞地。秦军巴军跟随着楚军，蛮人们服从楚王，和楚结盟，就灭了庸国。
仞地在哪儿？1998年《十堰市建置沿革》、2000年《十堰战事》认为石溪在丹江口市老营至六里坪一带，仞地在今十堰市白浪、茅箭一带。《十堰通史》认为在十堰市白浪，白浪古属茅箭。
这就是“髳剑”的来历。“髳”指髳国，“剑”指盛产玉剑的仞地，仞地就是今十堰茅箭。按牧誓八国在十堰及周边位置，综合各方国的文献，牧誓八国时髳国范围大致为：东至今丹江均县，西抵今郧县鲍峡，南至今房县北部，北至荆紫关、淅川。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十堰及周边地区数次移民，外来移民文化冲击本土文化，为了书写方便，加上口语和方言，时间一长，“髳剑”就成了今天的“茅箭”。
附：稿件引用文献目录，大体以行文为序。共74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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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光明网
<>文学转入文物领域后，沈从文的成果斐然。不仅有诸多类别的杂文物论述，还有一部皇皇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沈从文的后半生，是一个如何在困境中发挥创造力的故事。
主笔|丘濂
沈从文和夫人张兆和在家中翻阅画册（摄于1986年6月7日）
新的职业：孤寂与沉迷
上世纪50年代，如果你去位于故宫午门之上东西朝房的历史博物馆参观，极有可能在讲解处遇见这位一样中年人：他戴着厚厚的圆眼镜，相貌温和而敦厚。若看你驻足在某一藏品前若有所思，他多半会过去主动向你攀谈讲解。这滔滔不绝的解说，信息量极大，又带着浓浓的湘西口音。
这便是“转业”之后的沈从文。1949年8月，沈从文离开北京大学国文系的教职，人事关系转入北平历史博物馆，也就是今天天安门广场东侧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他到了博物馆陈列部内容组工作，日常事务包括在库房清点登记馆藏文物、编写文物说明和抄写文物卡片。讲解工作是沈从文的分外之事，但他很愿意承担。这主要是由于他认为自己在文物研究方面根基薄弱，而讲解和研究相结合，能够快速帮助他发现问题，并将知识能够融会贯通起来。“同时来的同事比起来，知识都比我扎实得多。有的搞了几十年陶瓷，如傅振伦；有的熟习汉事有专著，如马非百……按习惯，研究员主要就是坐办公室看书，或者商讨工作计划，谈天，学习文件。没人考虑去陈列室，一面学，一面作说明员，从文物和观众两方面研究学习，可望提高认识的。”在“文革”中，沈从文写过一份叫《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的材料，坦承当时的想法。
从故宫午门迁至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摄于1959年9月）
在文坛时疏离和孤独的感觉并没有因为“转业”而减少几分。上世纪90年代，作家陈徒手开启了“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系列文章的写作。他在1997年，集中走访了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的几位老同事，以了解他当年的处境。这些老同事第一次就相关问题接受采访，现如今基本都已故去，口述也就成为难能可贵的史料。一位叫史树青的同事向陈徒手回忆：“文物局长王冶秋接近郭老（郭沫若），业务上靠近郭老。他觉得沈先生转行是文人来避风，文物界有无沈先生没有关系。他对沈先生的使用没有怎么安排。”另外一位叫杨文和的同事告诉陈徒手：“馆里有一段时间对沈先生不好，沈先生情绪低落。沈先生要什么不给什么，沈先生要一间办公室，当时办公室很多，我们也说，给沈先生一个房，馆里就是不撒口。我曾听一位副馆长说：‘沈从文，哼，鸳鸯蝴蝶派！’”
陈徒手给文章起名叫《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他告诉本刊，这是因为在了解沈从文的工作地点之后，对午门的整体感觉刹那间被放大。“一方面是高大建筑对人的压迫和威慑，另一方面，又是沈从文孤寂落寞的身影。”沈从文在1951年写给一位青年记者的信件中，一段话让陈徒手最为触动：“关门时，照例还有些人想多停留，把这些人送走后，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的风景，百万户人家房屋栉比，房屋下种种存在，种种发展与变化，听到远处无线电播送器的杂乱歌声，和近在眼前太庙松柏林中一声勾里格磔的黄鹂，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就此也学习一大课历史，一个平凡的人在不平凡时代中的历史。很有意义。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1962年，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陈列里的两件展品。沈从文曾利用给陈列文物编写说明的机会学习知识
文物讲解其实也是沈从文排遣内心积郁的一个出口。在同样一封信件中，沈从文表示无法融入和同事们的相处，“一听到大家的说笑时，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命浮在这不相干的笑语中，越说越远。”相反地，沈从文细数了他遇到的形形色色的观众，有村里来的小教员、美术学校的学生、老大娘、解放军、给外宾做翻译的女联络员等等。他的讲解给他们带来了惊喜和快乐。“……我也和他们谈谈，居然有人听得下去，说完时还向我谢谢，我也谢谢他们，情形很好！因为这种无心机的相处，对我是有意义的！”
有不少年轻人受惠于沈从文当年的文物讲解。比如王?，1953年7月第一次遇见沈从文时，是一名从朝鲜战场休假回国的志愿军战士，对文物一窍不通。沈从文相约给他作讲解，花了一星期时间才陪他看完展览。1958年，王?复员回国，在沈从文的建议下，调入了社科院考古所工作，日后也成为沈从文文物研究的重要助手。另外像是孙机，在1951年的敦煌壁画摹本展上认识了沈从文，当时他是北京市总工会宣传部的一名干事。那段时间他借调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办公室是天安门进去后两边的“朝房”，和沈从文是隔壁，因此有了经常聊天的机会。后来孙机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又进入历史博物馆，成为物质文化史方面的研究大家。追根溯源，他的职业选择是受到了沈从文的启发。
孙机在2001年出版的《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的后记中讲起这段往事，表示读到了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后，才知道沈从文那一段情绪不高，而当时他对此浑然不觉。“只感到在先生跟前如沐春风，他讲起文物来不疾不徐，娓娓而谈，生怕你听不懂。即使听者略有领悟，先生仍要旁征博引，反复启发，诱导你往深里想。”孙机还记得和沈从文一同在中山公园外的窄板凳上喝老豆腐的细节：“先生指着如今膺美名曰豆花的或聚或散之白点子说：绞缬的效果就是这样的。50年过去了，每当提到绞缬我脑子里首先浮出的还是那半碗老豆腐。”
沈从文昔日的文坛好友并不太理解他的选择。汪曾祺在《沈从文转业之谜》中写敦煌壁画的摹本在午门楼上展览，沈从文自告奋勇，每天都去讲解。“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得有什么‘丢份’……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这样热情的解说，也许只有一次例外。沈从文的连襟周有光曾谈道：“大约在50年代中，有一回馆里接到市委通知，说有领导同志要来馆里参观。沈从文被通知参加接待工作，他一早就来了，等了很长时间，终于把领导同志等来了，原来是副市长吴晗。沈从文见了就躲开了，事后领导追问，他只好说‘我怕他恭恭敬敬地对待我’。沈从文解释，因为吴晗是他的学生。”
在外行人眼里，和积满灰尘的文物打交道，了无生趣，沈从文却保持着高涨的热情。博物馆的文物库房在午门的两角楼上。沈从文的研究者李扬在《沈从文的家国》中描写：“一面的旧木架上摆放着一些陶罐，在墙角上存放着几具据说从埃及带回来的木乃伊，而另一侧的木架上放置的则是明代以来凌迟罪犯的刑具：鬼头勾、锥、刀、凿，东西虽然都生了锈，却依然十分锋利。”50年代的冬天要比现在的冬天冷。冬天的库房按照防火规定，不准生火和通电，库内气温经常在零下十几摄氏度。沈从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达到了忘我的境界，甚至被工作人员锁在仓库里，到下午上班时才被人发现，他也并不计较。
沈从文曾和历史博物馆的另外一位晚辈同事丁大华讲起这段时间的积累：“我写标签比别人多了一层心机，对每件文物的外貌特征、风尚习俗、纹饰特色、笔调风格都看得细致入微，而且边看边写边想……这些年，我对照古代服饰，翻阅了成百上千本文献书籍，光卡片就记了几十个抽屉，终于把历朝历代服饰的材料、式样、纹饰搞清楚了，而且触类旁通，对青铜、玉器、竹简、漆器、陶器、纸张、绘画也渐渐驾轻就熟。比如说铜镜吧，我摸过几千面铜镜，对照书籍资料，对历代铜镜纹饰如数家珍，什么海马葡萄镜、十二辰镜、尚方御镜、四山镜……你可以在背后递给我，我不用看，只用手摸，便可以把型制、朝代说得一清二楚，因为我已经烂熟于心了。”
就在初到历史博物馆的10年中，沈从文接触了大量的文物实物，他自己形容，“过手经眼十万八万件”。这成为他之后极力倡导的“用文物知识和文献相印证”研究方法的基础。
抗战前的沈从文
从文学到文物：绵延的“自我”
沈从文后半生向文物研究转变，不是突然产生的兴趣，而是在前半生的岁月里就已经埋下了伏笔。《从文自传》里就蕴含着破解他后来道路命运的密码。这部自传写于1932年，当时沈从文只有30岁，还没有到达写出《边城》和《湘行散记》这样作品的巅峰。在沈从文的研究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看来，这部“过早”写成的自传，回溯的是一个“得其自”的过程，叙述自己生命的来路，目的是找到和确立自我。“这不是回顾，而是面向将来，为了应付将来各种局面而准备好的一个自我。”
“沈从文的‘自我’又是非常特别的。‘五四’一代的新青年受到现代思想的启蒙而觉醒，觉醒之后，就有了一个新的自我。但对于沈从文来说，‘自我’是从生命的开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不需要否定，而是要肯定过去的自己。这样的‘自我’就有很强韧的连接力量，当面临1949年这样一个巨大的断裂时，会去以往的生命经验里寻找支持。”张新颖对本刊说。
于是在《从文自传》里就可以发现一个年轻生命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和文物的热切兴趣。曾经是湘西巡访军里的一名要四处迁徙的小兵，沈从文的随身包袱里就有一份厚厚的家当：一本值6块钱的《云麾碑》、值5块钱的《圣教序》、值2块钱的《兰亭序》、值5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还有一部《李义山诗集》。“这份产业现在说来，依然是很动人的。”等到在统领官陈渠珍身边做书记，陈渠珍的收藏爱好便给了他便利：“房中放了四五个大楠木橱柜，大橱里约有百来轴自宋及明清的旧画，与几十件铜器及古瓷，还有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不久且来了一部《四部丛刊》……无事可作时，我把那些旧画一轴一轴的取出，挂到壁间独自来鉴赏，或翻开《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这一类书，努力去从文字与形体上认识房中铜器的名称和价值。再去乱翻那些书籍，一部书若不知道作者是什么时代的人时，便去翻《四库提要》。”
“这就是说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沈从文很感谢那份为期半年的工作对他认知的拓展。
1923年沈从文来到北京，落脚在前门外杨梅竹斜街的酉西会馆。这里往西走200多米，就是古董店密布的琉璃厂，沈从文常在那里消磨时光。“因为这个时期仅仅隔宣统逊位12年，从17世纪以来，象征皇朝一切尊严的服装器物，在这里都当成废品来处理，像翡翠、玛瑙、象牙、珍珠等，无所不有。”在《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的演讲中，沈从文说道。他接着感慨：“后来的年轻人，已不可能有这种好机会见到这么多各种难得的珍贵物品。”
等到有了一定的经济收入之后，沈从文便开始主动收集文物。沈从文的儿子沈虎雏说，父亲的收藏起点在1933年，在北平结婚定居后。最开始是瓷盘，因为便宜，而且是那些品相不算好，不是有裂纹，就是崩掉点小瓷片的盘子。就是这样，战时逃难时沈从文还惦记着，写信让人给带到后方：“我那瓷盘子别给碎了，让某某带过来。”1938年后，沈从文在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教书时，注意力在搜罗漆器。因为他在一个本地人家中，发现一个殷红朱素漆奁，形制竟完全如《女史箴图》镜前地上的那个东西。联系到他之前见过的北方漆器、川广两湖两江漆器、闽中漆器，他在《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一文中做出推测：“具边远区域性的工艺制作，因种种限制，或有个传统形式图案，不易改变，由今亦可以会古。”逐渐地，沈从文“收集也日益丰富，几乎可说是凡能用较少的钱，能买的全买到了”。昆明三年来共得到大小百十件漆器，后来漆器比较的文章便有了依据。
张充和在缅怀沈从文的文章《三姐夫沈二哥》中记述，1947年她和沈从文、张兆和夫妇相见于北平的时候，他们在中老胡同的住处堆满了书箱漆盒、青花瓷器还有大量宋明旧纸。沈从文自家放不下了，就动员张充和买这个、买那个。院子里还住着朱光潜，他是沈从文逛古董铺的好伙伴。“我自己壮年时代搜集破铜烂铁、残碑断碣的癖好也是由从文传给我的。”朱光潜这样回忆。沈从文收集文物时并无占有之心，最后基本都赠与朋友，或者捐给博物馆。1948年，北京大学开始筹备博物馆，沈从文捐出了云南购得的全部漆器，许多瓷器、民间工艺品、贝叶经等古文物，还捐出了《世界美术全集》《书道全集》等一批藏书。张充和评价这种文物聚散：“真正的财富是在他的脑子里。”
可以看到，沈从文主要关注的文物并不是传统文人雅士所喜爱收藏的金石字画，而是一些民间的、日常的生活之物。在《沈从文全集》32卷中，最后5卷汇总了他一生文物研究的论述，涉及的门类包括玉工艺、陶瓷、漆器和螺钿工艺、狮子艺术、唐宋铜镜、扇子应用进展、中国丝绸图案、织绣染缬、《红楼梦》衣物、龙凤艺术、马的艺术和装备等等。沈从文称自己的研究为“杂文物”研究，或者是物质文化史研究。
为什么“杂文物”会是让沈从文倾心的研究对象？张新颖告诉本刊，如果从沈从文的文学书写对象来看，就会发现这是一脉相承的，就是对于普通人情感的关注。同样在沈从文《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的文章中，沈从文写了透过工艺美术而获得的情感触动：“认识其他生命，实由美术而起……爱好的不仅是美术，还更爱那个产生动人作品的性格的心，一种真正‘人’的素朴的心……看到小银匠捶制银锁银鱼，一面因事流泪，一面用小钢模敲击花纹。看到小木匠和小媳妇作手艺，我发现了工作成果以外工作者的情绪或紧贴，或游离。并明白一件艺术品的制作，除劳动外还有更多方面的相互依存关系。”汪曾祺因而将沈从文从事的研究叫“抒情考古学”——在《沈从文的寂寞》中，汪曾祺写道：“他搞的那些东西，陶瓷、漆器、丝绸、服饰，都是‘物’，但是他看到的是人，人的聪明，人的创造，人的艺术爱美心和坚持不懈的劳动。”
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和文物研究背后，共通的还有他的历史观。1934年，沈从文从北平启程回家乡凤凰，探望病危的母亲。这次返乡，路上走了25天，其中很多时间是在湘西沅水的小船上度过的。沈从文在路途上给张兆和写信，记录沿途见闻感受，后来整理成《湘行书简》。让张新颖颇为感慨的是沈从文在一面行船在河上，一面由此产生的对于“什么是历史”的思考：“一本历史书除了告我们些另一时代最笨的人相斫相杀以外有些什么？但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我看到小小渔船，载了它的黑色鸬鹚向下流缓缓划去，看到石滩上拉船人的姿势，我皆异常感动且异常爱他们。我先前一时不还提到过这些人可怜的生，无所为的生吗？不，三三，我错了。这些人不需要我们来可怜，我们应当来尊敬来爱。”
“沈从文这种文学化的表述是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史学界对传统史学的反思相呼应的。比如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重新厘定什么是历史。他责备中国过去的史学只写帝王将相，大多未将国民的整体活动写进历史；只注意一家一姓的兴亡，而不注意人民、物产、财力等等。历史只为朝廷君臣而写，‘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沈从文心之所系，是在这样的历史书写传统之外、被疏忽了若干年代的更广大的平凡人群。”张新颖说，“引用汪曾祺的形容，沈从文是‘水边的抒情诗人’，一个人不知疲倦地写着一条河的故事。那么沈从文的后半生，就是在对家乡河流的印象和怀念之外，又在现实境遇中找到了另一条长河，是每一件文物各自保存的信息打开之后能够连接、交流、沟通和融会，最终汇合而成的历史文化的长河。”
1949年以后，大量文物经考古发掘出土，给了沈从文见识文物的机会。图为1953年洛阳发掘的一处墓葬
被低估的价值：杂文物的方法论
在历史博物馆，沈从文对杂文物的研究和收集一直得不到重视。在写于1983年一篇未能完成的文章《无从驯服的斑马》里，沈从文提到50年代时，单位举行了一个“内部浪费展览会”，展出的就包括他买来的“废品”。筹备时都没有让沈从文参加，却有意让他陪着外省同事参观。这些“废品”里，有沈从文从苏州花30元买来的明代白绵纸手抄两大函有关兵事的著作，内部画的是些奇奇怪怪的云彩；还有一整匹花4元买来的暗花绫子，机头上织有“河间府制造”。沈从文说，购买明代兵事抄本，是因为不久前看过敦煌唐代写本《望云气说》，联想到《史记》中有望云气以判断战事的记载，这个明代的著作正好能用作校勘；至于绫子，恰好能够说明河北曾是一个著名的丝绸产区。唐代在那里设有织绫局，唐宋元明清都未停止过生产。“当成‘废品’展出，说明个什么问题？结果究竟丢谁的脸？……本意在使我感到羞愤而离开。完全出于他们意外，就是我竟毫不觉得难受。”
“坛坛罐罐花花朵朵，为正统专家学人始终不屑过问，我却完全像个旧北京收拾破衣烂衫的老乞婆，看的十分认真，学下去。”多年后，沈从文谈艺术与文物的篇章就以《花花朵朵，坛坛罐罐》的名字出版，成为对轻视他研究的人最好的驳斥。
“沈从文转入文物研究的时候，赶上我国文物大量出土的时期。这就如同打开了巨大宝藏，人们面对成千上万的奇珍异宝却不知道珍惜和利用。沈从文是新中国较早投入文物研究的专家，在杂文物的研究和利用上有着突出贡献。”对沈从文在物质文化史方面的研究方法有过系统梳理的学者、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毕德广告诉本刊。然而今天学术界对于沈从文文学成就的论述蔚为大观，对后半生物质文化史的探讨仍然寂寥，除了回忆性的散文，学术文章不过十几篇。“文学研究的人认为沈从文后半生从事文物事业和他们没关系了，而文物界又觉得沈从文半路出家，不够专业，是个‘票友’，这就造成了沈从文地位的尴尬。另一方面，历史和考古经过多年的发展成为了两个一级学科，一边偏重文献，一边重视实物，这也造成了沈从文两者相互结合的研究方法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
正是因为能够打破学科设置的藩篱，沈从文的文物研究才有了独特的成就。1925年，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了纸上材料和地下新材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沈从文的研究方法可以看作是对此方法的修正、补充和发展。毕德广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在考证古史方面显示出强大效用，但也有它的局限：“首先，它仍旧视实物为文献的辅助材料，实物的史料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实质上是史家没有根本摆脱以文献证文献的传统史学方法的桎梏；其次，王国维所指的地下材料，局限于实物上的文字史料。他列举了甲骨文和金文，而占大多数的各种器皿、雕塑、人俑、石刻、字画、服饰、生活用具则难登大雅之堂，也就没有这些不同实物和文献之间的交叉比对。”
毕德广用沈从文在《试释“长檐车、高齿屐、斑丝隐囊、棋子方褥”》一文中用到的“图文互证”表述来概括沈从文治学方法的新颖之处。“‘文’是指一切文字材料，经史子集都包括在内；‘图’是一切摹绘的图像，既有出土的，也有传世的。”沈从文使用的“图文互证”经常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以实物为史料，或补充史籍不足，或纠正文献谬误，或与文献互证阐发。比如，传世文献均记载琉璃是外来之物。《史记》中黄支国传写汉武帝刘彻曾派人‘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后来学者皆因循旧说，认为人造珠玉都是外来之物。但根据出土实物分析，情况截然不同。江陵楚墓发现越王勾践自用锦纹剑，剑珥部分就镶嵌二小粒透明碧蓝色料珠；另外陕西沣西岐山，在西周墓葬中均发现水碧色琉璃珠子。因此，沈从文认为‘烧造琉璃的技术，最晚在春秋、战国之际就已成熟’。另外一个方法是以文证物，考证文物的名称、产地、形制、用途和发展演变。江陵马山楚墓出土一件绣绢锦衣，穿在死者外衣之内，衣面彩绣龙凤花纹。关于名称，沈从文认为应依照《释名》‘中衣言在外，小衣之外，大衣之中也’的记载，称为‘中衣’。”
沈从文在不止一篇文章中提到过将历史唯物主义的联系的观点应用于文物研究中的重要。他有一个专门的表达，叫作“上下前后四方求索”，是在“图文互证”之外，钻研事物之间更广阔的联系。毕德广说，这种联系表现有横向的、文物与文物之间，以及文物与社会背景之间的联系。“例如唐代铜镜常用花鸟蝴蝶做装饰图案。沈从文认为，‘花鸟图案中如鸾衔绶带、雁衔威仪、鹊衔瑞草、俊鹘衔花各式样’，又和唐代丝绸花纹关系密切；另外，部分铜镜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的某种社会现象，如一种西王母车马神像镜，它‘上面的文字和花纹，又和当时的诗歌和宗教信仰发生过密切联系’。这种铜镜多产于东汉末年，出土仅限于长江下游和山东南部，因此可用它来研究汉代西王母传说流行年代与楚巫的关系的问题，还能校正几本相传是汉代小说的年代。”
而沈从文整理的反映文物演变的纵向联系，在毕德广看来，又暗合了考古类型学的基本原理。“考古类型学借助符号和数字来实现对器物的分类和排序，从而明了器物的形制变迁，并且与地层学的结论相互检验。沈从文则是用文字进行描述，将年代清晰的器物特点来串联描述，这样就知道某个门类的器物在历朝历代的特点，再遇到年代不明的器物就可以依此断代，可以看作是另一种器物类型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沈从文在1957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从文物来谈谈古代人的胡子问题》，其中列举了胡子的变化：战国人的胡子像倒过来的菱角，向上翘一点；西汉人的胡子，是长长的左右两撇；到了隋代，不同身份的人要把胡子梳成辫子……当时有批评者认为沈从文在崭新的年代里不应该研究胡子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把学术带入歧途。结果后来新疆乌鲁木齐附近的盐湖元墓得以准确断代，就是根据沈从文研究的历代胡子式样。这“小题大做”的胡子研究，终于体现了价值。
1972年，沈从文从湖北干校回北京后拍摄
文学家出身的沈从文另外一项特别的成果就是利用实物和图像资料研究古典文学，从而解决了不少文学史上的悬疑问题。从事名物研究的学者扬之水向本刊回忆，上世纪九十年代，她拜师于孙机门下问学，孙机让她将沈从文所写的《“瓟斝”和“点犀”》反复阅读，说此文是“名物新证”的范本。在这篇文章里，沈从文结合故宫所藏文物，考证了《红楼梦》里“贾宝玉品茶栊翠庵”中，妙玉招待宝钗和黛玉时所用两只茶具“瓟斝”和“点犀”的名称和内涵，解释了文字的机锋和文物之暗喻的双重奥义。“这里的功力在于，一方面有对文学作品的深透理解，一方面有古器物方面的丰富知识，以此方能参透文字中的虚与实，而虚实相间本来是古代诗歌小说一种重要的表现方法。”
也是在这篇文章中，沈从文提出了撰写《诗经名物新证》的课题。当孙机拟出两个有待研究的题目“诗经名物新证”和“楚辞名物新证”时，扬之水根据兴趣，选择了前者，成为“名物新证”这一概念提出三十多年之后，第一位响应者和实践者。扬之水介绍：“‘名物新证’的‘新’体现在，同样是以训诂与考据为基础，它应该在文献与实物的碰合处，完成一种贴近历史的叙述，而文献与实物的契合中应该显示出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段的变化，此变化则应有从考古学获得的细节的真实与清晰。”
“沈从文先生开启了文学与文物相互结合以至于融合的一条新路，虽然他的本意是从文学创作转向文物研究，然而这种‘转身’始终未曾脱离原有的知识背景和自家的一贯兴趣。其实在古人那里也从没有所谓‘文物’与‘文学’之分，今呼之为‘文物’者，不过是当日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用器。文物与文学本来就是联系在一起，甚至可以说是无法分割的，那么二者的结合，就意味着一面是在社会生活史的背景下对诗文中‘物’的推源溯流；一面是抉发‘物’中折射出来的文心文事。关于‘文物’之‘文’，它是文明，也是文化，此中自然包括文学。沈从文从小说创作转向文物研究，虽然有着特殊的原因，但从文物与文学的关系来说，这种转变其实也很自然。”扬之水这样说。
1957年，沈从文“五一”期间在上海画的四幅速写中的两幅，是热闹与沉静的对比
曲折十七年：一部服饰研究的创造
从沈从文的杂文物研究中，可以看到他兴趣之多，涉猎之广。倘若时间充裕，他一定能够发展若干专题。然而环境和条件的极端苛刻和限制，他最终得以系统完成的只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一本巨著。从1964年沈从文正式承担这一工作，到1979年书稿整理完成，再到经历出版曲折，1981年才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印行，中间隔着17年的蹉跎岁月。
历史博物馆的同事李之檀回忆，沈从文决定写作这一专著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社会对于服饰文化材料的需求——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馆，组织画家来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画画。了解到沈从文在这方面有特长，馆里就安排他给大家提供资料和讲课。后来陆续有排话剧的、跳舞的、拍电影的找过来，沈从文感到应接不暇，就想编书来方便各行各业的人来使用。另外周恩来总理在接待外宾的演出上，发现不同年代的朝服都混在一起了，觉得比较混乱。再加上周总理了解到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服饰博物馆和专门的出版物，而中国在此还是空白，便有意布置下去了任务。沈从文便是主持这一项目的最好人选。
李之檀当时在博物馆的美工部，他帮助沈从文来画图和做图版编辑。当年参与画图的还有陈大章、范增等人。由于博物馆重视，参与人数也多，1964年初夏开始，前后不到8个月的时间，样稿就已基本完成送交给出版社。包括主图200幅，附图约百种，还有说明文字20余万。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本书被认为是鼓吹“帝王将相”、提倡“才子佳人”的黑书毒草。曾经赞同过这本书编写的部、局、馆中的负责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李之檀等人的画被出版社贴在大字报上作为批判材料。幸亏出版社宣布解散之际，副社长通知了李之檀把稿子和玻璃印版拉了回来，否则就要被装在麻袋里当垃圾处理掉。
1969年，沈从文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文化部的“五七干校”。沈从文后来在《曲折十七年》一文中记述，首先一份工作是带个小板凳去后山看菜园，专职负责驱赶前村偷菜来吃的大小猪。晚上则和同住的三位老工人，在一个煤油灯黄黯黯的光影下轮流读报。到了1970年2月，沈从文又被通知迁往50里外的双溪区，和在5里地外大湖边劳动的张兆和只有10分钟时间告别。半个月后，沈从文被转移到一个小学校空教室去，这是他在湖北前后两年迁移六次的过程中，待得最久的地方。他乐观地看待生活：住处不远是一个分配棺材的机关，“唯一不相熟的，是分配棺材的小楼房，有点天然排斥因子。我即或血压最高时有二百五十，还只想尽我做公民的责任，从不担心会忽然间死去”。实际上，那段时间沈从文的书信表明，他多次提及身体因肾和心脏的问题随时可能“报废”，请求去医院而得不到批复。最危险的情况是肾结石和高血压心脏病发作，终于送咸宁医院治疗，住院40天。
下放两年，沈从文手边没有任何书籍资料可用，要继续文物研究，只能凭借记忆。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下，从1971年3月写出《关于马的应用历史发展》《狮子如何在中国落脚生根》，到7月写出《谈辇舆》，短短几个月就写出了20篇小文章的初稿；从6月到8月，还为历史博物馆通史陈列写了60个展柜的“改陈”建议。至于最为重要的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图稿，沈从文“只能就记忆所及，把服饰图稿中疏忽遗漏或多余处，一一用签条记下来，准备日后有机会修改”。
沈从文1972年获准回北京治病，此后不断以续假方式留在北京，在东堂子胡同还剩下一间的小屋子里进行对书稿的修改增删。“文革”期间仍有大量文物出土，最为轰动的就是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这些新的文物，都要求沈从文能够结合文献，来做出解读，将内容补充进原有书稿。
王亚蓉就是在这个时期经过一名老教授的引荐，和沈从文相识，继而和王?一起，成为沈从文在“文革”之后继续服饰研究的助手。王亚蓉向本刊回忆，她是从中央工艺美院装潢系毕业的，有着不错的绘画功底。1975年来到沈从文身边时，她主要做绘图工作，后来调进了中国社科院的考古所，从事考古发掘中丝织品服饰文物保护修复与研究。沈从文到晚年行动不便，真正去到考古现场的只有1982年湖北江陵发掘的马山楚墓，沈从文惊喜地形容为“打开战国丝织品的宝库”。另外的文物资料则要靠王?和王亚蓉带回图像和报告。
王亚蓉说，第一次和沈从文见面就是在东堂子胡同那间十二三平方米的小屋子里。那时沈从文一个人在那里工作，张兆和从“五七干校“回来则住在小羊宜宾胡同另外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东房里。沈家两间小屋相距一公里多，沈从文的规律是在东堂子的书堆里工作，中午12点回小羊宜宾吃饭，饭后再挎个竹篮子把晚饭带回东堂子。“沈先生的屋子里，架子上、桌子上、地上都是书。一张双人床有一大半都放满了书，只留下一个人睡觉的空间。四壁凡是手能够到的地方都贴满图片和字条，‘这个某某有用’‘这个给某某参考’‘这个新材料有待补充’……”
最让王亚蓉佩服的就是沈从文超乎于常人的记忆力：“有一回沈先生带着我和王?去历史博物馆观看一幅社会生活画《大驾卤簿图》，这个残卷有2000多个人物。回来以后沈先生问：‘你们还记得第七方队，前排人腰间佩戴的物件是什么吗？’我们谁也说不出来。于是他把第几方队头戴什么、手执什么，以及身上佩件是什么一连串说了很多。王?一一做了笔记核实，发现都完全无误。”
沈从文晚年另外一位得力助手王亚蓉，她现在是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古代服饰保护与修复研究的专家
王亚蓉说，在书稿未成之前，有一次宴会，沈从文和郭沫若邻座。谈到这本书，郭沫若主动说：“我来给你写个序言吧！”所以序言成于书稿全部完成之前，郭沫若并没有看过书稿。许多人总是问，为什么序言和内容不符，就是这个道理。“沈先生理解，郭老是用这个方式表示点歉意吧！”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一本不同寻常的书。它的每一篇章都是某个朝代一些具体的文物，然后连缀成整部古代服饰的历史。正如黄裳在本书的书评中所说：“它不是先有了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精细的大纲，再来搜集资料，论证成书的。它是从大量的具体的历史实物出发，进行先是个别的，然后是比较的研究终于得到了某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沈从文自己评价这部学术著作“总的看来虽具有一个长篇小说的规模，内容却近似风格不一、分章叙事的散文”。张新颖则感到它像是《湘行散记》的风格，“坐在船上，看到一个景物，一个人物，继而触发感慨”。这些都是由于这本书从文物出发，再和文献来对照检验的考据方式。
“就是这种一个一个具体的研究，却能质疑你的成见。不见得让你这个成见一下子就站不住，但是会让你对这个成见产生怀疑。”以书写女史见长的作家孟晖这样告诉本刊。她还记得80年代在中央美院读书时，就知道有这样一本书的存在。图书馆只有一本，全校老师轮流借都排不过来。两年后她去巴黎留学，在吉美东方艺术博物馆的图书馆里才有机会仔细通读。“比如我们都知道中国女性留长发，然后盘成高髻，发明出各种奇特的发髻造型，像是灵蛇髻、坠马髻等等。沈先生的著作里就指出来，宋代有身份的女性不是梳奇特的发髻，而是在发髻上戴各种造型夸张的冠子。这就让大家意识到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发现自己对中国历史里有太多想当然的成分。”
这本名为“服饰研究”的书绝不仅仅局限于对于服饰的记录，而是一部更为广阔浩瀚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孟晖说，沈先生对步障的解析就对她有很大启发。“步障”是宽长约四五尺的整幅丝绸。应用方法是随车同行，在路旁阻挡行人窥视，或者避风日沙尘。《世说新语》里说西晋富豪石崇和王恺斗富，一用紫丝步障，一用锦步障，数目到三四十里。沈从文就根据南北朝宁懋石棺线刻人物中的描摹，推导出“里”应当是“重”或“连”的误写。在孟晖创作小说《盂兰变》的时候，就将步障设计到情节当中，“男主人公宜王为他的王妃做了一重贴金步障，在障子外面贴上了王妃和仕女们金色的形象，王妃出行时便可骑马在障中走”。孟晖的这部作品也因为从工艺器物入手，铺陈了唐代贵族日常生活的细节，在历史小说里具有一种独到的风格。
“沈先生写作这本书的年代，整个社会都是蔑视物质的，他是个逆行的身影。”孟晖说，“以前我读《二十五史》，里面尽是连续不断的宫廷阴谋、政治迫害、战争、饥荒，看一会儿就让人头皮发麻。沈先生在‘服饰’这个题目下，探索古代社会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在他的笔下，中国人的过去，终于变成了一部流动、活跃、驳杂而丰富、充满人性气息的‘长篇小说’，或者说一卷采用散点透视法的绘画长卷。我们由此才得以知道，自己的祖先除了有争斗的经验，更有生活的经验，并且，这经验发达细腻，充满情致。”
1981年，沈从文和张兆和夫妇在寓所中
尾声：超越受害者的身份
1978年，沈从文调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逐渐地，无论研究环境还是生活条件都有了很大改善。沈从文早年的文学作品陆续翻译成他国语言在国外出版。海外学者无论对于沈从文前半生的文学作品，还是他后半生的际遇都有浓厚的兴趣。于是，1980年初，傅汉思、张充和夫妇写信邀请沈从文和张兆和去美国交流。沈从文夫妇的美国之行为期3个半月，一共到15所大学做了23场演讲，美国读者和学者都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沈从文的演讲，按照场次来说，要一半来讲文学，一半来讲文物，主要是中国古代服饰。按照张充和所写的《沈二哥在美国东部的琐琐》中记录，沈从文更喜欢去讲文物。傅汉思是沈从文演讲的翻译。他一开始还要先看讲稿，后来发现沈从文根本不按照稿子来说，就索性不再看。有一次，张充和坐在靠近讲台的地方，听到傅汉思在小声提醒他“你现在讲的是文学”。原来，沈从文已经热烈地聊起了古代服饰。
许多美国观众希望了解沈从文在1949年之后的曲折经历。沈从文仿佛知道这种想要聆听受难证词的心理，在圣若望大学讲《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中他说道：“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剧烈变动情况中，我许多很好很有成就的旧同行，老同事，都因为来不及适应这个环境中的新变化成了古人。我现在居然能在这里很快乐的和各位谈谈这些事情，证明我在适应环境上，至少作了一个健康的选择，并不是消极的退隐……在近三十年社会变动的过程中，外面总有传说我有段时间很委屈、很沮丧；我现在站在这里谈笑，那些曾经为我担心的好朋友，可以不用再担心！我活得很健康，这可不能够作假的！”
怎样理解沈从文的这番话？是他出于谨慎才这么说的吗？张新颖认为，这是沈从文非常真诚的回答。“当一个糟糕的时代结束了，如果一个人拼命地要说我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那等于是承认了时代强加于人的力量。这也许是一般的人的想法。但是沈从文，他创造了另外一个身份，他为此感到骄傲——在这样的时代我还可以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取得这样的研究成果。沈从文后半生的故事是一个人自我拯救的故事，也可以说是一个人对一个时代救赎的故事。”
张新颖说，沈从文一直就有一种在绝境中创造事业的能力。1949年沈从文曾经试图自杀，“他死过一次再活过来，那真的是活了，而且再没有什么力量能够让他再死一次”。在“干校”下放的时候，一度沈从文认为可能没有机会恢复文物研究工作，他甚至写信给张兆和考虑再次“转业”，去写旧体诗。在70年代后期，沈从文恢复了服饰研究，他在体力和精神上有了一种非同一般的体验——“即以吃饭而言，就不大知道饿，也不知饱。一天经常只睡二三小时，日夜作事，不知道什么叫疲倦”。在张新颖看来，正是一直以来这种“忘我”工作的状态激活了沈从文生命的内在能量。这不是消耗式的、受虐式的行为，是工作和生命相互支持着前行，互相激发着沈从文走过了最困顿的岁月。
在张新颖所著的《沈从文的后半生》这本书里，他选用了沈从文在1957年“五一”劳动节那天在上海出差时画的一张速写：外滩的外白渡桥上是热闹的游行队伍，相对的，在画面右下角一个不起眼的位置，有一只小船，一个人正在拿网兜捞着虾子。“在红旗、歌声和锣鼓混合而成的游行队伍之外，沈从文依然能够将目光偏离出去，发现一个小小的游离自在的生命存在，并且心中充满温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我把这幅画当作是沈从文后半生的一个隐喻：他就是那个捞虾子的人。就在轰轰烈烈的时代潮流之外，他找到了一个很小的、特别不起眼的、别人都会忽略的角落，来做自己的事情。沈从文的‘小虾子’，就是他投入了生命热情的历史文物研究。”
（感谢赵连赏、李扬两位学者对本文采写提供的帮助。实习生华夏、郑院鸳对本文亦有贡献。主要参考书目：《沈从文的后半生》，张新颖著；《沈从文九讲》，张新颖著；《沈从文的家国》，李扬著；《中外沈从文研究学者访谈录》，张晓眉编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