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雪芸编辑 | 潘心怡
在一个不足50万人的鲁西小县城中，年关刚过，50多岁的郑德正在为自己的KPI发愁。他向文具店店主李然诉苦，身为晨光代理商，自己的销售任务高达几百万。
这让李然感到意外，“我们店算是当地最大的零售终端了，晨光的文具一年也就卖几十万，他一个代理要在一个县城完成几百万的销售，这种压力还是很大。”
晨光的代理商在被透支，这折射出的是文具行业跑马圈地时代的结束，行业龙头晨光亟需一条新的增长之路。
随着我国出生率呈下降趋势，人口结构显现老龄化，受无纸化办公教学以及在校人数回落等因素的影响，文具的使用频率正在下降。
更重要的是，这届年轻人对文具有了新的理解。手账、联名IP、文具盲盒······商家为讨好年轻人不断推出新产品，表明他们对品质提出了更高层面的要求。
多年来，晨光文具就埋伏在学校周边、街头巷尾、超市货架这些不起眼地方。在中国，很难找到一个没有用过晨光文具的90后、00后。
反映在资本市场，晨光更是被赋予了赋予了穿越经济周期、抵御市场波动的意义。自2015年上市以来，晨光文具股价以每年翻倍的速度飙升，累计涨幅超844%，最新市值接近790亿元。
从世俗意义上看，晨光文具无疑是成功的，但在Z世代当道的当下和未来，这还远远不够。即使吃透了大众市场，如若不能把握更个性化的高端市场，在不太可观的新生人口增速衬托下，晨光文具的远期计划很可能陷入尴尬。
时代洪流
一支笔、一个本子价格不高，高频的使用却催生了一个巨大又割裂的文具市场。
90年代末，中国九年制义务教育普及的目标基本达成，此后，快速教育扩张和经济市场化下，文具市场的火热是必然。
根据公开数据，自2013年以来，我国文具行业市场规模持续增长，2018年文具市场规模为691.8亿元，到了2019年，文具市场规模达726.1亿元，同比增长4.72%。
市场虽大，但问题也不小。文具市场由于品类多，种类复杂且单价低，这就导致从制造端到销售端，文具产业链均呈现出一种极其分散的状态。据文具店老板李然计算，她名下四个店的文具种类在两万种左右。
分散的行业格局，导致企业在经营层面上难以快速实现集约化，在2000年左右，一众文具品牌接连不断冒出新芽，对他们而言如何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极其关键。
在这其中，诞生时间晚于晨奇、真彩等文具品牌的晨光开始后来者居上。
晨光营业收入&同比增速
1999年，已有10年文具销售经验的陈湖雄终于下定了创业的决心。他在上海奉贤买下了6亩地，造厂房、聘技术人才，决心打造一个全新的文具品牌——晨光笔业。
同样是这一年，山东西部的一个县城，拿着几万块钱，李然一家人盘下了学校周边一个三十多平米的房间，开起了一个一家人赖以生存的文具店。
李然家以三十平的文具店起家，一步一步扩大到七十平、一百平、二百平、三百平、一千平；从营收几十块、几千块，几万块，到几十万、几百万；从自己当搬运工、收银员，到雇佣四五十名员工，一家人的饭碗已经变成了一群人的饭碗。
在李然的创业经历中，晨光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
过去的二十年，晨光试图打造一个“共赢”的游戏体系，在这个游戏的参与者中，一端是晨光这个手握国内文具资源的开创者，一端则是数以万计的小小校园店。
“晨光早期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还是归功于晨光的两大策略，一个是经销体系、一个是产品定位。”周艺礼向36氪表示。
周艺礼在文具行业内有20多年销售经验，据他观察，创始人陈湖雄在晨光文具打造的内部销售体系为其在分散的市场中杀出了一条生路。
据招股书显示，晨光采用的销售模式叫“层层投入、层层分享”。也就是说总部负责人管理一级城市的经销，一级城市负责人管理二级城市的经销，以此类推到县级和乡镇市场的经销。
资料显示，晨光对销往每个省份的产品采用不同标签进行标识，还将“窜货”纳入公司每年一级经销商的KPI 考核范围中。
36氪了解到，根据不同的经销层级，晨光同省份内每一层经销商之间的价格都是固定的。
李然的说法印证了这一点，“我们进晨光的文具只能通过当地代理商，而且价格都是一样的，不会因为店大、进货多就能拿到更多的优惠。”
对此，华安轻工分析师虞晓文表示，“只有这种严格的价格规定，才能保证晨光整个经销体系的运转，毕竟需要留出足够的利润空间。”
她告诉36氪，一个经销体系既有激励，又有考核。在晨光内部，经销商的资质基本是经过层层筛选，在业务中，自然需要被业绩所约束。
不过，从整个文具行业的供应链来看，老销售周艺礼强调，这其实是一种常态。“几个大型品牌压货特别严重，经销商手上的库存都很多，目前没有特别好的方法。”
在这个金字塔式的销售体系下，晨光地推的渠道迅速打开，开始进驻校边商圈，原本分散的文具市场开始被晨光步步占领。
为了扩大自身品牌的影响力，2005年左右，晨光在零售终端启动了样板店计划，从围绕学校的文具店中进行挑选，免费印发晨光文具商标标识的店招，同时对其门店进行升级。
这也意味着晨光开始建设专属渠道，为后续开展加盟连锁打下了基础。
两招齐下，晨光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几乎突破了地域限制。截至2019年末“晨光系”零售终端超过了8.5 万家。据晨光文具年报，截至 2019 年末，晨光在全国拥有 35 家一级合作伙伴、近1200 个城市的二、三级合作伙伴。
蜘蛛结网式的布局，晨光文具将自己的产品推到了中国经济最基底的毛细血管中。同时，利用快速迭代的产品策略，晨光在学生群体中的品牌影响力快速扩大。
据周艺礼回忆，得益于消费水平等大环境的提高，2000年左右，文具市场开始出现品牌化的倾向。“当时，晨光率先一步对学生消费群体进行了细分。”
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学生而言，其消费水平存在巨大差异。“早期晨光决定针对初中女生进行产品的升级革新，对笔杆进行了多样化的设计。”
公开资料显示，当时晨光借力热门IP推出了备受中学女生青睐的“米菲兔”、“明晓溪”系列产品。
通过引人注意的外观，晨光在初中迅速打开了市场，随后，延续这一策略，晨光开始针对高中、小学等不同年龄段的学生推出产品。
然而，时代在改变，曾经把晨光推向了高峰的“渠道”和“产品”，正在成为禁锢晨光发展的两把利器，迟迟不能兑现的高端化成为晨光继续向前的最大障碍。
质疑声袭来
“我十几岁的快乐时光，很大一部分是在校门口的文具店里度过的。”
工作后，95后艾松依然有买文具的习惯，只不过换了个新词——手帐。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比买盲盒还花钱的爱好，“手帐实在是个坑。”
艾松感叹，“以最为常见的日本品牌Hobonich为例，巴川纸A6款光的内页卖200多元，书衣也要200元左右，胶带和钢笔花的钱不可胜计，一年出去个大几千都不能算高端玩家。”
刘晓就是这样的超高端玩家，玩了十几年手帐的她在圈子里小有名气。包括收集印章在内，她累计在手账事业上豪掷百万元。
据刘晓观察，在单价较高的手帐市场，来自日本等外国的品牌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市场，鲜有国产品牌的身影。一条手账圈鄙视链也就此形成，国产品牌即使国民度高如晨光，也被无情低归到最底端。
晨光文具2019年的年报里，这样一段话引起了36氪的注意，“以爆款带动整体品类，聚焦重点品类，升级产品结 构，完善精品文创产品布局。”
在互联网按图索骥不难发现，2019年年中晨光曾经对自己的手账产品做过一波营销，但反响平平。
“手帐圈如果有人用晨光文具，我们会觉得很low。”谈及晨光，刘晓的语气充满了不屑，她告诉36氪，自己对晨光的印象始终停留在“抄袭巨头”四个字上。
已经从手账坑跳出来的艾松也表示，由于抄袭和品控问题，自己宁愿放弃这个爱好也不会委曲求全去买价格低廉的晨光文具。
就物的符号意义而言，手帐圈里高度稀有的文具的无异于文物，仿品自然流为原罪。脱离小众的的手帐圈，在更为宽广的大众消费领域，晨光获得的好感度依旧有限。
网络问答社区知乎上有一个浏览量超过350万的问题——“如何评价晨光文具？”，数千个回答中，晨光“质量差、爱抄袭”的形象跃然纸上。
听上去，这像一场罄竹难书的控诉会，但换个角度看，这也恰恰反向证明，文具行业里，晨光就像那个充满争议但却获无数追捧的“顶流明星”。
和大多数劳动密集型产业一样，模仿是无法抹去的时代烙印，市场尚未成熟和完善之际，宽容是一种常见的态度，但这个态度已经发生转变。
hobo手账本VS晨光手账本
一个可以普遍观察到的认知是，国内消费市场日趋成熟，当前90后、00后等追求个性化的文具主流消费者对于中高端文具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
更重要的是，随着我国出生率呈下降趋势，人口结构显现老龄化，受无纸化办公教学以及在校人数回落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文具行业的增速放缓，逐步进入稳健发展时期。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文具行业营收为182亿美元，同比增长仅为0.07%。
基于教育人口红利的增长期正走向见顶，在新的生态下，摆脱“抄袭巨头”固有印象，拉拢年轻人显得格外重要。
从学生到白领
“上小学的女儿在这里有挑文具的快乐，我也可以顺便看看漂亮的杯子、帆布袋，两个人的需求同时满足。”
对于33岁的北京职场妈妈范雯雯来说，西单大悦城的九木杂物社是母女俩都爱逛的地方，但在接受36氪采访之前，她没有意识到这家北京商圈常见的精品杂货店其实隶属晨光文具。
九木杂物社（图片来源于网络）
范雯雯不知道的还有，她以为的“顺便”不是真的“顺便”，自己也是九木杂物社的关键目标客户。套用互联网的话术，晨光文具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拉新和留存。
公开资料显示，店铺主要铺在新华书店及复合型精品书店，九木杂物社是以 15-35 岁的年轻女性及其家庭作为目标消费群体，销售的产品主要为文具、文创、益智文娱、实用家居等品类。
“听上去像低配版的无印良品。”范雯雯摸出了门道，其实除了九木杂物社，光是西单大悦城类似的杂货店还有番茄口袋、漫盒社、名创优品、酷乐潮玩等好几家，“这些店装修都挺好的，但价格真的不算低。”
显然，在高端化上，晨光文具面临的对手已经脱离最开始的一众对手，而九木杂物社只是晨光新零售探索的一面。
晨光业务探索历程
晨光近年开始了新零售方面的探索，具体到业务模式上主要有两种。包括晨光生活馆和九木杂物社两种商业形态。
以 8-15 岁的学生作为主要消费群体，晨光生活馆的布局更早一些，其销售的产品以文具品类为主，辅以部分生活和玩娱品类，店铺主要集中在新华书店及复合型精品书店。
如果说晨光生活馆是其对现有传统渠道进行升级的探索，那九木杂物社更像是晨光随着其用户年龄增长而作出的创新业务，把其在学生客户中建立的品牌效应进一步延续到年轻人的生活中。
分析师虞晓文进一步补充，以晨光生活馆和九木杂物社为主体的零售大店模式，是晨光传统核心业务渠道升级和产品升级的桥头堡。
具体来看，生活馆瞄准渠道升级，九木杂物社则定位于零售新模式，注重产品结构升级和爆款产品打磨。
在新零售行业，只知道闷头开店的玩法早被抛弃，九木杂物社自 2018年7月开始启动加盟，加盟模式的开启，被虞晓文视为晨光在新零售门店盈利中发起了攻势。
加盟模式为加盟商按照合同约定缴纳合同保证金和装修费款项，加盟门店的租金，人员工资，水电费等营运费用由加盟商承担。
据财报，截至2020年三季度已拥有包括106家晨光生活馆、334家（直营211家，加盟123家）九木杂物社在内的440家零售大店。
不过，就目前晨光文具交出的成绩单看，尽管二者营业收入大增，但距离实现盈利仍然任重道远。
财报数据显示，2019年，晨光生活馆和九木杂物社的营收都实现了大增，同比增幅分别达到96.34%和200.95%，但并未改变多年的亏损状态，净利润分别为-804.67 万元和-693.11 万元。
相比亏损数字，高端化的艰难或许更加体现在，在晨光文具的业务中，新零售业务是那样的微不足道。在晨光的财报中，零售大店业务在总营收中占比仅为5.5%。
与看上去有些“华而不实”的九木杂物社相比，其办公直销业务的晨光科力普才是助力晨光闷声发大财的“实在人”。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前三季度，晨光科力普实现营收28.63亿元，同比增长15.2%。
晨光各业务营收&利润占比变化
这也从侧面表明，目前这个阶段，大批量、工具化的销售路径也许更适合晨光。在晨光文具的公开表态中，九木杂物社的要求不高，仅仅是被赋予了“品牌露出及升级产品销售”的使命，但在普通的消费者眼里，这两点似乎也很难完成。
按照九木杂物社常客范雯雯的说法，“除了知道他们家老卖晨光的文具，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到这是晨光的店。”在文创产品领域，晨光也举步维艰。
但对于目前的晨光来说，这些都构不成她的焦虑所在。
又是一年开学季，经历过疫情，购买文具的渠道变得多元化，坐拥渠道源头，严密的金字塔体系下，一切的竞争都不过是各个销售路径之间的竞争而已。
去年于广州举办的中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上，选手们在参加电气技术竞赛。魏劲松摄（资料图片)
刘意文 朱小路摄
朱志军 张吉利摄
游国栋 受访者供图
近日，“今年高校毕业生909万创历史新高”再成热议话题。两个多月后，这些毕业生就将走进社会寻找工作。
今年的就业形势如何？年轻人有什么期盼？让我们听听年轻人对择业的真实看法。
不要让产业工人“断代”
吴 宽 上海 马努艺术创建人
我们公司从事创意设计，与制造企业是背靠背的命运共同体，经常深入工厂，驻场品控。
前段时间，两名女性员工从公司离职了。一个是刚毕业的海归设计师，负责产品设计；一个有20多年工作经验的制程工程师，负责生产工艺导入。她们平时都需要下工厂，与各种产品工艺以及工人打交道，将产品从纸上变为现实。按说她们已不是一般产业工人，而是工程师设计师，但还是另寻他途了。
以刚毕业的海归设计师为例，家里花了大心思培养，费钱费力，寄予厚望，估计不愿孩子下工厂，怕脏累，在亲戚朋友面前，也不够有面。女孩子尤其如此，唯恐嫁不到好人家，更谈不上阶层跨越，下一代如此循环，没个盼头。什么都没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来得实在。
从两名女性员工离职，回顾这几年上游制造行业越来越严重的“用工荒”，我真担心咱们国家会不会出现产业工人“断代”？
现在许多年轻人，包括他们的父母长辈，普遍不看好技术工人这个职业。面对就业，选择很多。上个短训班，就能去游戏公司上班，不脏不累；从事网络直播带货，个人产值可能比一家公司还高，既风光又实惠。从父母心理出发，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宁可在家啃几年老，也没必要急着让孩子进工厂，“廉价出卖劳动力”，在“社会底层”干一辈子。
如今，不是企业招不到人，而是制造企业招人难。互联网、金融、房地产等行业，求职者还是很多的，与制造行业争夺人力资源是不争事实。这种现象不仅在中国，发达国家也普遍存在。
社会越发达，产业链越是往高端发展，制造业也需要全面产业升级，发展高端智能制造，但配套的人才培养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薪酬待遇和社会地位也没跟上，制造业与年轻人之间有越走越远的危险。
在我看来，未来制造业会越来越多地应用机器人，而高端智造需要大量高学历、高技能的产业工程师，包括女性在内的年轻人完全可以在制造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自己、为国家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微宇整理）
爱上没有“天花板”的职业
刘意文 四川成都 润驰精密电子有限公司工人
我于2019年6月从中德（成都）AHK职教培训中心毕业之后，顺利进入成都润驰精密电子有限公司，成为一名五轴加工中心工人。
20岁的小伙当工人，还不是一个主流的选择。我身边的同学、朋友更多的是做销售或从事服务行业，每天活跃在城市中心很热闹，只有我整天在城郊的工厂跟机器打交道，看似枯燥，但也有真正的乐趣。
生产是动态的，并不是只要开动机器就什么也不用管了。我每天除了操作设备之外，还要观察产品，及时发现问题。如果加工出来的零件品相不好，我作为这个车间的工人就要负责解决。上个月，我在检查加工出来的零件时，发现光泽度不够、尺寸不合格，我判断肯定是刀具出了问题。果然，在我刃磨刀具之后出来的零件真的就是良品了！工作的这些瞬间，总让我有很大的成就感。
除了对“当工人”真正的工作状态不了解之外，可能年轻人对制造业这一行业也不了解。初中毕业后，我感觉自己对机械感兴趣，在择校时就选择了专门培养制造业人才的中德（成都）AHK职教培训中心，毕业的时候很快就拿到了3份工作，都不需要自己四处去求职，待遇方面我也很满意。
近年来，我们国家制造业产值连年递增，正在从制造业大国通往制造业强国，人才需求是很大的，而且技术工人是一个可以不断进阶的岗位。技术是需要不断学习、不断积累的，并不是吃年轻饭，经验丰富的工人一眼就能看出问题出在哪里，很受人尊重。加上生产技术不断在革新，谁也不能说自己已经掌握了所有技术。可以说技术工人是一个没有天花板的职业。
我现在的目标就是从工人进阶到工程师，未来自己能够独当一面，能够独立思考问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我希望自己能成为我师傅那样的技术工人。我对未来中国的制造业充满希望，更充满信心，希望无数个像我这样的一线工人发出的微光，为祖国的制造业贡献一份力量。（王明峰 朱小路整理）
技术工人的春天到了
朱志军 中建深圳装饰有限公司水电工
从小父母就跟我说，跳出农门，唯有一条升学路可走。读中学的时候，我也曾想着努力考上一所好大学，将来成为一名都市白领。可是成绩始终不理想，最后只考上了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学的是建筑设计，走上了一名技术工人的职业发展之路。
我目前在公司的广州知识城酒店项目做水电工，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为了保障项目质量和建设进度，常常要加班加点。很多人认为，我们这个行当职业窄、工资低、没前途。确实，成为一名优秀的建筑工人必须要能吃苦、肯钻研，要能忍受四海为家的漂泊和没日没夜的工作状态。
虽然这并不是我最初的人生目标，但我从未后悔成为一名建筑工人。相反，我干得很起劲，还很骄傲——看着自己参与的建筑项目渐渐长大的时候，我能深切地感受到我是祖国建设的一分子，是新时代的建设者。
这几年国家鼓励发展职业教育，出台了不少政策，以培养更多专业化的技术工人，但是我的很多同学依然不愿意成为一名技工。在大多数人看来，上大学是最好的出路。这是长久以来形成的社会认知，并不是一时半会就能解决的。但我常常想，我们正走在制造业强国的路上，如果没有各行各业的技术工人，没有那么多人愿意从事一线的技术工种，工业强国之路又从何谈起呢？
去年12月，首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举办，我看得热血沸腾。一批批国家级技能大师坚守产业报国的初心，在平凡的岗位上成就了不平凡的业绩。我暗暗下定决心，要当好新时代的技工，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在公司，我常听同事们讲述深圳地标建设者贾金宣、广东省技能竞赛冠军曹玉华、农民工党支部书记郭红伟的故事。他们是我的同事，是从寂寂无名的普通技工成长为企业管理和技术骨干的代表，是传承工匠精神的代表，我以他们为榜样。
我很庆幸选择了自己喜欢的行业，也感念于所在企业对于技术工人的重视。企业有专门的制度推动农民工向新时代产业工人转化，给予我们全方位的培训；有专门的师傅帮带，还定期组织技能竞赛，我们的职业平台、技能舞台变得越来越宽阔。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我很想对如我一样不得不进入职业技术院校的学生们说，切勿妄自菲薄，如今技术工人的春天到了，未来大有可为。
现在我正在学习画图纸和使用建筑软件的技能，希望自己能够快速脱颖而出，成为时代需要的大国工匠，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本报记者 程远州整理）
适合自己的才最好
印 疆 四川乐山 餐饮老板
当年我从职中毕业之后，回到老家，正逢父母所在的一家纸厂在招工。
作为一名“工二代”，当时作为厂里资深技术骨干工人的父母直接把我带去厂里见习。他们的初衷是希望我也能凭借熟能生巧的一技之长，留在这个离家只有两公里左右的厂里，以便一家三口相互照应。
于是，最初我听从父母的安排，在厂里最基层的纸车操作工岗位开始做起来，随后又在机修工、质检员、运纸工等岗位轮流锻炼。有时在各个生产线流水线上和父母擦肩而过，我也只能点点头，匆匆而过。
没多久，我就开始感觉有一些身心不适应了。
首先是因为我自幼有鼻炎，众所周知，纸厂排污中，总会有一些刺鼻难闻的化学污水味道，它们常常会加重我的症状。于是那段时间，我时常会有意无意多一些擤鼻涕、挖鼻孔、擦鼻子的小动作，自己有些尴尬，让别人看见也有点损害形象。
其次，我感觉在厂里上班限制了自己发展，每天就家里厂里两点一线，循环往复。而且，当时四川省内造纸行业竞争压力较大，对于我们那个生产技术和排污设备相对滞后、创新力度不足的传统纸厂，工资经常不能按时发放，对于涉世之初的我这样的“90后”而言，无疑是一种极大的煎熬。
第三，在厂里没有太大的晋升空间。如果待下去最后啥也学不会、不精通。至于想要拓展思维眼界，更是海市蜃楼一般的幻想。
所以，综合考虑权衡之后，我决定离家出去打工，扎扎实实学一门手艺，顺便近距离接触大城市的时代脉搏和心跳。
后来，我选择了餐饮行业，从厨师开始做起，慢慢学管理和营销，如今走上了管理者的岗位。
在我看来，无论是技术工人，还是脑力劳动或者管理阶层，必须要正确结合自身实际考量权衡所要从事的职业，作出最有效的决策和行动，才能让自己从工作中获得最大的乐趣和满足感。（黄自宏整理）
当骑手比当工人自由
游国栋 北京 美团昌平回龙观站点骑手
2014年，我从部队退伍，先后从事的几份工作都不太满意。2016年，经战友介绍，我来到美团当了一名骑手。当时他跟我讲，收入挺好的。果不其然，工作半年后，我对这份工作感到满意。
做外卖骑手的门槛不高，不需要成年累月的沉淀。大伙儿开玩笑说，会骑电动车就能干。我每天都穿行于回龙观附近的大街小巷，从早上10点多开始送单，晚上9点左右结束，一天跑下来大概送40多单，多的时候也能达到50多单。
虽然工作相对辛苦，但只要肯吃苦，收入也很可观。现在我每个月收入有1万元出头，这在河北老家来说已经算是高工资了。家里除了妻子，我还有一儿一女。作为家里的顶梁柱，这份收入对我很重要。从我身边的骑手来看，大多数人都承担着养家糊口的责任，有两个孩子的人也不少。压力之下，可以选择的岗位其实不多。在我看来，骑手这份职业的最大优势就是严格遵循“多劳多得”的原则，每一分收入都是“可视化”的，只要肯付出足够的时间和体力，一定会有相应的回报。
除了令自己满意的薪酬外，“自由”也是我们骑手普遍认同且坚持这份职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即便整天风里来雨里去的，但是至少一直在见识不同的人和事物，不像待在工厂那样，整天面对的都是机器。骑手工作自由度较高，工作时间更自由和灵活，可以按照自己的时间干活。对我来言，薪酬高、工作时间自由的外卖骑手，远比流水线上的产业工人更有吸引力。
另一方面，北京经过这些年的疏解，一般制造业基本上都疏解出去了，制造业就业门槛逐年提高，知识型、技能型劳动力将成为主流。要成为一名高级技术工人，没有十年八年的工夫，根本做不到。互联网经济的兴起和普及，让年轻人有了更多选择。我想，当一名骑手，凭劳动吃饭，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不也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吗？（本报记者 贺 勇整理）
存够钱去大城市学美容
王 勤 贵州习水 骏华鞋业有限公司制鞋工人
今年父亲过生日的当天，他发了条微信朋友圈：“女儿懂事了！”配图是我给他发红包的截图和一张我的生活照。看到微信那一刻，自己的内心涌起一股暖流。
2020年初，我进入骏华鞋业成为一名车间工，负责做鞋面。工作时间是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6点半，中午休息一小时，一个月两到四天假。这是我第一次挣钱给爸爸过生日，还买了蛋糕、做了一桌好菜。
鞋厂里有很多车间，每个车间负责鞋子不同部分的生产，就是一条条流水线，工资按计件结算，工人大部分年龄偏大、妇女居多，像我这样19岁的年轻人很少。工作刚开始还很新鲜，干久了其实很枯燥，无论是做鞋头、鞋扣还是做鞋跟，成天都在跟鞋打交道。虽然做鞋是技术活，干一年多才可能独立地做出一双整鞋，但做多了就没什么挑战性了。
对于年轻人来说，到工厂里做鞋，总觉得不太时尚和体面。我身边有男孩子进厂被女朋友说没有上进心，很快就辞职干别的去了。说实话，同快递员、送餐员之类的工作相比，他们工作时间自由而且挣得还多。做鞋，每天上班时间固定，休息的时间少，还需要不断精进手艺和速度，特别是加班赶货的时候会非常累。我们的工厂是代加工，因此，再优秀干得再好，也就是个制鞋工，岁数大了身体也吃不消，没什么成就感。
现在，我每个月工资三四千元，这在县城还算不错，厂里管住宿、管伙食，但这并不表示我会干很久。我想等明年存够钱，就去大城市学美容，出去见见世面，学到技术再回县城开店。（汪志球 李 佳整理）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华社泰国董山６月２６日电
新华社记者李凤双 于嘉 杨舟
驱车行驶在密林深处，左侧是山，右侧是崖。远处山谷中，几排村舍若隐若现；葱郁林木间，似有野兽匍匐而行。“金三角”地区越来越近。
“金三角”的一部分位于泰国清莱府的北部山区，这里与缅甸接壤，距中国云南不足３００公里。记者看到，在原先国际毒枭交易的地方，当地人撑起伞、支起摊，卖着自产蜂蜜、米酒、咖啡豆，神情闲散而宁静。
云淡风轻，芳草葳蕤，空气中飘着不知名的花朵清香，这样的环境很难让人联想到毒品、犯罪。车慢慢减速，停到一处二层楼的纺织厂外。据董山发展项目知识传播中心经理阿蒙拉·邦空涅女士介绍，这是泰国王太后基金会重点扶持的董山开发计划项目之一。
她说，董山面积达１５０平方公里，三四十年前，山上住着阿卡族、伊哥族等少数民族。他们不会讲泰语，没有国籍，不敢轻易下山。遇到干旱，唯一的农作物水稻绝收，饭都吃不饱，而年景好时，全家人一年的收成也只够吃半年。由于与世隔绝、缺医少药，人们头疼脑热时，只能服用罂粟。
很久以来，国际毒品市场的存在促使这一地区制毒贩毒活动猖獗。为求生存，当地山民不得不毁林开荒种植用于生产毒品的罂粟。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泰国王太后西娜卡琳达视察北部山区时，深为当地人的贫苦愚昧而痛心，遂提出黎敦山开发计划，希望用３０年、分三个阶段帮助当地人改变种植结构、摆脱贫困落后、恢复森林旧貌。
走进董山开发计划的纺织工厂，耳畔响起织布机的作业声。数十台木制织布机前,女工们正精编细织忙碌着。再往里走，十几名上岁数的妇人席地而坐，用老纺车将条状棉花纺成细线。
一位头发花白、佩戴花镜的老奶奶看到记者时，停下手里的活，双手合十，点头微笑，慢声慢语地说道“萨瓦迪卡”（意为“你好”）。
可别小看这家设备老旧的纺织厂，其６０％以上的产品被瑞典宜家、日本无印良品等国际知名企业所收购，其产品因纯手工、高品质的特点赢得世人的接受与尊重。
女工们每天的基本工资３００泰铢（约合６０元人民币），加上提成最高能达５００泰铢（约合１００元人民币），不仅解决了温饱，还能改善生活。
记者一行来到山区腹地，按照一处透明玻璃标牌所指的方向望去，董山与缅甸接壤的山峦犹如绿色的海洋，葱翠无垠。
当地人回忆说，当年罂粟种植泛滥时，这里的山是光秃秃的。董山开发计划推行初期，山民担心不种罂粟会断了生计，抵触情绪很大。为此，从事劝导的工作人员进山动员时，还得携带枪支，以防不测。
生态建设强调兼顾绿色与富民。阿蒙拉说，泰国王太后基金会雇当地人种树，每天的佣金为４０泰铢（约合８元人民币），所得收入足以购买粮食和日用品。在实实在在的利益面前，当地民众逐步弃种罂粟，开始自觉植树造林。
开发计划讲究改良当地土壤、栽种适宜树木，除改良小板栗等效益不佳的本地果树外，还引进南美洲盛行的阿拉比卡咖啡树和澳大利亚坚果树，既绿了土地，又富了山民。
到访坚果加工厂时，工人们在轰鸣的机器旁挑拣残次果仁。据在此干活的素拉沙说，这家工厂年产６０吨坚果仁，加上硬壳和外皮，重量达７００吨。从采摘到加工，可以解决２００多人的就业问题。
来到咖啡园，眼前一棵一人高的咖啡树已有３岁。素拉沙说，咖啡树第二年挂果，第四年盛产，树龄可达１０多年。董山已有８０００多个家庭种咖啡，种植面积超过３０００亩。
他的祖父母曾以种罂粟为生，而他的父亲赶上了董山开发计划，种过树，后来经营咖啡园。在基金会帮助下，他们学会了农业种植技术和经营，生活条件有了明显改善。“先买了车，后来修了房，不用外出打工，就能过上好生活。家人团聚，对孩子成长也很有帮助。”他说。
董山一家咖啡店销售当地咖啡豆烘焙磨制的拿铁，入口虽有酸苦，但回味香甜。正如山民的日子一样，经历着先苦后甜的变化。
如今，泰国“金三角”地区毒品渐逝，人们正在努力开创新生活。他们生产的农产品、纺织品、瓷器等正在７００公里外的曼谷热销；繁华的商业街、热闹的飞机场，都能见到董山生活馆，前来选购的外国友人络绎不绝。
阿蒙拉说，除了生产销售农产品和手工制品，当地还在打造旅游产业，每年吸引游客近百万人次。这里正受到越来越多游客的青睐。（参与记者：杨一苗、李琳海、刘金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