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纵相新闻
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 卞英豪
连日来，疑因声援香港反对派“游行”，台湾品牌“一芳水果茶”深陷舆论漩涡，其在两岸三地不同版本的声明，被网友戏称为“一芳多表”。那么，涉事的一芳水果茶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官方声明支持“一国两制”，点赞人民日报
8月5日，一芳水果茶的一家香港分店贴出公告，表示响应所谓的“罢工”活动。相关图片在网络疯传，引发网友抵制浪潮。
当天下午，一芳水果茶在官方微博发布声明称，涉事门店系旗下香港加盟店。经查证，张贴恶劣告示者是香港小时工的私自行为。一芳方面已将该员工辞退，并在公告中表示，“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香港长治久安的危害的行为，同时也会加强对旗下加盟门店约束管理。”
这则声明发布仅1小时后，一芳水果茶再度发表声明称，坚决维护“一国两制”，坚决反对暴力罢工。并指出，除了处于示威游行核心区的门店外，一芳香港20家门店仍在坚持营业。发表声明期间，一芳水果茶官方微博还点赞了人民日报评论员，关于坚决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制止暴力的稿件。
一芳水果茶公开支持“一国两制”，蔡英文跳脚
一芳水果茶发布支持“一国两制”的声明后，最先坐不住的当属台湾绿营。
据环球时报报道，8月6日，蔡英文对此事公开发表言论，“所谓水果茶当然希望天然的最好，但如果加了政治味就不好了。”台“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更是威胁一芳水果茶，要求其公开道歉。
迫于来自台湾绿营的压力，当天，一芳水果茶台湾总部再度发表声明称，总部未来将继续加强沟通全球各地的合作伙伴，遵守当地法律法规，恪守品牌不涉政治的原则，专注水果茶饮的推广。
另一方面，声明中指出，香港某加盟店的事件为偶发事件，惊扰社会各界，一芳水果茶总部深感抱歉。
两岸三地，两面三刀，一芳多表？
一芳水果茶总部发布声明，力挺“一国两制”。然而，一芳水果茶在其他地区的分部则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
8月6日，名为“一芳台湾水果茶－香港”的账号，在其社交网络上发表声明称，其官方账号只有Facebook及Instagram，没有经营任何微博账号。一芳水果茶在微博的声明、言论与香港总代理无关。
而在台湾，一些一芳水果茶的加盟门店则公开表示，总公司的行为不代表门店行为，部分门店甚至在社交网络上表示不支持“一国两制”。
此前，另一份落款为“一芳台湾水果茶-英国代理”的声明也流传网络，声明显示：“我司作为英国一芳品牌独立运营商，与其他地区加盟业主的立场无关。”
同为一芳水果茶品牌，态度各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有网友评论称，两岸三地，两面三刀。还有网友发明了新的网络词汇——“一芳多表”，即一个一芳水果茶，多种不同的表态。
台媒：一芳老板9岁就卖沙士糖赚钱
深陷风暴眼的一芳水果茶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
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了解到，一芳水果茶在官方微博声明的落款为上海墨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2018年底，该公司曾在广告中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等用语，被上海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处以3万元的罚款。
记者查询发现，该公司股东为INKISM INTERNATIonAL CO. LTD. 即台湾企业墨力国际。墨力国际旗下拥有一芳台湾水果茶、乔治派克等餐饮品牌，其法定代表人为台湾企业家柯梓凯。
据人民网报道，2015年，墨力国际旗下乔治派克曾陷入“毒茶”风波，其红茶产品被查出农药残留超过安全容许量，相关产品被查封。
本次受到广泛质疑的一芳水果茶，也是柯梓凯创立的品牌。据报道称，“一芳”的名字来源于柯梓凯的祖母。2017年，一芳水果茶正式登陆内地。目前，一芳水果茶在全球已有1300家门店，其今年的目标是达到2000家。
据台媒报道称，一芳水果茶的拥有者柯梓凯29岁时，就开出了50多家门店。媒体称其从小就有“创业头脑”。在采访时柯梓凯表示，创业的契机可以追溯到小学3年级。当时年仅9岁的他用妈妈给的早餐钱30元新台币，购买了60颗沙士糖。并向同学推销“10元一次，抓一把，抓到多少都是你的。”柯梓凯也因此赚取了成倍的收益。
一个加盟店的行为，无法代表整个企业的立场。就如同一小撮人的行径，也无法代表所有人的观点。两岸三地良好的营商环境，需要各方共同守护，也需要企业加强管理协同应对。
对于身处舆论漩涡的一芳水果茶而言，明确了立场之后，更需要用实际行动来维系消费者的信任。诚如网友所言，你好好卖你的茶，不好吗？
发紫眼、战袍加身，精通小语种，还带着三条龙，这样充满野性与异域风情的设定，让“龙母”的扮演者英国女星艾米莉亚·克拉克在热门美剧《权力的游戏》中一出场就牢牢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
虽说身材娇小的她在好莱坞算不上是勾魂摄魄的性感尤物，但有了“龙母”这层光圈谁能不对她有几分幻想呢？
而就是这样一个乐观可爱的女孩，却在2019年3月对外透露，在拍摄前几季《权力的游戏》时曾患上脑瘤，她为此做了两次大手术，还曾想过一死了之。
这篇自述刊登在《The New Yorker》上，艾米莉亚·克拉克透露早在拍摄《权力的游戏》第一季时，发现自己患上了脑动脉瘤，立即做了手术。没想到，手术导致她患上失语症，不要说继续做演员，连自己的名字都无法说出口。
通过休养，一个月后她才恢复到可以工作的状态。然而，没多久，她的大脑内又被查出了另一个动脉瘤，导致艾米莉亚时常剧烈头痛，只能靠吗啡来止痛。在结束了“权游”第三季的拍摄后，她再次躺在了手术台上。米莉亚·克拉克回忆那段日子只有恐惧、焦虑和绝望，需要靠很大的意志才能撑下去。
试镜被拒、上学被拒、工作被辞
艾米莉亚出生在伦敦郊外的牛津郡，父亲是剧院音响工程师。三岁那年，父母带她去观看音乐剧《船展》，年纪小小的她竟然不哭不闹地看完了整场表演，以至于后来每当家人想让她安静点就会带她去剧院看戏。艾米莉亚不仅看父亲完成了很多工作，而且对空荡荡的剧院愈发痴迷，她喜欢在阶梯上跑来跑去，想象着这里会发生怎样的故事，“那地方充满了魔法，我不仅仅为剧院里的人着迷，更为他们的演出着迷。”
10岁那年，艾米莉亚告诉家人她想要成为一名演员，父亲便在伦敦西区给她找到了一次试镜机会。她信心十足地幻想着一举夺下角色从此星途坦荡，到了剧院才发现有80多个同龄女孩都在等待试镜。评审们让她试唱音乐剧《猫》的主题曲《回忆》，可她压根没听过这首歌，只好表演了学校里学到的一首关于驴子的儿歌，唱完后评审们无语地问：“小姑娘，你不会唱流行歌曲吗？”回想第一次少女梦碎，艾米莉亚说：“我想父母带我去试镜也是想给我上堂现实主义的课吧。”
登上《好莱坞报道者》。
在寄宿学校度过整个青春期后，艾米莉亚被唯一梦想的英国皇家戏剧艺术学院拒绝了，懊恼的她旅行一圈回国后，申请了所有能想到的学校，最后被名声不怎么样的伦敦戏剧中心录取，成为科林·费斯、迈克尔·法斯宾德、汤姆·哈迪等人的校友。大学最后两年里，不断有经纪人来观看学生表演，发掘演员。那时，艾米莉亚在《哈姆雷特》里扮演小配角罗西，为了引起台下专业人士的注意，她自作主张把罗西演绎成喜剧角色。当然了，《哈姆雷特》里可没有这样发挥的余地。
毕业之后，艾米莉亚不得不做起酒吧招待和餐厅服务生，那时的她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甚至是电话销售的工作，也因为她喜欢和顾客聊天而不是推销东西而被辞退。“那些糟糕的日子只会让我更加渴望成功。”艾米莉亚说，好在这样的日子仅持续了一年。一天，经纪人打来电话问她想不想为HBO史诗剧《权力的游戏》试镜，于是艾米莉亚决定立即启程前往洛杉矶。“我把工作的酒店大堂里的茶包都偷光了，因为我觉得我肯定不会再回去了。”
出场第一个镜头就让全世界惊了
2010年，艾米莉亚第一次站在《权力的游戏》的导演和制片人面前。作为HBO当年不惜重金打造，首播集高达800万美元，全季6000万美元投入的大项目，单单剧组伙食的奢靡排场就闪晕了这个初出茅庐的英国女演员。
《权力的游戏》第一季中，青涩的“龙母”。
在准备试镜时，艾米莉亚一直在研读乔治·马丁的原著小说、听图派克的音乐，借此来帮助她释放内心的凶猛，这些显然取得了成效。剧集制作人回忆，当时为了那位“不焚者、龙之母、风暴降生的丹尼莉丝”的角色至少已经面试了几百人，这个角色需要既像圣女贞德，又要有一种救世主的霸气，“而我们只在艾米莉亚一个人身上看到了这一点。”就这样，毫无名气的英国妞儿意外地成为了小说里银发紫眼、天生美貌异于常人的人气角色“龙母”的扮演者——要知道就凭原著的人气，光是粉丝吵来吵去的口水，也能把这个角色给吵红了。
没有人会遗忘艾米莉亚在剧集中第一次亮相时的场景：她从行军大帐篷里的浴缸里走出，当着崇拜者送上的人头大礼，大方地赤裸站起迎接，水珠从丰满的胸部缓缓抖落……全世界的观众都震惊地屏住了呼吸。
我不希望人们记住的只是“身体”
2013年，有意突破戏路的艾米莉亚参与了百老汇剧目《蒂凡尼的早餐》的演出，饰演女主角霍莉·戈莱特丽。伦敦戏剧中心毕业的她，在百老汇的戏剧首秀便是挑战当年奥黛丽·赫本所塑造的经典角色。可惜原著作者卡波特没能活到21世纪，要不相较于赫本版的霍莉，大作家理应更青睐艾米莉亚的表现。
《蒂凡尼的早餐》海报
艾米莉亚在小荧屏上演绎过从柔弱到霸气的女王转变之路，到了百老汇的舞台上，这种气质瞬间转化为一个惹人怜爱却又禁锢不住的“笼中鸟”，艾米莉亚说：“没有人能把我关在笼里，我也不想拥有任何东西，直到我找到一个地方，我和我喜欢的东西在一起。我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但是我知道它像什么样子，它就像蒂凡尼。”
故事接近尾声时，艾米莉亚所扮演的轻佻女子与男主角双双脱光迈进浴缸，继续大声说着倒霉境遇下的俏皮话，警察突然破门而入，拘捕了这位涉嫌贩毒的社交名媛霍莉·戈莱特丽。表演时，台下一大半观众不顾剧场“不准摄影”的规定，纷纷举起手机拍摄。外媒报道，当时整个剧院的保安系统都崩溃了。这件事给艾米莉亚留下了心理阴影，“实在太疯狂了”。
《蒂凡尼的早餐》剧照
《权力的游戏》第三季开播之初，剧组演员查理·卓别林的外孙女奥娜爆料，艾米莉亚两次拒绝了导演的裸戏要求。2015年全球瞩目的《五十度灰》女导演萨姆·泰勒-约翰逊也向她伸出过橄榄枝，邀请她前来和霸道总裁宽衣解带，也被她拒绝了。“我希望人们记住我是因为我的演技，而不是因为我的胸部。”
也正是凭借《权力的游戏》第三季中的演出，艾米莉亚拿到了艾美奖的提名，成为剧组首位拿到提名的女演员。再也没有人把她当做花瓶看待，而艾米莉亚也在积累中迎来了朝向“暮光女”克里斯汀·斯图尔特以及艾玛·沃特森这类一线年轻女星之高度攀升的时机。
剧情需要时哭，一喊cut就去讲笑话
大银幕上，艾米莉亚的成绩至今都是不咸不淡的，当然她也因为《权力的游戏》的档期而不得不推掉一些角色。而经历了一系列选角传闻之后，艾米莉亚·克拉克打败众多竞争对手跻身《终结者5：创世纪》女主角，成为影史上第三位“莎拉·康纳”的扮演者。
为了拍摄《终结者5》，艾米莉亚不仅严格节食，还接受了数周的武打训练，射击、搏击甚至举重都要练习。导演艾伦·泰勒对她在英国接受的专业训练给予了很高评价：“她会在剧情需要时哭，但只要你说cut，她就会回头和剧组人员接着讲在拍摄前没讲完的笑话。”
《终结者5》。
艾米莉亚·克拉克并不像这个群体中的其他演员那样走在街上就会被人认出来。当取下“龙母”造型中的铂金假发和轻薄的希腊服装时，她捧着咖啡杯的样子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纽约大学的研究生，而不是一个电影明星。不过艾米莉亚本人对这种情况倒是非常乐观。“这样我就可以拍一些其他的角色，避免人们一直与‘龙母’相比较，我觉得好幸运啊。”看看，艾米莉亚就是有着如此超出年龄的得体与智慧。
“再给我一百万年我也想不到《权力的游戏》能有如此成绩，我花了快五年才渐渐适应，而且我还不确定自己能否真的跟上这节奏。”虽说小妮子对现如今的成就还有点晕眩，但实际上，她在自己演艺事业上的野心却一点也不小——“我想站上英国国家剧院的舞台，或者在马丁·斯科塞斯电影里演一个可以得奥斯卡奖的角色（嘿，小李知道吗？），我希望选择更艰难的路，这样可以让人生更有趣。”
【你所不知】
1、最喜欢“权游”角色
据艾米莉亚自己透露，她在《权力的游戏》中最喜欢的角色前两季是狼家小妹艾莉娅（左），第四季是“美人”布蕾妮（右）。
2、精通小语种
英国演员都以好学著名，艾米莉亚没有牛津剑桥的文凭加持，但是她的技能也非常让人吃惊。和剧中的龙妈一样，艾米莉亚语言天赋强大，美式英语、意大利语、法语、德语、伦敦腔、爱丁堡、印度英语、拉丁美洲、美国南部各州、澳洲，以上语言或者方言她都会说。
3、荧屏处女秀
艾米莉亚出演的第一个荧屏角色是在英国肥皂剧《医生》中出演Saskia Mayer。
4、另一个“龙母”
很多人不知道《权力的游戏》试播集中，“龙母”扮演者本由出演过《都铎王朝》亨利八世第五个王后的英国女演员塔姆金·莫钦特担任，在正式播出时变成了艾米莉亚。
5、神经鸡舞
艾米莉亚能赢得龙妈的角色，都是因为在试镜时跳了段“神经鸡舞”？虽然不理解为什么一部史诗剧的试镜现场会考验这位英国女演员的舞蹈功底，不过当时剧集运作人大卫·贝尼奥夫注意到了艾米莉亚的紧张不安，于是建议她跳个舞放松一下，她便来了段“神经鸡舞”。
6、吃马心
艾米莉亚23岁接演龙妈这一角色，不仅有全裸镜头和强奸场面，在一场仪式上她甚至吃了一颗马的心脏（当然是道具啦）。这场戏拍了整整一天，艾米莉亚吃了足足25遍，“尝起来像凝固的果酱，还带着一丝漂白剂的味道。”
7、眉毛
艾米莉亚的浓眉毛在好莱坞女星中非常有个性，她说，“我的妈妈在我成长过程中制定了许多规则，不准吸毒，不准做爱，以及不能碰我的眉毛。所以我成为一个从小因为有着奇怪眉毛而受欺负的孩子。
我妈妈说，到你长大了你就会感激我了。我现在就很感激她，她还教我睡觉前给眉毛涂抹些凡士林。”
8、音乐天赋
艾米莉亚的父亲是一位在剧院工作的音响师，在这样的背景下，她不仅擅长演奏长笛、钢琴和吉他，唱跳功底也非常不错，中音清亮，民谣、蓝调和爵士都不在话下。
撰文/孟天翔
新京报编辑 吴冬妮
部分原稿件刊登于新京报2015年6月17日
黎是女性解放和权利运动的先锋之城，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女性元素和女性力量得到广泛展示和致敬。奥运会如火如荼进行时，在大西洋西岸，巴黎奥运会接棒国、下届（2028年）奥运会主办国美国，正在通过一场艺术展，向大洋彼岸的巴黎致敬。美国国家肖像画廊（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的艺术展“灿烂流放：1900-1939年在巴黎的美国女性”，回溯二十世纪零零年代至三十年代在法国巴黎生活的美国女性的思想、文化和艺术。通过“现代艺术与现代女性”、“未来舞蹈家”、“蒙马特之夜”、“女性学院”、“巴黎黑人文艺复兴”及“摩登女郎再时尚”等章节，与巴黎的女性力量遥相呼应，让四年后即将举办奥运会的美国，提前绽放女性光彩。
现代主义先锋，永不存在的“不可能”
尽管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不乏争议，但回望100多年前的巴黎，大胆、先锋、少数派和挑战权威的精神就已是巴黎的灵魂。这座城市似乎从不存在“不可能”，这种精神也在二十世纪的前四十年，融入美国当代文化机理，像一枚灯塔，照耀文明前进之路。
1900-1939年的美国社会，女性权利尚未获得认可，巴黎成为独立女性的“避难所”。美国知识女性出走巴黎，越过故国和家庭的藩篱，在法国开启旅居生涯。她们用不同形式创造独特表达，在绘画、摄影、文学、舞蹈、新闻出版、音乐和时尚方面大放异彩。巴黎也为各个阶层和种族的女性提供存在空间，无论经济地位、肤色和性取向，都能在巴黎获得在美国无法拥有的自由、宽容和机遇。
图1 安妮·莱斯，《自画像》，1909-1910年，油画，私人收藏
巴黎为女性画家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创作自由，以至于被称为“巴黎现代主义领袖”、“巴黎绘画界女强人”的美国艺术家安妮·莱斯（Anne Estelle Rice），在1914年结束了为期8年的巴黎旅居、返回纽约后，对美国艺术界生态极度失望：“美国艺术界仍难以相信，一个女人也可以当画家。”在自画像中，她巧妙地把自己置于画中，以油画形式挂在墙上，与静物一起诠释职业身份。她不再只是性符号，而是有思想有创意的专业人士。
图2 莉莉安·汤普森，《罗斯·奥尼尔肖像》，1915年，油画，罗斯·奥尼尔基金会 藏
美国画家罗斯·奥尼尔（Rose O’Neill）是世界上首位通过艺术创作实现财富自由的女性之一。她创作的丘比特（Kewpie）卡通形象，在20世纪初为她赚取百万财富，成为女性富豪。1906年，罗斯在巴黎开办首个画展，展出关于神话与进化理论概念的作品。她批判束胸服是对女性身体的迫害，1915年，她谎称自己怀孕，说服裁缝为她制作了一件解除束胸的宽大酒红色长袍，请画家莉莉安·汤普森（Lillian Fisk Thompson）为穿着这件衣服的她画肖像画，画中的她体态松弛，神态自如，充满自信。
图3 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Alfred Stieglitz），《凯瑟琳·纳什·罗德斯肖像》，蜡铂相片，1915年，美国国家肖像画廊 藏
巴黎也为不囿于阶级束缚和淑女偏见的女性以广阔天地。豪门女性被淑女期待、婚姻联姻和阶级牢牢捆绑，其中的叛道经离者，无法在美国上流社会立足，却能在巴黎寻得自由。1907年，美国豪门之女凯瑟琳·纳什·罗德斯（Katharine Nash Rhoades）决定离开沉闷的名媛生活，来到巴黎成为野兽派画家。巴黎的画家生活为她的文化事业奠定基础，从巴黎返回美国时，她已是美国现代艺术收藏奠基人，创办了圣伯德图书馆（Library of St. Bede）和自由艺术画廊（Freer Gallery of Art），即美国史密森尼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前身。
图4 爱德华·史泰钦,《阿格尼丝·额内斯特·梅耶肖像》,铂盐相片，1909年，美国国家肖像画廊 藏
美国报业第一夫人、《华盛顿邮报》前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对新闻的热情，继承自她的母亲阿格尼丝·额内斯特·梅耶（Agnes Ernst Meyer）。19世纪末，尽管被父亲重重阻拦，阿格尼丝还是通过奖学金和打工赚学费上大学，1908年她前往巴黎索邦大学求学，结识了罗丹、爱德华·史泰钦、斯坦因等艺术家，为她日后的新闻出版、公共教育和民权运动打下根基。在她的倡议下，美国政府的卫生、教育与社会福利部门建设起来。日后，她还与丈夫一起买下即将破产的《华盛顿邮报》，将之发扬光大，建设成世界新闻业楷模。
图5 小说《纯真年代》中因离婚而出走欧洲的美国女性艾伦 图：电影《纯真年代》剧照
巴黎也是挣脱家庭束缚的女性的避难所，帮助她们在家庭之外找到自身价值和主体性，不再是男人附庸。1905年，富家女艾米丽·查德伯恩（Emily Crane Chadbourne）因离婚出走巴黎，这在当时保守的美国上流社会可谓惊世骇俗，可以说是美国小说《纯真年代》的现实原型。
图6 藤田嗣治，《艾米丽·查德伯恩肖像画》，金箔与蛋壳画，1922年，芝加哥艺术学院 藏
艾米丽通过艺术重新找到自身价值。她资助日裔法籍画家藤田嗣治（Tsuguharu Foujita），给这位在20世纪初巴黎艺术界的“另类”亚洲艺术家以机会，她相继向艺术机构捐赠艺术品，构建了今日芝加哥艺术学院的基本收藏体系。
图7 泽尔达·菲茨杰拉德，《芭蕾舞者》，油画，1933年，蒙哥马利美术馆 藏
这也包括以“某某的太太”被称呼的无名女性们。在她们著名的丈夫面前，她们失去了主体性，但巴黎为这些希望获得姓名的女性提供了冠名权。泽尔达·菲茨杰拉德（Zelda Sayre Fitzgerald）在巴黎躲过了她著名的丈夫、作家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的光环，施展了自己作为出色芭蕾舞者和画家的才华。
图8 艾丽丝·派克·巴尼，《专注的劳拉·德雷弗斯·巴尼》（Laura Attentive），纸板粉笔画，1902年，史密森尼美国艺术博物馆 藏
在巴黎，即使最小众的宗教信仰也能获得包容。巴哈伊教也称“大同教”，1863年由巴哈欧拉创立于伊朗。美国名媛劳拉·德雷弗斯·巴尼（Laura Dreyfus Barney）1900年在巴黎皈依巴哈伊教，成为该教最著名的教徒之一。她的母亲、著名艺术家艾丽丝·派克·巴尼（Alice Pike Barney）也在她的影响下，皈依巴哈伊教。在完成巴勒斯坦之旅后，她于1908年写作关于巴哈伊教的著作，期盼世界和平与大同。
图9 劳拉·惠勒·沃林（Laura Wheeler Waring），《杰西·福塞特肖像》，油画，1945年，美国国家肖像画廊 藏
在20世纪上半叶种族隔离盛行的美国，被歧视的黑人女性在巴黎获得尊重。美国黑人作家、编辑杰西·雷德蒙·福塞特（Jessie Redmon Fauset）是哈莱姆文化复兴的重要人物。1914-1924年，她在巴黎度过十年，“在我的祖国，我作为一个作家的成长被阻断了，所以我只能逃到这里。”
斯坦因效应
对二十世纪初更具争议的性少数与女同性恋者，巴黎给与的宽容，是她们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享受到的，她们在巴黎成为作家、画家和新闻出版人。这些在美国无法获得社会认同的才华女性，在巴黎探索了女性主义的另类表达。
图10 弗朗西斯·罗斯（Francis Cyril Rose），《格特鲁德·斯坦因与爱丽丝·托克拉斯》，蛋壳画与水粉画，1939年，美国国家肖像画廊 藏
格特鲁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来自美国富裕之家，为现代主义文学和现代艺术发展作出杰出贡献。1903年，她与身为艺术批评家的哥哥利奥·斯坦因（Leo Stein）、嫂子萨拉·斯坦因（Sarah Stein）在巴黎生活，在巴黎建立了极具争议的文艺沙龙，也称“斯坦因文化圈”，在巴黎引发“斯坦因效应”（Stein’s Effect）。
图11 巴勃罗·毕加索，《格特鲁德·斯坦因画像》，油画，1905-06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藏
斯坦因文化圈囊括了同性恋作家、艺术家、出版人和文化名流，赞助了在当时极具先锋创新的艺术作品。斯坦因家族在巴黎的家中挂满了“不可理喻”的画作，这个居室每周末对外开放，来自全世界的观众好奇地一探究竟，前来观望世界上最具挑战的抽象艺术。
图12 亨利·马蒂斯，《萨拉·斯坦因画像》，油画，1916年，旧金山当代艺术博物馆 藏
格特鲁德·斯泰因与她的伴侣、美裔巴黎艺术成员爱丽丝·托克拉斯（Alice B. Toklas）1907年在巴黎相遇，这段长达40年的恋情成为先锋派艺术家和作家的基石，不仅促成了斯泰因的实验性写作，也帮助在当时不被主流艺术界认可的野兽派和立体主义画家亨利·马蒂斯、乔治·布拉克和巴勃罗·毕加索。惊世骇俗的品味与当时的社会规则格格不入，“斯坦因文化圈”在当时被孤立，属极小众的少数派，几无同行者，但这也对由男性主导和统治的文化界构成挑战，为日后在美国兴起的现代主义艺术收藏做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图13 保尔-爱弥尔·贝卡，《思薇雅?彼驰肖像画》，油画，1923年，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藏
1919年，思薇雅?彼驰（Sylvia Beach）在巴黎创办莎士比亚公司，这家英文图书馆和书店专门售卖先锋文学和实验性杂志。1922年，思薇雅作为出版人出版了詹姆斯?乔伊斯的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从此一炮而红，成为最有名望的现代文学出版人。思薇雅?彼驰是女同性恋，这幅肖像画由她恋人的姐夫、20世纪法国最具影响力的版画家保尔-爱弥尔·贝卡（Paul-émile Bécat）创作，思薇雅身着男装，坚毅的眼神象征权威与智慧。
图14 波利斯·塔尔，《梅·撒通肖像画》，1936年，油画，哈佛大学美术馆 藏
美国诗人梅·撒通（May Sarton）在巴黎将女性间的情谊用文学和诗歌表达，她从同性的独特视角，在作品中探讨爱、衰老、创造性与自我发现。1937年，她出版了在巴黎创作的诗歌集《四月际遇》。在美国女性画家波利斯·塔尔（Polly Thayer Starr）的画笔下，她手持一根点燃的香烟，吸烟成了当时女性作家的标志性动作。
图15 玛格丽特·佐拉奇，《姐妹》（The Sisters）,油画，1921年，弗吉尼亚美术馆 藏
美国女性野兽派画家玛格丽特·佐拉奇 （Marguerite Thompson Zorach）也在巴黎成名，在斯坦因家族的帮助下，她的立体主义绘画横空出世，在《姐妹》中从多个视角诠释立体主义，两位女性在城市街头孤独漫步，象征野兽派女性画家最初的孤独境遇。
身体再重构：舞台与舞蹈
在流行束胸的二十世纪初，身体的解放是女性获得权利的一大步。舞蹈作为对人体构造和身体自由的探索，在20世纪上半叶的巴黎流行开来。美国女性，特别是有色人种女性，借助舞蹈、戏剧和舞台，找回自主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黑人舞蹈在法国兴起，美国黑人舞蹈家在法国大放光彩，为巴黎蒙马特剧院带来爵士舞和爵士音乐，丰富了巴黎夜生活。在法国的成功，也使这些原本处于边缘位置的女性被美国文化界接受。美国黑人女性阿达·布莱克托普·史密斯（Ada Bricktop Smith）的“布莱克托普俱乐部”，就是巴黎最著名的爵士舞团。
图16 瓦勒里（Stanis?aw Julian Ignacy Ostroróg, Walery），《约瑟芬?贝克舞台照》，银盐相片，1926年，美国国家肖像画廊 藏
布莱克托普俱乐部捧红的爵士舞明星约瑟芬?贝克是“世界上第一个黑人超级女明星”。她19岁来到巴黎，1925年凭《黑人歌舞》（La Revue Nègre）一炮而红，1926年，她又凭借查尔斯顿舞表演《白日疯癫》（La folie du jour）声名远扬。
图17 保罗?科林，《黑色狂热：身穿洋红色舞裙的舞者》，平版印刷，1927年，美国国家肖像画廊 藏
1927年，法国艺术家保罗?科林（Paul Colin）以美国黑人舞蹈家为题材创作系列画作《黑色狂热》（Le Tumulte Noir），以约瑟芬?贝克在舞剧《黑鸟》中的角色为原型。约瑟芬?贝克身穿洋红色“香蕉舞裙”，大胆裸露。
图18 爱德华·史泰钦，《弗洛伦斯?缪斯定妆照》，黑白相片，1924年，美国国家肖像画廊 藏
与约瑟芬?贝克齐名的舞者弗洛伦斯?缪斯（Florence Mills）风靡20世纪20年代的巴黎，法国评论界称她为“小黑鸟”。在著名摄影师爱德华·史泰钦的照片中，她身穿粗条纹长裤，头戴钟形帽，扮演活泼俏皮的男孩形象，肩膀扛着的布兜和登上台阶的右腿，在光影中呈现人体力量感。
图19 日耳曼?科鲁尔，《阿德拉德?霍尔肖像》，黑白相片，1929年，底特律图书馆 藏
已在美国歌舞界成名的阿德拉德?霍尔（Adelaide Hall），1929年跟随黑人舞者的舞步来到巴黎，被巴黎评论界称为“新的约瑟芬?贝克”。美国黑人舞者在巴黎被视为性感尤物，是性凝视的对象，阿德拉德曾被要求脱掉上衣模仿约瑟芬?贝克，她对此断然拒绝。在女性摄影师日耳曼?科鲁尔（Germaine Krull）的镜头前，阿德拉德不再是物化的性感尤物，身着银色舞裙和爵士舞鞋，竖波波头，修长四肢和优雅美腿表现了舞蹈的美感。
图20 霍华德·加德纳·库欣（Howard Gardiner Cushing ，1869–1915)，《身穿恶之花舞台剧服的格特鲁德?范德比尔特?惠特尼》（Gertrude Vanderbilt Whitney in Bakst Costume with Fleurs du Mal），油画，1911-1912年，私人收藏
范德比尔特家族的格特鲁德也是首屈一指的业余舞者。在巴黎时，她与俄罗斯芭蕾舞团密切接触，穿上俄国舞台设计师莱昂·巴克斯特为歌剧《恶之花》设计的戏服。波斯风格外套、哈伦灯笼裤（Harem Pants）和奥斯曼式帽子，让她在伊斯兰风格窗户与波斯花园背景下，释放随性身姿和自由个性。
时装与风尚：女性新形象
在世界时尚之都的巴黎，美国女性通过时装诠释身份，用衣着重新定义性别表达。法国先锋时装设计师大胆抛弃旧规，采用更加宽松的设计解放女性身体。这些在当时的淑女世界仍属另类的服装，在巴黎的美国女性群体中发展了第一批客户，美国女性成为这批新风尚时装的首批穿着者。
图21 让?卢佳，《特雷瑟?邦妮画像》，油画，1933年，加州伯克利大学艺术博物馆 藏
美国女性企业家特雷瑟?邦妮（Thérèse Bonney）在巴黎经营横跨大西洋两岸的新闻图片社。1923-1939年，她为各大报纸杂志提供版权摄影和插画，为时尚、家具、装饰艺术和室内设计提供思路。在让?卢佳（Jean Lur?at）为她绘制的肖像画中，她身穿阔肩V领连衣裙，铅笔式直筒裙衬托干练气质，她背后是超现实主义海滩风景，画面呈45度倾斜，巧妙构图展示着女性活力。
图22 曼·雷，《佩姬·古根海姆定妆照》，黑白照片，1924年，美国国家肖像画廊 藏
古根海姆家族的佩姬·古根海姆（Peggy Guggenheim）逃离了纽约曼哈顿的家庭，1921年前往巴黎开始新生活。在摄影师曼·雷（Man Ray）的时装片中，她头戴埃及式金色头巾和大坠耳环，身穿异域风格的拖地礼服，手持长烟管，极富个人风格。
图23 罗伯特·蒙特内格罗，《赫莲娜·鲁宾斯坦肖像》，油画，1941年，美国国家肖像画廊 藏
奢华美容品牌赫莲娜品牌（HR）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Helena Rubinstein）的名言是“世界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1919年，她在巴黎开办美容沙龙，通过前卫艺术打造品牌形象。她鼓励现代女性要把握自己的形象。在罗伯特·蒙特内格罗（Roberto Montenegro）为她创作的油画中，赫莲娜身穿黑色长袍，绛红色披肩与红色口红呼应，翠绿色绿宝石耳环与手指上硕大的紫水晶戒指相得益彰，硕大的民族风格项链彰显了人物的强势个性。
图24 爱德华·史泰钦，《高举之花》（In Exaltation of Flowers），蛋壳与金箔画，1910-1913年，Art Bridges 藏
美国与法国文艺界双向互动，有从美国流入巴黎的艺术家，也有欧洲迁往美国的天才。画家、摄影师爱德华·史泰钦（Edward Steichen）是生于卢森堡、移居美国的移民。他的《高举之花》组画是为阿格尼丝·额内斯特·梅耶的曼哈顿公寓绘制。在这个有维也纳分离派风格的三重幻想式花园中，三位女性分别扮演玫瑰-天竺葵、矮牵牛-贝母叶、金边百合-紫罗兰，希腊式长袍、浴巾和披肩，结合蓝、紫、金黄的色彩，表现女性的优美。
图25 贝伦尼斯·阿博特，《朱娜·巴恩斯肖像》，银盐相片，1925年，美国国家肖像画廊 藏
服装也是女性摄影师和作家的自我身份表达。贝伦尼斯·阿博特（Berenice Abbott）1921年在巴黎学习雕塑，后在摄影师曼·雷（Man Ray）工作室从事摄影。她为作家朱娜·巴恩斯（Djuna Barnes）拍摄的肖像中，朱娜头戴金色头巾，叠穿式的着装和珠宝，代表主人公的自我主张，影响了后世的叠穿风格。
展览现场
在毛姆的小说《刀锋》中，青年拉里放下美国的体面工作和富家女未婚妻，来巴黎寻找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他质疑美国的上进、上升、阶级跃升式追求，来到巴黎“游荡”。“巴黎是世界上唯一一座适合一个文明人居住的城市”，毛姆借艾略特舅舅的嘴，说出了他对巴黎的看法。流放到巴黎，不是堕落迷失，而是智慧又灿烂的。《刀锋》中的拉里追寻到人生意义，过上大隐隐于市的生活，正如同时代的美国女性们，在巴黎获得自我实现，也为世界文化留下灿烂遗产。
除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家肖像画廊外，《灿烂流放：1900-1939年在巴黎的美国女性》还在美国肯塔基州路易维尔的速度艺术博物馆（Speed Art Museum, Louisville）和佐治亚州艺术博物馆（Georgia Museum of Art, Athens, GA） 巡回展出。展览由史密森尼美国女性历史博物馆（Smithsonian American Women’s History Museum）赞助，持续至2025年2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