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是己亥年腊月二十三，是北方大多数地区的小年。
老话说：“二十三，糖瓜粘，灶君老爷要上天。” 祭灶是小年这天的重要活动。民间传说，每年腊月二十三，灶王爷都要上天向玉皇大帝禀报这家人的善恶，让玉皇大帝赏罚。因此送灶时，人们在灶王像前的桌案上供放灶糖等贡品来祭灶王，既有请灶王向玉皇大帝禀报时多多美言之意，又有以糖粘上灶王的嘴不让其多说过失之心。
糖瓜正是灶糖的一种。糖瓜的主要原料是麦芽糖，还要掺上一些黄米，熬制而成，如果拉伸成长条，就叫“关东糖”；搓成扁圆形状，就叫“糖瓜”。糖瓜分有芝麻的和没芝麻的两种，用糖做成甜瓜形或北瓜形，中心是空的，皮厚不及五分。
冬天可以把糖瓜放在屋外。因为天气严寒，糖瓜凝固得很坚实，但里边又有些微小的气泡，吃起来凉凉的，脆甜香酥，别有风味。
糖瓜（来源：光明图片 摄影师：陈卫红）
我国地大物博，关于小年的特色美食也不胜枚举，其中很多都由糖瓜延展而来，表达人们对新一年甜美生活的期盼。
如晋西北的麻糖，当地有“二十三吃麻糖，吃不上麻糖啃指头”的俗话。人们希望用麻糖把灶神嘴巴粘住，以免新的一年给人间带来饥荒，意在表达期盼平安丰年的心愿。
“小年小年，爆米糖甜。”爆米花糖是江西靖安小年的特色食物。在小年这天，当地百姓会用麦芽糖和爆米花制作爆米花糖，寓意新一年财运大发、生活美满。
在晋东南地区，人们在小年时喜欢将炒玉米用麦芽糖黏结，冰冻成大块，酥脆香甜。当地有民谚“二十三，不吃炒，大年初一一锅倒。”
糖瓜古时被叫做“胶牙饧”，可见，粘性大是其一大特点。像山东鲁西地区小年的特色食物粘糕就与这一特点有关，腊月二十三这天，当地家家户户蒸粘糕吃粘糕。民间有“二十三、粘糕粘”的民谣，粘糕也取“年年高”的吉庆之意。
此外，还有很多地方的小年特色美食也都被赋予了非常美好的寓意：像在广西桂平、宣武等地，有在小年做米饼的习俗，预示着“团团圆圆”；在福州，甘蔗是祭灶必备的食物，取其“节节高”之意；在南宁，人们有小年吃“年粽”的习俗，“年粽年粽，年年高中（粽）”，为新一年讨个好彩头……
透过糖瓜看小年习俗，我们看到是人们对新一年生活甘甜如蜜的向往，看到的是人们对新一年家人平安团圆的期盼。虽然各地风俗各异，但小年都承载着百姓在辞旧迎新之际的美好心愿。
（光明网 张倩）
圾分类想要顺利开展，单单在居民区放置“绿蓝灰”三色分类桶还远远不够。
日前，在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上，“垃圾分类”话题再次被提起。据有关负责人介绍，京城已探索形成了四种垃圾分类投放模式。
垃圾驿站、定点回收、智能设备、呼叫上门，垃圾分类回收到底哪家强？各具特色的背后，又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居民需求？本报记者走上街头，探究几种模式的优劣，献上第一手的测评。
模式1：垃圾分类驿站
全年无休值守 投厨余还能攒积分
下午两点，家住东总布胡同2号楼的刘大爷提着一个装着西瓜皮的袋子，来到了楼北边的“赵家楼绿色生活驿站”。看到有居民上门，值班的垃圾分类指导员许冬梅马上接过袋子，确认袋里都是纯净的厨余垃圾后，许冬梅拿手提秤一称，再用机器扫了一下刘大爷的积分卡，本次投递的积分就进入了刘大爷的账户。
许冬梅在给刘大爷投递的厨余垃圾称重
赵家楼绿色生活驿站是建国门街道在2018年7月设立的，负责接收居民投递的厨余垃圾和可回收垃圾，类似的驿站在街道内还有另外六家，居民可以就近前往。驿站全年无休，从早7点开到晚7点，上下午各有一名垃圾分类指导员值守。许冬梅负责的是下午班，像刚才那样称重、扫码等一系列操作，她数不清要进行多少次。
居民每次投递的厨余垃圾，只要达到0.5公斤以上就达到了积分标准。为了鼓励居民及时投递垃圾，驿站还制定了一条特别的积分规则：每天可以积两次分，第一次投递积两分，第二次积三分。刘大爷表示，以前他都是攒下来一天的厨余垃圾，第二天早上再扔，现在变成了中午晚上吃完饭后各扔一次，一天能有五分进账。攒下来的积分可以兑换生活用品，刘大爷的账户目前已经有228分，可以换一瓶洗衣液和一卷手纸了。
相比在每栋楼下放置一个无人管理的厨余垃圾桶，这种集中投递式的驿站也方便了垃圾分类数据的收集。居民每次投递的厨余垃圾都会进行称重，数据也会直接返回到系统后台。通过计量、分析和追溯，有关部门也可以对垃圾分类进行更精细的管理，并从源头促进垃圾减量。
驿站点位要密 居民才能少走几步
厨余垃圾能换积分，驿站对可回收物也实行了“明码标价”：纸箱一元一公斤、铝易拉罐八分一个、小矿泉水瓶五分一个……居民来投递时可以当场换取现金。刘大爷投完厨余没过多久，家住小羊宜宾胡同小区的武女士带着两个孩子也来到了驿站，母子三人手里都拿着塑料袋，里面装着快递包装盒等垃圾。“纸箱一共2.8公斤，干垃圾也是2.8公斤。”许冬梅称重过后，按照规定的价格返给了武女士4.2元。
驿站窗户上贴着可回收垃圾的回收价格
武女士表示，以前没有驿站时，她会把废纸箱扔到楼下的垃圾桶。但因为扔垃圾的人太多，经常会遇到桶满了的情况。有了驿站之后，楼下的可回收物垃圾箱被撤除，楼门环境也变好了许多。现在，武女士有时出来扔垃圾也会带着孩子，就是为了给他们培养垃圾分类的意识。“他们看到垃圾能换钱，就明白这些垃圾也是有用的资源，以后不会再乱扔了。”
武女士带着孩子来扔垃圾
对于垃圾分类驿站这种模式，武女士在给予肯定的同时，也认为它在推广上要注意一些问题：“主要就是点位要密，因为有了驿站就没桶了，居民想扔垃圾得多走几步。”从武女士家走到驿站需要五分钟的路程，她表示还可以接受，“如果要再长的时间，可能就不太合适了。”
加上武女士送来的这几袋子，驿站大约六平方米的小屋几乎已经被可回收垃圾占满。许冬梅表示，这些是居民从昨天下午到今天送来的“一天的量”，再过半个小时左右，就会有专门的师傅将这些垃圾统一收走。
一天就能送来这么多垃圾，背后离不开一些热心居民的帮助。每一次投递垃圾，值班人员都会在账本上写明垃圾投递人的名字、垃圾重量和支付金额。从今天的账本往前翻，明显能看到有几个名字的出现频率很高，而且每次来都能带来十几二十公斤的垃圾。“这些不是志愿者，都是普通居民。因为能换钱，有的居民还主动帮附近居民处理不要的垃圾再一块带过来。”
模式2：智能分类回收
宣传效果佳 智能回收成小区亮点
6月10日上午10点，新怡家园社区南门附近，四五个居民正围在新装的垃圾分类回收设备前指指点点。
新怡家园的智能分类回收设备引发围观
就在上周，智能垃圾分类再生资源回收设备入驻社区，蓝色的金属箱体，颇具设计感的投放口，外加人脸识别、扫码投放等高科技功能，一时间吸引了居民的注意。
智能资源回收设备的对面，则是更早入驻的智能垃圾分类箱，如今已运行了两个月。无论是分类箱还是回收箱，主打的都是“返点奖励”机制。其中分类箱可以通过自动称重等方式，计算居民分类投放的垃圾重量，并为居民积分，换取相应奖品；回收箱则按照与市场一致的价格，实时结算回收旧衣物、纸品、塑料、金属等可回收资源。为了让更多的居民能够了解垃圾分类、资源回收知识，并迅速上手相关设备的使用。智能垃圾回收设备还配有几位工作人员从旁指导。
“不出小区就能卖废品，还是挺方便的。”拎着塑料瓶和纸箱，居民赵女士轻车熟路地操作起智能分类回收箱，两三分钟的工夫，垃圾就被分为纸张和塑料，分别“喂”进了不同的投放口。而对于居民陈先生来说，智能设备的介入，除了提高垃圾分类的便捷性外，更多是呼唤起居民的环保意识。
“设备上标的很清楚，各种分类，还有电子的、有害的，扔垃圾的过程中，还能上一课。”新颖的设备无疑是小区的亮点，就算手中没有垃圾，也有不少居民驻足围观。毋庸置疑，智能设备的宣传效应“杠杠的”。
维保难度大 昔日网红如今受冷落
作为“网红”的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设备，在备受期待的同时，也有着无法忽视的隐忧——维护运营难度大、成本高，智能设备能在风口“飞”多久，仍让人看不到答案。
作为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设备的先驱者，在京城推广不到一年时间的“小黄狗”，上线后曾受到不少居民的追捧。但也有居民发现，今年4月左右，小黄狗曾“黑”了一段时间，无法使用。小黄狗公司表示，受股东影响，小黄狗设备确实曾停用一段时间，在4月底已经基本恢复使用。但即便机器重新上线，居民在使用时还是发现了新的问题。
富卓苑南门附近的一处小黄狗，只有玻璃回收可以打开
南四环附近，富卓苑小区南门内，立着一排蓝黄相间的铁柜子。铁柜中间是一块触摸屏，不断变换着垃圾分类的推广内容。触摸屏右侧有个圆圆的洞口，刚好可以放入饮料瓶。来来往往的居民挺多，却鲜有人在此驻足。据居民回忆，这是年初刚刚进驻小区的智能分类垃圾回收设备“小黄狗”，除了此处外，小区里还分布着四五台相同的设备。设备安装伊始，投放废品随时返现的模式，吸引了不少居民的注意。可是好景不长，有居民很快发现，由于小区需回收的废品过多，仅靠几台“小黄狗”根本吃不下。尤其是纸箱等大件，往往两三名居民的废品量，就能占满整个柜体。
富卓苑西门附近的小黄狗
“废品回收站有专人，你拿来纸盒子、饮料瓶，他都会叠好、踩扁，这样一天还能拉走一大车呢。你这柜子没这功能啊，扔进去一个箱子‘支棱’着，后面儿人就别卖了。”这并不是富卓苑一处的特例，通过App搜索便可发现，处于已满或维修状态的回收设备，占到了京城已上线设备的大多数。
小黄狗App截图
除了柜子容易满，清运不及时问题也让用户感到了不便。“好长时间没见人了，早就‘喂’不进去了。”富卓苑小区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已有月余没见过工作人员来清运废品，具体原因不得而知。由于长期处于无法使用的状态，也鲜见有居民再来使用设备。
点评
推行垃圾分类，没有居民的支持可不行。无论是有人值守的垃圾驿站，还是主打智能的回收设备，都在这一点上做文章——积分、返现等方式，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居民的垃圾回收意识与动机。而这两大垃圾分类模式，也面临着相似的难点——想要满足需求，就要多设点、勤维护。
福惠全书》
广陵书社近期推出由周保明整理的校点本《福惠全书》，对中国史爱好者是个好消息。据我所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刘秀生曾经做过标点本，因故未能面市，刘氏称该书为“清代县政管理的百科全书”。其时，此类“吏治”私人文本的史料特殊价值，史学界还只有少数人意识到，进入二十一世纪，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与史学研究重心下移、转向深入考察地方基层政治、经济、社会实态的新气象密切相关。
政治制度史向为中外史学研究的重头戏，具有悠久历史经历的中国传统政制，无疑是其中最值得况味体验的。它有存活了两千年以上的生命史，说明内在必有许多机制机理是抗得住风雨飘打、江湖变道的，其秘密何在？有些什么特色？这不是很值得研究的吗？
中国传统政制，文献资料浩如沧海，研究述论郁如邓林，其间有厚有薄，有密有疏，缺陷也明显。以政制文献而言，看《四库全书总目》收录，以诏令奏议类、政书类规模最大，数量最多；职官一类，有官箴与官制两属，官箴一属仅有六本，不堪冷寂如此。从深层次说，这恰恰反映出重中央（“国家”），轻地方（“社会”）；重官样文章（令典），轻实际操作（权变），是帝制时代中国的一种通病，造成了自古迄今许多政治家、史学家治国治史眼光的偏隘和短浅。直到晚近有所突破，大约到二十世纪末，研究者逐渐意识到，对帝制中国应该深入到州县地方的“吏治管理”层面，才能解释世界上少有的“大国政治”如中国者，最具特色的“生命密码”。只有到了这种时候，官箴、吏治书才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该类型书籍的发掘与重版，也就呼之而出，渐成规模。我个人认为，1997年黄山书社《官箴书集成》的出版，应该算是个标志性事件。该《集成》总收录一百零一种，其中不乏少见的稀本和善本，为研究者以前不易见。惜乎《集成》不作标点，也未有版本由来与校勘一类的整理说明，但推动史学研究的功效已经彰显出来，有目而共睹。后续的效应之一，就是推动了如广陵书社这样的再接再厉，对广大史学爱好者不啻是种有利于阅读理解的福音。
细加推敲，“官箴书”与“吏治书”两大类，在文本内涵方面也有所区别。“官箴书”主要讲述朝廷对各级官员履行相关职务的正规要求，重点强调忠诚于中央统一规制（在“忠君”主题下，以恪守各种法律文本为依据）以及官员应有的道德伦理操守（俗称“官德”），类似于权威的“官员读本”。“吏治书”，当然要基于上面的“规范”，但侧重于讲述程序、规则以及个人积累的从政经验（包括权变机巧的运用），突出实用性。这种区别到明清两代就非常鲜明，“吏治书”虽也有六部、督抚级文本，但是少数；多数为府县级长官“经验之谈”，还往下延伸到了佐贰、幕僚、师爷一级，更像是官吏的“职业指导书”，应用对象广泛。因其实用，明清商人便趁时介入，竞相刻印，居然形成了一种“吏治书”市场；而在销售市场的推动下，“吏治书”的种类和数量也迅速增长，呈互动之势。据有人估算，有清一代刻印的各类“吏治书”即有两百余种之多。因此，以个人之见，黄山书社出版的《集成》，较准确的定名似应为《官箴吏治书集成》。
《福惠全书》文瑞楼藏版
《福惠全书》光绪十九年北京沙土园书行文昌会馆本
《福惠全书》怀德堂藏版
《福惠全书》濂溪书屋藏版
至少自唐宋以来，中国官僚制度之完善，令推崇西方“科层制度”的韦伯也不得不为之惊叹。但韦伯不可能理解，这是一个君主独制、大一统的“大国官僚体制”，机构之繁复，人数之庞大，为西方“文官制度”望尘莫及。在幅员辽阔的领土上，要让各级政府变得有效率，不腐败无能，是世界独一无二的难题。中央政府制订出一系列“规范”（如《大明律》《大清律》及其衍生的各类管理文件），虽已补苴罅漏，堪称周密严苛，到府州县乃至都图、堡寨，不致成为具文，仍是个大大的问号。由科举制公平考试选拔出来的各级官员，文化程度都够得上“标准”。看，一个小小县令，不只诗词赋曲出口成章，各处刻碑题字，在今日看来，给个“书法家”的头衔亦不为之过。在传统中国，没有足够的文化学历，即使管一个县，乡绅土豪也瞧不起，并不买账。反过来说，有了足够文化学历，就一定能做好县官？读史阅事多了，就知道文化学历不等于管理水准。
其间有两个坎，必须跨得过去。这种坎，既是官员良莠、做人做鬼的分界，亦为官员治绩高下优劣的分界。
第一个坎是道德操守。所有“官箴书”强调的重中之重，都是宣扬“道德至上”、做人第一，皇上谆谆教导，作者念念叨叨。有文化的官员也早把这等教条背得烂熟（孔孟程朱的书都入了考试内容），奈何心里有“贪”（财富欲）与“暴”（权力欲）两个魔鬼纠缠，口是而心非，心存侥幸，不惧恶报者时有；《官箴书》里的一些话，如“明生公，公生廉，廉生威”，被置之衙门正中当座右铭，亦或成场面摆设。
第二个坎是操作得法，办实事，出实绩。这需要经验，更需脚踏实地走基层，深入考察人情地情，非“本本主义”能济事。说到犯“本本主义”毛病，大概率说，中央层级官员高于府县官员，府县长官高于幕僚胥吏。“本本主义”有不犯规矩、“去越轨之心”的优点，但最易滋生低能庸官，治政缺乏原创性，效率低下；甚者成为懒政贪渎的盾牌、媚上凌下的利器。历代有一些明主很不喜欢这类庸材。擅胜于经验之谈的“吏治书”，正是瞄准了大批刚从科举出身的官吏（包括数量更众的“储备干部”）缺乏治政实际经验，在供求规律驱使下，大行于世，亟补“官箴书”之短，市场销路因此火热，以致还出现了警告盗版和伪劣必究的知识产权“声明”，明载于《福惠全书》刻本中。
感谢胡铁球痴心做《明清歇家研究》（上海古籍版），伴读之际，倒把黄山书社整套《集成》前后泛读个遍。一百零一种书，内容大同小异，读时感到冗复厌烦是难免的。想做研究，里面反映民情、社情的东西，是社会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史料，值得细心挖掘。至于一般读者，包括今日现任与候任的官员，我认为《福惠全书》是首选必读的“吏治”典本，理由有二。
其一，如想挑选一本书精读，而大致能囊括其他一百种书的大意，我就推荐《福惠全书》。张养浩《为政忠告》、吕坤《实政录》当属权威精品，尤其是《实政录》，作者历仕府、县、省乃至中央监察机构，经历特别丰满，境界较高，论事覆盖面广，也不落虚空，时有不凡的政治见解和吏治举措，确实是第一流的作品。但不像黄六鸿，黄氏把州县一级长官，从吏部遴选到离任交代的全过程，相关规则、操作要求无一遗漏地讲述得清清楚楚，特别实用于“习吏”阶段的官员，这是《福惠全书》独具的长处。
其二，黄六鸿能把官箴与吏治融通一起，讲求操作技巧，但不丢官场大原则；既把官箴精神化为吏治实践，又能不拘泥于官方教条，实施变通权变。没有因“实用”而丧失良知，坠入油滑佞巧一途；尚能维持官德为先、实效为上的“循吏”遗风，坚持以民为本的思想，鲜为难得，故应列为这类书中的上乘作品。
《福惠全书》内容述论，详参校点本整理者《前言》，不再重复。举两个为人注目的事例，聊申以上评述决非为广告而有意溢美。
（一）“筮仕部·谒选”
明万历二十二年起，吏部选拔县令实行掣签之法，清代沿袭奉行。无论是科举、捐纳，或是由荐举（黄氏即由举人荐送）候选县官，先经吏部铨选，七项考核程序合格，每年单月选或双月选，在吏部抽签掣籤；抽到哪儿就在吏部领取委任告敕，奉敕上任。故《福惠全书》正文，即以“筮仕·谒选”开篇。
“官箴书”体现的是中央政府对官员质地素养、职业道德的看重，讲了许多大道理。俗话说大道理管小道理，黄六鸿则补充小道理也决定着大道理能否落实不走样。“万里之程，必始于跬步，千仞之峻，必积于培塿”，官德之能否善始善终，在乎种种过程、细节之克谨克慎，“其志不先自定矣，求其后不为境遇邪说所惑，几何乎？！”
例如第一环节“候选”，黄氏叮嘱的事项非常细致。在京住哪儿？“居停宜清静梵宇，或独院闲房，毋近闺声，以撩旅思。”交往注意啥？“浪游狎客，引诱闲情，且为他日累，远绝之。”另有一项少被人注意：“食饮服御概从简约，勿轻借京债。苛折重息，逾期叠滚，朝抵任而债主夕至，地方上司闻之，甚非雅便。”京债一事，我也是从《清史档案丛编》第五辑读到《呈控徐乾学炙诈婪脏逼死父命状》，才对明清间科举士人盛行借“京债”印象深刻。太仓人张恂如为迁调候选县令，向同乡徐乾学兄弟借钱，两年间高利盘剥，逼债勒索，酿成张氏“破家身亡”，恰如黄氏所警戒的那样。
（二）“蒞任部·革陋规”
被秦晖提名的“黄宗羲定律”，实指宋元明清“税外有税，鞭上加鞭，费外增费”，公众财政负担年加一年，代甚一代。“陋规”即为“费外增费”之一。黄六鸿以下见解，堪称冒天下之大不韪，然细味其意，不能不为黄氏求实的胆识点赞。照录原文于下：
凡所云陋规者，乃地方历来之成例，而非自我创始者也。然为吏者，升斗之禄有限，而应酬之费无穷。若一切旧规尽为裁革，固属美事，但冰蘖之需后此者难为继也。迨其捉襟肘见，而复易辙更弦，未免来鲜终之诮，奈何？愚以为陋规有可不必革者，有斟酌其间而因革相半者，有断断乎必宜革者。如火耗一节，每两三分五分，铢积而黍累之。出之者未觉其难，取之者原因乎众。以及牙杂诸税，稍有赢余，犹遗秭滞穗之利也，得之宁为贪乎？此可不必革者也。如冲剧之区，供应浩繁，车驴派之地方，刍藁输之户亩，照部核开销，亦不得已之需也。但不可借端苛敛，染指其间，使百姓得以藉口。此斟酌其间而因革相半者也。至于佥粮里有馈名曰茶果，报库书有贿谓之买免，编审有仪谓之酬劳，甚至迎春扮会有折干，乡饮酒礼有致谢，不知粮里之茶果攘之穷民，库书之买免蚕其富户，编审受赂则开报任其不公，迎春折干、乡饮索谢则刮行户之臭钱，实为可耻，辱朝廷之盛典，大负吾徒，所谓厉民黩货，有玷官箴，此断断乎所宜痛革者也。
明嘉万年间“清官”海瑞，曾在县令及后巡抚任上，颁布过“兴革条例”，涉“陋规”四五十项，不斟酌当革与不当革、可革与不可革，朝夕间尽废罢。“清官”好大言，刻薄极端，博一时声名，视人情民情若粪土，古今不乏其人，恰如黄氏所言，“未免来鲜终之诮”，没好结果，没好下场。黄氏有一段议论，直指“上级”多好事，“督抚露章时形贪黩，部寺绳例每挂处分，是岂尽天资顽钝不爱功名之士哉？其弊由于心撄利欲而无慈惠之为怀，治乏精明而鲜区画之悉当，所以秽迹贻讥，罣误致累，而百姓并受其摧戕也”。
《福惠全书》一直没有标点本，一般读者深以为憾。究其原因，文字并不古奥艰涩，因内容太多涉及地方官场运作，基层都图里甲管理，乃至财赋司法操作诸多细节，不少专用术语早经“死亡”，非专业人士会感到生疏难懂，点校有一定难度，故少有敢问津者。广陵书社找到长期从事此项研究、著有《清代地方吏役制度研究》的周保明，正可谓事得其人、事尽其功矣！
点校《前言》，除家世经历实证、全书内容概评外，还对版本源流、中外传播等方面的情况，广为搜罗材料，特加考订介绍。书内公牍、判词、告示等，均保持上、平、下格式，使读者得窥古时“原貌”，用心良苦。在我看来，从古籍整理与史料解读两方面说，《前言》都是一篇颇有水平的高质量“论文”，不可视作一般业务交代。如果能增加些必要的注释，有助于扫除普通读者阅读的知识性障碍，更臻完美。似乎有点得陇望蜀了，至此打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