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爱好者福利。
被网友称为“2020悬疑片No.1”。
< class="pgc-img">Sir开始还不太信。
印象中，法国悬疑片不以烧脑见长。
是法式大餐，还是开胃小菜？
话不多说，开盘
《翻译疑云》
Les Traducteurs
< class="pgc-img">风靡全球的悬疑小说《代达罗斯三部曲》第三卷即将问世。
有多畅销？
全球销售额高达10亿美刀。
无论读者译者，都为它痴迷，翘首期盼大结局。
出版社也指着这终章，大爆一轮。
为此，特意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9名翻译员提前译制，准备全球同步发布。
< class="pgc-img">可开场就让这些文人懵逼了。
翻译一本书，搞得像做特工一样。
译者被带到巴黎郊区一处豪宅的秘密地堡。
这里设施豪华，餐厅、泳池、图书馆、健身房都有。
但。
没有WiFi，没有信号。
所有电子产品，一概没收。
< class="pgc-img">工作首要条件，绝对保密。
一间图书室内，9个译者分桌而坐，神似进了考场。
每天，出版商只提供20页原稿，让译者们翻译。
一个月内翻完480页。
原稿和电脑都不能带出图书室，旁边有持枪保镖监视。
24小时密不透风。
< class="pgc-img">然而。
正如墨菲定律，你越担心某种情况，它越有可能发生——
1个月后，绝密原稿外泄。
起初，流出前十页，要价500万欧。
随着时间推移，流出章节越来越多，要价也逐步上升。
2000万，8000万……
< class="pgc-img">而且泄密者除了要钱，似乎还有别的阴谋。
每次附带的威胁信，都有一句“密码”。
第一次，是歌词：
“现在的世界，需要的是爱，甜蜜的爱……”
译者们心头一颤。
这不是我们喝大酒时唱的歌吗？
< class="pgc-img">显而易见，泄密者在9人之中。
到底谁是内鬼？
森严防范下，Ta又是怎么把原稿传出去的？
镜头一转来到监狱。
出版商艾瑞克质问对面的人，如何行骗成功。
那么，对面坐的到底是谁？
< class="pgc-img">双重悬疑。
Sir看到这里来劲了。
故事最精彩之处，是它精通“骗术”。
既骗过当事人的眼睛，也骗过旁观者，即观众的眼睛。
观众在抽丝剥茧，揭开谜底的过程中，却也逐步掉入烧脑的多重陷阱。
第一重骗术——
当每个局内人都有小秘密。
最可疑的人，也未必是嫌疑人。
先来了解下几位译者。
丹麦语译者，主妇杜森女士。
她有个作家梦，除了翻译工作，也写自己的小说。
趁着在地堡工作，她会抽空“开小差”，干点私活。
< class="pgc-img">英语译者，滑板少年古德曼。
小说狂热粉丝，为了见到作者大大，宁可免费翻译。
就连滑板上，都印着“代达罗斯”的logo。
< class="pgc-img">他的秘密似乎嫌疑最大：
他不是前作的正规翻译，而是通过网上的非法翻译，赢得书粉的好评。
不但译得好，还曾准确预测了，新作的开卷语。
< class="pgc-img">俄语译者阿西诺娃，大美女。
同样是原著粉，且和书中女主角长得一模一样。
为了体会小说中女主溺水的感觉，她甚至把自己沉入水底。
< class="pgc-img">她曾偷偷打开出版商的公文箱，差点偷到原稿。
她自我辩解：等不及看大结局。
你信？
< class="pgc-img">这些人接下这份工作，有的为生计，有的为热爱。
有的已经疯魔。
泄密者藏在9人之中。
随着剧情发展，你会逐渐排除干扰性，找到那个最可疑的人。
可故事如果只停留在“谁泄密”这个悬疑层面，也无甚特别。
正当Sir准备调低心理预期时……
剧情猝不及防，大反转。
狼人自爆了。
泄密者在影片中段便亮明真身——
古德曼。
< class="pgc-img">没有悬念了？
别急。
这是故事的第二重骗术——
犯罪的背后，是一出精心策划的表演。
孰真孰假，难以分辨。
表演需要演练、编排，也需要演员们的配合。
艾瑞克一直执着于得知，泄密者如何从地堡带出原稿。
却从一开始就搞错了方向。
原稿并非在地堡泄露。
而是在翻译工作开始之前，艾瑞克下班回家的某日，被古德曼一伙人趁机调了包。
几人周密配合，偷走提包、接力运输、稿件快印。
中间任一环节出现问题，都将功亏一篑。
好一出正大光明的偷梁换柱！
< class="pgc-img">你所看到的案发地，可能不是真正的案发地。
你以为的嫌疑人，可能也不是某一个人。
当犯罪成为一场行为艺术。
唯有仔细观察，才能抓住藏在表演下的真相。
注意一个细节。
偷书团伙掉包时，慌乱中从包里掉出了一根钢笔。
< class="pgc-img">那么，为什么重新拿到提包的艾瑞克，没发现异样？
答案即在第三重骗术中——
犯罪者，并非泄密者。
本片双线并行，一条追查泄密线，另一条则是监狱内的对话线。
Sir看到这个画面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镜头一转，全剧阵营颠倒。
——入狱的不是古德曼，而是出版商艾瑞克。
< class="pgc-img">在唯利是图的出版商眼里，作品的全部意义在于赚钱。
为了赚钱，他搞推销，造噱头。
也因此，这位匿名作者拒绝再次和他合作。
拿到大结局的当晚，他根本不关心小说的内容，直接跟作者翻脸。
< class="pgc-img">他看不到创作者的表达，也看不到译者的勤劳付出。
在地堡里扒光译者搜身，对他们连基本的尊重都没有。
< class="pgc-img">他眼里的“摇钱树”，却是译者们心中的无价之宝。
给Sir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众人聚在一起，交流对作品见解、畅所欲言的一幕。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单纯的快乐。
与金钱无关，与名誉无关。
< class="pgc-img">在文字工作者眼中，文学的魅力来源于文字与心灵的共振。
作品勾连起个人的切身感受和过往经历。
也正因此，滋长出截然不同的观点。
阿西诺娃说这本书写出了忏悔之情。
不仅是悬念之书
也是忏悔之书
< class="pgc-img">古德曼则认为，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这本书写的是不可承受之悲伤
< class="pgc-img">因为热爱。
古德曼费劲心思想见到这位自称奥斯卡·布莱克，不愿透露真实身份的作家。
也因为热爱。
理想主义者向利益至上者发起挑战。
这位作者到底是谁？
最终结局如何？
还是老规矩，Sir不剧透。
法国电影极致的浪漫，本就不在答案。
而在捕捉你寻找答案的踪迹。
Sir并不认同“2020悬疑片No.1”的说法。
因为，与其说《翻译疑云》是一部烧脑悬疑片，不如说是一部文艺悬疑片。
它起初烧的是脑。
但当这瞬时的火光熄灭，你抬眼一看。
远处已燃起一片更辽阔的原野，烧不尽的衷情。
< class="pgc-img">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能想到吗，三千多年前的商王都怀疑自己被传染瘟疫了？！
话说回来，这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人类自出现就受到了各种疾疫的困扰，人类的历史书写着和疾疫斗争的历史。
中国最早的文字殷墟甲骨文已经有了“虫”“蛊”“疟疾”这些文字的记载。特别是“疫”在中国古代文字学中间是指“瘟疫”的意思。这个字在《尚书》《山海经》《左传》都出现并且使用了，这应当是中国最早的有关瘟疫的文献记载。
甲骨文中关于疾疫的记载
殷墟甲骨文中所见的疾患种类繁多。关于商王得了疑似瘟疫的甲骨卜辞，就出自197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殷墟小屯西地发现一个灰坑中的牛肩胛骨上，原文是：
乍 （疫），父乙 ，妣壬豚，兄乙豚，化口。
御众，于祖丁牛，妣癸卢豕。（《屯南》F3.1）
用现在白话翻译大概意思是：疫情突发，为众人御除疠疫举行了一系列祭祀先人的行事。
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瘟疫的文字记载了。
这里的“疫”是“民皆病”的意思，这句话描述的是传染病（疫）能不能得到有效控制。
这些都说明在殷商时期，我国已出现过多次足以致命的传染病，而且它们都得到了上层的充分重视。
此为1971年安阳殷墟小屯西地出土大牛肩胛骨卜辞（《屯南》F3.1），“乍疫—御众”两辞同卜。又收入《合集》31993
根据专家的考证，仅仅出土的甲骨文中就列出来了多达50种不同的疾病，这些疾病基本上都有详细的卜辞和解释，可以看出商代人对于疾病的畏惧。
甲骨原文中“疾”字
汉字“疾”甲骨文字形图
甲骨原文中“疾”字写作一个“人”字加一个“爿”[pán]字，爿就是床。这个字意思是人躺在床上，人字四周还有代表汗滴的点，意思是病人在床上发热出汗，无法动弹了。
在今天的汉语语境中，“疒”已经不是一个字，而是一个偏旁部首，称之为“病字旁”，在整部新华字典中，和病字旁有关的汉字，大约有915个，其中绝大部分字的含义都是和疾病、身体有症状相关。
早在2003 年北京“SARS”病毒肆虐之际，甲骨学研究领军人物、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宋镇豪闭门思“古”，揭知甲骨文中有 50 多种疾患，写下《商代疾患医疗与卫生保健》。
他认为甲骨文中称病患为疾，通常直接称“疾某”，如疾首、疾耳、疾目、疾足等等，都是根据患者的病发症状或病灶所在部位诊断辨别的，正如现代医学分科，内科、外科、口腔科、齿科、五官科等一样，识明医学已达到相当高度。
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宗焜在2000年的一篇《从甲骨文看商代疾病与医学》一文中详细探讨了疾首、疾目、疾耳、疾自、疾疫等23种疾病形态。
复旦大学教授刘钊的《释甲骨文中的“役”字》，讨论的是甲骨文中可能用来表示“疫”的一个字。只是材料不完全充足，他自己也认为还需要更多材料证明。但可以借此了解有关情况。尤其是文章56页以后，谈了古代对“疫”的一些记载和人们的看法，可作为参考。
甲骨文中记录的应对疾疫措施
那么，殷人得了病如何治疗呢？
消极疗法
占卜
殷商科技不发达，殷人凡事皆卜，询问上天这种病能否治疗或者是否是什么事件的预兆。如果占卜情况理想，就给自己吃颗定心丸。如果占卜结果不理想，那就干脆停止。
祭祀
甲骨文里记载了商王武丁出现耳鸣现象，武丁认为这是重大事件的预兆，有可能是祖先的提示或者惩罚，于是武丁自己进行占卜，并多次给祖先献上几十乃至上百头羊作为祭品。
积极疗法
除了消极方法外，甲骨文也有很多积极的治疗方法。有一些学者如胡厚宣的《殷人疾病考》中认为，大概有三：
针刺
灸疗
隔离
宋镇豪也研究出了甲骨文中的隔离措施。甲骨文所言“亡入，疾”，与“有疾病者，分而治之”、 “舍空邸第”都是讲的隔离措施，说明当时尽管对病毒相当恐惧，但并非无所作为，已经有了隔离防控疫情及禁止谣传以免造成人心惶惶不安的应对手段。
熏燎防疫
甲骨文有云：
己巳卜，兄，贞其燎于盟室，叀小羊。（《英藏》2119）
己巳卜，王，于围辟門燎。
己巳卜，王，燎于东。（《合集》21085）
是卜问举行熏燎室屋门道与野外的祭祀行事。用嘉草、莽草熏燎除蛊驱虫防控病毒之法，流传到后世一直不衰，
这说明在殷商期，人们已利用某些植物作药材。如安阳殷墟大司空出土的一件敞口酒尊，口部覆罩着数层药用植物具有清热解毒、祛风除湿的功效。
甲骨文也有多参与田猎活动的记载。可见当时已意识到野外田猎活动是一种积极的人体运动锻炼，能舒筋活络，调理血气，有利于疾患痊愈。
专家解惑
问：甲骨文中记载的防疫经验中，有哪些我们今天仍可以借鉴？
答：三千多年前的殷商王朝时期，人们对于突发性疠疫瘟疾已有一定的认知，积累起许多有利于抵御病毒传染、防控疫情蔓延的应对办法和社会行为俗尚。
尤其是群体性突发疾疫在甲骨文中有反映，有一期武丁时的两版卜辞，是中国最早的疾疫文字记载。
甲骨记载的殷商统治者理性实施的疫情防控应对措施，于今仍然有鲜明借鉴意义。如隔离防疫、禁止谣传、熏燎消毒、 药物医防、饮食保健、洒扫居室、环境清洁卫生、刑罚惩处等等，乃至在殷商社会尚武尚勇风气下见诸个人的身体运动锻炼，以强壮体魄，抵御疠疫染患。
宋 镇 豪
从甲骨文可知，病疫瘟疾猖獗之际，有非理性的“御疫”、殴驱疫鬼和“宁疾”以求“御众”消除疠疫的巫术祭祀行事，但是，人们并非束手无策，而是通过国家行政防控应对手段、社会群体群防形式、个人的锻炼活动等等，积极抵御病毒侵害，且约定俗成演绎出许多预防疠疫传播蔓延的社会风尚习俗。
李 宗 焜
由于甲骨文字去今太远，文字释读比较困难，经常众说纷纭。百余年来学者利用甲骨资料硏究商代疾病和医疗的文章，时有所见，但普遍存在两种现象：一是材料不够完备，二是误释和误说甚多。研究发现，甲骨材料中所记录的殷代疾病是多方面的，但多属于患病部位的贞ト。疾病的治疗主要是向鬼神祭祀、祈祷以求病愈。
（特别感谢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宋镇豪、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宗焜，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梁玉斌，中国文字博物馆相关负责人对本文内容的支持与帮助。）
策划：陈关超、郭人旗
采写：陈关超、张莹莹
漫画设计/排版：吴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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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岁末，夏志清在美国听到钱锺书“去世”的消息，于次年1月写了长文悼念《追念钱锺书先生——兼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新趋向》。三年后，钱锺书随中国社科院代表团访美，到了哥伦比亚大学，正好夏志清负责接待。此前夏志清已经在给钱的信里为“追念”文表示道歉，夏志清在《重会钱锺书纪实》一文中说，钱锺书对“追念”文兴趣极大，在夏志清的办公室当场一目十行读了。回国后写访美观感，钱锺书还专门写了一句“在文化革命期间，海外盛传我已身故，并发表悼唁文字”云云（《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三联书店，2001年1月版，148-149页）。
夏志清的“追念”长文1976年2月9日和10日分两天刊发在台湾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应该是很快就有人向他指出了消息不实，夏志清随即又给报纸写信纠正，张爱玲3月9日给夏志清的信说：“看到中国时报上你给编辑的信，很高兴钱锺书还在世。”（夏志清编注《张爱玲给我的信》，台湾联合文学，2013年3月版，238页）
而误传海外东坡消息的，正是香港的宋淇。夏志清“追念”文开头就说：“最近接到香港好友宋淇兄来信，告诉我钱锺书先生去世了。”还引了宋淇给他的信：
二年前有人自北大出来，说他尚健在，今年秋天有人出来说他已去世，后又从日本文化团体二次得到证实。（夏志清《人的文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年1月版，140页）
同时在日本，钱锺书的老朋友荒井健也得知这一“消息”，赶紧开始翻译《围城》以为纪念（钱锺书在1981年4月6日接受彦火采访时告诉彦火的）。夏志清在“追念”文中回忆，他与钱锺书相识，是1944年秋天（在“重会”一文中更正为1943年秋天），在宋淇家开的一个大“派对”上。
杨绛为《傅译传记五种》写的代序里说，钱锺书和她是在抗战末期、胜利前夕“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在《我们仨》里，杨绛还说：“李拔可、郑振铎、傅雷、宋梯芬、王辛迪几位，经常在家里宴请朋友相聚。”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说得更具体，那时的宋淇很好客，杨绛每一部剧作上演，“他必请客庆祝。宋淇爱才，与锺书很要好，他家藏书丰富，许多书是他父亲宋春舫先生的，锺书也向他借书”。
宋淇比钱锺书小九岁，据夏志清“追念”文，钱锺书定居上海（应该指1941年夏天从湖南蓝田国立师院辞职回沪）后，宋淇就同他相识。“宋淇以鲍士威James Boswell自居，待钱如约翰生博士，钱是非常健谈的人，有这样一位中西学问都不错的青年不时向他讨教，当然非常欢迎。我那时听到有关钱种种惊人的学问，都是宋淇转述的。”
《槐聚诗存》中有两首送给宋淇的诗，一首写于1942年《赠宋悌芬淇君索观谈艺录稿》，宋以朗《宋淇传奇——从宋春舫到张爱玲》（香港Oxford，2014年初版》）第三章“钱锺书”引录了此诗，并转述了冯睎乾的笺释；另一首写于1943年《答悌芬》：“海内文章孰定评，观书月眼子能明。年来渐似欧阳九，不畏先生怯后生。”最后一句自注：“欧公语、不畏先生嗔、都怕后生笑、见寓简卷八。”已将宋淇视为后生可畏，并引为知己。宋以朗的书里有一张钱锺书当年题赠宋淇《围城》的书影，书名页上题的就是“悌芬畏友惠存”（120页）。
钱锺书赠宋淇《围城》签名本
宋淇1949年全家移居香港，不久便与内地的朋友断了联系。他与钱锺书直到1979年才恢复通信。宋以朗在《宋淇传奇》一书中引用了一些钱锺书给宋淇信里的内容，惊鸿一瞥，足以让人心旌摇荡。
《宋淇传奇》
前几年听说宋以朗已将钱锺书给宋淇的信全部送还给杨绛，后又听说杨绛晚年“毁弃了绝大部分日记和书信，因为其中难免涉及自己和他人的隐私，不想被小人利用来拨弄是非”（周国平《回家》，载《杨绛：永远的女先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12月版，13页），不禁为钱宋的这批通信担心。
《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
好在，《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出版（三联书店，2024年5月），不仅收录了宋淇二十八通书信，编者吴学昭还摘录了“钱先生部分复书与宋淇来信相配”。真要感谢杨先生的“不毁之恩”，也要感谢吴学昭先生的整理编辑，让我们有幸一窥两位目无余子的才子学人胜义纷披的通信，真应接不暇，大为过瘾。
钱锺书致宋淇书信
二
宋淇给钱锺书的信，第一通写于1980年1月28日，据宋以朗介绍，1979年，宋淇“收到了钱先生从北京寄来的信。那封信用打字机打出，语言是典雅的英文”，第一句话是：“Many thanks for the windfall of two booklets”（意外地收到你两本小册子，非常感谢）（《宋淇传奇》，100页）。
宋淇给钱锺书的信始终称“锺书先生”或“锺书、杨绛先生大鉴”，落款一直是“晚悌芬顿首”。第一封信以“自沪滨一别，一晃眼已三十二年，对故交无时不在念中”开头，说了不少事情，还附了两篇文章：
这些年来，深觉受益于正规教育者少，而受益于你的熏陶者最多，做学问和写文章都时时不敢忘却你的训诲。现附上旧作两篇，以博两位一粲。“评朱著”是多年来自修音乐、艺术后细读的分析，已手下留情，不像从前用“厌观清”笔名写文骂佐临时那样不留余地，当时曾牵累你，不知还记得否？P.and P.一文是专攻Austen三年的结果，怒安兄曾嘱我译Austen，后来王科一抢先“出闸”，怒安仍劝我译Emma，我以正选有人译，“副车”食之无味，所以放弃了。平心而论，王译文笔还过得去，理应稍加鼓励，可是基本功夫没有做好，洵美又如此不济事，令人叹息。翻译一道经不起细校，放大镜之下无所遁形，请大国手杨绛看后不要暗笑才好。（《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49页）
第一篇“评朱著”，应该就是《详批朱著“文艺心理学”》。而宋淇说曾用“厌观清”笔名骂过黄佐临，在宋淇已出版的著作，包括在他身后陈子善编的《林以亮佚文集》（香港皇冠，2001年5月初版），都不曾见到。我请上海图书馆的祝淳翔先生留意查找，不料他早就关注过那篇文章——《荒岛英雄谱》，刊发在1945年《六艺》杂志第一卷第三期，只是笔名应为“庞观清”。祝兄随即发来此文的扫描版。
庞观清的文章《荒岛英雄谱》
庞观清的文章主要是批评话剧演员石挥在1944年的《杂志》上连载的翻译《一个演员的手册》，话说得很不客气：“不懂英文的人很多，不必硬充内行。一个演员不懂英文，只要他好好的演戏，并不会影响他的地位。不懂英文而装懂，倒反而会令人齿冷。”文章的最后四分之一，顺带说到《万象》杂志上黄佐临文章《话剧导演的功能》，黄文引了亚里士多图的一句话，宋淇认为黄佐临理解错了，贻笑大方，详加分析后说：“不过好的是由此我们可以见到所谓剧坛前辈，话剧先进，出洋专门研究西洋戏剧的‘留学导演’的真面目，不，不如说是脸谱，这也是意外的收获。”
据祝淳翔《石挥的短板》一文（载2021年12月14日《新民晚报》“夜光杯”），庞观清的文章发表后，就有知情人在《光化日报》上写文章透露，作者原是“书香世家，故对戏剧理论很有造诣”，又说此文写成后，先投给《杂志》社，编辑怕得罪石挥，“留中不发”，等到石挥的连载结束后，才退还文章。《六艺》销路不广，圈内人注意不多云云。
读宋以朗的《宋淇传奇》，我们知道抗战时期在上海，宋淇热衷搞话剧，不仅支持过多台话剧的排演，包括杨绛的《弄真成假》，而且与黄佐临、石挥等多有来往，在宋以朗列的宋淇当年“志同道合的好友”中就有黄佐临，何以此时竟如此不客气地在背后捅黄佐临一刀，其中缘由不得而知。至于又如何牵累了钱锺书，只能有待相关资料的“出土”。不知钱锺书的回信是否谈及此事。
《详批朱著“文艺心理学”》，刊发在台湾《现代文学》复刊第二期（1977年10月10日），后收入《昨日今日》（台湾皇冠，1981年5月）。文章认为朱光潜1936年7月在开明书店初版、后又多次再版的《文艺心理学》，“错误百出，谬论连篇，给予读者以不正确的指导和混淆的知识，积年累月为害不浅”，宋淇说他之所以写这篇文章，“只是略尽‘清道夫’的责任而已”（皇冠版，204-205页）。
文中还有这样一些话评论朱著：“令人失望的是理论上既不能成立，实例中又错误百出，人名和专门名词前后不统一……书中从头至尾没有一条注解，有时还把他人的意见据为己有，涉剽窃之嫌”（213页）；“朱光潜对音乐和美术的认识极浅，可以说在这方面仅一知半解，所发表的意见也往往失之空泛”（225页）；“其结果如此之糟，主要是由于治学态度不够严谨，尤其在音乐和美术方面强以不知为知，遂致贻笑大方”（237页）。
此前在1973年宋淇写过一篇《论读诗之难》，在一条注释中谈到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已经有“令人诧异的是此书错误百出，居然没有人加以批判”的话（《林以亮诗话》，台湾洪范1976年8月版，162页），可见这篇“详批”是蓄谋已久了。
读了这篇文章，才理解宋淇后来给钱锺书的信里说及朱光潜，都是很不以为然的语气。1981年2月14日的信中提到香港中文大学有人写文章评《管锥编》，“然晚对他的书评毫无兴趣，因他一开始，即将先生与朱光潜相提并论，就此看不下去了”（《亲友书札》，78-79页）。1983年3月，八十六岁的朱光潜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讲学，出席“第五届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据说朱光潜讲完维柯的《新科学》后，钱穆身着长衫，策杖上台，与他并肩而立。宋淇3月31日写信告诉钱锺书：“此次美学专家前来就钱穆讲座教授，第一次在大堂，听众仅三分之一，约二百人，共三四十分钟。第三次仅数十人（改为小课室），不足二十分钟，或为一大fiasco（惨败）。他的桐城国语粤人一字不懂，与钱的无锡国语不相上下。”（90-91页）四月二十八日的信再提此事：“元玮后人（引者按：似应为“元璋后人”，朱姓）此次前来，有人要求晚转载书评区，晚以不令学校难堪，遂体上天好生之德，加以婉拒。同道先生（彼现在已全盲）则与他二人自拉自唱，令人叹为观止……”宋淇还拟了一副对子嘲讽朱光潜和钱穆的老态，就有点谑而近虐了（92页）。
三
宋淇寄给钱锺书的另一篇文章，是关于P.and P.，即Pride and Prejudice，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应该就是那篇“评《傲慢与偏见》的中译本”。
宋淇提到当年傅雷约他翻译奥斯丁，这事在傅雷给宋淇的信里可找到线索。《傅雷全集》第二十卷收录了傅雷致宋奇（即宋淇）的十二通信。虽然宋淇给傅雷的信已不存，但看傅雷信中所说，大致能推测事情始末。
傅雷致宋淇的信件
1951年4月15日，傅雷在给宋淇的信里说：“恐怕Jane Austen的小说也不会有多少读者。我个人是认为Austen的作品太偏重家常琐屑，对国内读者也不一定有什么益处。以我们对art的眼光来说，也不一定如何了不起。”
这里要专门提一下，宋淇是个铁杆的奥斯丁迷。宋淇退休后、八十年代后期接管香港中大文学翻译中心的孔慧怡，当年拜访宋淇，第一次见面宋淇就告诉她：“我是如假包换的‘珍迷’。”并说他自十六七岁迷上奥斯丁小说，热情维持了半世纪以上。那天宋淇与孔慧怡讲了一个小时的奥斯丁，“兴高采烈得像一起回到中学年代”。后来孔慧怡又陪着她的先生卜立德去拜访宋淇，“宋淇和他寒暄不到两句，忍不住招供道：‘I’m a Janeite！’接着大谈北美洲Jane Austen Society的活动。他既然是Austen的超级粉丝，当然跟一般学人不一样，不说Austen什么什么，而是像说起老朋友那样称她为Jane。卜立德惊讶之余，几乎无辞以对”（孔慧怡《不带伤感的回忆》，香港Oxford，2017年初版，60、61页）。
而傅雷对奥斯丁却评价不高，无独有偶，宋淇的另一位知己、燕京时的同学吴兴华，也不喜欢奥斯丁，在给宋淇的信里说：“我对Jane Austen的意见是temperament的问题，我不是对你说过吗，我知道她伟大，就是她还没有伟大到使我不得不提起勇气来咬牙翻开她的书那种程度。好些作家（彼此大不相同的）都是这样，我就是看不下去，伟大的上至哥德，都使我烦，我也不知为甚么。”（吴兴华《风吹在水上：致宋淇书信集》，广西师大出版社，2017年1月版，24页）
傅雷同年6月12日给宋淇的信又问：“你的奥斯丁全集寄到没有？动手没有？”7月28日信里说，北京出版总署召开过一个翻译会议，杨绛是四个召集人之一，“我想写信给她，要她把奥斯丁作品归给你译，则将来出版时不致成问题。”一个多月后，傅雷告诉宋淇，钱锺书有信给他，说那个会议杨绛是代他出席的，据说定了五十种“数一数二之书，落入不三不四之手”。《傲慢与偏见》，既是杨刚所译，云为“尽信尽达尽雅，不问可知”。傅雷说这些都在他的意料之中，接着说道：“Emma根本未列入表内，故你的翻译与否，不成问题。愚见眼前只能不问将来，只问目前，不求其他，但求自己做些工作。”10月9日信里再次提到翻译《爱玛》的事：“煦良要我劝你在动手Emma之前，先弄几个短篇作试笔，不知你以为如何？”（《傅雷全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版，20卷，154-160页）
根据傅雷的信可以推测，翻译奥斯丁多半是宋淇的主张，傅雷虽然不看好，但仍积极支持；《傲慢与偏见》的选题是被杨刚“抢先”，而非王科一，王科一的译本要到1955年才出版。杨刚早在读大学时只用了三个月时间就译出《傲慢与偏见》，署名杨缤，吴宓校订，商务印书馆1935年6月出版。似乎那次翻译会议后，杨刚的译本并没有修订再版。
《林以亮论翻译》
宋淇“评《傲慢与偏见》的中译本”一文收录在《林以亮论翻译》中，台湾志文出版社，1974年3月初版。评了五种译本，杨刚、王科一译本外，还有东流、李素、陈万川与慧娜合译本，这三种都是香港出版的。这篇书评好几万字，详细评论了各家特色，举了很多例子，分析各家优劣，看得出，宋淇不仅熟悉《傲慢与偏见》的文本，对文字背后的语气、风格，以及当时的称呼、习俗等，都有很深的研究。正如在文章最后一段，宋淇招供的那样：“我本人自一九三六年暑假中开始读珍·奥斯登的《理智与感情》和《傲慢与偏见》开始，到现在也有三十馀年。我相信中国如果有‘珍迷’的话，我至少也可以算一个。”（89页）宋淇给钱锺书的信里专门说到王科一的译本，不妨看看文章里如何评说。“我们可以说在所有的中译本中，以这本花的时间最多，因此也最认真，同时文字也最通顺，想不到的是译文中仍存在着很多问题，与其他三本并无太巨大的分别。照理，这是最后一个译本，尤以经过邵洵美的详校后，理应后来居上，可是我们依然在译本中发现类似的错误，不免大失所望……”（48页）王科一的译本1955年2月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书前有十八页的“译者前记”（宋淇认为此序“削足适履，发表了很多极可笑的理论”），其中有“所幸得到邵洵美先生的热情帮助，愿意替我审校此稿”的话，又说：“我要在这里竭诚感谢邵先生对这个译本所尽的一切宝贵精力。”所以宋淇在批评王科一译本的问题时也牵累了邵洵美，譬如原书有一处提到伦敦的一条街Grosvenor Street，王科一译为“格罗斯汶纳街”，宋淇说：“可是S是没有音的，‘斯’字不应译出。从前上海国泰戏院旁边就有一所格罗汶纳花园公寓。王科一可能不知道。邵洵美不应该不知道。”（66-67页）这大概就是宋淇信里埋怨的“洵美又如此不济事，令人叹息”。
四
宋以朗在《宋淇传奇》中说，钱锺书和宋淇的通信，从1979年到1989年，共一百三十八封，如果这是单指钱锺书的来信，那宋淇的回信也应该差不多有这个数字，而《亲友书札》所收宋淇的信只有二十八通（仅到1985年4月）。期待着两人来往书信的全部出版（同样期待的，还有钱锺书与徐燕谋、冒效鲁等几位莫逆之交的来往通信），据说吴学昭先生已有此计划，那该是一席怎样的盛宴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