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说冰雪文化】
作者：隋丽（辽宁大学民俗学专业副教授）
“烈风吹雪一丈深，大布缝衫重七斤。”北风烟雪，天寒地冻，冰雪和寒冷给了辽宁这片土地以特殊的磨砺，也赋予了其坚韧的地域性格，苦中作乐、自得其乐的从容彰显大气和洒脱。
抽冰尜是东北地区的小朋友冬季最喜爱的冰上运动之一。宋燕军摄/光明图片
过去，冬捕算得上是获取食物最辛苦、最隆重的一种劳作，也是带有专业化色彩的一个行当。曾经，嫩江流域、辽河流域、兴凯湖和贝加尔湖都有冬季凿冰捕鱼的传统。祭祀仪式过后，人们开始凿冰窟窿下网，一网上来，能捞几百斤鱼。辽河流域河沟纵横，冬季是捕鱼的好时候。辽河冬鱼味道鲜美，以抚顺大伙房水库的冬鱼为最。据记载，辽金时期，辽帝喜欢吃冬鱼，对冬季捕鱼情有独钟，经常率百官到“春捺钵”凿冰捕鱼作乐。
过去，爬犁是冰雪天气中最便利的交通工具，又称扒杆、雪橇、冰床、拖床，满语称为“法喇”。清代阮葵生所著的《茶余客话》中记载：“法喇，似车无轮，似榻无足。覆席如龛，引绳如御。利行冰雪中，俗呼扒犁。”爬犁以木杆为架子，没有轮子，一般用牛、马拖拉，历史上的东北少数民族如女真族、赫哲族、鄂伦春族等也用狗、鹿等动物来拉。冰雪中，人们会巧妙利用各种“坡”，随手用木杆、皮毛等辅助工具提高行进速度，实在没有家伙什，鞋底也可以作为滑行工具。
拥抱冰雪，创造快乐。东北人在与冰雪共处的过程中，乐此不疲地借助冰雪来进行娱乐和竞技。辽宁人很早就已经开始进行冰上的游戏和运动。《满文老档》中曾记载了太子河上一场精彩的冰球运动和冰上游戏：天命十年正月初二，努尔哈赤率领贵族子弟、汉官及家眷们，来到太子河冰上，玩赏踢球之戏。贝勒和随从等玩过冰球之后，又在冰上各处置银钱，让众女眷于冰上奔跑取银钱，有人摔倒在冰上，努尔哈赤和众人哈哈大笑。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想象，当时人们已经能够穿着冰鞋在冰上踢球和进行带有竞技性的速滑了，场面定然热烈非常。
射球、抬杆、跑冰鞋、拖冰床、打滑溜、雪地走，抽冰陀螺、冰上抢球、“单腿驴”、滑冰车等，也是老少咸宜的冰上娱乐方式。除了这些体育类的冰上娱乐之外，在辽宁满族聚居的地方还有正月十六轱辘冰的习俗。正月十六晚上，妇女们结伴执灯，来到冰面上，卧在冰上左右翻滚，一边翻滚，一边诵念“轱辘冰轱辘冰，腰不疼，腿不疼”“轱辘轱辘冰，身上轻一轻”。
作为冰雪世界中最静默的存在，冰灯为冰天雪地的世界带来了浪漫的诗意。旧时普通人家把水桶里冻出的冰块或者冰坨，凿开放上灯捻或蜡烛，就做成了冰灯，别有一番古朴天然的情趣。一些士大夫则以矾水凝雪成冰，精雕细刻一些人物花鸟等，夜晚放上灯，惟妙惟肖，美不胜收。随着时代发展，现在已经有了造型多样的冰雕、雪雕艺术。
冰雪世界映照着热气腾腾的百姓日常生活。冰雪民俗不仅是寒冷气候条件下的文化选择和文化适应，更是辽宁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智慧和财富，孕育着未来冰雪经济的文化力量。
《光明日报》（ 2022年02月09日09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忆小窗纱
按：这是一个历史学者观影追剧的小系列。
《王国：北方的阿信》是Netflix系列剧《王国》（参见：历史剧｜《王国》：丧尸大片里的朝鲜政治史）的前传。在这部前传中，金银姬编剧塑造了一位名为“阿信（全智贤扮演）”的出身“藩胡”部落的女性，并以她的复仇之旅为线索，解释了《王国》中如瘟疫般蔓延的丧尸的源头。剧中少女阿信发现了“生死草”的秘密，为报灭族之仇，她制作丧尸血洗朝鲜边城，并将方法告知朝鲜医官李承熙，从宫廷深处掀起了一场血雨腥风。
《王国：北方的阿信》官方海报
阿信的身世是整个故事的关键。她出身“藩胡”，这是朝鲜对居住在本国边境附近的女真人的称呼，“藩”即“藩篱”之意。《宣祖修正实录》称：“女真部落散处近塞者，称为藩胡。”按郑允容（1792-1865）所著《北路纪略》对“藩胡”由来的说法，“国初拓边也，胡人之不能悉逐而仍居江内者，留为藩胡。然考《制胜方略》，诸部落所居，或在城底，或在五里、十里之内，或数十里、四五十里远，或至四五息程、数日程”。即“藩胡”的居住地离朝鲜很近，乃至居于朝鲜的城底，所以这些“藩胡”也被称为“城底野人”。《春官志》称：“平日朝贡上京者，皆北道六镇（即钟城、稳城、会宁、庆源、庆兴、富宁）城底种落，故呼为城底野人。”与“藩胡”的称呼相对应，还存在“深处胡”的说法，也就是居住地距朝鲜较远的胡人，16世纪末17世纪初频与朝鲜爆发冲突的海西女真乌拉部即属于“深处胡”。
阿信所在的女真部落
在朝鲜看来，“藩胡”存在的一大用处在于，万一“深处胡”进攻朝鲜，“藩胡”可以提前向本国通风报信并起到战略缓冲的作用，即“国家所以卵育藩胡者，无他，只欲归顺于我，探知深处动静也。然则我所望于藩胡者，惟进告一事而已。藩胡介于两国之间，告则受咎于彼，不告则获罪于我”。剧中阿信之父正是游走于二者之间，但因朝鲜官员的出卖而遭灭族。
影片中的阿信之父。他是游走于两个女真部落之间的密探。
“藩胡”与“深处胡”的说法，均是朝鲜立足于本国立场上的称呼，而“藩胡”实际上属于野人女真（也称东海女真）的瓦尔喀部。1607年努尔哈赤在乌碣岩一带大败海西女真乌拉部后，曾向朝鲜索要这些瓦尔喀女真人。按《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的记录，“聪睿恭敬汗（即努尔哈赤）上书大明国万历帝，奏请将昔日金汗时流散进入朝鲜沿边而居之瓦尔喀部众悉行查还。万历帝即传谕朝鲜国王查之，查出失散数代之瓦尔喀部众一千户，于聪睿恭敬汗五十一岁己酉年二月遣返之。”此时朝鲜内心虽不乐意，但迫于政治压力，不得已将这些女真人送给努尔哈赤。
对朝鲜来说，笼络这些瓦尔喀女真人可以为维护边境安全提供重要保证。朝鲜世宗李祹（1418-1450年在位）在晚年开始大举对他们授予官职，施行羁縻统治。女真人为了生存，时常向朝鲜国王进献土物，接受名誉上的官职，这些接受朝鲜官职的女真人也被称为“受职女真人”。当时朝鲜在汉阳城内修筑了所谓“北平馆”，供入城的女真人居住。在世祖李瑈（1455-1468年在位）在位期间，朝鲜允许女真酋长进入汉阳城谒见国王并赐予官职的事例不断增多，引发了与明朝的外交摩擦。在明朝看来，这是朝鲜在私通女真，尤其朝鲜还赐官给已经接受了明朝赐职的女真人，这是试图与明朝抗衡。在明朝的一连串警告之下，朝鲜的对女真政策在李瑈统治晚期发生了根本性收缩，此后女真人进入汉阳进献土物的事例大幅减少。
北平馆址，位于今首尔市东大门区，梨花女大附属医院附近。
朝鲜的军力在15世纪时颇有可观之处，并非像壬辰战争时爆发时那么不堪一击。世宗李祹曾下令越江攻打李满住为首的建州女真部众，并重伤李满住。1467年明廷提议朝鲜与明朝一起夹攻居于婆猪江（即浑河）一带的建州女真部。接到明朝敕文的李瑈迅速派遣大将康纯、鱼有沼、南怡等人率领一万人的军队进攻女真。康纯率军如期抵达女真人的居住地，给女真人造成重创。按朝鲜报告所称，他们斩杀了包括女真酋长李满住及其子古纳哈在内的数百名女真人，俘虏了女真酋长的家人二十余名，并把被女真俘虏的东宁卫居民七人送回了明朝。明廷认为“今朝鲜国王李瑈能奉敕出兵，以助我师，剿杀逆虏，俘献而来，忠义可嘉，诚不可不厚加赏赐”，于是厚赏朝鲜。这一系列战役给女真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导致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朝鲜心有余悸。剧中阿信遭遇灭族之祸后，向边境朝鲜官员求助时，称朝鲜是“强大之国”，背后就存在这样的历史记忆。剧中出现的所谓“婆猪卫”正是影射建州卫，而“阿里多干[汗]”正是暗指努尔哈赤。
《壮襄公征讨时钱部胡图》，三星美术馆Leeum藏品
16世纪之后，朝鲜的军力逐渐衰落，对边境地区的女真人的控制力亦随之下降，加上倭寇对南部沿海的骚扰，“北虏南倭”的事态越发严重。1583年初，居住在朝鲜会宁一带的女真酋长尼汤介因不满朝鲜边境官员的徵索，掀起了所谓的“尼汤介之乱”。虽然该战乱在持续半年多后被朝鲜扑灭，但朝鲜在女真部落中的威信迅速下降，女真人也渐渐不再前往汉阳谒见朝鲜国王。同时，建州女真部的努尔哈赤的势力迅速膨胀，在壬辰战争爆发之前，他已成为该地区不可小觑的政治人物之一。朝鲜亦通过平安道与满浦地方官的报告，获知了努尔哈赤桀骜不驯，企图报复中原的信息。
但在17世纪初，频与朝鲜在边境爆发冲突的女真部族并非努尔哈赤为首的建州部，而是以布占泰为首的乌拉部。但乌拉部在剧中并没有出现，编剧将此时期的权力角逐简化为建州女真、朝鲜、瓦尔喀女真三角的关系。实际上布占泰在1603年至1605年间多次攻打钟城、潼关等地，给朝鲜与居住在这些地方瓦尔喀人造成巨大的损失。于是朝鲜决心报复，但由于指挥失误，朝鲜军队大败于布占泰。按朝鲜备边司的说法，“以我数十倍之众，见败于数百骑之贼”。此役之后，朝鲜在瓦尔喀女真人中的威信一落千丈，在边境防卫上更加趋于守势。需要留意的是，布占泰在此时亦常常提到受职一事。1604年被布占泰掳走的朝鲜人回国报告朝廷，称：“（布占泰）常时以受职一事为言，虽马匹獤皮亦可办出上京纳贡云云。且言老可赤（即努尔哈赤）受职于天朝，藩胡亦受职于朝鲜，唯我不得受职。朝鲜若许受职，则尽刷还前后被掳之人，不然则潼关、钟城当为再犯。”朝鲜不得已，授予他佥知中枢府事（正三品）的官职，并多给禄俸。然而得到朝鲜官职的布占泰并没有停下进攻的步伐，反而愈演愈烈。其实女真人希望得到朝鲜的官职，最主要的目标不是得到职位本身，而是职位带来的丰厚禄俸与赏赐。朝鲜所产的布匹等物，是女真人渴望之物，也是布占泰笼络部众以及其他女真部落的所需品。了解这样的历史背景，也就不难理解剧中阿信之父迫切希望得到朝鲜官职的动机了。
编剧将朝鲜边境的权力角逐简化为朝鲜、瓦尔喀女真、建州女真三者之间的关系
《北关遗迹图帖》局部之“守栅拒敌”，高丽大学博物馆藏品
《北关遗迹图帖》局部之“守栅拒敌”，高丽大学博物馆藏品
从瓦尔喀人的立场来看，朝鲜已无力保护部众的安全，而布占泰对待瓦尔喀人又颇为残暴，所以投靠努尔哈赤或是出路之一。1607年，东海瓦尔喀部斐优城主策穆特赫见努尔哈赤，称：“吾地与汗相距路遥，故顺乌拉国主布占泰贝勒。彼甚苦虐，吾辈望往接吾等眷属以便来归。”策穆特赫这一举动给建州部与乌拉部的关系埋下了隐患，布占泰不可能坐视努尔哈赤将势力范围拓展到自己眼皮之下，双方随即爆发战争。而努尔哈赤的军队在乌碣岩一带大败布占泰之军，并乘势取得了对瓦尔喀人的控制权。对努尔哈赤来说，瓦尔喀人是不可多得的兵力、劳动力资源，所以建州部才会做出“甚至搜掠海岛，掘取埋穀，威制迫胁之状，不一而足”的举动。一些瓦尔喀人不愿意归附努尔哈赤，于是“潜杀差胡，投江灭迹”，以至于向朝鲜哭诉，希望不用移居建州而是进入朝鲜境内生活。但朝鲜并不敢接纳这些瓦尔喀人，仅仅是“略给盐米，慰抚而送之，以示矜恤之意而已”。此战之后，朝鲜边境的“各部藩落，一时尽撤”，而本与瓦尔喀人相资生活的朝鲜六镇民众，也失去了依赖。自此，朝鲜失去了可以作为战略缓冲的“藩胡”，开始直面建州女真的攻势。
不过部分归附努尔哈赤的瓦尔喀人仍在可能的情况下向朝鲜密告动态。1620年，曾在萨尔浒战争中被努尔哈赤军队俘虏的朝鲜从事官李民寏回到本国，向朝廷呈上《建州闻见录》，书中提到“当初奴贼以藩胡解我国言语者三人，守直栅中，所谓仁必乃稳城藩胡，为其父母能行三年丧者。其嚮恋我国之心，至今不衰，凡有所闻，必尽诚无隐密告于臣等，故得其一二”。也就是说，李民寏对建州的记述很多是来源于这位“藩胡”仁必的密告。该书作为了解后金兴起时情况的重要资料，至今颇受学界的重视。
本文撰写过程中曾得到《王国：北方的阿信》历史顾问李勳老师（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的帮助，谨此致谢！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张亮亮
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张宝章
历史上的圆明园到底有多大？很多人以为清代的圆明园由圆明、长春、绮春三个园子组成，并称之为“圆明三园”，其实，除了上述三园，清代的圆明园还有熙春园、春熙院。熙春园位于清华大学校内，目前还能寻觅到当年熙春园的许多名胜古迹。而春熙院位于何处？长期以来，对于春熙院的具体位置，史学家们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春熙院位于绮春园南侧的万泉河以南，即今北京大学的北部地域；有的则力主春熙院真实的地址位于长春园东北隅墙外的“二河开”地区。
笔者曾撰文《淑春园及其沿革》、《淑春园和春熙院》，介绍过春熙院的相关情况。近来，笔者翻阅到一些历史著述，从中发现了一些新的资料，遂写成此文。希望通过与各方专家的讨论研究，互相验证，不断进步与完善，得出接近历史真实的结论。
圆明园遗址公园 摄影：方非
前身为淑春园北半部
淑春园是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建成的一座皇子赐园。那年正月，有七位皇子被诏准在畅春园以北修建赐园。因地方狭窄，只修建了四座园林，另外三位皇子在畅春园以东修建了三座赐园。
从史料看到的关于淑春园的最早记载，是《大清会典事例》所载：“乾隆二十八年，奏准圆明园所交淑春园并北楼门外等处水田一顷二十三亩六分三厘，岁征租银三十九两一钱九分五厘有奇。”这两行文字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但人们在理解上有很大的差异。这段记述不仅使人们认识到淑春园已被内务府收回，由圆明园进行管理，而且拥有很大的占地面积。
也是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大学士傅恒由圆明园东南的春和园，搬迁到大道南侧的淑春园。他迁居的是淑春园的北部。迁入春和园的是皇十一子成亲王永瑆，有永瑆的《四月初六日赐新居恭纪》为证，诗末有注：“即傅文忠公赐居”。傅恒，字春和，镶黄旗人，是权倾朝野的椒房懿亲，他的姐姐是皇帝最宠爱的孝贤皇后富察氏，皇帝又将皇四女和硕和嘉公主下嫁傅恒次子福隆安。傅恒由侍卫累进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侍卫内大巨、保和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当朝宰相。
傅恒迁居到淑春园的北半部，包括后来的鸣鹤园和朗润园。他对旧园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又按旧例将新园以自己名号命名为春和园。傅恒住进春和园后，仍然是尽献忠心，投身督师大金川之战和平定准噶尔部的战争，立下赫赫战功。乾隆帝在紫光阁为百位功臣画像时，把傅恒放在第一位。傅恒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病逝后，春和园被内务府收回。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关于淑春园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在圆明园总管园务大臣属下，设置春熙院八品苑副一人，管理此园事务。后在清代的官方文件《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圆明园卷》记载:“(乾隆四十七年正月)奉旨：淑春园改为春熙院”，这说明官府在乾隆四十五年已经决定将淑春园改为春熙院，并且开始新园的修建工程，到乾隆四十七年基本完成了准备工作可以开园了。
乾隆
乾隆为春熙院赋诗
春熙院的修建工程规模不是很大，是在淑春园北半部即春和园的基础上修建的，建筑物主要集中在园内西部。竣工后，乾隆为各座殿堂题写字对、横批、字条等共十六幅(张)，同时还降旨如意馆画家，指名绘制图画、画条、横幅和册页，并且限定山水、花草和人物，还要将这些绘画悬挂在指定的殿堂里。
乾隆帝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春首游春熙院后，又来过几次，而且每次都是上元节观灯前来，来必有诗，诗不离“春”字。比如《题春熙院》诗：“万物到春来，而不具熙意。此院独擅名，亨帚因名字。然吾此偶临，弗喜以愁对。向隅古有言，况向隅奚啻……”乾隆帝对园中重要的建筑景观，如春润堂、真赏室、静娟斋、融缘堂等，都有吟咏题诗，留下了历史的印记。
春熙院平时的修建工程不多，每年修建的花费开支，在和珅、福长安等圆明五园的开支年底上报奏折中均有记录。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到嘉庆二年（1797年）都在十二月底上报。如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奏折：“圆明园、长春园、熙春园、绮春园、春熙院内外等处零星粘修各座殿宇，找补糊饰、挖朴窗心，粘补风损勾滴，粘修桥梁、藤萝架，抹饰勾抿墙垣，成砌大墙，捞堆坍塌山石泊岸、码头，拆堆山石高峰，挑换鱼幪等项。以上五园粘修活计，按倒销算，用工料银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三两三钱三分九厘。”各园的较大工程列在《清单》内，但是春熙院的具体工程很少列入《清单》。目前看到的最大一项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的“销工料银六百十一两三钱九分三厘”。
春熙院是京西御园中最不受重视的一座。乾隆帝莅临的次数不多。查遍嘉庆帝皇子时的诗集《味余书屋诗集》和《嘉庆御制诗集》，竟然没查到一首春熙院诗。乾隆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来园写过一首《鹤来轩》诗以后，就再不见春熙院诗了。从此以后，春熙院基本被闲置起来。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帝在嘉庆元年（1796年）十二月四日看过和珅、福长安关于春熙院春润堂等处修补工程工料银的奏折以后，心目中春熙院这座御园似乎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那么，他把春熙院赏赐给谁了呢？
淑春园南半部给了和珅
在乾隆四十五年还发生了另一件事，就是乾隆帝将淑春园南半部赏赐给和珅。此前一年，乾隆刚将自己最宠爱的和孝公主指婚给和珅儿子丰绅殷德，并将什刹海南岸一块地基赐予和珅修建相府。
和珅获得新赏赐的园子后，亲自规划设计，开始大规模的修建工程。他将园内水田改挖成一座湖泊，湖中心仿效圆明园的蓬岛瑶台修建了山石岛屿和亭台阁榭。又在湖南岸仿效御园的夹镜鸣琴修建了相应的景点，在湖岛东岸仿福海别有洞天建成一座石画舫。全部造园工程完成后，和珅将新园改名“十笏园”。昭梿在《啸亭杂录》给予恰当的评价：“京师西北隅近海淀，有勺园，为明米万钟所造。结构优雅，今改集贤院，为六朝卿贰寓直之所。其他多诸王公所筑，以和相十笏园为最。”
嘉庆四年(1799年)，和珅倒台后，庆桂、盛住、永瑆、绵恩等王公大臣负责查抄和珅家产，并将查抄结果列出一份清单。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和珅犯罪全案档》记载，清单中载有“钦赐花园一所(楼台六十四座，四角楼、更楼十二座，更夫一百二十名)。”这便是万泉河畔的十笏园。
十笏园石画舫遗址
福长安是与和珅一起被处置的。福长安也是乾隆帝的宠臣，他几次立下战功，紫光阁悬挂着他的功臣画像。《查抄福长安家产清单》里，列有一条：“现查得福长安花园一所，共计房六百七十四间，游廊、楼亭共二百八十三间……系奉旨恩赏。”福长安是何时得到皇帝恩赏的园子的，没有记载，但遍查海淀园林沿革，也只有春熙院能被封赏给他。因此，笔者推测，乾隆帝在他病逝之前将春熙院赏赐给福长安了。
从《查抄福长安家产清单》可知：福长安园有房674间。其他资料中没见过春熙院房间的具体数目，但是根据组成春熙院的春和园、镜春园、鸣鹤园的统计，虽然由于传承演变房间数量已有增减，但可大体相符。这三园的房间总数为153间、174间、300余间，共600余间，与福长安园房间数大体吻合。
原先，在计算春熙院存在的时间时，都按具名时的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到将“春熙院”赐予庄静固伦公主的嘉庆七年（1802年），此院存在了23年。但历史事实是在嘉庆三年（1798年）乾隆帝已经将春熙院赐予福长安了。实际上赐予庄静公主的是福长安园的东段，由此可知，作为圆明五园之一的春熙院实际只存在了19年。
和珅被赐令自尽后，福长安被从宽处理，派去裕陵充当供茶拜唐阿，后来还历任骁骑校、围场总管、马兰镇总兵等，数次升迁沉浮，最终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去世。
和珅家产又发还一部分
嘉庆帝将和珅、福长安的府邸和西郊园林进行清理和籍没，并分别赏赐给皇子和公主们。他首先将没收和珅的淑春园东部赐予成亲王永瑆，故宫博物院《史料旬刊》第六期《嘉庆诛和珅案》载：“和珅园内东段著赏成亲王永瑆；西段仍赏十公主十额驸丰绅殷德居住。”
永瑆在乾隆五十四年封为成亲王，嘉庆五年授宗人府宗正，他的诗文也备受推崇，著有《诒晋斋诗文集》、《苍龙集》等。永瑆去世后，淑春园东部收归内务府管理，此后长期无人居住，园景遂荒芜。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一张样式雷图上，在淑春园处标注为“睿亲王园”，经查园主人是五代睿亲王端恩长子仁寿。
籍没和珅淑春园的西部，嘉庆帝仍赐予和孝公主和额驸丰绅殷德居住。丰绅殷德是和珅的儿子，嘉庆帝看在和孝公主“最为皇考所钟爱，自应仰体思慈，曲加体恤”，放过额驸，加恩留其伯爵衔，免官职令其“在家闲居，不许滋事”。嘉庆十五年（1810年），丰绅殷德患病回家调治，后于嘉庆十九年去世。
丰绅殷德病死后，和孝公主因无财力修葺淑春园，便将园林交还给内务府。嘉庆帝在丰绅殷德去世后，特赐白银六千两给皇妹和孝公主，让其放债收利息，以解决日常开销。道光帝也很关心这位姑母。道光元年四月，命内务府将查抄和珅籍入官府的“恒升当”，原成本十四万吊，加恩赏给姑母；次年又降谕将查抄和珅的西直门外白石桥附近的一些田地，加恩赏还和孝公主作为祭田。
和孝公主、丰绅殷德居住的淑春园西段，已经与东段成亲王园分开，但仍称作淑春园，这有丰绅殷德诗集《延禧堂诗钞》的一首诗题《淑春园牡丹守者剪数朵送至力疾赋此》为证。这时的淑春园只有几十亩，而和珅在世时的十笏园有一百多亩，而乾隆二十八年时的淑春园多达三百亩。如果提起淑春园就以为是那座一百多亩的淑春园，那就不能正确认识淑春园在园林传承中的真实面貌。
光绪末年，居住淑春园西邻蔚秀园的醇亲王奕譞，曾经两次到淑春园观览。他在《中秋后游舒(淑)春园四律》的诗序和四诗中，展现了此园的当时实况。诗序写道：“是园乾隆年间归和相珅，籍没后入官。传闻禁园工程每取材于兹。足证亭台之侈之巨。后转变为睿邸园寓……迨庚申变后，遂就荒芜。”
据《嘉庆诛和珅案》和《嘉庆朝实录》、《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嘉庆帝将籍没福长安的园林赏赐给皇亲，其中西段和中段给了仪亲王永璇，东段给了奕纯。史料中未记载的是，中段后来又给了庆郡王永璘；东段后来又以春熙院之名赏赐给庄静固伦公主。
《嘉庆诛和珅案》上谕十四载明了福长安园的赏赐情况
福长安园被一分为三
根据上文可知，福长安园已被一分为三。如果笔者关于福长安园实际上就是春熙院的论证成立，则意味着春熙院被一分为三。
在道光年间绘制的《圆明园外围大墙图》上，在南园（后归绮春园）和红桥的东南方，标明为“仪亲王花园”。在瑞郡王奕誌所写的《鸣鹤园记》中，也说此园“曾为余伯祖仪亲王赐第，居之数年”。鸣鹤园就是原春熙院的西段。
鸣鹤园鱼池
鸣鹤园是一座水景园，园内溪流丰沛，形成三个较大的水面，是为中湖、东湖、西湖。缘墙临水，逶迤连绵的土冈假山，在园内盘环突立。青山绿水之间，散置亭台殿阁，错落有致，形成三个不同聚落，是为东所、中所、西所，共有房三百余间。在同治光绪年间，惠亲王绵愉之子奕详与奕谟居住在鸣鹤园，但园景已经破落不堪了。住在隔壁蔚秀园的奕譞，应请来园观览，在相关诗注中写道：“鸣鹤园澄碧堂为昔年五叔(绵愉)赐宴处，庚申后鞠为茂草。”
民国初年，曾经当过北洋政府总统的徐世昌，以每年四百元租了鸣鹤园和东段的镜春园，并改名“淀北园”。不久，他就将园中建筑拆卸一空，砖瓦木料都运去修建自家的宅园了。
春熙院的中段赏赐给庆郡王永璘以后，沿用春和园的名称，直到道光三十年样式房调查此园建筑景况时，仍题作《绮春园前春和园》。永璘入住后，此园也称作“庆郡王园”。永璘对春和园做了简略的整修。园内格局依旧，连主要建筑的名称也未改动。
春和园样式雷图样
永璘生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五月，自幼不爱读书，性情轻佻浮躁。乾隆帝八旬大寿时，诸阿哥皆封王爵，只有永璘封为贝勒。他曾经对近人坦言：“即使皇帝多如雨落，也不会有一粒雨珠儿滴在我身上。将来哪位哥哥当了皇帝，能把和珅府邸赐给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后来他的胞兄颙琰成为嘉庆帝，真的将和珅府的东段赏赐于他，后来晋封他为庆郡王，还把春和园赐予他。永璘去世后，他的后辈因服中纳妾被夺爵，春和园被内务府收回。
道光帝第六子恭亲王奕?，在咸丰元年(1851年)获赐春和园。修葺改建后，咸丰帝赐额“朗润”。朗润园建成后，咸丰帝又为园内的主要建筑题写了匾额。中所“乐静堂”改悬“萃赏”轩和“棣华”轩匾额。东所的“恩辉余庆”更名“正谊斋”，“澄怀撷秀”改悬“乐道堂”。西所的书房“益思堂”更名“明道轩”。
春熙院的东段由嘉庆帝赏给庄静固伦公主，就是后来的镜春园。庄静固伦公主，嘉庆帝第四女，嘉庆七年（1802年）下嫁蒙古贝子玛尼巴达喇，那所园子也是同一年赏给她的。庄静固伦公主去世时年仅28岁，她与其三姐庄敬和硕公主同葬于京城西郊王佐村。道光帝到这座驰名的“公主坟”上坟时，曾经写过一首《赐奠吾妹庄敬和硕公主、庄静固伦公主诗以致哀》：“姊妹亲情童稚年，承颜定省每齐肩。同悲丁巳慈围掩，更怆庚辰玉塞还。蕙质易凋随逝水，夜台长寂锁寒烟。新愁往痕相交集，不禁临风涕泗涟。”
国家图书馆存一幅样式雷《镜春园地盘全图》，准确清楚地显示出镜春园的园景。园址呈方形，大门设在东南隅。园中间是一座四面被溪湖环绕的大岛，前院迎面是五间正房，东西厢房各三间。后院正楼两层五间，东西配楼各三间。在前院和后院东西两侧，各建一排平房。园东部修建几处服务用房。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以后，镜春园主人为睿亲王淳颖第六子裕恩。裕恩、禧恩两兄弟与荣亲王永琪之孙奕绘贝勒关系密切，交往频繁。兄弟二人与奕绘及其师傅韩云溪多次诗酒唱和，韩云溪赋诗《同游梦园和韵》，足以证明裕恩是镜春园的主人。
道光七年(1827年)，镜春园被赐予道光帝第五子惠郡王绵愉。这有翁心存与绵愉的唱和诗为证。翁心存在上书房任职，是绵愉儿子的师傅。他在丁亥九月即道光七年九月写的《惠邸用前韵见贺，依韵奉酬》的诗注中写道：“惠邸赐居镜春园。”此时的镜春园，“共房174间，游廊128间……庙5间。”绵愉在道光十二年迁出镜春园，移居到西邻鸣鹤园去了。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道光帝第四女寿安固伦公主住进镜春园，称四公主园。样式雷画样写道：“镜春园，四公主住，成府北头路北。”后来，镜春国不幸被英法联军焚毁，园址一片荒凉。
“二河闸”未修过春熙院
笔者在前边陈述了淑春园北半部改建为春熙院，并回归为皇家赐园的过程，这应当是合乎历史事实的。但是当时“二河开”是怎样的情况？
2022年初春的一天，《海淀区地名志》的执行副主编交给我一批编辑地名志的材料，其中有段引文非常重要，就是它告诉我们，二河闸在乾隆年间就存在了，这对我们认识春熙院的修建地址有很大帮助。
这段关于二河闸的引文，原载于《日下旧闻考》卷九十九《郊坰》。文中有：“增 长春园大东门外大石桥有关帝庙。西北里许地名二河闸，亦有关帝庙。大北门外前营有三圣庵……臣等谨案……大石桥及二河闸关帝庙二并三圣庵，皆系本朝建立。”
《日下旧闻考》关于二河闸的记述
《日下旧闻》原是康熙二十五年朱彝尊编辑的，《日下旧闻考》是乾隆三十九年窦光鼐、朱筠等根据《日下旧闻》加以增补、考证而成的，由于敏中、英廉任总裁，到乾隆五十年至五十二年刻版出书。
由此可知，所录引文中的“增”和“臣等谨案”，是由窦光鼐、朱筠和于敏中、英廉等在乾隆三十九年到五十二年撰写的。即是说，在长春园大东门外大石桥关帝庙西北里许有一个名叫“二河闸”的地方，后来被称作“二河开”，这里有座乾隆年间修建的关帝庙。此处肯定“二河闸”是个“地名”，也没说修建过比关帝庙更多更大的建筑，连远处大北门外前营三圣庵都记下来了。弘历主持编著《日下旧闻考》时，正是他主持将淑春园改建为春熙院的时候。如果二河闸修建了春熙院，就该把地名改作春熙院，那座小小的关帝庙就不能成为孤零零的存在了。
《日下旧闻考》关于二河闸的记载，使我们了解到二河闸在乾隆年间的具体情况。因此，笔者认为，春熙院修建在绮春园迤南的万泉河畔，即今北京大学北部，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至于二河开地区是否存在过那座三百亩大的淑春园，是否修建过皇家御苑春熙院，恐怕还需要通过后续的考古工作来寻找实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