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木匠，如何创办一座博物馆？
民间博物馆让传统木作“活”起来
这个暑期，“博物馆热”持续升温，位于北京通州台湖镇东下营村的文旺阁木作博物馆迎来了大批游客。
对于孩子们来说，这里“很好玩”：踮起脚就能触摸到一件件展品上的木纹，深吸一口气就能闻到扑鼻而来的木香。如果他们刚好在博物馆里遇到王文旺，这位木匠馆长会毫不吝啬地从墙上摘下一件件响器——磨剪子磨刀的卦连、收垃圾的摇铃、拉洋车的铜脚铃、剃头匠的“唤头”，当这些老行当的吆喝工具再次奏响，孩子们便听到了已经失传的民间绝响。
这间民间博物馆收藏着上万件木作老物件。在古色古香的大门前，身着汉装、脚蹬布鞋的木匠馆长王文旺正用手机指挥员工，做好文博展品的新媒体展示。
离开老家河北衡水武邑县36年了，54岁的王文旺乡音未改。
跟随他穿行于博物馆，便走进了和木作息息相关的百态市井。满墙都是他亲自收藏来的老物件，抬眼可见传统民间的广告招牌幌子。在这里，可以抚摸逾百种中国古代榫卯构件，可以操练千行百业所用的木作工具，甚至可以体验踏上马车、登上木船。
国家文物局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已从2012年的3866家增至2023年的6833家，非国有博物馆约占全国博物馆总数的三分之一。各具特色的博物馆连接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也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作为一支不可或缺的社会力量，“小而美、精且专”的非国有博物馆通过民间力量搜集历史见证物、保护文化多样性，守护、传承、展示中华文明优秀成果，在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保存历史记忆，以及优化我国博物馆体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文旺在博物馆向观众介绍木作文物。均为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谈昦玄摄
天子之六工，木匠列其一
“要在木板上雕龙刻凤，首先要把龙凤的造型画出来，按照轮廓，用刻刀把多余的部分剔除，才有立体感。左手握住雕刻凿把运用自如，右手持敲锤‘啪’地一打。活干熟练了，听响声就像在演奏音乐似的。”
做木工时的节奏感，王文旺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手艺学成了，绝对是一辈子的事，你忘不了的，身体也会帮你记住。”
但曾经的王文旺并不甘愿一辈子做木工，他觉得“学手艺是糊口的无奈选择”。未曾料到，拿起大锯、截锯、手锯、推刨、锉刀、凿子、钉锤、墨斗、角尺，他就再也没放下过。
1970年，王文旺出生于衡水武邑一个农村木工世家。数百年来，祖辈乡亲们多在营造行业做活。每个村都有瓦匠、木匠，谁家盖房，就请乡亲们来搭把手，十几天就能建起一座新房子。
在中国，木工的历史可追溯至2000多年前。古代木匠工作范围很广，除了建筑，生产生活中家具、车船、棺材、木工艺品乃至军事上的弓箭、碉堡等，都离不开木匠。《礼记·曲礼下》记载：“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木匠位列其一。
河北衡水，被称为“木匠之乡”，武邑县是硬木雕刻家具的主产地，迄今已有500多年历史。旧时北京城的营造行业，处处有武邑匠人的身影，宫廷造办处特设的雕刻家具作坊中，武邑艺人占八成以上。
在王文旺家里，小到农具、木匠工具、家具，大到拉车、房屋的横梁木架，无一不是祖辈凭借木工手艺亲手打造的。他的曾祖父、祖父都是普通木工，手艺代代相传，算不上精湛，能应付农村常见的木工活。祖上给外村人干活，收点工费，补贴家用；给本村人做工，不收工钱，主人家请吃顿饭就行。
到了父亲这一辈，农忙时务农活，农闲时做木工，走村串巷去别人家里修桌椅、打家具。提着工具出门，带着一身木屑回家，挣来的钱刚好够五个孩子填饱肚子，再多的需求，便不能满足了。
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五六岁起，王文旺就拿着木雕凿子在边角料上做活，给自己做各式各样的玩具。长大一点了，有了气力，他会帮父亲“拉大锯”——在木料上画好墨线，用大锯将木料分割成若干木板。父亲和他一人站着，一人坐着，一上一下，一拉一送，拉锯要实，送锯要虚，掌握着力度、方向和节奏。
推刨时开出的一卷卷刨花，散发着木香，王文旺却安不下心来。在他看来，做木工辛苦、枯燥，入门门槛低，社会地位不高。他打定主意，绝不子承父业。
然而，到了高一这一年，父亲多次对他说：“别上学了，学费挺贵的，做手艺吧，能养家糊口。”
做工、存钱、攒料、盖房，做家具、说媒、成家。父亲给王文旺规划好了人生。这是自古以来千千万万木工固定的人生轨迹，也是周围绝大多数乡亲们的现实生活。
但这不是王文旺的理想人生。他要出去闯荡，要去见世面。他偷偷报名参军，验兵通过了，又被父亲拦了下来。万般无奈，他只得辍学，练起了雕刻手艺。
王文旺在博物馆向观众介绍木作文物。
没有歪木头，只有歪木匠
迷茫之际，同为木工的老乡说带他去北京闯荡。一想到能看到在课本里见过的天安门，他便心动了。1988年，18岁的王文旺来到北京，一路上他暗下决心“有机会就做别的事，不能一辈子和木头做伴”。
老乡带他接的活是修复古旧家具。京郊小瓦窑村的仓库里，古旧家具堆积如山，大多纹样精美、用料讲究，只见过大料粗工的王文旺看得晃神了。
师傅要验证他的水平，他信心满满地应下来，可到头来却连一张四方桌都搞不定。师傅说：“一个月30块钱的工资给不了你，你要么回去，要么在这儿做学徒工，没钱，只管饭。”
“没钱我也干。”王文旺说。
“没有歪木头，只有歪木匠。”要强的他此刻改变了主意，就要把木工学好。
修复古旧家具，和做新家具完全不同。审美上要求修旧如旧，技艺上也极其复杂，少则需要十几道，多则需要二三十道工序。选材、拆卸、修补雕刻残缺部件，都大有讲究。这些都对木工的技艺要求很高。
单单为了练习刨花，他手上的水泡起了破、破了又起。待到双掌都磨出了厚厚的茧，手终于不疼了，技艺也终于练成了。经过近两个月的昼夜苦练，他总算能刨出薄如纸、长如卷的好木花。
每天耳濡目染各种古旧家具，不停地向老师傅求教，慢慢地，木头在他眼里，不再只是木头，开始有了性格和灵气。“梨木炕柜杏木案，椿木风箱蛀不烂，槐木车辕松木椽，柏木棺材颐千年。”用什么样的木料做什么样的家什，他心里越来越有数。
两年时间过去了，一些手艺原本比王文旺好的同行，已经离开了这个行当，而从学徒工做起的王文旺，成了古旧家具及文物修复业内小有名气的木工，开始有顾客指定“这个活就让小王干”。
有心的他，把周围老师傅的手艺学透了，便想着向古人求教。一有时间，他就去逛北京各大古迹，把所见的木建筑、木家具，印刻在脑海中，临摹在画纸上。
他将北海团城数米高的大佛龛，按比例缩小，复刻下佛龛里的雕刻和木艺，制成50厘米的木制小佛龛，很快便以280元高价卖出。“那可是1991年，很多人月薪不过60元。”首战成功，让他对这一行更有了信心。
1992年，他开始单独接活，翌年便遇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一位收藏爱好者拿来15件家具，要求他紧急修复。接下来，他每天睡眠不足4个小时，硬是在半个月做完了一个月也做不完的活。回忆起当年昼夜不歇的干劲，他说：“那时想不了那么多，只知道别人交给我的事就一定要做好。”
自此，他在古旧家具修复行业小有名气。短短几年间，小到不足1尺高的板凳，大到4米多高的红木柜子，他修复的家具有万余件，每件他都力求做到最好。
曾有人调侃他“穷木匠，媳妇都娶不起”。但王文旺的木匠生意却越做越好了，20世纪90年代，他成立了自己的古家具公司。
挣钱最多的一次，对方给了他100多万元人民币的活。“第一天就说先给我定金，让我马上出活。”就这样，王文旺跟着人家到西单，第一次开办了一个账户，第一次看见汇款单。那2000美元的汇款，把他激动坏了，“手直哆嗦，汇款单都不知道放哪儿好”。
王文旺在博物馆向观众介绍木作文物。
何以为匠？
教师因材施教，裁缝量体裁衣，木匠则看料下锯。好木匠能看料做活，打造的家具浑然一体，打造的建筑屹立千年。
木匠行里，随便做做和把工做好，有天壤之别。好的做工，能让两块木板融为一体，浑然天成，“对着太阳光看，一点光都照不进去”。好的做工，能让一块木板被推得平展如布、光滑似镜。好的做工，能让榫卯紧实咬合，让一件家具、一处建筑经久不衰，坚固耐用。
时间，是检验木匠技术的尺子。“如果做不好，随便糊弄，家具过一阵就用坏了，那木工的名声也坏了，就没人找你做活了。”王文旺说。
一直在学习和思考的王文旺，不再满足于做个木工，而是想做一位匠人。
“相比木工，木匠的技艺和水平都更精湛，从器具的材料、造型到结构、色彩和构图都要了如指掌，要将手艺和智慧结合。”他说。
何以为匠？王文旺有自己的标杆。
“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的故事家喻户晓。鼻祖鲁班发明了鲁班尺、鲁班锁，巧匠墨子更从木作中汲取大智慧，提出了“兼爱”“非攻”等观点，创立了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
王文旺说：“在古时候，被人称为匠，那是相当了不得的。匠人是手艺人的最高境界，许多人一辈子也不曾达到，大国工匠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1999年，王文旺被北京市文物古建公司特聘为木工工长。在这里，他更有了用武之地，先后参与了丰台区药王庙、宛平城和故宫建筑的修复工作。在这些工作中，他又开始钻研和建筑有关的木作知识，每一处施工，他都力求做到最好。
有一次，他正拿着一块木料准备用作修复，一位监理工作人员走过来指责他用料以次充好。他举起手中满是大大小小“虫洞”的木料，递到人眼前，不卑不亢地说：“您再好好看看，这虫洞是我一个个做上去的。”那人顿时惊愕得说不出话来。
原本就是拿料填空的活，谁能想到，王文旺费时费力将整块木料做旧如旧，为这块补料增添了风雨、虫蚀的岁月痕迹。没人要求他这样做，但他觉得“这活就得这么干”。
在他看来，想成为好木匠，不仅是按客户要求和行规工作，还要有高超的技艺、精益求精的态度，要把德行、坚持、诚信都融入自己的作品中去。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中国自古尊崇工匠精神，《诗经》中所写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映的就是古代工匠在雕琢器物时执着专注的工作态度。“巧夺天工”“匠心独运”“技近乎道”“斫轮老手”等成语，彰显着精益求精的中国工匠精神。
“木匠是民之本。你不要小看了木匠。”王文旺说。
他常常向人讲起唐代柳宗元《梓人传》中所写的木匠故事。梓人，便是木匠。这位木匠随身带着度量长短、规划方圆和校正曲直的工具，但没有磨砺和砍削的器具。柳宗元觉得，他手头的工具看起来不够全面，就去问他会做什么？木匠答：“吾善度材，视栋宇之制，高深圆方短长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舍我，众莫能就一宇。”言外之意便是，作为一名成功的木匠，他是帅才，而非小兵。
柳宗元亲眼见证了这位木匠在墙上绘制官署房子的图样，建成的房子没有一点误差。“盈尺而曲尽其制，计其毫厘而构大厦。”他从木匠的分工、工作方法、绳墨规矩中领悟了将相的管理方法。
做一个好木匠，并非易事，除了要练好手上的技艺，还要练成脑中的算力。
“木匠看尖尖，瓦匠看边边。”王文旺说，木匠是要精于计算的，用尺标志木匠的水平。“做家具若是尺寸不准，废料，还无法放样、画线和加工，一个好木匠能通过计算，让尖尖角角都到位。”
木匠还要精于看图绘图、善用榫卯。大师齐白石便是乡村木匠出身。所谓“榫”，即凸出部分，“卯”为凹进部分。榫卯结构，即两个部件以凹凸连接的方式咬合在一起。制作的榫卯规格精密无缝，这才算是好木匠。
“我是学问不如人，但干活我有经验。”王文旺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哪。他不满足于只有手艺，想在学问方面有所长进，想做个新时代的木匠。
于是，他托人引荐，到故宫求学，拜“故宫最后一位木匠”李永革为师，想跟着师父学些更好的手艺。
高中辍学30年后，没有圆梦大学的王文旺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木匠校园”——故宫。
李永革原任北京故宫修缮技艺部副主任，是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非遗传承人，故宫的建筑他几乎都参与修缮过。他坚持用古法修缮故宫，比如在测量柱子、梁架、进深等尺寸时，他不用更为方便的卷尺，而是使用“排杖竿”测量法。李永革说：“差一点，榫卯就合不上。老祖宗的方法看似笨拙，但更实用。”
王文旺经常向师父请教问题，了解营造方面的细枝末节，每每有了新想法都先请师父指正，就像高校学生向导师提交科研论文。
“即便是在机械工艺发达的时代，社会发展仍然需要木匠。一个新时代的好木匠，一定要用好新机械，又保留着古匠心。”王文旺说，在手工活上解决机械做不了的精工细活，在设计创造上体现木匠的巧思和创造力，这就是匠心所在。
“我觉得木匠一行也可以有研究生、博士生，因为这里面的学问，既需要有好的师父教，也需要自己肯花心思悟，没有三五年潜心研究，是学不明白的。”他说。
王文旺在博物馆向观众介绍木作文物。
让更多人了解木作里蕴藏的中国文化与智慧
“以前盖房子用木头，现在用钢筋水泥，以前做家具靠人工，现在用机械。在我十几岁的时候，遍地是木工，现在木工的数量不足以前的三分之一了。”从没有工资的学徒工，到收了一百多个徒弟的师父，王文旺在木匠行当里闯荡了近40年，见证了木工繁盛时代的悄然退去，也见证了属于木工艺术新时代的开启。
如今，在他的老家武邑，很多人做起了硬木雕刻和仿古家具，还有人开了小工坊，在当地形成新的木作产业。年轻人纷纷到工坊里体验有创意的木工制作。同时，木工也走进学校，成为锻炼学生思维、动手能力的教育科目。木工艺术正以另一种方式传承下来，更好地服务于现代社会。
木作艺术贯穿着中国几千年来的发展。劳作在树木旁，居住在木房里。食在木桌上，寝在木床上，用木头造纸、雕版印刷。上到搭屋建房，下至走街串巷，都离不开木头和木艺。
作为木匠，王文旺懂得每一种木工里沉淀下来的智慧，也懂得木作老物件里蕴藏的历史、文化，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他担心自己虽然懂得了中国文化的这一符号，但没能力守住它。
“人们都知道《鲁班经》是工匠之作的代表，但还有一本书叫《木匠》，内容更丰富，但由于没受到应有的重视便失传了。”让王文旺心疼的是，有些古籍古物，一旦失传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多年前，他去朋友家，看见朋友的母亲正拿着一根弯弯的木棍烧火做饭。来不及说什么，他疾步上前，在木棍要被塞进灶膛的瞬间抢过来。仔细一看，那是条价值昂贵的黄花梨香几腿！这件事，让他意识到了普及木作文化及传统木器认知的紧迫性。
于是，自1997年开始，他便致力于老物件的收藏、研究、整理与展示。他不收收藏家看好的金石字画，不收值钱的珍瓷美玉，只收老祖宗留下的实用型文物——和衣食住行、民俗历史息息相关的木作文物。
“我想通过修复和收藏，使一些濒临消亡的木作文物拥有更长的生命。”他说，“我尽自己的所能，能留住多少，就留住多少。”
从2005年起，王文旺带着自己收藏的老物件，先后在20多个城市巡展，让更多人了解木作里蕴藏的中国文化与智慧。
古人用墨斗在弯曲的木头上画下直线，今人用红外线即可测绘。时代在前进，文化需要传承，博物馆是留住历史、传承文化的最好家园。随着巡展越来越成功，得到越来越多观众的支持，“自己开个博物馆”的想法，在王文旺心中萌生。
“既然我知道了传承木作文化的意义，那就该轮到我做了。”关于开博物馆的决心，他这样说。
一个木工，如何能创办一间博物馆？
资金，用自己赚来的钱。展品，是自己的藏品。筹建，自己读书写方案。布展，自己请教专家指导。
为收集木作文物，他问工友、找熟人、逛市场、去外地，费钱、费时、费力、费心，中断了自己赚钱的生意，不顾家人的反对，将一件件即将消逝的木作老物件“请”到了一起，给它们找到了最好的归宿。
为给藏品做好文化溯源，王文旺“把图书馆搬回家”，当起了书虫，经常通宵达旦地查阅资料。有时，书上讲的内容，和他库房里收藏的物件正好能对上，天一亮，他就把东西找出来，对照书本进行修复。
他着手妥善安置自己的200多名员工，把记录着97名海外供应商的联络簿收进抽屉，全身心投入筹建中国木作博物馆的工作中。困难时期，“运营不下去就卖一点东西”。说这句话时，他显得有些无奈。
但说起接到博物馆申请获批的那个电话时，他显得有些激动：“你不知道我那时候的心情，我哭了整整一个下午。”
人和木头很像，什么样的木头做什么样的物件
2017年，北京文旺阁木作博物馆正式开馆。
从辍学的农村木工，到没有工资的学徒，到开公司的商人，再到受人敬重的博物馆馆长，这一路走来的激动和痛苦、热闹和孤独、成就和辛酸，五味杂陈只有他自己知道。
木作文化精品展、传统民间广告招牌幌子展、传统百工百业展、传统建筑及家具展、传统出行工具展、度量衡展、不同地域古家具展……在北京文旺阁木作博物馆里，50多个主题的展览、上百个门类的藏品，品类之全令人惊叹。
“每次来到文旺阁木作博物馆，都有新的变化，不管是知识介绍的展板，还是小型的专题展览，都是这座民间博物馆对公众的贡献，创新使这座博物馆充满活力。”北京市文物局一级巡视员向德春说，博物馆创新，是一件知易行难的事，但这间民办博物馆一直在努力做得更多、更好。
作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文旺阁木作博物馆每年迎接几万名学生研学，多次与首都博物馆、中国园林博物馆、中国港口博物馆等博物馆合作办展，并受邀参加香港、澳门创科展览，先后被授予“北京市科普基地”“北京市中小学社会大课堂资源单位”“北京市民终身学习示范基地”等荣誉。王文旺研发了上百个劳动技能课程，部分录入中小学课外经典诵读。他还开发了多种木作体验课程，比如一架桥梁模型，小学生看外观，中学生看结构，大学生学习测量计算等设计知识。
“作为劳模，王文旺不但传承着木艺技艺，也发扬了木工行业里蕴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平凡的岗位上成就着不平凡。他身上争创一流、勇于创新的劳模精神，和执着专注、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能够鼓舞人心。”北京市通州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作为馆长，王文旺获得“通州十大工匠”荣誉称号，2020年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以此表彰他在中华传统木作文化保护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
“被收藏界忽视的民间文化，让王文旺捡起来了。”北京收藏家协会常务副会长、首都博物馆文物修复部原主任魏三钢说，王文旺的收藏较为独特，大多数人选择收藏高大上的硬木家具，他却选择收藏民间的柴木家具，“正是这些柴木家具，最能真实反映历朝历代人民真实的生活场景”。
在魏三钢看来，王文旺之所以能做好民间木作文物收藏，一是因为他是木匠出身，职业经历让他对民间家具比较了解；二是因为他有经济头脑，做生意的成功让他拥有了追求理想的经济基础；更重要的是，他有文化自觉，“不在于文化学历的高低，而在于是否热爱传统文化”。
在王文旺申请创建博物馆之初，北京收藏家协会给予了很多支持，组织专家对他的藏品进行了专题会论证，为藏品正名。魏三钢说：“王文旺的收藏故事，是收藏圈值得关注和借鉴的样本。在与他的交流中，我们将博物馆专家的学者之长和民间力量相结合，更好地挖掘、保护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生命是有终点的。在彻底做不了事情之前，我还要做些事情。”五十知天命。现年54岁的王文旺常感叹时代发展得太快，而自己精力不济、能力不足，不然能做得更好。
关于未来，王文旺有两个愿望：一是在中国其他省区市开办博物馆，让更多人了解木作文化；二是让中国木作文物巡展海外。
“我想好了要怎样对外国人介绍中国的木作，要从榫卯讲到古人智慧，从鲁班尺讲到易经易学，从椅背上的云纹讲到龙文化，从木作的方圆讲到中国人赋予器物的哲学。”王文旺不断描绘着属于自己的中国木作文化梦。
“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高中被迫辍学的他，经过多年耕读，如今谈话间，对柳宗元的名篇《梓人传》、墨子的佳句、长安城的建造故事信手拈来。
带了一百多个徒弟，在故宫完成过修缮工作，建设了一座博物馆，让更多人认识了木作文化。很多人说王文旺是专家、是学者，但他认为自己所做之事，不过是将木作老物件和专家学者研究出来的文化成果，对接在一个个木工活上，让这些古旧的器物重新焕发光彩。
“人和木头很像，什么样的木头做什么样的物件，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王文旺说，“我只是做了一个木匠该做的事，我只是一个木匠。”
把手艺留着，让记忆藏着，使历史活着，将故事讲着。这是一位木匠馆长所做的文化传承。（记者谈昦玄）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者：王琪森
画家靳尚谊参观中央美术学院2024年毕业展时，颇为感慨地讲：“没有写意、大写意，没有！包括小写意的也很少，都是工笔！为什么？”
靳尚谊之问的“出圈”与“刷屏”，表明这一问题引起了大家的思考与探讨：中国画的写意形态如何传承？中国画的写意精神如何弘扬？而其终极的指向是——当代中国画将如何发展？
关于瓶颈的探讨
大写意画是中国画的精粹，传承有绪，名作流传，从而构成了民族艺术的创作方式、东方精神的表现载体、美学理念的呈现形态。王维在《山水诀》中指出：“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可谓写意画的笔墨概要与思想宗旨。即“自然”与“造化”，是道法自然而天人合一，是立象与尽意。“之性”与“之功”，是大象无形而境生象外，是形质与语境。唯其如此，写意画超越了单一的笔墨程式及对自然的模拟、对真实的还原，而是由写达意、以意传神，从而传导绘画意境、人文意念与生命意识，完成从“无间已得象，象外更生意”到“始知丹青笔，能夺造化功”的审美系统构造与创作理念体现。
写意画是在写实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更高级的笔墨技法与绘画方式，通过挥毫泼墨、晕染渗化、重施薄敷、图式构成等来表达思想感情与艺术诉求。因此，写意画家不仅要有相当的思想素质、精神追求、审美认知、文化修养及人文底蕴，还要有相当的传统功力、笔墨造诣、章法造型、构图方式及空间意识，这都需要画家经受长期艰苦的修炼和耐得住寂寞的历练。别的不说，仅书法就是写意画的一关，没有对运笔、线条、墨法、结构、章法的基本功掌握与把控力形成，是难入写意画之不二法门的。所以，程十发先生一生都在研习书法，其晚年的写意山水画艺术语言独树一帜。
在当代中国画艺坛中，写意画为何成了稀缺资源？
靳尚谊之问的“点穴”之处，就是当下写意画成长的土壤较为贫瘠。例如，每五年举办一届的具有权威性、整体性的全国美展，可以讲很长一段时间来都是工笔画独占鳌头，而写意画则较为寂寞。从中可见，写意画的综合要求、多种能力、专业造诣、笔墨功力各方面，已成一个集体性的软肋和群体性的短板。有些画家连书法题款都显得很不轻松，更不要说写意画笔墨宏大的挥洒能力。特别是，靳尚谊之问是在美院发声的，也就折射出当下的美术教育也缺少这方面的设置与师资。这是一个颇为棘手的瓶颈问题。
面对写意画青黄不接的现象，多年前李苦禅先生曾说过：“三年可以培养出一个工笔画家，三十年不一定培养出一个写意画家来。”意即画好大写意是难的、对笔墨的要求高，因此对写意画家的培养尤为重要和花费时间。李苦禅的写意画朴拙厚重、雄浑豪放、大气磅礴，践行了他的“书至画为高度，画至书为极则”的艺术观，而他的大写意画驾驭功力与技巧法度也正是不断修炼的结果。
关于突破的抉择
从更深层的文化内因与更宽阔的美术背景来看，写意画的缺失可能造成中国绘画精神的失落与民族传统艺术的断层。因为写意画中的笔墨表现、造型手段、图式组合、意境内涵等，不仅是中国绘画技法的独特构成，也是中国文化理念的一个本原。中国绘画讲求“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以心象的表现形态为创作的价值范畴与笔墨的经典内核。为此，开大写意新境的吴昌硕亮出了“老缶画气不画形”的旗帜，“大匠之门”齐白石提出了“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画诀。正如王镛在《中国艺术的写意精神》中所说：“写意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精髓，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也是中国艺术区别于西方艺术的显著特征，在世界艺术与美学领域拥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和崇高的学术地位。”
我们应当看到这样一种现实：写意画精神的萎缩、写意画能力的疲软，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画创新性的滑坡与笔墨新质性的弱化，缺乏审美的原创性、笔墨的主体性及风格的打造性。甚至“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工笔画，在一定程度上也缺乏创新能量与突破阵容。同质化、类型化、仿效化、概念化等问题不少，独特的审美辨识度与时代拓展性则不足。
参观各种当代中国画画展，观者看到的多为精细描、小笔触、点蹭式的画面，以大幅、满屏、缛绮、密集来夺人眼球。即用细笔来繁复地描画勾勒叠加，用色彩的反复涂抹来替代墨法意韵化境，而整体上缺少那种天风海雨的气势和雄浑阳刚的风骨。即使一些标为写意画的作品，也往往是半工半描，写意不过是局部的亮相或寥寥几笔的涂抹，而没有凸显写意笔墨所需的色彩驾驭能力、表现方法和技术水准。为此，方增先曾犀利地指出“你是画家不是‘描匠’”，他认为，描，让传统技法荡然无存，并进一步具体地分析指出：“许多工笔画不是工笔意义上的工笔，不是笔法、墨法的结合，是描、是磨，是靠时间磨蹭出来的，现在的工笔虽然外形漂亮，但没有内涵，审美浅薄。”正是这种“描匠”式的笔墨程式、创作模式乃至评选方式、入展机制，使中国画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即中国画的时代精神如何呈现，中国画的未来发展如何抉择？这种现实的尴尬，也许就是靳尚谊之问更深的意义所在。
写意画的存在与中国画是成逻辑对应与双向同构的，这种文化的本原属性与艺术的本体特性，不仅证明写意画可以“笔墨当随时代”，并对于中国画的整体发展提供原动力与新资源。而写意画的失落，也是当下中国画的一种缺憾与倾斜。
石涛在《画语录》中颇有哲理地阐明：“古今造物之陶冶也，阴阳气度之流行也，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也。”从中可见写意画所具备的创作能量与美学效应。如被誉为“东方之笔”的张大千先生，当年对写意画的突破与创新进行了深入思考与反复尝试，终于在美国十七里湾开创出落墨泼彩大写意法。彩墨相参而泼洒相映，璀璨缤纷而气韵华润，在传统写意画的基础上实现了全方位的突破，开创了崭新的写意画图式，使中国写意画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及美术史的地位。
关于变通的参照
在今天多媒体的时代，写意画如何真正地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不仅是一个思想方法、艺术觉悟的问题，更是一个中国画如何笔墨践行、如何发展的问题。靳尚谊曾认为好画的标准“在于表现的高度”，那么，这个笔墨的“表现”如何达到创作的“高度”？
当下写意画表现的缺失及现场的缺席，根本原因也许是画家认知的封闭、观念的滞后与创作的无奈。实际上，在与当代中国画的整体对接与自身转型中，写意画本身也具有开放的包容性与自我的更新性。所以，写意画家在艺术实践中应该积极探讨中外技法的交融，尝试东西观念的变通，也许这是写意画走出现实生存困境，重新焕发表现力与创造力的一个途径。刘海粟先生年过八旬后的写意画，器识为先而无问东西，只问初心而直面创新。无论是山水还是花鸟，他都充分发挥了水的华滋浩渺、墨的色泽苍茫、写的豪放豁达、意的恣肆汪洋。从空间视觉到肌理效果，从腕底笔端到丹青翰墨，都达到了观照取象、探颐妙语、相得益彰的审美境界，使观者强烈而鲜明地感受到刘海粟的写意画充满了生命意识和情感力量。如他在1982年所画的《泼彩山水》上自信题诗曰：“泼墨狂扫风云壮，笔飞骇倒米襄阳。”这体现了他对中国画文化真谛的理解与对写意画艺术精神的发挥。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凡是优秀艺术家的创作与作品，除了本身所确立的价值与意义外，作为文化引领和艺术影响，也可为以后的艺术创作与美学思想提供方法理念与发展动力，成为文化更新的基因。如在写意画史上，八大山人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逸笔驰墨、酣畅淋漓、信手涂抹，笔笔无出法度之外，意境又全在法度之中。并且在材质上进行了革新。他是第一个采用生宣纸特点加以水墨洇润渲染而变法的实践者，从而开创了水墨写意画的新风貌。为此，石涛在《题八大大涤草堂图》中动情地说；“须臾大醉草千纸，书法画法前人前。”程十发晚年的山水画，也充分发挥了写意画的极致表现能力，几乎舍弃了传统山水的皴法与勾勒造型手段，而是以大笔触、大块面的水墨交融与色彩组合来构图立意。更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借鉴了野兽派马蒂斯用色的强烈厚重与印象派莫奈用色的朦胧变幻，使“程家样”写意画令人耳目一新地惊艳，不仅为写意画作出了时代性的贡献，也为写意画走出低谷提供了创作上的启迪与笔墨上的借鉴。学习这样的传承与创新，有益于我们更好地弘扬优秀的民族艺术、确立文化的自信自强。（王琪森）
来源： 解放日报
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8月16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一个木匠，如何创办一座博物馆？民间博物馆让传统木作“活”起来》的报道。
这个暑期，“博物馆热”持续升温，位于北京通州台湖镇东下营村的文旺阁木作博物馆迎来了大批游客。
对于孩子们来说，这里“很好玩”：踮起脚就能触摸到一件件展品上的木纹，深吸一口气就能闻到扑鼻而来的木香。如果他们刚好在博物馆里遇到王文旺，这位木匠馆长会毫不吝啬地从墙上摘下一件件响器——磨剪子磨刀的卦连、收垃圾的摇铃、拉洋车的铜脚铃、剃头匠的“唤头”，当这些老行当的吆喝工具再次奏响，孩子们便听到了已经失传的民间绝响。
这间民间博物馆收藏着上万件木作老物件。在古色古香的大门前，身着汉装、脚蹬布鞋的木匠馆长王文旺正用手机指挥员工，做好文博展品的新媒体展示。
离开老家河北衡水武邑县36年了，54岁的王文旺乡音未改。
跟随他穿行于博物馆，便走进了和木作息息相关的百态市井。满墙都是他亲自收藏来的老物件，抬眼可见传统民间的广告招牌幌子。在这里，可以抚摸逾百种中国古代榫卯构件，可以操练千行百业所用的木作工具，甚至可以体验踏上马车、登上木船。
国家文物局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已从2012年的3866家增至2023年的6833家，非国有博物馆约占全国博物馆总数的三分之一。各具特色的博物馆连接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也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作为一支不可或缺的社会力量，“小而美、精且专”的非国有博物馆通过民间力量搜集历史见证物、保护文化多样性，守护、传承、展示中华文明优秀成果，在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保存历史记忆，以及优化我国博物馆体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天子之六工，木匠列其一
“要在木板上雕龙刻凤，首先要把龙凤的造型画出来，按照轮廓，用刻刀把多余的部分剔除，才有立体感。左手握住雕刻凿把运用自如，右手持敲锤‘啪’地一打。活干熟练了，听响声就像在演奏音乐似的。”
做木工时的节奏感，王文旺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手艺学成了，绝对是一辈子的事，你忘不了的，身体也会帮你记住。”
但曾经的王文旺并不甘愿一辈子做木工，他觉得“学手艺是糊口的无奈选择”。未曾料到，拿起大锯、截锯、手锯、推刨、锉刀、凿子、钉锤、墨斗、角尺，他就再也没放下过。
1970年，王文旺出生于衡水武邑一个农村木工世家。数百年来，祖辈乡亲们多在营造行业做活。每个村都有瓦匠、木匠，谁家盖房，就请乡亲们来搭把手，十几天就能建起一座新房子。
在中国，木工的历史可追溯至2000多年前。古代木匠工作范围很广，除了建筑，生产生活中家具、车船、棺材、木工艺品乃至军事上的弓箭、碉堡等，都离不开木匠。《礼记·曲礼下》记载：“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木匠位列其一。
河北衡水，被称为“木匠之乡”，武邑县是硬木雕刻家具的主产地，迄今已有500多年历史。旧时北京城的营造行业，处处有武邑匠人的身影，宫廷造办处特设的雕刻家具作坊中，武邑艺人占八成以上。
在王文旺家里，小到农具、木匠工具、家具，大到拉车、房屋的横梁木架，无一不是祖辈凭借木工手艺亲手打造的。他的曾祖父、祖父都是普通木工，手艺代代相传，算不上精湛，能应付农村常见的木工活。祖上给外村人干活，收点工费，补贴家用；给本村人做工，不收工钱，主人家请吃顿饭就行。
到了父亲这一辈，农忙时务农活，农闲时做木工，走村串巷去别人家里修桌椅、打家具。提着工具出门，带着一身木屑回家，挣来的钱刚好够五个孩子填饱肚子，再多的需求，便不能满足了。
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五六岁起，王文旺就拿着木雕凿子在边角料上做活，给自己做各式各样的玩具。长大一点了，有了气力，他会帮父亲“拉大锯”——在木料上画好墨线，用大锯将木料分割成若干木板。父亲和他一人站着，一人坐着，一上一下，一拉一送，拉锯要实，送锯要虚，掌握着力度、方向和节奏。
推刨时开出的一卷卷刨花，散发着木香，王文旺却安不下心来。在他看来，做木工辛苦、枯燥，入门门槛低，社会地位不高。他打定主意，绝不子承父业。
然而，到了高一这一年，父亲多次对他说：“别上学了，学费挺贵的，做手艺吧，能养家糊口。”
做工、存钱、攒料、盖房，做家具、说媒、成家。父亲给王文旺规划好了人生。这是自古以来千千万万木工固定的人生轨迹，也是周围绝大多数乡亲们的现实生活。
但这不是王文旺的理想人生。他要出去闯荡，要去见世面。他偷偷报名参军，验兵通过了，又被父亲拦了下来。万般无奈，他只得辍学，练起了雕刻手艺。
没有歪木头，只有歪木匠
迷茫之际，同为木工的老乡说带他去北京闯荡。一想到能看到在课本里见过的天安门，他便心动了。1988年，18岁的王文旺来到北京，一路上他暗下决心“有机会就做别的事，不能一辈子和木头做伴”。
老乡带他接的活是修复古旧家具。京郊小瓦窑村的仓库里，古旧家具堆积如山，大多纹样精美、用料讲究，只见过大料粗工的王文旺看得晃神了。
师傅要验证他的水平，他信心满满地应下来，可到头来却连一张四方桌都搞不定。师傅说：“一个月30块钱的工资给不了你，你要么回去，要么在这儿做学徒工，没钱，只管饭。”
“没钱我也干。”王文旺说。
“没有歪木头，只有歪木匠。”要强的他此刻改变了主意，就要把木工学好。
修复古旧家具，和做新家具完全不同。审美上要求修旧如旧，技艺上也极其复杂，少则需要十几道，多则需要二三十道工序。选材、拆卸、修补雕刻残缺部件，都大有讲究。这些都对木工的技艺要求很高。
单单为了练习刨花，他手上的水泡起了破、破了又起。待到双掌都磨出了厚厚的茧，手终于不疼了，技艺也终于练成了。经过近两个月的昼夜苦练，他总算能刨出薄如纸、长如卷的好木花。
每天耳濡目染各种古旧家具，不停地向老师傅求教，慢慢地，木头在他眼里，不再只是木头，开始有了性格和灵气。“梨木炕柜杏木案，椿木风箱蛀不烂，槐木车辕松木椽，柏木棺材颐千年。”用什么样的木料做什么样的家什，他心里越来越有数。
两年时间过去了，一些手艺原本比王文旺好的同行，已经离开了这个行当，而从学徒工做起的王文旺，成了古旧家具及文物修复业内小有名气的木工，开始有顾客指定“这个活就让小王干”。
有心的他，把周围老师傅的手艺学透了，便想着向古人求教。一有时间，他就去逛北京各大古迹，把所见的木建筑、木家具，印刻在脑海中，临摹在画纸上。
他将北海团城数米高的大佛龛，按比例缩小，复刻下佛龛里的雕刻和木艺，制成50厘米的木制小佛龛，很快便以280元高价卖出。“那可是1991年，很多人月薪不过60元。”首战成功，让他对这一行更有了信心。
1992年，他开始单独接活，翌年便遇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一位收藏爱好者拿来15件家具，要求他紧急修复。接下来，他每天睡眠不足4个小时，硬是在半个月做完了一个月也做不完的活。回忆起当年昼夜不歇的干劲，他说：“那时想不了那么多，只知道别人交给我的事就一定要做好。”
自此，他在古旧家具修复行业小有名气。短短几年间，小到不足1尺高的板凳，大到4米多高的红木柜子，他修复的家具有万余件，每件他都力求做到最好。
曾有人调侃他“穷木匠，媳妇都娶不起”。但王文旺的木匠生意却越做越好了，20世纪90年代，他成立了自己的古家具公司。
挣钱最多的一次，对方给了他100多万元人民币的活。“第一天就说先给我定金，让我马上出活。”就这样，王文旺跟着人家到西单，第一次开办了一个账户，第一次看见汇款单。那2000美元的汇款，把他激动坏了，“手直哆嗦，汇款单都不知道放哪儿好”。
何以为匠？
教师因材施教，裁缝量体裁衣，木匠则看料下锯。好木匠能看料做活，打造的家具浑然一体，打造的建筑屹立千年。
木匠行里，随便做做和把工做好，有天壤之别。好的做工，能让两块木板融为一体，浑然天成，“对着太阳光看，一点光都照不进去”。好的做工，能让一块木板被推得平展如布、光滑似镜。好的做工，能让榫卯紧实咬合，让一件家具、一处建筑经久不衰，坚固耐用。
时间，是检验木匠技术的尺子。“如果做不好，随便糊弄，家具过一阵就用坏了，那木工的名声也坏了，就没人找你做活了。”王文旺说。
一直在学习和思考的王文旺，不再满足于做个木工，而是想做一位匠人。
“相比木工，木匠的技艺和水平都更精湛，从器具的材料、造型到结构、色彩和构图都要了如指掌，要将手艺和智慧结合。”他说。
何以为匠？王文旺有自己的标杆。
“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的故事家喻户晓。鼻祖鲁班发明了鲁班尺、鲁班锁，巧匠墨子更从木作中汲取大智慧，提出了“兼爱”“非攻”等观点，创立了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
王文旺说：“在古时候，被人称为匠，那是相当了不得的。匠人是手艺人的最高境界，许多人一辈子也不曾达到，大国工匠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1999年，王文旺被北京市文物古建公司特聘为木工工长。在这里，他更有了用武之地，先后参与了丰台区药王庙、宛平城和故宫建筑的修复工作。在这些工作中，他又开始钻研和建筑有关的木作知识，每一处施工，他都力求做到最好。
有一次，他正拿着一块木料准备用作修复，一位监理工作人员走过来指责他用料以次充好。他举起手中满是大大小小“虫洞”的木料，递到人眼前，不卑不亢地说：“您再好好看看，这虫洞是我一个个做上去的。”那人顿时惊愕得说不出话来。
原本就是拿料填空的活，谁能想到，王文旺费时费力将整块木料做旧如旧，为这块补料增添了风雨、虫蚀的岁月痕迹。没人要求他这样做，但他觉得“这活就得这么干”。
在他看来，想成为好木匠，不仅是按客户要求和行规工作，还要有高超的技艺、精益求精的态度，要把德行、坚持、诚信都融入自己的作品中去。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中国自古尊崇工匠精神，《诗经》中所写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映的就是古代工匠在雕琢器物时执着专注的工作态度。“巧夺天工”“匠心独运”“技近乎道”“斫轮老手”等成语，彰显着精益求精的中国工匠精神。
“木匠是民之本。你不要小看了木匠。”王文旺说。
他常常向人讲起唐代柳宗元《梓人传》中所写的木匠故事。梓人，便是木匠。这位木匠随身带着度量长短、规划方圆和校正曲直的工具，但没有磨砺和砍削的器具。柳宗元觉得，他手头的工具看起来不够全面，就去问他会做什么？木匠答：“吾善度材，视栋宇之制，高深圆方短长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舍我，众莫能就一宇。”言外之意便是，作为一名成功的木匠，他是帅才，而非小兵。
柳宗元亲眼见证了这位木匠在墙上绘制官署房子的图样，建成的房子没有一点误差。“盈尺而曲尽其制，计其毫厘而构大厦。”他从木匠的分工、工作方法、绳墨规矩中领悟了将相的管理方法。
做一个好木匠，并非易事，除了要练好手上的技艺，还要练成脑中的算力。
“木匠看尖尖，瓦匠看边边。”王文旺说，木匠是要精于计算的，用尺标志木匠的水平。“做家具若是尺寸不准，废料，还无法放样、画线和加工，一个好木匠能通过计算，让尖尖角角都到位。”
木匠还要精于看图绘图、善用榫卯。大师齐白石便是乡村木匠出身。所谓“榫”，即凸出部分，“卯”为凹进部分。榫卯结构，即两个部件以凹凸连接的方式咬合在一起。制作的榫卯规格精密无缝，这才算是好木匠。
“我是学问不如人，但干活我有经验。”王文旺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哪。他不满足于只有手艺，想在学问方面有所长进，想做个新时代的木匠。
于是，他托人引荐，到故宫求学，拜“故宫最后一位木匠”李永革为师，想跟着师父学些更好的手艺。
高中辍学30年后，没有圆梦大学的王文旺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木匠校园”——故宫。
李永革原任北京故宫修缮技艺部副主任，是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非遗传承人，故宫的建筑他几乎都参与修缮过。他坚持用古法修缮故宫，比如在测量柱子、梁架、进深等尺寸时，他不用更为方便的卷尺，而是使用“排杖竿”测量法。李永革说：“差一点，榫卯就合不上。老祖宗的方法看似笨拙，但更实用。”
王文旺经常向师父请教问题，了解营造方面的细枝末节，每每有了新想法都先请师父指正，就像高校学生向导师提交科研论文。
“即便是在机械工艺发达的时代，社会发展仍然需要木匠。一个新时代的好木匠，一定要用好新机械，又保留着古匠心。”王文旺说，在手工活上解决机械做不了的精工细活，在设计创造上体现木匠的巧思和创造力，这就是匠心所在。
“我觉得木匠一行也可以有研究生、博士生，因为这里面的学问，既需要有好的师父教，也需要自己肯花心思悟，没有三五年潜心研究，是学不明白的。”他说。
让更多人了解木作里蕴藏的中国文化与智慧
“以前盖房子用木头，现在用钢筋水泥，以前做家具靠人工，现在用机械。在我十几岁的时候，遍地是木工，现在木工的数量不足以前的三分之一了。”从没有工资的学徒工，到收了一百多个徒弟的师父，王文旺在木匠行当里闯荡了近40年，见证了木工繁盛时代的悄然退去，也见证了属于木工艺术新时代的开启。
如今，在他的老家武邑，很多人做起了硬木雕刻和仿古家具，还有人开了小工坊，在当地形成新的木作产业。年轻人纷纷到工坊里体验有创意的木工制作。同时，木工也走进学校，成为锻炼学生思维、动手能力的教育科目。木工艺术正以另一种方式传承下来，更好地服务于现代社会。
木作艺术贯穿着中国几千年来的发展。劳作在树木旁，居住在木房里。食在木桌上，寝在木床上，用木头造纸、雕版印刷。上到搭屋建房，下至走街串巷，都离不开木头和木艺。
作为木匠，王文旺懂得每一种木工里沉淀下来的智慧，也懂得木作老物件里蕴藏的历史、文化，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他担心自己虽然懂得了中国文化的这一符号，但没能力守住它。
“人们都知道《鲁班经》是工匠之作的代表，但还有一本书叫《木匠》，内容更丰富，但由于没受到应有的重视便失传了。”让王文旺心疼的是，有些古籍古物，一旦失传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多年前，他去朋友家，看见朋友的母亲正拿着一根弯弯的木棍烧火做饭。来不及说什么，他疾步上前，在木棍要被塞进灶膛的瞬间抢过来。仔细一看，那是条价值昂贵的黄花梨香几腿！这件事，让他意识到了普及木作文化及传统木器认知的紧迫性。
于是，自1997年开始，他便致力于老物件的收藏、研究、整理与展示。他不收收藏家看好的金石字画，不收值钱的珍瓷美玉，只收老祖宗留下的实用型文物——和衣食住行、民俗历史息息相关的木作文物。
“我想通过修复和收藏，使一些濒临消亡的木作文物拥有更长的生命。”他说，“我尽自己的所能，能留住多少，就留住多少。”
从2005年起，王文旺带着自己收藏的老物件，先后在20多个城市巡展，让更多人了解木作里蕴藏的中国文化与智慧。
古人用墨斗在弯曲的木头上画下直线，今人用红外线即可测绘。时代在前进，文化需要传承，博物馆是留住历史、传承文化的最好家园。随着巡展越来越成功，得到越来越多观众的支持，“自己开个博物馆”的想法，在王文旺心中萌生。
“既然我知道了传承木作文化的意义，那就该轮到我做了。”关于开博物馆的决心，他这样说。
一个木工，如何能创办一间博物馆？
资金，用自己赚来的钱。展品，是自己的藏品。筹建，自己读书写方案。布展，自己请教专家指导。
为收集木作文物，他问工友、找熟人、逛市场、去外地，费钱、费时、费力、费心，中断了自己赚钱的生意，不顾家人的反对，将一件件即将消逝的木作老物件“请”到了一起，给它们找到了最好的归宿。
为给藏品做好文化溯源，王文旺“把图书馆搬回家”，当起了书虫，经常通宵达旦地查阅资料。有时，书上讲的内容，和他库房里收藏的物件正好能对上，天一亮，他就把东西找出来，对照书本进行修复。
他着手妥善安置自己的200多名员工，把记录着97名海外供应商的联络簿收进抽屉，全身心投入筹建中国木作博物馆的工作中。困难时期，“运营不下去就卖一点东西”。说这句话时，他显得有些无奈。
但说起接到博物馆申请获批的那个电话时，他显得有些激动：“你不知道我那时候的心情，我哭了整整一个下午。”
人和木头很像，什么样的木头做什么样的物件
2017年，北京文旺阁木作博物馆正式开馆。
从辍学的农村木工，到没有工资的学徒，到开公司的商人，再到受人敬重的博物馆馆长，这一路走来的激动和痛苦、热闹和孤独、成就和辛酸，五味杂陈只有他自己知道。
木作文化精品展、传统民间广告招牌幌子展、传统百工百业展、传统建筑及家具展、传统出行工具展、度量衡展、不同地域古家具展……在北京文旺阁木作博物馆里，50多个主题的展览、上百个门类的藏品，品类之全令人惊叹。
“每次来到文旺阁木作博物馆，都有新的变化，不管是知识介绍的展板，还是小型的专题展览，都是这座民间博物馆对公众的贡献，创新使这座博物馆充满活力。”北京市文物局一级巡视员向德春说，博物馆创新，是一件知易行难的事，但这间民办博物馆一直在努力做得更多、更好。
作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文旺阁木作博物馆每年迎接几万名学生研学，多次与首都博物馆、中国园林博物馆、中国港口博物馆等博物馆合作办展，并受邀参加香港、澳门创科展览，先后被授予“北京市科普基地”“北京市中小学社会大课堂资源单位”“北京市民终身学习示范基地”等荣誉。王文旺研发了上百个劳动技能课程，部分录入中小学课外经典诵读。他还开发了多种木作体验课程，比如一架桥梁模型，小学生看外观，中学生看结构，大学生学习测量计算等设计知识。
“作为劳模，王文旺不但传承着木艺技艺，也发扬了木工行业里蕴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平凡的岗位上成就着不平凡。他身上争创一流、勇于创新的劳模精神，和执着专注、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能够鼓舞人心。”北京市通州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作为馆长，王文旺获得“通州十大工匠”荣誉称号，2020年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以此表彰他在中华传统木作文化保护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
“被收藏界忽视的民间文化，让王文旺捡起来了。”北京收藏家协会常务副会长、首都博物馆文物修复部原主任魏三钢说，王文旺的收藏较为独特，大多数人选择收藏高大上的硬木家具，他却选择收藏民间的柴木家具，“正是这些柴木家具，最能真实反映历朝历代人民真实的生活场景”。
在魏三钢看来，王文旺之所以能做好民间木作文物收藏，一是因为他是木匠出身，职业经历让他对民间家具比较了解；二是因为他有经济头脑，做生意的成功让他拥有了追求理想的经济基础；更重要的是，他有文化自觉，“不在于文化学历的高低，而在于是否热爱传统文化”。
在王文旺申请创建博物馆之初，北京收藏家协会给予了很多支持，组织专家对他的藏品进行了专题会论证，为藏品正名。魏三钢说：“王文旺的收藏故事，是收藏圈值得关注和借鉴的样本。在与他的交流中，我们将博物馆专家的学者之长和民间力量相结合，更好地挖掘、保护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生命是有终点的。在彻底做不了事情之前，我还要做些事情。”五十知天命。现年54岁的王文旺常感叹时代发展得太快，而自己精力不济、能力不足，不然能做得更好。
关于未来，王文旺有两个愿望：一是在中国其他省区市开办博物馆，让更多人了解木作文化；二是让中国木作文物巡展海外。
“我想好了要怎样对外国人介绍中国的木作，要从榫卯讲到古人智慧，从鲁班尺讲到易经易学，从椅背上的云纹讲到龙文化，从木作的方圆讲到中国人赋予器物的哲学。”王文旺不断描绘着属于自己的中国木作文化梦。
“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高中被迫辍学的他，经过多年耕读，如今谈话间，对柳宗元的名篇《梓人传》、墨子的佳句、长安城的建造故事信手拈来。
带了一百多个徒弟，在故宫完成过修缮工作，建设了一座博物馆，让更多人认识了木作文化。很多人说王文旺是专家、是学者，但他认为自己所做之事，不过是将木作老物件和专家学者研究出来的文化成果，对接在一个个木工活上，让这些古旧的器物重新焕发光彩。
“人和木头很像，什么样的木头做什么样的物件，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王文旺说，“我只是做了一个木匠该做的事，我只是一个木匠。”
把手艺留着，让记忆藏着，使历史活着，将故事讲着。这是一位木匠馆长所做的文化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