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记者 夏温新】编者的话：作为美国“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1904年2月16日-2005年3月17日）最为人熟知的是1946年2月22日撰写的那份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发送到华盛顿，建议和平“遏制”苏联的“长电报”。但冷战结束后，作为曾经的外交官和历史学者，凯南多次警告美国政府：“北约针对俄罗斯的持续扩张将是美国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他甚至不再为美国国务院工作，而是到高校任教和专注于著书立说。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派克就是凯南晚年多本著作的编辑。近日，派克以这一特殊的“编辑与学者”双重身份，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回顾了凯南提出“遏制”政策和拒绝新冷战的真实想法，并讲述了自己对乌克兰危机升级、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中美关系等问题的观点。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

｜刘怡

史蒂夫·班农

由于联邦政府和总统行政办公厅（EOP）的人员规模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经历了急剧扩张，在今天的美国，理论上有数百人可以使用“总统顾问”（PresidentialAdvisor）这一头衔。他们中既包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国土安全及反恐事务助理博塞特等内阁要员，也囊括了经济顾问委员会中的常备学者和总统演讲执笔人等中级幕僚；甚至连迈克尔·戴尔、埃隆·马斯克之类的著名商人，由于其一度加入美国商务部发起的“制造业顾问委员会”，称之为特朗普的顾问也合情合理。这些人中的一部分是领取联邦薪酬、需要公布个人财产和报税记录的正式公职人员，也有不领薪水、亦无须全职为政府服务的编外“特别顾问”。由于总统在设置和任命顾问时拥有较大的自主权，不必经国会批准，“备而不用”的顾问名单理论上可以近乎无限地扩展下去。

总统掏钱雇秘书

追根溯源，美国总统顾问以及与其性质相近的行政办公厅（EOP）下属各机构设置的日常化，是和三权分立中行政权的膨胀相伴随的。但在北美独立之初，国会为预防总统专权而建立的制约机制使得行政首长根本没有建立“大内”幕僚机构的可能性。“小总统制”的倡导者托马斯·杰斐逊在他的两个任期内一共只雇用过一位专职秘书和一名信函收发员，其薪酬均自总统本人的年俸中拨出。1857年布坎南总统上任后，说服国会拨款2500美元用于聘请一名专职公文书记官，但总统仍须自掏腰包雇用私人秘书。1860年林肯在大选中获胜时，他的两位私人秘书海约翰和尼古拉的薪水是由当律师时的合伙人向公众募捐的。由于国会只批准总统拥有一名专职秘书，林肯不得不把尼古拉安排到内政部担任一个年薪1600美元的闲职，随后再把他“借调”到白宫。据后来官至国务卿的海约翰在回忆录中记载，当时他和尼古拉挤在白宫一个破旧的房间里，每周工作7天，忙碌时只有4个小时睡眠时间。尼古拉因此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在55岁时就被迫辞去公职。

1918 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左）携妻子伊迪斯、爱德华·豪斯（右）参哥伦布日和自由日庆祝活动

没有当过兵的“上校”，美国对外政策上的灵魂人物

进入20世纪，美国对国际事务越来越深度的介入使得总统需要承担的工作变得空前繁重，白宫获准雇用的专职助理也增加到1名秘书、2名助理秘书、3名书记官和7名其他勤务人员。但这些助理的角色依旧只是办事员，无法提供真正的专业意见。在此背景下，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率先开创了以“行政代办”（Executive Agent）的名义设立私人顾问的先河。这位富于理想主义气息的改革家素来有志于缔造世界新秩序，但他对欧洲政治所知不多，急需一种系统的知识梳理。而豪斯上校恰恰在这个时候脱颖而出，成了总统的智囊。

尽管从未有过军旅生涯，爱德华·豪斯（Edward M. House）却被人称作“上校”。他是个清瘦的小个子，面相阴郁，在纽约银行界颇有人脉。与典型的美国政治人物不同，豪斯对大众政治和媒体极为排斥，更乐意扮演18世纪欧洲外交中宫廷顾问和密使的角色。1892年—1902年，他曾先后为4位民主党人策划德州州长竞选，无一失手；当豪斯在1911年结识威尔逊后，又成为后者两次总统大选的参谋长。威尔逊曾多次邀请他入阁，但“上校”对官僚政治的繁文缛节毫无兴趣，宁可放弃抛头露面的虚荣，为的是能从幕后对实际政策施加更具决定性的影响。从1915年到1916年，豪斯数次前往欧洲考察，与交战双方的代表都有接触，对旧大陆由来已久的均势外交产生了极其负面的看法，并呼吁威尔逊按照美国式道德观念提出一种新的国际政治逻辑。

爱德华·豪斯

豪斯和威尔逊都是虔诚的新教长老宗信徒，同样推崇理想化的道德法则和法律至上主义。在他们看来，只要一切民族都能按照平等、独立的原则，组成一个类似议会的团体，并制订一部世界宪法，国际政治就能稳定而持续地运转下去。在豪斯的建议下，威尔逊提出了“缔造没有胜利的和平”的口号，宣布美国介入欧洲的目的不是领土兼并或金钱赔偿，而是要厘清造成冲突的是非曲直，为永久和平奠定基础。豪斯还为总统创建了一个由大学教授和记者组成的智囊团“调研会”（The Inquiry），负责起草美国心仪的和谈条款；日后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的诸多表态，即是基于“调研会”的意见。最重要的是，1918年—1919年，豪斯还和总统一同起草了著名的“十四点宣言”、《凡尔赛和约》以及《国际联盟宪章》，是美国对外政策事实上的灵魂人物。

脑力托拉斯

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使得豪斯和威尔逊的宏伟理想最终以破灭而告终。但“行政代办”这一擦边球做法的奏效，意味着总统逐渐找到了绕过国会束缚的有效途径，以通过自己的私人幕僚和“军机章京”来干预决策流程。在1933年就职的罗斯福那里，这条路线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光大。小罗斯福带着挽救经济萧条的压力上任，在入主白宫后的第一次演讲中，他就要求国会批准他拥有与战时总统相当的权力空间，以“运用广泛的总统权力应对紧急情况”；他还宣称，“总统有权力按照公众利益的需要采取行动，即使法律没有明文授权”。要完成如此规模浩大的工程，这位轮椅上的总统所仰赖的当然不会只是33位白宫书记员。

1938 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左）与密友兼顾问哈里·霍普金斯（右）留影

从第一天起，“罗斯福新政”就成了行政机关与国会和最高法院之间的隐形战争。在总统的演讲撰稿人和私人法律顾问、纽约州犹太裔众议员卢瑟曼（Samuel Rosenman）的建议下，白宫组建了一个由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雷蒙德·莫利为首的小型智囊团，称为“脑力托拉斯”（Brain Trust），专门负责研究推行新政所需的各种立法、经济和社会问题。“托拉斯”的大部分成员是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年轻经济学、法学教授；由于总统需要他们全职为政府工作，却还没有获准设置相应的中高级行政职位，他们被暂时安置在财政部、农业部的闲职和一些新设立的附属机构中，以获得薪水。长期提倡农业机械化的哥大经济系教授特格维尔被任命为农业部副部长，曾在莫林机械犁公司担任过总裁和副总经理的乔治·派克以及休·约翰逊成为其左臂右膀，负责落实新的《农业调整法》（AAA）。总统的长期密友哈里·霍普金斯负责领导应对失业问题的联邦紧急救援署（FERA）和公共事业振兴署（WPA），哈罗德·伊克斯则领导负责大型基建项目的公共工程管理局（PWA）。哈佛法学院的中年教授弗兰克富特则带来了被戏称为“欢乐热狗队”的经营律师团队，他们中有许多日后蜚声国际的名字：财政部副部长迪安·艾奇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詹姆斯·兰迪斯，司法部顾问阿尔杰·希斯，复兴金融公司法律顾问杰罗姆·弗兰克，劳工部律师查尔斯·怀赞斯基??

“脑力托拉斯”这一私人顾问团队的价值，不仅在于在罗斯福的前两个任期内为“新政”提供了政策研讨和执行方面的支持。他们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纽带，使得政府可以和资深法律界人士、东海岸金融－工业集团、自由派知识分子、农业利益集团等势力在大政方针上实现一致。而在“新政”结束后，这批私人智囊大多留在政府，担任部长级高官和最高法院法官，继续为美国参加“二战”以及扮演世界领导者角色的事业贡献心力。内政部长伊克斯成为战后非殖民地化运动的头号推手，霍普金斯则成为《租借法案》首席管理者以及罗斯福最重要的外交副手，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理论上的对外事务最高责任人国务卿。一般认为，罗斯福本人在1944年以后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与霍普金斯罹患癌症、无法再全力以赴地工作具有直接关联。而这批顾问的个人喜好与政治倾向，一度影响到了战后世界格局——霍普金斯和阿尔杰·希斯对斯大林抱有偏执的好感，力促罗斯福承认苏联作为世界秩序仲裁者之一的地位。这对雅尔塔体系的奠定具有决定性影响。

1956 年8 月，哈里·杜鲁门（右）与萨缪尔·卢瑟曼（左）在民主党大会上谈笑风生

在杜鲁门政府任内，“脑力托拉斯”的遗产继续影响着美国的内外政策，其远期余绪甚至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但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还是国会在1939年4月通过的《联邦行政部门改组法》——在借助非官方顾问团队完成了“新政”的大部分布局以后，罗斯福现在需要立法机关正式承认行政权力的扩大。1939年9月8日，罗斯福签署第8245号行政命令，正式宣布组建总统行政办公厅，下辖白宫办公室和预算局（从财政部转移而来），配备6名行政助理。1943年，又设置了专门的白宫法律顾问（当时称“特别顾问”）一职，由“脑力托拉斯”的推手卢瑟曼担任。政治史家克林顿·罗西特认为，这一安排使美国总统这一职位真正变得制度化，“成为具有20世纪水准的行政管理工具；在职总统能有更公平的机会经受紧张状态的考验，并作为三权分立政府中的一方行使宪法赋予的职权”。而此时距离美国获得独立，已经过去整整一个半世纪了。

揽权容易放权难。对美国政府来说，“二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行政机构扩充的终止；相反，战时设置的许多临时机构现在将作为永久安排固定下来。1939年大战爆发时，联邦行政部门下辖的文职人员共计9.3万人，而1950年时的数字是19.3万人。到越战后期，这个数字进一步增加到了29.4万人，此后长期维持在27万人左右的水平。超过10个内阁级的部和诸多独立委员会下辖近2000个局、署、处、司、室，使总统成为权力空前巨大的存在。而最初仅有不到40名工作人员的白宫办公厅，到1975年时已经膨胀至525人。

廷?布莱克1932年出生于英国，是英国当代儿童文学界负有盛名的插画家和作家，获得过英国国内有关儿童读物的多项大奖。1999年，他成为第一位“童话桂冠诗人”（Children’s Laureate）荣誉称号的获得者，该奖表彰在儿童文学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伟大插画家和作家，后来的获得者有安东尼?布朗、迈克尔?罗森等。2002年，他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插画奖。

昆廷?布莱克，英国插画家，绘本作家。

昆廷?布莱克以绘制插画著称，由他撰写或配图的图书已经超过500本，但实际上他也是一位优秀的故事创作者。书评君今天带你看的这篇文章来自一位童书编辑，布莱克的插画第一次为她打开了童书的大门。

看到他的画，

就好像回到了小时候拿起画笔的时刻

第一次看到“昆廷·布莱克”的名字是在一本厚厚的工具书上。

那本书叫《长大之前一定要看的1001本童书》，每一页都是一张小小的书封加内容简介。不知什么缘故，再让我回忆当时看书的场景，1001本书里我只记得昆廷·布莱克的《小丑从来不放弃》（Clown）。吸引我的并不是那一页短小精悍的介绍，而是文字旁边那个粉红色的封面。封面底端上有一个张开双臂、带着标志性笑容的小丑，他的背后是玫瑰色的天空和高耸的大楼，相比之下，小丑显得很渺小，不过，你的视线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滑向他，因为他好像在一边跑，一边大声说：“嗨！我在这儿！”

Clown,1995。中文版《小丑从来不放弃》已由小读客引进。

这是我第一次领略昆廷·布莱克的插画魅力。当时，我刚进入出版行业，对童书的印象还停留在小时候新华书店里陈列的那一批书，那里除了教辅就是文字量很大的经典名著。真正意义上的图画书，我的童年阅读里似乎没有这一选项。

新世界的大门一旦打开，探索的欲望也就随之而来。当我搜索布莱克的作品时，看到了一位头顶光秃秃、鬓角的灰白头发支棱着、脸上洋溢着笑容的快乐小老头，准确地说，是布莱克爵士。为了表彰布莱克对插画领域的贡献，2013年，英国王室授予了布莱克爵士勋章，次年，他在法国也得到了同等分量的殊荣。

布莱克不仅成功而且多产。当看到很多熟悉的经典童书的插画都出自布莱克之手，我才意识到他的插画王国有多么庞大。如今，据官网统计，由他撰写或配图的图书已经超过500本。他为童书界很多著名作家绘制过插图，比如迈克尔·罗森的《伤心书》 、安德烈·布夏尔的《爸爸的头不见了》、约翰·尤曼的《长鹿角的男孩》……还有中国读者也毫不陌生的、罗尔德·达尔的《查理与巧克力工厂》《了不起的狐狸爸爸》。

1978年，布莱克和达尔合作的第一本书《巨大的鳄鱼》（The Enormous Crocodile）出版并获得了成功。布莱克诙谐幽默的插图和达尔犀利生动的文字完美契合，让这本书读起来充满乐趣。尤其是那个想吃小孩但美梦总是落空的大鳄鱼，它的每个表情都极其传神、令人捧腹。让一只长着数百颗锋利尖牙的鳄鱼看起来没那么可怕还有点搞笑，这需要很强的功力，好在布莱克从16岁起就开始为世界著名的幽默和讽刺杂志punch画漫画，他有着漫画家特有的幽默感。

The Enormous Crocodile,1978。中文版《巨大的鳄鱼》已由明天出版社引进。

伪装成椰子树的鳄鱼。

从那时起，布莱克陆续为达尔的作品配图，最终，两人成为童书界的“黄金搭档”，他们的名字总是同时出现，合作的书拿下多项大奖，缔造了许多经典和传奇。布莱克的画笔让达尔创造的经典儿童文学形象变得生动鲜活，达尔的作品也让全世界更多的孩子认识了这位总能戳中他们笑点的插画家。

布莱克的插画还成就了一位童书界的新秀：大卫·威廉姆斯。如今，他是英国最畅销的儿童文学作家之一，被人们称为“罗尔德·达尔的绝对继承者”。当写完第一部儿童小说《穿裙子的小男子汉》（The Boy in the Dress）后，大卫就一直梦想着与昆廷·布莱克合作，和达尔一样，他认为布莱克是世界上最好的儿童插画家。当时他虽然是颇有名气的喜剧演员，但在童书界还是初出茅庐的新人，而布莱克是获得过凯特·格林纳威奖、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奖等重量级大奖的前辈，不过布莱克欣然应允，答应为他配图。

The Boy in the Dress，2008。中文版《穿裙子的小男子汉》已由接力出版社引进。

惊喜不止于此。当看到自己笔下那个穿裙子、涂口红的男孩丹尼斯跃然纸上时，大卫说自己好像立刻变回了曾经的小学生，他更惊讶于布莱克创造丹尼斯时表现出的同理心。

很多人都很好奇布莱克如何塑造出这些生动鲜活的经典形象的，他将自己构思人物的过程当作“表演”，将自己代入角色中去进行想象，而且他从不照着某样东西去画，他喜欢在脑海里建构画面。

当我们是孩子时，我们不也是这样去创作的吗？也许正是因为昆廷·布莱克的“表演”和“想象”，他的画总是带着“孩子气”。很多人第一眼看到他的画，总会觉得“乱糟糟的”，但是又很和谐，能瞬间将你拉回儿时在墙壁上、作业本上、沙地上肆意挥舞画笔的时刻。

布莱克不太注重细枝末节，比如人体的某个部位或比例，他通常用寥寥几笔就能精准地刻画人物的神态、动作和情感。他的线条并不柔和，甚至是尖锐、粗糙的，不过，这是布莱克刻意营造的效果，他不喜欢平滑、精致的画面，他追求的是棱角。布莱克会使用钢笔、芦苇笔、羽毛笔来作画，喜欢蘸满墨汁的笔尖划过纸面时那种“不可预知”的感受。布莱克还喜欢用水彩渲染画面，他的色彩轻盈灵动，就像是从铁丝缠绕般的线条里吹出的彩色泡泡。

布莱克描绘的“悲伤但努力看起来很开心”。出自迈克尔·罗森的《伤心书》，中文版已由启发文化引进。

布莱克的画里保留着孩童的天真与自由，这也许和他不是科班出身、没有正式上过艺术学校有关系。大概从6岁开始，布莱克就爱上了拿起画笔的感觉，但是他并没有追求一定要走艺术的道路，他选择去剑桥大学读英国文学而不是艺术，一方面是考虑到用艺术养活自己是件难事，另一方面因为自己喜欢阅读，他觉得反正自己“永远不会放弃画画”，不如去学校接受更多的文学训练，这个决定也为他之后的创作打下了基础。

基于这样的观念，布莱克给喜欢画画的人们的建议就是：一直画。他总是鼓励人们随时随地拿起画笔，不要苛求完美与精致，只是将画画当作一种记录的方式。他在社交媒体上演示过自己画画的过程，“假如你坐在房间里，可以试着画你的姐姐。”说完，他还尝试了几种不同的画法。

快乐、希望与爱，

他的故事讲述人生中最美好的事

1968年，布莱克第一部独立创作的绘本出版了。在此之前，他总被要求为图书画一些黑白插图，这次，他想尝试一些新东西，于是他"叛逆"地选择画一个有色彩才能完成的故事《派克的小提琴》（Patrick），这样出版商也拿他没办法了。

Patrick,1968。中文版《派克的小提琴》已由明天出版社引进。

《派克的小提琴》插图。

每次翻开这本书，我好像都置身于书里那个热闹又欢快的氛围中，在这个故事中，色彩就是旋律。派克在旧货摊上买了一把小提琴，当他演奏时，五颜六色的鱼儿跃出水面，树木换上彩色的新装，小朋友的蝴蝶结变得又大又漂亮，连流浪汉嘴里的烟斗都绽放出绚丽的烟火……大家跟着派克一路歌唱，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派克的小提琴不正是布莱克手中的画笔吗？他用色彩唤起情感、点亮世界。

1980年，布莱克又创造出了一个为大家带去快乐的角色：光脚丫先生。布莱克巧妙地运用押韵，让故事朗朗上口。《快乐的光脚丫先生》（Mister Magnolia）出版后的第二年，这本书就获得了凯特·格林纳威奖章，光脚丫先生成为了布莱克最受欢迎的角色，并在2005年被票选为凯特·格林纳威50周年十大获奖作品之一。

Mister Magnolia,1980。中文版《快乐的光脚丫先生》已由小读客引进。

在大人看来光脚丫先生就是个穷光蛋，他只有一只靴子和一个声音刺耳的旧小号，但是在孩子的眼中，光脚丫先生可太厉害了：猫头鹰坐在他的床边练习发声，他能在水果摊上玩杂耍，他还有一只巨大无比的大恐龙！小朋友们全都能挤上他的滑板车……光脚丫先生少了一只靴子，但是他过得依然快乐。当最后他最终得到一只崭新的靴子时，他第一件事就是去和朋友们踩水坑！

光脚丫先生和他的滑板车。

《快乐的光脚丫先生》的故事简单，但充满哲理。画面中的光脚丫先生不论多么快乐，但是文字里不时地提醒：他少了一只靴子！如果光脚丫先生也不停地提醒自己这件事，那他可能就是另一个故事的主角了：他要努力为自己赚来靴子，穿上一双靴子走在路上，只是为了像大家一样。终于得到靴子的他，还能享受和孩子们一起踩水坑的快乐吗？

除了像快乐的光脚丫先生一样气质超然，布莱克还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的故事里总是充满希望和爱。在自己的作品中，布莱克最喜欢的是无字书《小丑从来不放弃》，这本书讲述了一只被丢弃的旧玩偶在大城市的历险故事。小丑为了救出和他一起被塞进垃圾桶的伙伴们闹出了不少乌龙，还再度品尝了被丢弃的滋味。

不过，事情总是会迎来转机，即使它看起来已经糟糕透了。小丑误打误撞地来到了一个单亲家庭：母亲在外忙碌，家里有一堆家务没做的姐姐还要照顾哭闹的小弟弟。小丑主动帮姐姐哄小孩（这是他的绝招）、做家务，终于解放的姐弟俩和小丑一起冲出门外，去解救其他的玩偶，他们的背后，玫瑰色的晚霞铺满天空。

动画版Clown的海报。

2020年，在疫情期间，这部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绘本还被改编成了动画，在圣诞节上映。总是积极向上的小丑再一次为人们带来欢笑与感动。这部动画还邀请了海伦娜·伯翰·卡特来配旁白，她是儿童文学改编影视剧中的常客，曾在电影《查理和巧克力工厂》中饰演查理的母亲。在影片的最后，海伦娜还适时地提醒孩子们：“像小丑这样的玩具，只有得到了小朋友的爱才能拥有生命。”人类不也是如此吗？我们和小丑一样，付出爱、感受爱，才算真正地活着。

虽然布莱克终身未婚也没有孩子，但是他很懂得初为父母的心情。他的作品《小怪兽》（Zagazoo）就被评论家们当作"给新手父母的养娃指南"。

Zagazoo,1998。中文版已由启发文化引进。

小朋友是上天赐予的神秘礼物，不过养孩子的过程却很像开盲盒，孩子会变成什么样，你很难预知。在《小怪兽》中，布莱克用了一种荒诞的表现手法表现这种未知：随着孩子的年龄增长，他变成各种各样的动物，每一种动物都很有代表性。

一开始，他是一只叫声恐怖的秃鹰宝宝，后来他是一只横冲直撞的小象，扯掉桌布、乱吃东西，再大一点，他又变成了一头沾满泥巴的小野猪，生气的时候是一只喷火龙，到了青春期就更不可思议了，小怪兽变成了奇怪的猿人！

《小怪兽》内文图。

不知时间过了多久，小怪兽变成了一个彬彬有礼的年轻人，还带回来一位美丽的姑娘，而小怪兽的父母也老了……看完这本书，你会发现生命的确是一段未知又奇妙的旅程。

《小怪兽》内文图。

和他配图的作品相比，布莱克自写自画的作品只有三十多本。但是，他的每一个故事中的角色都深入人心，比如独立、爱冒险的古怪老太太阿米蒂奇夫人和她的车，《跳蛙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Dancing Frog）中那个在全世界演出、热爱跳舞的青蛙乔治，以及布莱克喜欢画的鹦鹉。

The Story of the Dancing Frog，1984。

此外，他还和1800个小朋友共同创作了一部绘本，名叫《天上的帆船》（A Sailing Boat In The Sky ），小朋友们用画画、写信、发邮件的方式告诉布莱克他们关心的全球问题：空气污染、战争、猎捕野生动物、种族歧视等等，布莱克用沙滩上的废弃房屋和旧床单为小朋友们制作了一个大大的帆船，它就像一艘诺亚方舟飘向世界各地，为经受苦难的生命提供庇护，在孩子们的心里播下希望和爱的种子。

A Sailing Boat In The Sky ,2003。中文版已由启发文化引进。

他为衰老与病痛带去色彩与想象

在书本之外，布莱克的色彩和想象延伸到了更远的地方。

2006年，布莱克接到南丁格尔项目的邀请，为伦敦一家康复中心的老人们作画，医院的病房里总是冷冰冰的白墙，项目负责人认为墙上多些色彩对老人们的健康有好处。接到邀请的那天，正好是布莱克74岁的生日，他欣然接受，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生日礼物。这次，他可以从书籍插画中抽离出来，面对人们真实的生活和问题，给出自己的答案。

衰老和病痛对老人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也许是没有了从前的好胃口、不再有充沛的精力，甚至是跟不上世界的脚步，被远远甩在了后面。于是，布莱克用画笔创造了另一种老年生活：老人们生活在树上，他们在树枝间荡来荡去，在树上拉小提琴、画画、织毛衣、吃冰激凌，他们的相貌没有变年轻，但活力十足。

医院走廊上的壁画。

布莱克说他之所以这样画，正是因为"生活在树上"这件事看起来很遥远，毕竟到了他那个年纪，哪个老人真的会去树上消磨时间呢。然而，他想通过这个"平行世界"要告诉人们“即使你的四肢已经不如年轻时那么灵活敏捷，但是生活的热情仍旧会永存。”

他为康复中心画的画后来也被集结成书，名叫《你只能年轻两回》（You're only Young Twice！）。当你以为自己老了，其实你正年轻，这就是布莱克的人生答案。

后来，越来越多的医院加入到这个项目中。布莱克又开始为孩子们而画。伦敦一家儿童医院里，很多孩子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对于这些孩子，来到医院意味着什么？布莱克想：去医院的感觉一定像来到外星，医院里的医生，各种奇怪的器械，陌生又可怕。于是，布莱克又为孩子们创造了一个"平行世界"，医院摇身一变成了"佐格星球"，医生成了粉红色、绿色、蓝色的外星人，令人忍俊不禁，他们就像从小朋友的幻想里走出来似的。佐格的外星人们陪着孩子们玩耍、阅读、吃零食，陪他们一起睡觉、做梦，看到这些画，去医院似乎成为了一次有趣的星际探险。

“欢迎来到佐格星球”。

一开始，布莱克并没有想过他的画能带来什么治疗作用，这些画只要能帮助病人们放松心情，他就满足了。直到有一天，一位医生告诉他，医院里的一位抑郁症患者看了他的画后情绪有所好转，这让布莱克意识到绘画不是简单的娱乐，它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人们沟通。布莱克的艺术为病人带来了另一种生活，他的画有让人如释重负的魔力。

布莱克又将目光转向了妇产医院，为那些欣喜又紧张的妈妈们作画，她们等待着新生命的降临，可是她们是什么样子的？他们会健健康康的吗？听到那一声啼哭是什么感觉？

布莱克精妙地向妈妈们展现了即将到来的神圣时刻：透明的蓝色水彩创造了一种在水中游动的感觉，这是一种熟悉的联结，是婴儿和母亲之间独有的亲密。当婴儿从温暖的子宫来到广大的世界时，身体的亲密接触终于变成了情感的表达，婴儿伸手触摸母亲的脸颊，他们亲昵地注视着彼此。我想任何一个妈妈看到这些画，心里的不安都会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将是喜悦和期待。

布莱克为法国昂热一家妇产科医院作画。

医院里还有一条走廊，通往新生儿的重症监护室，刚享受了孩子啼哭的喜悦又要注视孩子去往病房，这种复杂的心情让妈妈们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布莱克用蓝色、绿色这种充满自然气息的色彩来安抚妈妈们，让那条长长的走廊不再哀伤，它变成了一条河流，孩子睡在小小的草船中，轻轻摇荡，让父母将孩子安心地交给护士和医生。

新生儿病房走廊上的画。

除了医院的项目，布莱克还资助了许多慈善机构，既有促进公众参与艺术的项目，比如每年都举办全世界最大的绘画庆典的The Big Draw，致力帮助更多的人将绘画当作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工具，也有保护动物和人权的公益活动，布莱克资助了一家救助猛禽的慈善机构，他还为全世界生存遭受威胁部落人民发声……在书本之外，布莱克也在用艺术和影响力推动人们构建更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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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家梅兰妮·麦克多纳曾评价道：“我从未见过不喜欢昆廷·布莱克的孩子。”在童书界，赢得孩子的喜爱比任何奖项都有分量。孩子们喜欢布莱克的画，是因为他们将布莱克创造的画面当作自己日常的想象，布莱克不是那类费尽心思讨好孩子的作家，他只是成为了孩子中的一员。

2021年，BBC为昆廷·布莱克制作了一部纪录片《昆廷·布莱克：我的生活画卷》（Quentin Blake：The Drawing of My Life），带人们回顾布莱克漫长又精彩的插画事业。镜头前，年近90高龄的布莱克站在他创造的经典形象旁，伛偻着身子，仍然带着亲切又顽皮的笑容。

纪录片 《昆廷·布莱克：我的生活画卷》片头图。

布莱克说：“书可以带人们出发，不只是去往某个地方，而是去体验他人的感受、生活和反应。这关系到我们如何生活得更充实。”他的书做到了这一点，不论你处在什么年纪，在他那个快乐、自由与天真的想象世界中，童年的大门永远为你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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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昆廷·布莱克官方网站https://www.quentinblake.com/

2. “Strokesof genius: A charming new documentary celebrates the life of Sir QuentinBlake.”DailyMail，2021.https://www.dailymail.co.uk/femail/article-10258719/New-documentary-celebrates-life-Sir-Quentin-Blake-fills-30ft-canvas.html

3.Blake,Quentin. Beyond the Page. London: Tate, 1964.

撰文 | M

编辑 | 申婵

校对 | 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