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地主、官僚和商人产生了投资于新式工业的要求。但是，在清朝统治集团中拥有巨大权势和影响的地主阶级顽固派，却拼命维护封建生产方式，反对兴办新式工业。为此，他们以种种谬论来反对人们向新式工业投资。所谓“重本抑末”论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借用传统的封建主义教条“重本抑末”论，大量宣扬“农业是本”，工商业是末，要重视农业，轻视工商业，以反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在这种情况下，严复于1898至1900年间翻译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名著《关于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译本名为《原富》的按语中，对传统的本末论作了资本主义的解释，并在这种解释的基础上，对农工商关系作了一些理论上的探讨。
严复坚决反对传统的封建主义的“重本抑末”的教条，坚决反对地主阶级顽固派以这种教条为依据反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论调。但他仍在传统的“本末”论范畴内来分析农工商关系的问题，仍把农业称为“本业”，把工商业称为“末业”。
严复认为，农业和工商业确实有本末之分。农业为“本业”，农业生产所提供的剩余产品是工商成为独立部门的基础和前提。如果农业生产“斥母治业而不得赢”，则社会财富就不能增长，“宇内之财，只有此数”，社会分工不能发展，作为社会分工的结果而形成为独立部门的“工商之业”，也就无从“得立”。农业是唯一能产生“赢”，即剩余的部门，农业以外的其他部门，包括“工商之业”，都是靠这种“赢”而存在和发展的。所以农业对其他部门而言是“本业”，而工商业对农业而言则为“末业”。
但是，农业和工商业的关系不应“贵本而贱末”，正常的是“于国为并重”，“相养所必资”，都是维持人们的物质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手段。而且，工商业的发展对农业还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没有工商业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农业本身也不可能有很大发展，整个国家也不可能富强。严复以移民垦荒为例说明工商业对农业的促进作用，认为：假如国家只是为移民“备车牛，借子种，置屋庐”，而不为农产品的运输和销售想办法，那么，移民们就会因“货出于地而莫与为通”，不过两、三年，这些移民就会“委之而去”，新垦出的土地就会重新抛荒。他又以当时的俄国、葡萄牙等国为例来，说明正确对待农、工、商的关系问题才能使国家富强的道理，认为这些国家“皆不富”，而且“进治极迟”，就是因为这些国家“舍农之外，几无余业”。
严复这里所讲的农业和工商业已不是指封建自然经济下的农业，而是指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它们之间不存在互相排斥、互相敌对的关系，自然就不可能存在此重彼抑的问题。于是，严复就在对本末范畴进行重新解释的基础上，提出了和封建主义的重本抑末论根本对立的资本主义农工商关系论。
严复关于农业是“本业”的看法，继承了中国传统的重农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尤其是接受了法国重农主义学说中合乎科学的因素。尽管他关于农业同工商业的关系的见解，还包含着不少缺点和错误，但是，他关于工商业对整个国民经济以及对农业本身的作用的看法，不但克服了中国传统重农思想中的“重本抑末”的偏见，而且比法国重农主义者的看法更全面，更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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