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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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百万级别人数在路上，即时配送行业规模还将不断扩大——
未来五年约需三千万网约配送员
在今天的大街小巷，外卖小哥的身影常常穿行其中，为千家万户送去生活的便利。不久前，外卖小哥正式成为官方认定的新职业：网约配送员。这个庞大群体的职业现状如何？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网约配送员就业景气现状分析报告，揭示了这份职业的更多特征。
根据报告，网约配送员有着职业定义，是指通过移动互联网平台等，接收、验视客户订单，根据订单需求，按照平台智能规划路线，在一定时间内将订单物品递送至指定地点的服务人员。巨大的市场需求使得网约配送员的就业群体规模增长迅速，每天跑在路上的网约配送员已经达到百万级。
“‘网约配送员’已经成为现代城市生活的‘新基础设施’和新业态吸纳就业的典型代表，有力支撑了‘数字经济’时代生活服务业新旧动能转换和就业结构转型升级。”报告指出。
《2019年及2020年疫情期间美团骑手就业报告》调查结果显示，2019年，通过美团平台获得收入的网约配送员总数达到398.7万人，同比2018年增长了23.3%。在美团平台就业的网约配送员中，有25.7万人是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占网约配送员总量的6.4%，其中，已有25.3万人实现脱贫，脱贫比例高达98.4%。
根据美团平台的调研数据，这部分从业人群呈现以下特征：
看年龄，在所有网约配送员中，20-40岁年龄段的占比超过83.7%。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新增的网约配送员中，20-30岁年龄段占比为45.3%，30-40岁年龄段占比为39.0%。
看工作时间，近六成网约配送员每天配送时间低于4小时，时间灵活是网约配送员工作的最显著特征。“就业时间灵活既是网约配送员工作吸引从业者的最重要原因，这也符合当代零工经济的特点：更多的从业者不再愿意受到空间、时间的限制，而是倾向选择一种更为灵活的就业模式，在生活和工作之间寻找平衡。”调查显示。
看收入，三成网约配送员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五成网约配送员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职业快速兴起背后，消费和科技的支撑可谓缺一不可。
人社部报告指出，从消费市场需求看，中国人均GDP已经突破一万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消费规模扩大和消费升级呈现并行发展态势，消费者的网购类型也愈加多样化，以往三日达的时效已不能满足日益多元的生活服务需求，餐饮、生鲜、药品等具有明显的即时属性，使其需要被迅速地配送到消费者手中。
同时，网约配送员也是移动互联网技术革新的产物。即时配送平台通过运用机器学习、运筹优化、调度仿真等技术，研发智能调度系统，可实时跟踪网约配送员行进的方向和当前位置，结合实时运单情况，按照系统计算出的效率最高的方式分派和优化订单。以美团为例，在高峰期，每小时要支持29亿次的路径规划算法，平均0.55毫秒规划1次路线。此外还不断研发智能电动车、智能配送餐箱、智能语音助手等。
消费和科技的力量，未来同样有望为职业带来更广阔的前景。
“随着国家对‘互联网＋’、平台经济等不断加大支持力度，不断培育壮大消费新业态，预计未来餐饮和零售线上化率将翻4-5倍，带动即时配送行业规模相应增大。”人社部报告指出，预计未来5年网约配送员的需求量约为3000万，即时配送订单规模快速增长，配送劳动力缺口仍长期存在，网约配送员市场价值将更加凸显。记者 李婕
责任编辑： 王萌萌
卖变贵了！
“车厘子自由、香椿自由……”之后，“外卖自由”也正在离我们远去。
“最近这一段时间，外卖变贵了，之前20块可以吃到饱，现在25块的都不够吃。”在北京做人力资源系统开发的刘江表示。
发现外卖变贵的不只有刘江一个人，“我现在叫外卖，都是先对比看看哪家便宜。”“叫个麻辣烫，点着跟以前差不多的菜，价格算下来却比以前多付了一点。”
外卖配送员将外卖送到学生宿舍。受访者供图
“上大学时候不想吃食堂就叫外卖。一份黄焖鸡米饭不到10块钱，两杯奶茶才10元刚出头。”踏入职场已经两年的沈莉说，“当时的外卖很便宜，现在这个价都找不到了。”
满减优惠变少
叫一份外卖，消费者需要支付的费用一般包括食品费、包装费、配送费，如果有满减优惠，或代金券则可相应减少花费。
由于不会做饭，刘江来北京工作的两年时间，连锅碗瓢盆都没买，在家饿了的话，经常会叫外卖。
最近，他发现外卖的满减优惠明显变少。“我叫外卖完全叫出经验，平时也会利用满减让自己买得更划算些，最近明显感觉满减变少，身边好几个人也和我说外卖贵了。”
“春节以后，外卖真的贵了，不仅满减少了，起送价也高了。” 在北京做新媒体工作的蒋思说，“以前还有20元以下的外卖，现在有二十几块的就很感激。”
为何商家会减少满减活动？
北京西城区一家餐馆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最近店里取消满减活动主要是因为平台和店里菜品价格一样，平台与店里销量差不多，但平台到了一定数额后要收一定套餐费，算下来饭馆并不挣钱。
配送费涨价
满减优惠变少外，配送费涨价也得到了消费者和外卖员的证实。
有网友就反映，“有天下午想喝奶茶，打开外卖平台一看，之前常点的那家配送费增加了。”
刘江也说，“配送费以前以5块为主，现在略微上涨，6、7、8块反而较多。”
记者注意到，从消费者反馈情况看，相比以前3-5元的配送费，目前一份外卖的配送份经常需要6-8元，有时候也碰到9-10元的情况，隔得远的可能高达15元。
资料图：外卖员安兴在送餐的路上。中新社记者 吕明 摄
不只一位外卖员透露，配送费是外卖平台决定的，虽然配送费涨了，但他们的收入并没增加，该拿多少还是多少。
一位在北京丰台开店的商家亦告诉记者，目前配送费是买家和商家一起支付，配送费多少由平台决定。“满减活动由总部决定，目前满25减18，满49减21。至于佣金，平台会不定时地上调。”
商家：不是自己提的价
多位外卖商家表示，外卖涨价并不是自己提的价，而是配送费和平台的抽成（佣金）越来越高，导致结算价高。
“现在做外卖基本上没有利润。”上述在北京丰台开店的商家说，“虽然成本增加，但我们的菜品价格没有往上调，主要是自己心里清楚，这一份东西值多少钱。”
据媒体报道称，春节前美团提高了针对商户的佣金，向商家发布通知称，自配送和美团专送抽点更改分别如下：独家自配送10%，非独家自配送15%，独家专送18%，非独家专送25%。
对此，美团外卖的工作人员解释，提高佣金主要是因为公司运营成本以及人工费用增加。另据媒体报道，这几年，美团建立了智能调度系统，开发智能语音助手来提高配送效率，投入大量的资金。
提高佣金或不只有美团一家，另一家外卖平台饿了么也传出抽佣从18%上升至26%的消息。
不过饿了么对此进行了否认。“今年以来没有在全国商户端推行提高费率的政策，同时还在争取降低费率。从2019年1月份开始，已经为广东、福建、四川等1万余家商户下调了2%-3%的费率，并减免配送费。”
平台为何要提高佣金？
“用户在平台的补贴中享受了巨大的福利，但平台为了生存，需提高‘造血能力’，提高佣金。”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生活服务电商分析师陈礼腾说。
起步于2003年的网络外卖，在移动互联网的O2O大潮中经历爆发式增长，各外卖平台为了抢占市场，纷纷采取烧钱补贴的低价促销手段，吸引了大批商户和消费者。
资本入局、烧钱补贴下，短短数年间外卖行业经历了群雄混战到双雄争霸时代。
2017年8月，饿了么收购百度外卖，曾经“红黄蓝”，只剩下美团和饿了么的“黄蓝”之争。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最新报告显示，美团外卖市场份额占64.1%，饿了么占33.7%。
平台前期的疯狂补贴，导致经营成本上升，盈利压力加大。美团财报显示，2018年营收652.3亿元，同比增长92.3%；却亏损1154.9亿元，系上市以来最高水平。
“外卖行业进入下半场，进入到了流量收割期。”有观点认为，面对越来越大的亏损，越来越严峻的市场，平台的发展诉求从抢占市场向实现盈利转变。
美团点评研究院报告毫无忌讳地指出，经历了2014年的增长高峰之后，2015年至2018年，外卖市场规模和用户数增长均连续4年下降。市场增速由2014年的71%锐减至18%，用户增速则从51%降至15%。
羊毛出在羊身上
调查发现，一些知名餐厅或连锁店有稳定的顾客群，有比较强市场议价能力。平台抽成提高后这些大商家可采取菜品涨价、减少满减优惠，或自己送外卖等措施应对。
现实中，很多以外卖订单为主的小商家，议价能力差，平台提高抽成后，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顾客不稳定，也不敢轻易在菜品上涨价，只能在饭菜上“打折扣”，或者干脆关店了事。
陈礼腾指出，商户为了不亏本，会通过减少餐品份量、提高餐品价格以及附加餐盒费等方式节省支出，最终这些成本会有部分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平台抽成、配送费增加，只能取消满减活动，提高收入。”开紫菜包饭店的林阿姨说，“即使以前外卖有满减等活动，外卖价格也比到店里买的价格高一些，因为外卖的附加费用要算到顾客头上。”
外卖如何才不继续涨价？
外卖价格上涨引发争议折射的是商家、顾客和平台三者之间的矛盾。
由于美团和饿了么占据外卖市场主要份额，因此有网友认为，“平台之所以可屡屡上调佣金，根源在于市场垄断，这给予了他们自由调价的权力。”
那么，外卖平台有没有自由调价的权力？
《电商法》第三十五条指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服务协议、交易规则以及技术等手段，对平台内经营者在平台内的交易、交易价格以及与其他经营者的交易等进行不合理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条件，或者向平台内经营者收取不合理费用。
“平台提高佣金费率是否合理，事实上难以判断，还需更加实际情况进行判别。”陈礼腾认为，商家与平台之间是互利互惠的关系，平台与商户应该进行充分的沟通来制定规则，共同为消费者提供服务。
“进行数字化升级，打造更为智能化的餐饮服务或许成为关键。”陈利腾称，目前外卖商户智能化水平还在初级阶段，应不断适应市场，在平台的赋能下打造智能化餐饮服务，提升自身竞争水平。
也就是说，外卖平台通过技术升级，帮助商家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商家自然也愿意“让利”给平台，消费者或不用为吃饭多花钱而操心。
对这一说法，你又怎么看？你最近叫的外卖贵了吗？
(来源:中国新闻网)
源:新京报
中国科幻片《流浪地球》、韩寒作品《飞驰人生》、合家欢类型喜剧《熊出没·原始时代》……八部不同类型影片同时开画，让今年的春节档显得分外热闹。
八部电影中，几乎都有猫眼娱乐和阿里影业的参与，它们或是出品、发行方，或是互联网营销平台。电影市场繁荣的背后，以猫眼娱乐、阿里影业为代表的互联网电影势力正在崛起。
猫眼娱乐和阿里影业通过早期的票补，后期的大数据宣发，以及现阶段对电影全产业链的介入，成功地切入了电影这个古老且略显封闭的行业。电影专资办数据显示，在线电影票务的渗透率由2012年的18.4%增至2018年的85%以上，也就是说每十张电影票中有八张以上是通过互联网平台购买的。
2月4日，猫眼娱乐登陆香港联交所，成为电影新势力跃升的高光时刻。但质疑也接踵而至，增速不断放缓的中国电影市场，能否撑起两家在线票务上市公司的业绩？介入宣发、卖品等上下游环节，是否又需要高额投入？暂停票补、落实派拉蒙法案等悬而未决的“靴子”，也让互联网势力“改造”电影产业链的故事变得不那么美妙。
在一些传统电影人士看来，互联网势力对电影行业的改革，更像是一场破坏式创新。一些影院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原来我们可以分析用户行为，做一些营销，现在票务平台推送过来的只有人数，甚至不知道男女；多数用户在线购票，开场前5分钟才到场取票，‘爆米花’生意都做不下去了；预售票房、想看指数等数据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影院的排片比例”。
可以这么说，正在崛起的互联网电影势力，在“改造”或者“赋能”传统电影行业的路上，还在艰难求索。
猫眼娱乐“带伤”上市
在线票务市场兴起于2010年的团购大战，几年间，美团、糯米、猫眼、格瓦拉、微影时代、淘票票等在电影票务市场大浪淘沙。2017年之后，在线票务市场进入到猫眼和淘票票的双寡头时代。
由于淘票票装在港股上市公司阿里影业的体系内，很多统计口径有交叉，在线票务的数据不易单独拆分。相比之下，猫眼的业务构成相对简单，因此，猫眼招股书中公布的财务数据，相当于这个行业首次公开真实数据。
上市当日，猫眼开盘微涨，随后破发，击穿14.8港元的发行价，盘中最低跌逾5%。猫眼娱乐CEO郑志昊在上市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猫眼是一家注重长期价值创造的公司，不必担心市场短期的波动，更注重为行业和伙伴创造长期价值。
不过，市场普遍认为，猫眼娱乐的破发，主要与长期亏损、宣发成本增高，以及现金流紧张相关。
猫眼娱乐的市场占有率超60%，却连续亏损。招股书显示，2016年、2017年及2018年前三季度，猫眼娱乐分别实现收益13.78亿元（人民币，下同）、25.48亿元和30.62亿元，亏损分别为5.08亿元、0.76亿元、1.44亿元。
猫眼亏损的背后，是高昂的销售及营销成本，其有超过六成的收入都用于获客。数据显示，2015年、2016年、2017年和2018年上半年，猫眼销售和营销开支分别为15.21亿元、10.28亿元、14.2亿元和11.45亿元。
巨大的获客成本与票补相关，更与淘票票的竞争态势相关。受访的阿里影业负责人表示，未来阿里影业将不计成本支持淘票票的发展，此前淘票票总裁李捷也曾在多个场合表示过类似观点。也就是说，只要在线票务依然是猫眼娱乐、淘票票的“双雄会”，这场以营销成本换取市场占有率的竞争就不会结束。
面对胶着的在线票务市场，猫眼娱乐开始向上下游拓展，但宣发、投资成本又在无形中增高。东吴证券研报指出，未来随着业务扩展，宣发、出品成本不断增加，内部的营运资本需求日益增加。
除了上述个体原因外，猫眼所在的电影行业，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行业调整。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周茂非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曾预测，2019年行业增速还会继续放缓，不会再出现以前的两位数增长，预计整体票房在650亿元至700亿元，但他表示2019年下半年整个电影市场将出现回暖。
猫眼研究院的内部研究则认为，长期来看中国电影还将拥有持续增长的机会，因此看好在线票务市场。
电影产业链上，淘票票和猫眼“狭路相逢”
目前，在线票务市场仅剩猫眼电影、淘票票两家之后，双方都在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但在具体策略上略有差异。
在切入范围上，淘票票更广泛，除院线投资较少外，在电影早期投资、制作、宣发、衍生品和金融工具上均有涉及。猫眼则通常在电影基本成型后进入，或投资、或发行，主投、主控相对谨慎。
流量入口上，淘票票主要接入优酷、淘宝的流量，由于阿里影业和阿里巴巴即将实现并表，同在一个体系内，资源调配相对更加容易。猫眼则拥有微信钱包、QQ钱包、美团、大众点评等六大入口。由于关系相对独立，资源调配不如淘票票容易，但在一些影视公司看来，猫眼也更具有独立性。
资本层面上，2018年12月，阿里宣布增资阿里影业，由目前的49%提升至约50.92%，交易完成后，阿里集团将对阿里影业实现实质控制。猫眼娱乐主要持股方为光线传媒系、微影时代、腾讯和美团点评，分别持股48.8%、20.62%、16.27%和8.56%，但猫眼娱乐称其为独立公司，并无实际控制公司。
资源禀赋上，淘票票近年来在电影投资、大数据宣发和衍生品上均有作为。尤其在衍生品领域，依靠淘宝及背后强大商户体系的支持，阿里鱼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旅行青蛙》等电影衍生品项目上，均有不错表现。
猫眼则强于宣发、地推和卖品贩售。由于猫眼早期在美团体系内孵化，早期积累了线下地推优势。猫眼提供的数据显示，其接入了全国95%以上的电影院，是在线票务平台中接入最多的。猫眼甚至针对每家影院的宣传位、立柱、展位制定了线上宣发系统，原本每次都需要线下人员进行盘点的宣传位，在线上都一目了然，节省了大量线下宣发成本。
随着光线传媒的入股，猫眼的宣发优势进一步加强。据业内人士介绍，只要光线出品、投资、宣发的影片，猫眼都可以得到资源。而且光线影业深谙传统宣发技巧，对互联网起家的猫眼电影宣发团队形成了很好的补充。目前，猫眼已经组成了独立的宣发团队，按照城市的大小、影院的多少，匹配不同的团队长期驻扎。
除此之外，猫眼依托美团优势，在售卖电影票的同时，推荐卖品、餐饮等优惠和团购，试图构建基于线上的商业综合体。除了衣服这些实体，只要在猫眼电影买了电影票，其他的娱乐产品都可以在美团买到。
互联网势力是“野蛮人”还是帮手？
在线电影票务平台切入甚至重构电影从投资、制作、宣发、衍生品等各个环节。对于观影人群以及电影行业，互联网力量是革新的助手，还是门口的“野蛮人”？
当在线票务领域两强格局稳定后，就有多位电影分析人士向新京报记者表示，除去新片上映时的少量票补，平台级别的票补将一去不复返。
票补就像是一个控制流量的阀门。片方可以利用票补影响影院的排片，达到撬动票房的目的；平台方可以利用票补，扩大市场占有率。对于观众而言，票补消失，意味着19.9元买电影票几乎不可能了。拓普数据显示，2019年2月5日（正月初一）全国45.15元的平均票价，同比去年的39.15元上涨15.3%。
“若以《流浪地球》平均每张票80元、票房40亿元计算，共售出5000万张电影票，其中票务平台每张票有3-5元的服务费。有票补时，平台的补贴成本很高。若不计票补，除了宣传成本，每张票平台大概能赚1元左右，这样总收入相当于5000万，（两个平台）有可能对半分”，一位在多家票务平台有从业经历的资深人士粗略推算。
多位业内人士分析称，现在在线票务平台之争背后是腾讯与阿里，谁都不可能在短期内消灭对方，因此也不会长期落入高额票补的无底洞。在线票务平台找到可持续的盈利模式，达到一种竞争状态下的平衡或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作为猫眼和淘票票多年的合作伙伴，聚合影联董事长讲武生认为，猫眼、淘票票在帮助电影下沉、扩大观影人群上有显著的作用。双方如果都减少票补，在线票务平台和出品方、宣发方的利益将更趋于一致，都是以扩大市场为基础的，多卖出一张票对产业链上的任意一方都有价值。
但对于电影院线而言，互联网势力的介入，则伴随着破坏会员运营、影响卖品业务的阵痛。
“或多或少都会有影响，毕竟现在百分之八九十的用户都通过电商买票，前几年都说影院躺着挣钱，但现在做影院有百分之六七十都在赔钱，全国近万家影院，真正赚钱的可能有两三千家。”保利院线发行总经理袁海彬告诉新京报记者。
据了解，影院的收入来源有三个：票房分账、卖品和广告。按照国内现在的票房分账模式，除去电影专项基金和增值税后，院线和影院可以在剩下的票房中分走57%。综合来看，票房收入占院线收入的70%左右，广告和运营占20%左右，卖品则占10%左右。
在线票务平台对影院卖品也带来冲击。“之前观众提前半个小时来排队买票，有了互联网，大家就提前5分钟去看电影，直接就进去了。所以对卖品的冲击非常大。”大地影院集团总经理于欣此前在公开采访中称。
影院的会员服务也受到影响。“原来我们可以分析用户行为、定期推送，做一些营销，现在票务平台推送过来的只有人数，甚至不知道男女。”一位国内排名前十的影投（院线）公司管理人员表示。
但猫眼娱乐和淘票票则在不同场合，强调其“助手”或者“打工者”的身份。
郑志昊在此前的活动中表示，猫眼将从产品、数据、平台资源、运营体系等方面入手，“把（电影）各环节变得更简单。”
阿里影业董事长兼CEO樊路远曾对新京报记者说，“我们才是给电影业‘打工的’，优酷一年投资100多个亿在内容上，阿里影业投资几十个亿在内容上”，“当人才、资金、合作达到一定量的时候才能爆发，内容不是一蹴而就的。”(记者 白金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