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半月谈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人口大规模流动是社会变迁和文化发展的催化剂。尽管在中国传统中，安土重迁一直是埋藏于人们心底的文化基因，但是数千年来，波澜壮阔的移民大潮仍不时发生。从“永嘉南渡”到“靖康南渡”，从“江西填湖广”到“湖广填四川”，发生在广阔时空的人口流动，加速了地域文化的融合汇通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进程，也使长江文明带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移民文化带。
湖北麻城的湖广移民文化公园
“衣冠南渡”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南京秦淮河畔的乌衣巷，狭窄幽静，历史悠久，如今是游客必去的网红打卡地。诗人刘禹锡所说的“旧时王谢”，指的是晋代王、谢两个豪门大族，两家不仅出了王导、谢安等名臣能相，更有王羲之、谢灵运等文化巨擘。这两大家族，便是西晋末年“永嘉南渡”的移民。
结束了三国鼎立局面的西晋，好景不长，前有“八王之乱”，后有“五胡乱华”，加之灾荒并起，“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永嘉五年(公元311年)，都城洛阳沦陷，晋怀帝司马炽被俘，王公士民被杀者3万余人，宫内珍宝财物和宫女被掠，宫庙官府和民房被烧，十分惨烈，史称“永嘉之乱”。
“永嘉之乱”使北方的官民十分恐慌，中原世族大批南渡，百姓也跟着逃亡，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衣冠南渡”之潮。“衣冠”即指中原文明，“衣冠南渡”就是中原文明的南迁。“衣冠南渡”的人口，据历史学家的估算，约有90万。大批北方流民沿着大运河、汉水南下，涌入江淮、两湖之地，其中以今天江苏等地为最多。
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南渡士族与江南士族的共同支持下，在建康(今南京市)称帝，建立东晋王朝。南京在三国时期即是东吴政权的都城，自东晋至南朝宋、齐、梁、陈，都城均在南京，史称“六朝”。
第二次大规模的“南渡”发生在中唐时期，即“安史之乱”之后。在一些史学家看来，“安史之乱”不仅是唐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且是中国古代史上一次重要转折。此前，中国经济文化的支撑偏重于北方黄河流域;此后，经济文化的重心则在一定程度上向南转移。
“安史之乱”发生后，中原士民为避战祸，纷纷举家南迁。李白在《永王东巡歌》中这样描绘：“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史籍中也记述：“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可见，“安史之乱”后的北人南迁，又是一次对长江流域的大规模移民潮流。
这次的移民潮，移入地不仅有江淮、江汉，还有川蜀之地。唐玄宗避祸入蜀，也引得大批北方士民迁蜀。四川是天府之国，历史上一直是富庶之地，又相对安稳，许多北人入川之后，就定居下来。
虽然唐王朝的政治重心并没有因“安史之乱”而转移，长安城依然是都城，但是这一次的“南渡”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凋敝和南方的勃兴，为江南发展奠定了经济和人文基础。
“靖康之难”则是第三次大规模的“南渡”移民。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攻破宋都汴京，次年二月掳徽、钦二帝北返，北宋王朝覆亡。赵构称帝，建立南宋政权，随着金兵南下，被迫南迁，最终定都临安(今杭州市)。
正如朱熹所述：“靖康之乱，中原涂炭。衣冠人物，萃于东南。”备受战争之苦的北方百姓纷纷南下，“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其几千万人”。
“靖康之难”后的迁徙大潮，似乎规模更为庞大，而移民的区域也更为广阔。时人记述“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长江流域自西至东，几乎都是移民的迁入地，甚至福建、广东等地，也有大批北方移民迁入。
宋室南移，以杭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经济文化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高潮，四方士民商贾辐辏，意味着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完成。长江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巩固强化。
从“江西填湖广”到“湖广填四川”
有南北交汇，也有东西交融。自秦汉至宋元时期，北民南迁成为中国古代移民史上一个基本特征。而自元代以后，移民的潮流有了新的动向，由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向两湖、四川内地移民突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都是著名的西迁运动，加速了长江流域内部的经济文化平衡发展。
江西省鄱阳县白沙洲乡鄱阳湖湿地
在湖北黄冈、安徽安庆等地，人们往往自称是“江西老表”，他们认为自己的祖先来自江西。在民间，“北有山西洪洞大槐树，南有江西鄱阳瓦屑坝”的说法也很普遍，江西鄱阳瓦屑坝、湖北麻城孝感乡是与山西大槐树、山东枣林庄等齐名的“移民发源地”。
瓦屑坝是鄱阳湖边一个古老渡口，如今这里是著名的移民之乡，无数人寻根问祖的地方。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元末明初，天下纷扰，兵祸不绝，水旱蝗疫，灾害接踵，一时之间生灵涂炭，人口锐减，“千村血洗”“万灶烟寒”“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洪武之初，朱元璋面对这种满目疮痍、田荒地芜的局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移民屯田、奖励开垦。
江西、山西等地由于战事相对较少，人口较多，成为移民的主要来源地。山西洪洞大槐树和江西鄱阳瓦屑坝，成为这次“洪武大移民”主要集散地。江西饶州等地的移民，以瓦屑坝为中转站，背井离乡，迁往鄂、皖、湘等省。
关于这次大规模移民，在鄂、皖、湘等地的一些地方志及宗族谱中，都留有痕迹。比如民国时期黄冈《黄氏宗谱》中记载：“现今大姓杂于冈、水、麻、安(即今黄冈、浠水、麻城、红安)者，类皆发于江右(江西)。”麻城市曾收集了142套族谱，通过对这些家族源流的分析，从江西迁移到麻城的就有125支。
在“江西填湖广”的同时，还有“湖广填四川”之说。晚清魏源在《湖广水利论》中道：“当明之季世，张贼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
关于湖广填四川，一种说法是，元末徐寿辉麾下明玉珍率部西征川蜀，后来留在当地自立为帝。由于入川将士大部分为湖北黄冈人，黄冈百姓为避战祸外逃，纷纷迁往四川，垦田开荒。后来，朱元彰实行移民政策，又有大批周边地区的民众迁入川蜀之地。有意思的是，入蜀的移民后裔大多认为自己的祖辈来自湖北麻城孝感乡，纷纷以“麻城孝感乡”作为自己的身世认同。
另一种说法是，明末清初，四川饱经战乱，“田垄荆莽丛生，虎狼白昼肆掠”之类的记载频现于地方志中。于是，清政府几次颁诏，允许各省贫民入蜀开垦，准其入籍，并给予免征赋税的优惠政策。入川之民，多自称湖广人氏，其中又以来自“麻城孝感乡”者为最多。
种种说法都有民间口口相传为依据，也有方志族谱为佐证，可见长江流域自元末以来就发生了规模庞大的自东向西移民走向。有学者还提出，这种流动是长期持续的，发生的时间甚至比元末明初更早：四川在汉唐时期已是全国最发达的区域之一，但在宋代以后受战乱影响，人口流亡，社会经济受到很大的破坏，“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于是引来大量外地贫民的自发流入。元末明初与明末清初的大规模动迁，不过是这个长期持续过程中的两次高潮。瓦屑坝、孝感乡则是这些移民高潮中被打下深深烙印的标识，成为移民后裔们追溯记忆的文化符号。
文明的交融
如果将视野放得更广阔，发生在长江流域的人口迁徙与流动或许更为久远、更为深沉。
长江航拍
早在史前时期，长江中下游就曾有良渚、石家河等著名的新石器文化。但是，这些史前文化先后消失。学术界的一种看法认为，这些南方部落在与北方黄河流域部落的作战中失败，被迫向北迁徙。《史记》中就有尧舜之时“迁三苗于三危”的记载。他们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家园，却将长江流域的早期文明带向了黄河流域及其他地区。
先秦时期，楚国的先民来自黄河流域。根据史料记载，祝融部落的一支沿着汉水南迁，最后落脚于丹阳之地。他们带来黄河流域的文化，并与长江流域土著文化融为一体，在被称为“荆”“楚”的地方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创造了后来辉煌数百年的楚文化。
移民是文化的载体。当中华文明进入南北交融、东西互渐的常态，移民就加强了文化相融的深度。
秦汉以后的长江流域开发相对沉寂于北方，一些地方甚至退还为“蛮荒之地”“边恶之州”。但是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将北方文化习俗、风物人情带到长江流域，并与当地文化融为一体，恢复了长江两岸的勃勃生机，并使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永嘉南渡”之初，士人们慨慷悲怆、击楫中流，誓言“克服神州”。然而，随着时间流逝，政局趋稳，这些北方移民逐渐接受了南方的山水明媚和物产丰富，江南文化迎来了相对繁荣的时期。
河东名士郭璞南下后，以壮丽的文辞和恢弘的气势写了一篇《江赋》，他说：“考川渎而妙观，实莫著于江河!”考察天下百川的奇妙景象，实在没有可以胜过雄伟长江的!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的这首《题临安邸》，虽是对南宋统治阶级纵情声色享乐、不思救亡图存的控诉与义愤，但从中也可以看出移民江南后的北人实已与江南融为一体。南宋时期，长江流域语言及饮食、服饰、婚姻、丧葬等风俗习尚，均已受到北来文化的全面影响，“水土既惯，饮食混淆，无南北之分矣”。
李学勤、徐吉军主编《长江文化史》中认为，赵宋政治中心和北方移民的南迁，对长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使这一时期的长江文化再次感染上浓厚的黄河文化色彩，并完全确立了此后长江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
江西是宋代文化重镇，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地之一。元代以后“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过程，在长江中游开创出“湖广熟，天下足”的新局面。明代的黄州府人才蔚起，文化勃兴，不得不说是江西移民带来的人文繁盛。而湖广移民对川蜀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
如果说南北移民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两大文明糅为一体，那么东西移民则不断地改变东中西部的不平衡状况，促进了长江流域内的经济文化均衡。
“安土重迁”是中国人的固有观念、文化基因，历史上的移民高潮看起来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然而每一次的南渡北迁、东移西渐，实际上都是一曲背井离乡、抛家舍业的悲怆之歌，其情其状实属凄惨。正如元代张养浩所写：“哀哉流民!为鬼非鬼，为人非人。哀哉流民!男子无缊袍，妇女无完裙。哀哉流民!剥树食其皮，掘草食其根。哀哉流民!昼行绝烟火，夜宿依星辰……”
然而，正是世世代代华夏儿女以克服艰难困苦的勇毅与朴诚，创造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壮丽图景! （记者 皮曙初）（刊于《半月谈内部版》2019年第10期）
河南省中西部，有一座名为郏县的小城。
乍看之下，它并不起眼，细细咂摸，则底蕴深厚。这里周代设邑、秦代置县，不仅自然风光旖旎，文运亦素来昌隆。
鲜为人知的是，中国文化史上的标杆性人物、对中国人文精神影响至深的苏东坡，其坟茔就坐落在郏县西北隅。
少年出蜀，埋骨中原。苏轼魂归处，为什么是河南？
上瑞里“小峨眉山”，苏坟在焉
从郏县县城出发，向西北20余公里，便可看到迤逦的箕山。它与大名鼎鼎的嵩山同属伏牛山系，分列颍河南北。
箕山脚下，田野之中，有两座脱离山脉主体的细长小山，远远望去，恰如一对细眉，被当地人称为“小峨眉山”。在这对“眉毛”东侧不远，坐落着一个北宋时称作“均台乡上瑞里”、如今名为“苏坟寺村”的小村庄。
“苏坟苏坟，千百年来，俺们村守的就是‘三苏’的坟哩！”已经60多岁的苏坟寺村原村支书王长见说。
时间倒回到50多年前。一天，生产队正在村里浇灌农田，却出现一件怪事。“眼瞅着地上有个窟窿，可浇地的水流了一天一夜，都没把窟窿填满。”王长见回忆，见此情景，大家心里纳闷，便从窟窿挖下去一探究竟，“没想到竟是一个砖券墓，于是赶快上报文物考古部门”。
经过考古工作人员的科学发掘，1972年，两方墓志铭、一枚铜印出土，墓主人身份也得以确认——这是苏轼之侄、苏辙次子苏适（字仲南）及夫人黄氏的合葬墓。
“苏仲南墓志铭上清晰写着：宣和五年十月晦日，合葬于汝州郏城上瑞里先茔之东南巽隅。”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平顶山学院客座教授刘继增说，苏仲南墓的发现证实了苏轼、苏辙葬郏的史实，学术界曾经的真伪争论，自此一锤定音。
可是，生于四川眉州、逝于江苏常州的苏轼，为何会埋葬在这个看似与他毫无关联的中原小城？
细细梳理苏轼离世前后的诗文信笺，答案就藏在那些历史碎片间。
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五月，苏轼写给弟弟苏辙的信中突然提及，“葬地，弟请一面果决……千万莫循俗也”。一个多月后，苏轼在江苏常州染病不起，溘然长逝。
随后，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祭亡兄端明文》中分别写道：“公始病，以书属辙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丧来自东，病不克迎。卜葬嵩阳，既有治命。”
“‘嵩阳’即嵩山以南，‘治命’是人临终前神智清醒时的遗嘱。”刘继增说，由此看来，苏轼临终前，已决定将自己葬在中原。
或许是“地虽郏鄏，山曰峨眉”，千里之外的故园实难抵达，山水形胜相似的小峨眉山，便成慰藉。
或许是彼时苏辙正居于颍昌，将兄长的坟茔安置在距离较近的郏县，既遂兄长遗愿，又可时时看望。
又或许是为“表恋阙之微诚”。“宋代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出身中原以外的各地朝廷大员，死后可以在都城开封方圆五百里以内选地安葬。”郏县三苏园景区讲解员王静怡说。
总之，在苏轼病逝次年的闰六月，他的灵柩终于抵达郏县，与中原的青山融为一体。
又过了十年，苏辙病逝，其子孙将他葬在兄长苏轼的墓旁。生前聚少离多的两兄弟，死后终于长相为邻。
到了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时任郏县县尹杨允前来拜谒，“谓两公之学实出其父老泉先生教也，虽嵋汝之茔相望数千里，而其精灵陟降左右，盖未始相远”，于是在苏轼、苏辙兄弟墓之间，为其父苏洵置衣冠冢，“三苏坟”遂成，并一直至今。
如今，在三苏坟园内，数百棵柏树郁郁葱葱，参天蔽日，树干却一致向西南方倾斜，堪称奇观。“‘思乡柏’所指处，正是四川眉山的方向。”王静怡说。
一代文豪的南渡北归
在郏县三苏园景区三苏纪念馆展厅中，陈列着苏轼18个纪念地的土壤。眉山、开封、密州、杭州……一块块看去，神思也仿佛在跟着苏轼的脚步辗转。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但纵观苏轼的每一次重要人生转折，都与河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与弟弟苏辙一起前往开封参加科举考试。次年，年仅20岁的苏轼一举高中，才华名震京师，受到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北宋时期，位于开封城市中轴线上的州桥可谓信息集散地，当年的举子都要到这里看自己是否金榜题名。”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王三营，每每来到开封州桥遗址考古发掘现场，都会忍不住动情畅想：“或许我们和苏轼，脚踏过同一块石板。”
那年的春风里，年轻的苏轼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高调亮相，又很快因母亲去世而返乡丁忧。
再次北上，是1061年。这一年，在朝廷为选拔“非常之才”而不定期举行的制科考试中，苏轼成绩卓异，位列实际上是最高等的“三等”，自此正式走上仕途。
初仕凤翔后，苏轼调回京城，任开封府推官，“决断精敏，声闻益远”。这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同样也是丧乱之秋：妻子王弗、父亲苏洵相继病逝，苏轼兄弟二人再次扶柩返乡。
熙宁二年（1069年），守孝期满的苏轼刚刚回到开封，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拉开序幕。
“由于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政见相左，苏轼成了宋神宗支持的新党的对立面，于是自求外放，去杭州担任通判。”刘继增说。
估计苏轼怎么也预想不到，此后几十年间，他将是怎样地跌宕起伏，风雨苍黄。
元丰二年（1079年）春，苏轼调任湖州知州。彼时的都城开封，围绕变法的政争日益加剧，以至将数百公里外的苏轼卷入其中。是年七月，苏轼一生的转折点——乌台诗案，发生了。
“当时的御史何正臣等人上表弹劾苏轼，说他在诗文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苏轼迅速被捕，被关押在东京城内有‘乌台’之称的御史台，等待审判。”刘继增说。
据《汴京遗迹志》记载，“宋御史台在京城内东澄清街北”。苏轼的牢监位于“知杂南庑”，“幽幽百尺井，仰天无一席”。
狱中百余日，苏轼自感凶多吉少，甚至留下绝笔诗。而随着乌台诗案告结，宋神宗对苏轼虽不再深究，仍责授其“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仕途遇挫、贬谪黄州，可以说是苏轼前半生中的至暗时刻。”刘继增说，“但也正是在黄州，苏轼躬耕劳作于东坡，由悲观消沉转向超然旷达，写下《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念奴娇·赤壁怀古》等旷世名篇，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突围。”
从湖北黄州，到广东惠州，再到海南儋州……来自京城开封的一道道诏令，将苏轼一贬再贬，距离中原越来越远。
900多年过去，我们仍能从他的诗文中感受到他对中原大地的眷念：“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
千古风流人物
2000年，法国《世界报》曾组织评选12位1001年至2000年的“千年英雄”，苏轼成为亚洲唯一的入选者。
纵观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历代文人名士虽如星辰盈空、繁花遍野，但拥有“有趣灵魂”的苏轼，可谓“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独特一例。
从大的背景看，所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孕育出苏轼的时代，正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一页。
“苏轼是北宋时期文化全面繁荣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文化长期发展的历史结晶。”苏轼研究领域知名专家王水照曾这样说。
“据统计，苏轼一生作词300余首，诗2700多首，散文4800多篇。一代文豪，当之无愧。”王静怡说。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无论耄耋老人，还是垂髫小儿，总会在人生的某个时刻，与苏轼相遇。
但如果仅以诗人、词家、散文家来框定苏轼，未免太小看了这位以全能著称的“多边形战士”：
——他是位列“宋四家”之首的书法大家，笔法丰劲，自成一体，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的《黄州寒食诗帖》就出自他手。
——他是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的绘画大师，相关理念为我国古代文人画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他是自在随性的音乐爱好者，虽自称“平生未识宫与角”，但不仅收藏有多张古琴，频频将琴、萧、琵琶等写入诗文，饮酒乐甚之时，还会“扣舷而歌之”。
——他是充满创新意识和实践精神的美食家：东坡菜羹、东坡肉、东坡鱼、东坡豆粥……即使生活困苦，开发出的一道道美食，自有舌尖上的“小确幸”；他还是个酿酒高手，曾酿出蜜酒、桂酒、椰子酒等，“诗酒趁年华”。
——他还是善于捕捉生活之趣的“段子手”：搓澡时，不忘作一首《如梦令》：“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俱无有。……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哪怕到了天命之年，春日游玩仍会簪上一朵鲜花，顺便调侃自己一把：“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
——儒释道、易学、医学、养生等多个方面，他也都有所建树……
正如王水照在《苏东坡传》中所写，苏轼“是人类知识和才华发展到某方面极限的化身”，并且“以极为世俗化的方式，深入到民间的生活之中”。
怪不得诗人余光中会说，如果选一位旅行伙伴，他既不选择没有现实感的李白，也不选择恐怕太严肃的杜甫，“苏东坡就很好，他可以做很好的朋友，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行文至此，突觉醍醐灌顶。为何苏轼能够入选“千年英雄”？只有他，将颠沛流离的贬谪生活，过得活色生香。
这不恰恰照应了罗曼·罗兰的那句名言：“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使君留意在斯民
许是诗书才华的光芒太盛，屡遭贬谪的经历又过于罕见，许多人会在有意无意间忽略掉苏轼的另一面——一个有抱负的政治家。
“从政四十年间，苏轼也曾‘居庙堂之高’，任礼部尚书、翰林学士知制诰等高官，但大多数时间里，他都‘处江湖之远’，在地方或当父母官、或艰难谪居。”王静怡介绍道。
国学大师钱穆曾在《中国文学论丛》一书中写道：“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
如果以“官位有多高”的标准来审视，性格过于耿直以至于“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苏轼，仕途着实多舛。但若从“为生民立命”的角度复看苏轼，他的政绩可圈可点，是个为政一地、造福一方的实干型官员。
熙宁七年（1074年）秋，密州大旱。迎接前来赴任知州苏轼的，是一场触目惊心的蝗灾：“自入境，见民以蒿蔓裹蝗虫而瘗之道左，累累相望者，二百余里；捕杀之数，闻于官者几三万斛。”
见状，苏轼当即上书朝廷请求减免秋税，并亲自带领民众，奋力扑杀蝗虫：用火烧、用泥埋……终于使得“蝗不复生矣”。
翻看苏轼的履历不难发现，在他的治下，总会有不少“民生工程”。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则要数抗洪救灾、兴建水利。
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知徐州，遇到连续暴雨导致的黄河决口。眼看着滔滔洪水汇于徐州城下，马上漫过城墙，苏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亲率全城吏民塞城门、固城墙、筑堤坝、抗洪水。
如今的徐州城中，仍屹立着为纪念抗洪胜利而修建的黄楼，似在诉说当年的惊心动魄。
而到了元祐五年（1090年）前后，履职杭州的苏轼，看到西湖已因长期未疏浚而淤塞过半，杂草丛生，百姓也吃水困难，便着手组织了一个“大项目”——疏浚西湖。
这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开挖湖内淤泥、疏浚周边河道、修建堰闸以调蓄水量……更巧妙的是，苏轼还指导利用挖出的淤泥葑草堆筑起一条南北走向的堤岸，不仅改善了西湖周围的生态环境，也以“苏堤”之姿，赋予了西湖全新的美学价值。
哪怕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一贬再贬的苏轼，也不忘从政初心。
绍圣四年（1097年），已年过六旬的苏轼被贬海南，谪居儋州。“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生活的艰苦和环境的恶劣，通过苏轼的文字可见一斑。
但更令苏轼忧心的，是当地落后的教育。在《和陶示周掾祖谢》一诗中，苏轼痛心感叹：“闻有古学舍，窃怀渊明欣。摄衣造两塾，窥户无一人。”
怎么办？
一次，苏轼与友人在书生黎子云家中聚会，坐客提议醵钱作屋，苏轼欣然从之，并将其命名为“载酒堂”。明嘉靖年间，载酒堂改称“东坡书院”，并一直沿用至今。
自那时起，载酒堂便成为苏轼在儋州著书讲学、以文会友的主要场所。远近学子慕名而来，听苏公传道授业、讲学明道。
在苏轼的带动下，“以诗书礼乐之教转移其风俗，变化其人心”，与中原大地相去甚远的海南，诞生了第一位举人和第一位进士，人文日盛、弦歌四起。
“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当年，初涉官场的苏轼在《思治论》中写下的“安万民”的宏愿，早已实现在密州丰收的田野中、西湖摇曳的垂柳间、儋州琅琅的书声里。
国民偶像，精神绿洲
今年五一假期，位于郑州市中牟县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中，《苏轼的河南》成为最为热门的剧目。
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宁愿排队等候数个小时，也要在河南的土地上，与苏轼来一场沉浸式的跨时空对话。
无独有偶，4月20日，以苏辙视角讲述苏轼故事的音乐诗剧《人生的盛宴》在郑州大剧院上演，现场座无虚席，在悠扬乐曲、激昂诗词间，共赴文学巨匠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
纵然苏东坡生活的时代距离现在已近千年，但人们对他的喜爱与敬佩却不降反增。
尤其近年来，围绕苏东坡及“三苏”IP的电视剧、纪录片、舞台剧、动画片等一系列类型多样、内容丰富的文艺作品，不断进入公众视野；相关主题文化节、研讨会等活动，相继在四川眉山、湖北黄州、河南郏县等多个与苏轼渊源匪浅的地市举行。而在2023年，我国首位“3D超写实数字人苏东坡”在综艺节目《中国诗词大会》上亮相，坡仙“复活”，归来人间。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可以说，“东坡热”不仅在国内不断升温，也开始向全球蔓延。
值得一提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将苏轼视为“精神偶像”。社交媒体平台上，“怀民亦未寝”成为经久不衰的网络热梗；去年农历十月十二日，“张怀民被苏轼喊起来散步九百四十年周年纪念日”冲上热搜，被众多年轻人转发庆祝。
“我为什么特别崇拜苏东坡？读书时，他告诉我：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迷茫时，他引导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失败时，他宽慰我：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放不下时，他开导我：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网友“不为人知的马”曾发过这样的一条帖子，引起诸多网友共鸣，“生活中的所有情绪黑洞，都能从苏东坡这里找到化解良方”。
于是乎，“治愈系”“松弛感”“拒绝内耗”“顶级清醒”等为当下年轻群体所追捧的美好标签，都被一个不落地贴在了苏东坡身上。
“为什么大家此刻那么愿意读苏轼，那么愿意讲苏轼？可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大家从他的诗词歌赋之中，读见了宽宏、豁达、通透，读见了他对世界上的灾难和崎岖的不吝，看见了他依然向阳的心态。”“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总导演王潮歌说。
“不管顺境、逆境，苏东坡都能克服时代或者环境造成的影响，达到世俗生活与精神世界的平衡与和解。”“守护苏东坡”云村民项目发起人、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刘楠表示，对当下的人们而言，不仅能够从苏东坡身上感知中国传统文化，还能汲取到东坡文化背后蕴含的精神力量。
时至傍晚，又一场《苏轼的河南》演出落幕，山东游客李女士仍觉意犹未尽：“感谢苏东坡，教会我们在人生的起起落落中吟啸徐行。”
谁与苏子同坐？明月，清风，我。（记者 袁月明）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是因为刘邦和刘备所面临的天下形势不同。单就能力来说，刘备并不逊色于刘邦。
西楚霸王项羽把刘封为汉王，其辖区和后来刘备的益州大体相似。表面看起来，刘邦所面临的情况要更危险。毕竟当时的天下诸侯都尊奉项羽为霸王，为盟主。刘邦要想推翻项羽，成就帝业，自然应该是比刘备要更加难些。
事实上，刘邦在当时面临的局面，比刘备要好得多。
一来，刘邦虽然仅仅是当汉王，但是，他与当时关中地区的三位王关系密切。关中地区的三为王，都是秦朝将领。当年刘邦第一个进入关中，与关中百姓约法三章，善待秦朝官员百姓，三位秦朝将领出身的诸侯王都非常感激刘邦。
因此，在刘邦的运作下，三位原本肩负监督、削弱刘邦任务的诸侯王轻易就转变了立场，成为刘邦的支持者。
二来，项羽在分封天下的时候，把良田美宅多分给项家人，而把一些贫瘠的土地分给异姓诸侯王，引发了绝大多数诸侯王的反感。
项羽非常能打，可是，正是因为项羽能打，以至于项羽过分迷信自己的武力，对天下诸侯很藐视。可是，蚁多咬死象。当天下诸侯都反对项羽的时候，项羽也就失去了立身的根基。
于是，刘邦很快就成为反对项羽的诸侯联军盟主。虽然刘邦屡战屡败，可是因为同仇敌概，越来越多的诸侯王投靠到了刘邦麾下。最终在该下之战大家共同把项羽击败。
简言之，刘邦被封为汉王时，情况看似凶险，但因为项羽根基不牢，因此刘邦的发展潜力依然很大。
反观刘备，当刘备入主益州的时候，天下三分形势已经大成。北方州县都牢牢掌握在曹操的手下。
当时的曹操不但兵精粮足，而且万众归心。虽然在朝廷高层中还有一些文官忠于汉室，可是在军中，那清一色都是曹家人马。可以说，曹操在北方的统治已经无人可以撼动。
当时的南方孙权势力虽然弱一些，但是，根基一样牢固。一来，他们有长江天险，可以对抗北方。二来，多数的东吴文武，都是跟随孙坚、孙策的老部下，对孙家忠心耿耿。
尤其是从周瑜到鲁肃，到吕蒙，到陆逊等等一系列东吴杰出将领，那都是对孙权忠心耿耿。
东吴虽然仅仅是占领了二州的领土，但是，羽翼已成。后来，刘备借为关羽复仇旗号，倾国远征，最终还是没有拿下东吴，就是铁证。
因此，刘备虽然占据了益州之地，后来又夺取了汉中，地盘和当初的刘邦非常像，但是，天下大局已定。无论是北方，还是东南，刘备都很难撬动。
有一句叫做：“既生瑜，何生亮。”三国时期的曹操、刘备、孙权，放在其他任何一个时代，那都是拥有一统天下能力的一代雄主。可惜他们共存于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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