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与蜀中草堂

抱石作杜甫像

成都杜甫草堂内的诗碑

成都杜甫草堂内的标志性建筑：少陵草堂

前段时间，唐代大诗人杜甫再一次“爆红海外”，英国BBC的一部关于杜甫的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让全世界居家抗“疫”的人们，认识了杜甫伟大的一生。通过纪录片，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宽广胸怀，给饱受疫情焦虑的人们以共鸣。国外还有网友写下了这样的评语：“为治愈我们破碎的世界，团结一致，请读杜甫的诗，这对世界是有好处的。”

翻看杜甫的一生，追寻他走过的足迹，会给人们很多启迪。杜甫一生颠沛流离，饱尝人间的风霜和苦难。在他58岁的生命历程中，他把最重要的岁月留在了西南。从759年末来成都，并于760年春在成都建起草堂，到768年受其弟杜观之邀暂住江陵，杜甫在蜀中度过了八年时间。在这八年中，成都草堂里的岁月，又是杜甫生命中安稳宁静的时光。他在成都草堂断断续续住了四年左右，却留下了240余首不朽的诗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其中就有世人熟知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诗句）正是写于这段时期。现代诗人、著名学者冯至这样评价草堂：“在人们提到杜甫时，尽可以忽略了杜甫的生地和死地，却总忘不了成都的草堂。”

杜甫面对困境的豁达，也让疫情期宅家的人们有很多感慨。

同样，因为杜甫诗歌的魅力，在他去世后，一代又一代的诗人将他的草堂视作“圣地”，他在成都的草堂，穿越数千年的时光最终得以保留。尽管如今的草堂，已不是杜甫原来住过的那个草堂，但通过他的不朽诗篇，人们仍然能够触摸到诗人当年在草堂的生活细节。

在成都“众筹”置办草堂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阳，生于河南巩县。由于他在长安时一度住在城南少陵附近，自称少陵野老，在成都时被推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又称他为杜少陵、杜工部。

杜甫系出名门，生长在“奉儒守官”的家庭中，祖父杜审言是当时著名的诗人，父亲杜闲做过兖州司马、奉天县令。可以说在这样的环境下，杜甫从小就有不一样的眼界，也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杜甫还是幼童时，便在河南郾城看过公孙大娘跳剑器舞；十四五岁时，已经有诗名的杜甫来到洛阳，经人引荐，成为岐王李范的座上宾……如果按照这样的轨迹，杜甫的仕途之路将无比瞩目。可惜的是，杜甫没有继承做官的细胞，也不具备为商的能力，国运的衰落（安史之乱）加上自己的悲天悯人的性格，最终使得他成为一个忧国忧民且穷困潦倒的诗人。

杜甫成年后的经历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玄宗开元十九年至天宝四年的漫游时期（731-745），此时的杜甫意气风发，充满朝气，尽管735年第一次考进士不中，但仍掩盖不住自己的雄心，在到父亲杜闲所在的兖州游玩时，写下了气度雄伟的《望岳》，在这一时期，他与李白、高适结为至交；

二、天宝五年至天宝十四年（746-755），这一时期，杜甫困居长安，只为博得功名，然而，此时的玄宗，任用李林甫、杨国忠为相，使得大批正直之士无法展现才华，直到安史之乱前的一个月，困居长安达10年之久的杜甫才获得一个小小的参军之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杜甫的诗风转向现实主义，将目光放在普通人身上；

三、唐肃宗在位期间短暂的仕途时期（756-759），此时的唐王朝经受战争的创伤，满目疮痍，杜甫先是被唐肃宗授予左拾遗之职（谏官，类似监察部门），后因直言进谏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华州为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为掌官员、考课、祭祀等职责的小官），杜甫本人在灰心之余，最终辞去官职，断绝了仕途之念，他开始了从华州到秦州（甘肃天水），从秦州再到同谷（甘肃成县），再从同谷到成都的流浪之路，在这一路奔波中，杜甫携家人老小翻越崇山峻岭，遍尝人间疾苦；

四、肃宗上元元年至代宗大历五年的漂泊西南时期（760-770），在西南一带，杜甫迎来了生命中少有的安定，数十年的世事沧桑，令诗人文思泉涌，写下了众多经典诗篇。

从以上的经历可以看出，杜甫这一生充满了曲折。在长安居住10年，杜甫因为没有官职，生活比较拮据，居无定所，生活尚且勉强维持，根本没有余钱添置房屋。杜甫辞官之后生活更是困窘，在从同谷到成都的路上，因家中无食，年近50岁的杜甫甚至只得到山里捡橡栗以维持生计（“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同谷七歌》）。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岁末，杜甫来到成都，住在西郊浣花溪一座寺庙里。优美的风景深深地吸引了诗人。他这样写道，“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在寺里没有住上多久，他就寻思自己盖一间草房，希望得到一个栖身之所。唐肃宗上元元年（760）春，杜甫在浣花溪畔找到了一块荒地，并筹划建草堂。他先是开辟了一亩大的地方，在一株大树下建了一间茅屋，有了后来草堂的雏形。尽管是几间茅草房，对于生活贫困的杜甫来说，亦并非易事。那么，杜甫是如何建起草堂的呢？

按照杜甫当时的情况，想盖房，如同梦想。但是好在杜甫有众多热情襄助的朋友，比如，高适、严武都在朝中做官，杜甫才能实现盖草堂的梦想。

除了这些旧友，唐肃宗上元元年（760）春，杜甫修建草堂时，他表弟王十五出成都城看望他，送来盖房资金，杜甫写诗记载了当时的情景：“忧我营茅栋，携钱过野桥。他乡唯表弟，还往莫辞遥”（《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遗营草堂赀》）。

作为当时颇有声望的大诗人，杜甫的名声还是换来了不少帮助。杜甫一方面通过友人筹集资金，营建草堂，一方面写诗向各处朋友觅求树苗。他这一时期的诗文，就如实地记载了建草堂的过程。比如，他向萧实请求春天前把100根桃树苗送到浣花村，“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绵竹产于汉州绵竹县的紫岩山，杜甫向曾做过绵竹令的韦续索取绵竹县的绵竹，“华轩蔼蔼他年到，绵竹亭亭出县高。江上舍前无此物，幸分苍翠拂波涛”（《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他向何邕要过蜀中的桤树苗，他还走过石笋街，到果园坊向园主徐卿索求果木苗，“草堂少花今欲栽，不问绿李与黄梅”（《诣徐卿觅果栽》）；他向韦班要松树苗，“落落出群非榉柳，青青不朽岂杨梅。欲存老盖千年意，为觅霜根数寸栽”（《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

经过两三个月的建设，760年的暮春时节，草堂落成。“背郭堂成荫白茅，缘将路熟俯青郊。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堂成》）。根据杜甫众多诗作的描述，人们可以大概知道草堂四周的景物：草堂背向成都城，位于百花潭北面（“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在万里桥及浣花溪西面（“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临近锦江（“结庐锦水边”），西北可以望见山巅终年积雪的西岭（“窗含西岭千秋雪”）。

“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酬高使君相赠》）。就这样，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杜甫的草堂生活开始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草堂建成一年后，即上元二年（761）12月，严武被任为成都府尹兼御史大夫，率军抵御吐蕃对唐室的进攻。严武的到来，为杜甫提供了更多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762年7月，严武被召回京，但此时，杜甫的另一位好友高适代成都尹，这也给草堂带来了些许欢闹。

“著名邻居”黄四娘

草堂在当时成都的郊区，人烟稀少，附近只住着八九户人家，生活虽有不便，却符合杜甫不入世俗，不媚潮流的心境。有趣的是，为了营生，杜甫还在草堂前开辟了一片药圃，他美其名曰“药国”。他在田地里种植有丁香、栀子、决明等草药，有时他也翻山越岭上山采草药。比如，他就有“编蓬石成东，采药山北谷”，“移船先主庙，洗药浣花溪”等诗句。

杜甫忙得不亦乐乎，在他辛勤的劳作下，草堂向四周扩展，茅屋旁有向外眺望的水栏，堂前栽种四棵心爱的小松，堂内还置有乌皮几（杜甫用“乌羔皮”裹饰的小案几）。

成都草堂的面积开始并不大，只有一亩地。杜甫在《寄题江外草堂》诗中说得很明白：“诛茅初一亩，广地方连延”。随着草堂不断地修建，占地面积不断扩大，种植桃树后，草堂由一亩增至五亩；桃林建成后，又营建了竹林、桤林，杜甫在《凭何邕觅桤林栽》诗中说：“饱闻桤木三年大，与致溪边十亩阴”。也就是桤木林占地有十亩之大。那么竹林又占地多大？有一顷。杜甫在《杜鹃》诗中说：“我昔游锦城，结庐锦水边。有竹一顷余，乔木上参天。”

两年的工夫，在清澈的溪边建筑起错落有致的亭台，虽然简朴，却已初具规模。这让杜甫感到欣慰，颠沛流离若干年，终于在成都有了一处属于自己的房屋，一个生活的空间，一家人可以欢聚一堂，虽然生活艰苦，但也其乐融融。

草堂周围是田园风光，景色优美，生态环境非常好，杜甫非常喜欢这里的时光。“杨柳枝枝弱，枇杷对对香。鸬鹚西日照，晒翅满鱼梁”（《田舍》）；清澈的浣花溪水曲折蜿蜒地绕着草堂流过，夏日里的江村非常幽静，“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江村》）；鱼儿游弋，燕子翩翩，“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之一）；梁上的燕子、水中的沙鸥都自由自在，“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进水中鸥”（《江村》）。

不仅景色优美，这里的生活也充满意趣。草堂门前有浣花溪，这条溪流成为杜甫的乐趣所在。杜甫会带着全家人从水槛上船出游，泛舟江上，一边观赏两岸风光，一边喝茶饮酒，他在七律《进艇》中描绘了全家泛舟江上的景象。

杜甫似乎也习惯了这样的生活，草堂修好后，他与四周的邻居关系非常密切。有时，热情的农夫还会把杜甫拉进门强留喝酒，“步屧（xiè）随春风，村村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有时，有农夫会送来一大筐樱桃：“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筠笼”（《野人送朱樱》）。

草堂南面和北面的两位近邻，他在《南邻》中将南边的近邻称为“锦里先生”，他这样写道：“锦里先生乌角巾，园收芋粟不全贫。惯看宾客儿童喜，得食阶除鸟雀驯。”这位邻居也非等闲之辈，“看君多道气，从此数追随”。北面的邻居则是一位退休县令，也是一位风雅之士，“明府岂辞满，藏身方告劳。青钱买野竹，白帻岸江皋。爱酒晋山简，能诗何水曹”（《北邻》）。看来，这位北邻和杜甫一样，爱喝酒，会作诗。

随着《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的广为流传，黄四娘也成为杜甫最著名的邻居：“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在草堂不远，有一位叫黄四娘的女子，春天来临，她的家里繁花似锦，莺歌蝶舞，好一幅美丽画卷。

草堂茅屋为秋风所破

作为当时知名的诗人，草堂自然少不了文人墨客的到访。每次朋友来访，令杜甫非常开心。

当杜甫在成都建草堂的消息传出后，蜀中文人也慕名而来。其中有一位名叫韦偃的画家，善画马，他来到草堂后，在新砌的白墙上画出两匹马。杜甫写下《题壁上韦偃画马歌》记之：“韦侯别我有所适，知我怜君画无敌。戏拈秃笔扫骅骝，欻见麒麟出东壁。一匹龁草一匹嘶，坐看千里当霜蹄。时危安得真致此，与人同生亦同死。”

不过最为尴尬的还是客人来了无钱款待，只能到家中的自留地里摘上一些菜蔬，吃一顿简陋的饭菜，仅此而已。“有客过茅宇，呼儿正葛巾。自锄稀菜田，小摘为情亲”（《有客》）。

严武做成都尹时，常常带着小队人马，走到郊外，来到浣花溪边，拜访杜甫，有时还带着美酒佳菜肴，与杜甫欢聚；762年高适代成都尹后，高适常常带酒到草堂拜访杜甫，杜甫自愧没有鲜菜招待，只好劝高适多多饮酒。

杜甫在成都草堂，结束了流离迁徙的生活，离开了哀鸿遍野的中原，眼前出现一片田园美景，多年劳苦忧患的生活，暂时得到休息。但是，未卑未敢忘忧国的杜甫骨子里流淌着对国家的无尽忧思，他也并不曾忘记流亡失所、无处安家的人们。

761年的八月，杜甫的草堂遭到风雨的侵袭，先是草堂屋顶的茅草被风吹落，大雨接踵而至，室内凌乱不堪。诗人长夜难眠，感慨万千，写下了感人至深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juàn，缠绕）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杜甫写的虽是数间茅屋，表现的却是忧国忧民之情感。颠沛流离之后，好不容易盖起了茅屋，却被秋风所破。“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两句，如果没有穷困生活的体验，是写不出这样的诗句的。成都的八月，天气并不冷，正是由于“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所以才感到冷。这个冷，并不完全是自然状况的“冷”，而是杜甫对社会现实的离乱感到“心灰意冷”。从眼前的处境扩展到安史之乱以来种种痛苦经历，从风雨飘摇的茅屋扩展到战乱频繁。望着残破不堪的家园，回首“长夜沾湿”的现实，又怎能入眠？正是由于忧念天下事，杜甫才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崇高愿望与宽广胸襟。

病逝于湘江船上

唐代宗宝应元年（762）七月，严武应召入朝。杜甫为他送行，一直送到几百里外的绵州（今四川绵阳）。严武刚离开四川，成都少尹兼御史徐知道便在成都叛变，杜甫被迫滞留在绵州，他只好寄居梓州（今四川三台），妻子还留在成都草堂。杜甫时刻惦记着浣花溪畔的草堂。后来，叛变被扑灭，杜甫为了把家人接到梓州，他回到成都，惊喜地发现草堂在大乱中没有遭到破坏。宝应二年（763）春，延续七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结束。杜甫远在梓州听到这个消息，欣喜若狂，百感交集的他写下了著名的诗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唐代宗广德二年（764）春，严武再次被任命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杜甫也在三月回到成都。严武举推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工部”之称也由此而来。杜甫在成都节度使幕府中住了几个月，因为不惯于幕府生活，一再要求回到草堂，最后严武允许了他的请求。杜甫再次回到草堂，因为长时间无人居住，草堂已是一片荒凉。不畏艰难困苦的杜甫振作精神，开始收拾残局。他凿井开渠，把草堂重新打理一番，晚春初夏时节，草堂又恢复了生机。

杜甫一生颠沛流离，在成都草堂的生活是他相对稳定的时期，留下诗作240余首，如《春夜喜雨》、《蜀相》等名篇，其中《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更是千古绝唱。

唐代宗永泰元年（765）正月，高适在长安去世；四月，严武突然死去。高适之死，让杜甫伤悲；而严武的逝世，却让杜甫失去了靠山，他不得不在五月率领家人离开草堂，乘舟东下。“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结束了杜甫“漂泊西南”的前半个阶段。

765年九月，杜甫一家抵达云安，因病不能前进，至次年暮春病势减轻，才迁往夔州。杜甫一家住在山坡上用木板搭建的简陋房屋中，用竹筒引山泉饮用，生活更为艰难。在夔州居住未满两年，杜甫创作十分丰富，成诗400余篇，占杜诗全部的七分之二。而此时，杜甫的身体越来越差，疟疾、肺病、糖尿病等不断缠绕他。

因为夔州气候恶劣，杜甫于大历三年（768年，唐代宗的另一年号，永泰二年即766年改为大历元年）正月起程出峡，三月到江陵。在江陵住了半年，移居公安数月。在此后的岁月里，杜甫居无定所，全家居住在一叶扁舟上，往来于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都在船上度过。大历五年（770年）冬天，杜甫病逝在长沙与岳阳之间湘江上的舟船中，终年58岁。临终前，他的绝笔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仍以国家为念。

杜甫去世后，因为家贫，家人无力把他的灵柩运回祖墓安葬，只好将灵柩停厝在岳阳。43年后的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他的孙子杜嗣业才将杜甫的遗体由岳阳移到偃师，葬于河南首阳山下杜甫祖父杜审言的墓旁，并且请诗人元稹做了一篇墓志铭。

纵观杜甫的一生，杜甫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他的大半生处于颠沛流离之中，但正因为他饱经风霜，饱尝“国破”之痛苦，他的诗歌才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年的社会全貌，这也使得他的诗篇影响了很多人，成为中国文化中的瑰宝。

杜甫去世后，他的草堂历经变迁得以保留。前蜀时期，词人韦庄寻得草堂故址，此结茅为舍。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成都知府吕大防在草堂故址重建茅屋，立祠宇，并刻杜诗于碑上。此后草堂经过多次修缮，最终形成今日规模。杜甫一次无奈的“置业”，给他带来了短暂的美好时光，而保留下来的草堂，也成为后人瞻仰、缅怀杜甫的绝妙去处。（黄强）

唐诗到宋词，

诗人们或喜或悲，

多是愁苦之态，

但只有一个地方例外，

那就是在田园乡村时，

在田园乡村，

诗人们的心情都是闲适放松的，

他们写下许多名篇，

至今读来，

依然让人对田园之乐心向往之。

《四时田园杂兴·其二》

【宋】范成大

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

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蛱蝶飞。

这是初夏，梅子黄、杏子肥、麦花白、菜花稀，这个田园多丰硕。白天长了，篱笆的影子随着太阳的升高变得越来越短，没有人经过；只有蜻蜓和蝴蝶绕着篱笆飞来飞去。

光是想想这个场景，都觉得安静宁和，十分美好。

《归园田居·其三》

【东晋】陶渊明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陶渊明向往田园生活，当他终于过上田园生活时，一切都是那么悠闲、舒适。他在南山种了豆子，他每天早上去地里忙碌，晚上才回来。路边的杂草太长，露水沾湿了我的衣裳，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内心喜欢这样的生活，这就足够了。

多么闲适、可爱的田园生活呀！

《过故人庄》

【唐】孟浩然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应邀到一位农村老朋友家做客的经过。在淳朴自然的田园风光之中，主客举杯饮酒，闲谈家常，充满了乐趣，抒发了诗人和朋友之间真挚的友情。

这首诗初看似乎平淡如水，细细品味就像是一幅画着田园风光的中国画，将景、事、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渭川田家》

【唐】王维

斜阳照墟落，穷巷牛羊归。

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

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

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

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

这也是夏天，斜阳照着村落、牛羊都回家，老人拄着手杖等着放牧的儿童归来。麦苗吐秀，桑叶稀疏，农夫扛着锄头回来，互相问好，言语依依。多么宁静和谐的景象，多么可爱闲适的生活。

这样的生活，王维羡慕不已，他说，这么闲适安逸的生活，让人怎样不羡慕，他不由唱起了《式微》歌。

《商山麻涧》

【唐】杜牧

云光岚彩四面合，柔柔垂柳十余家。

雉飞鹿过芳草远，牛巷鸡埘春日斜。

秀眉老父对樽酒，茜袖女儿簪野花。

征车自念尘土计，惆怅溪边书细沙。

长云气山岚升起来，四野弥漫。温柔的垂杨下面有数十户人家。锦鸡小鹿跃过芳草地，村巷鸡埘沐浴在阳光下。悠闲的长者自喝着酒，清秀的女娃戴着野花。自己感慨舟车劳顿辛苦，惆怅地在溪边的细沙上写写画画。

宁静的山村，悠闲的长者，秀丽的山村女子，他们都自顾自的过着悠闲的生活，恍若世外桃源般。

《雨过山村》

【唐】王建

雨里鸡鸣一两家，竹溪村路板桥斜。

妇姑相唤浴蚕去，闲看中庭栀子花。

雨中传来鸡鸣，山村里依稀一两户人家。村路竹溪之上，一条板桥斜横。婆媳相唤，一起去选蚕种。只有那栀子花开，独自摇曳庭院中。全诗描绘了一幅清新秀丽的山村农忙图景。

《新凉》

【宋】徐玑

水满田畴稻叶齐，日光穿树晓烟低。

黄莺也爱新凉好，飞过青山影里啼。

这是一首清新明快的田园小诗。一望无际的水稻那么齐整，太阳穿过树叶投影 在地上。黄莺鸟也喜欢这清凉的天气，飞到青山影子里不停地啼叫。水稻、日影、黄莺、青山，多么美丽乡村，多么自然的景致。

《鹧鸪天·戏题村舍》

【宋】辛弃疾

鸡鸭成群晚不收，桑麻长过屋山头。

有何不可吾方羡，要底都无饱便休。

新柳树，旧沙洲，去年溪打那边流。

自言此地生儿女，不嫁余家即聘周。

这是辛弃疾闲居上饶时，看到当地的风土人情，由衷的羡慕这种田园生活，于是写下了这首词。字里行间都是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和羡慕之情。

鸡鸭成群到了晚上也不关起来，桑麻生长超过了房脊。什么都不在乎，我正羡慕农村生活；什么都不要，吃饱就行。

新生的柳树，旧日的沙洲，去年溪水是打那边流。人们说此地的儿女们，不是嫁给余家，就是娶了周家。

《南乡子·秋暮村居》

【清】纳兰性德

红叶满寒溪，一路空山万木齐。

试上小楼极目望，高低。

一片烟笼十里陂。

吠犬杂鸣鸡，灯火荧荧归路迷。

乍逐横山时近远，东西。

家在寒林独掩扉。

不要以为纳兰容若只会写情诗，不要以为纳兰容若只会忧愁悲伤，这首田园小词轻快浑朴，处处透着词人对田园生活的欣喜和向往呢！

溪流上飘着红色的落叶，山林里寂静无人，试上小楼眺望，只见一片烟雾笼罩着十里湖泊。

狗吠声杂着鸡鸣，灯火闪闪烁烁，都迷路了。山路忽远忽近，时东时西，而那林木深处的家，正孤独的关着门。

《田舍》

【唐】杜甫

田舍清江曲，柴门古道旁。

草深迷市井，地僻懒衣裳。

榉柳枝枝弱，枇杷树树香。

鸬鹚西日照，晒翅满鱼梁。

这是一个偏僻的地方，家在清江旁，草木太深，离集市太远，以至于我都不好好着装。五六句形象描绘了田园之美，柳条枝枝垂落，十分柔弱，枇杷树树透出清香。太阳下山了，鸬鹚大大丰收，捕得满仓的鱼儿。

虽是一个偏僻的地方，却不改田园闲适本性。

者：柏峰（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山川壮丽的关中平原东部名城渭南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故里。曾经两度在渭南的乡居生活，是白居易难以忘怀的人生阶段，也对其诗歌题材的拓展与审美倾向的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重庆忠县白居易塑像资料图片

卜居渭上

白居易的家世及迁徙历程，据《旧唐书》之《白居易传》云：“白居易字乐天，太原人。北齐五兵尚书建之仍孙。建生士通，皇朝利州都督。士通生志善，尚衣奉御。志善生温，检校都官郎中。温生鍠，历酸枣、巩县令。鍠生季庚，建中初，为彭城令……自鍠至季庚，世敦儒业，皆以明经出身。季庚生居易。初，建立功于高齐，赐田于韩城，子孙家焉，遂移籍同州。至温徙于下邽，今为下邽人也。”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其远祖是秦朝名将白起，白起为秦国统一六国立下大功，被秦王封为武安君。他后来惨遭奸人陷害，被赐死于杜邮。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追念白起当初的功劳，封其子白仲于太原，于是，白家世代为太原人。白起之后二十三世孙白邕，在后魏曾经担任过太原的太守。白邕之后的五世孙白建，担任过北齐的五兵尚书，当朝赐田于韩城，白家从太原迁徙到韩城。白建的曾孙白温曾经担任过唐朝的检校都官郎中，这时白家才迁徙到下邽。

白居易生活的年代，是唐代经过“安史之乱”逐渐趋于衰落的时代。虽然从表面上看，社会秩序暂时恢复安定，但是已经不是“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的城市繁荣、人口稠密、流通兴旺的强盛境况了，而是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党祸不断的局面，处在这历史夹缝里的唐王朝，虽然有过短暂的中兴，然而，风雨飘摇动荡不安，前景仍然黯淡。

贞元二十年（804），白居易三十三岁，这年的暮春时分，回到下邽故居，其原因在《泛渭赋》里说得非常明确：“十九年，天子并命二公对掌钧轴，朝野无事，人物甚安。明年春，予为校书郎，始徙家秦中，卜居渭上。”所谓“卜居渭上”，是指归居下邽县义津乡金氏村——因为此地曾经是汉代金日磾的封地，也许是其后人聚拢居住在这里，故名金氏村吧。由于千余年来地名沿革变化，金氏村早已不复存在了，那么，金氏村如今在何处呢？据乡土学者严谨的考证，即今天的渭南经开区信义街道紫兰村。紫兰村原名上太庄村，前些年因为村庄合并，始为今名。上太庄的村西，早先有一座兴福寺，从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重修紫兰寺告竣碑记》得知，石佛“能以身之润燥徵岁时之丰歉，白公感其灵，乃制紫衣以献之，始更名为紫兰寺”。

此次卜居渭上，白居易心情自然平静而欢畅，社会相对安定平顺，“朝野无事，人物甚安”——这是他直观而质朴的感受。前几年，白居易幸运而必然地通过严格的科举考试，进士及第，其“十年常苦学，一上谬成名”，更何况，“慈恩塔下题名处，二十七人最少年”——前程似乎在一瞬间放射出来耀眼的光芒。进士及第，在唐朝是读书人最大的梦想与荣耀，也是“释褐”的必备条件，而从此走上仕途。第二年，经过吏部书判拔萃科及第，授秘书省校书郎。虽然官职不大，却是良好的开端。更重要的是与元稹订交，结为一生一世的好友。这一切，都使白居易感到前程光景灿烂无边。在这种背景和心情下，他要干的一件大事，就是“始徙家秦中，卜居渭上”，把全家安居在下邽义津乡金氏村故居。

金氏村故居，有“榆柳百余树，茅茨十数间”（见《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五《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之《其九》），想起来也十分宽阔，绿树浓荫，翠色透窗，这使得长期四处漂泊的白居易有了家的感觉，他非常珍视这个家。这天，他信步出村，只见村南满地的桃林绯红一片，白居易不由得吟诵道：

村南无限桃花发，

唯我多情独自来。

日暮风吹红满地，

无人解惜为谁开？

安排好家事之后，毕竟公务在身，白居易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金氏村故居。不过，在这段时间里，白居易经常来往于长安与下邽金氏村之间，他说：“家去省兮百里，每三旬而两入。”他甚至产生了这样的念头：这里山水是如此美好，就干脆在这里住下不走了吧，“便是衰病身，此生终老处”，何必为谋求一官半职而再出外四处奔走呢？然而，他刚刚步入仕途，还未真正尝到世事的艰难，“达则兼济天下”的宏伟理想依然还在激励着他，他不甘心就此停住，终于还是展翅远飞了。

任官周至与《长恨歌》

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从故居返回长安后，与元稹居华阳观一起苦读，以应制举考试。制举考试，最主要的项目是试策——所谓的“策”，就是针对皇帝的“提问”做出自己的“对策”，而“策”的内容都是当前迫切的时政问题，考查考生的实际处理问题的能力。据这次，制举考试，名目是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为了能顺利过关，他与元稹在永崇里华阳观一块积极备考，撰写出的《策林》，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刑法、吏治等方面，系统地论述了自己的意见和主张。

制举考试，白居易入四等，这是白居易后来引以为豪的事情——“十年之间，三登科第”。朝廷依等授官，元稹担任左拾遗，白居易授周至县尉。

《旧唐书》之《白居易传》说，“居易文辞富艳，尤精于诗笔。自雠校至结绶畿甸，所著歌诗数十百首，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畿甸，是指周至，《长安志》卷第十八载：“周至县，唐畿，东北至（京兆）府一百三十里”——这段话，是说白居易在周至写出了数量甚多的“箴时之病，补政之缺”的“讽喻诗”。其中有反映残酷现实的代表作《观刈麦》。这首诗描写了关中麦收时节的农忙景象，对造成人民贫困之源的繁重租税提出指责，对于诗人自己无功无德又不劳动却能丰衣足食而深感愧疚，很有思想高度。

元和元年（806）的冬季，在陈鸿、王质夫等朋友的邀请下，“暇日，相携游仙游寺”，酒宴上，他们在一起，谈论起五十多年前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说到兴奋处，当时，王质夫举起酒杯，走到白居易面前，怂恿地说：“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于是，“深于诗，多于情”的白居易，创作了出千古名篇《长恨歌》。此诗分四层：第一层，从唐玄宗好色废政写起，采取烘云托月的艺术手法，突出描绘杨贵妃妩媚万千，天生丽质，令“六宫粉黛无颜色”，对李隆基与杨贵妃的男欢女爱，浓墨重彩，大肆渲染，然而，她恃宠而骄，全家跟着鸡犬升天，为以后故事情节发展蓄满内在张力；第二层，由“喜剧”截然转折为“悲剧”：安史乱起，玄宗仓皇逃蜀，马嵬兵变，贵妃香消玉殒；第三层，白居易集中笔墨着力刻画唐玄宗对杨贵妃睹物思人的万千思绪；第四层，从杨贵妃落笔，既写她万种风情万种仪态，又写她寂寞幽怨的心理，表现出一往情深至死不渝的真情和永结连理的誓愿——这部分写得真情绵密感人至深，浪漫色彩极其浓厚，然而，毕竟阴阳两隔，幽会之好景不长，最后以“长恨”收笔。

白居易创作《长恨歌》，通过写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达到“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的讽喻作用，然而，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由实写转而为虚写，或者说，由客观的描写转化为浪漫的描写，因而此诗也有了对忠贞不渝的爱情歌颂赞美的思想，他自己后来也说“一篇长恨有风情”，这里不去探讨。

官拜授左拾遗

白居易的诗歌文采斐然而又通俗易懂，得到大唐各阶层人的喜爱和传吟，也“流闻禁中”。此时，唐宪宗励精图治，喜欢直言纳谏之士，在元和二年（807）的秋天，下诏将白居易自周至调京兆府担任进士考官，试毕，由集贤院召入翰林。

元和三年（808），白居易任翰林学士，得授左拾遗，策试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牛增孺、皇甫湜、李宗闵等登第。宰相李吉甫以三人对策语直，泣诉于上，三人均不如常例授官。考官因之被贬。白居易上《论制科人状》，极言考官不当被贬。其后，李吉甫子李德裕与牛增孺等各结党，是为“牛李党祸”从此而起。白居易也因此而受李德裕排挤。淮南节度使王锷入朝，多进奉，谋为宰相，白居易上《论王锷欲除官事宜状》，力谏不可。他屡陈时政，请降系囚，蠲租税，绝进奉，禁掠买良人等，因为谏言切中时弊，被朝廷所认可。

白居易就这样“位未足惜，身未足爱”（左右拾遗是从八品），履职“天下利病无不言”拾遗生涯，觉得这是实现“达则兼济天下”政治怀抱的好平台，客观地说，白居易大多所“谏”，毕竟事关社稷苍生，唐宪宗皆从之。元和四年（809）的十月，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叛，唐宪宗“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招讨使”，引起大家不满，“谏官上章者十七八人”，白居易激切抗争，“辞情切至”，甚至当面指责唐宪宗。唐宪宗很不高兴，《旧唐书》之《白居易传》云：“上颇不悦”，给李绛说：“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好在李绛对这件事的态度和白居易一致，他对唐宪宗说：“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诛，事无巨细必言者，盖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轻言也。”缓和了气氛，平息了唐宪宗的怒气。

然而，这次上谏的后果很快显现出来，元和五年（810），白居易左拾遗任期将满，唐宪宗找了个理由让白居易改官走人。这段意气风发的“身是谏官，月请谏纸”的翰林学士兼拾遗的政治生涯，从此完结了，是对白居易从政以来抱有“志在兼济”的远大理想的重大打击，原先“誓酬君王宠，愿使朝廷肃”“只要明是非，何曾虞祸福”的愿望，现在落了个“入仕欲荣身，须臾成黜辱”的下场。

白居易大约从贞元三年（787）至元和五年（810），有讽喻诗170余首，基本写于此时。早期的白居易属于政治理想主义者，大量创作反映民生疾苦的讽喻诗，以期裨补时阙，诗风冷峻犀利，鞭挞有力，使那些“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见《与元九书》）却得到老百姓的欢喜，得到广泛的流传，元稹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自有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见《白氏长庆集序》）。白居易自己也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与元九书》）。赵冀在《瓯北诗话》里叹曰：“是古来诗人，及身得名，未有如是之速且广者”。白居易的讽喻诗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普遍传颂，因为他在诗中揭露了当时的社会黑暗现实，激切的内容引起了大家的情感共鸣，具有强烈的思想和认识价值。

丁忧紫兰村

元和六年（811），白居易的母亲陈氏因为看花，不慎掉入井中，卒于长安宣平里第，还不到60岁。按照古代的礼制，父母亲去世的三年内，要服丧守灵，不能工作。他含悲忍泪，带着丧母之痛和政治上的失意，“丁忧”渭上，全家迁回下邽县义津乡金氏村，将母亲葬入白家祖坟。“丁忧”故居，由于前述的原因，白居易的心境和上次“卜居渭上”大不一样，在《重到渭上旧居》诗里，他写道：

旧居清渭曲，开门当蔡渡。

十年方一还，几欲迷归路。

追思昔日行，感伤故游处。

插柳作高林，种桃成老树。

因惊成人者，尽是旧童孺。

试问旧老人，半为绕村墓。

浮生同过客，前后递来去。

白日如弄珠，出没光不住。

人物日改变，举目悲所遇。

回念念我身，安得不衰暮。

朱颜销不歇，白发生无数。

唯有门外山，三峰色如故。

从贞元二十年（804）至元和六年（811），也就七年的时间，白居易在这首诗里谓“十年方一还”，是概数而言。仅仅几年时间，旧居的村庄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当年在土地上插的柳条，已经蔚然成林，所栽种的桃树苗成了老树，“试问旧老人，半为绕村墓”，自己呢？“朱颜销不歇，白发生无数”。这一切的一切，都使白居易黯然神伤情绪低落……刚料理完母亲的丧事，泪水还没有擦干，爱女金銮子又不幸夭折了，年仅三岁，这真祸不单行，雪上加霜，“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结为肠间痛，聚作鼻头辛”，白居易一时间掉入了痛苦的深渊，病倒了，“形骸日损耗，心事同萧索。”这样的苦痛该如何解脱呀？“我闻浮屠教，中有解脱门”，他愿意“置心为止水，视身如浮云”“抖薮垢秽衣，度脱生死轮。胡为恋此苦，不去犹逡巡？”——欲遁入佛门以解此苦。金氏村西，原先有一座兴福寺，因为白居易“制紫衣以献之，始更名为紫兰寺”——也许，在极度痛苦中，只有专心礼佛才能暂时得到精神上的解脱，故有此举，当为史实。

元和七年（812）的深秋，白居易把祖父锽、祖母薛氏的灵

陕西渭南白氏家族陵园 柏峰摄

柩，分别从权厝于下邽县下邑里、新郑县临洧里“迁葬于下邽县义津乡北原”（见《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同时，也把其父白季庚的灵柩从“权窆于襄阳县东津乡南原”（见《襄州别驾府君事状》）迁回与母亲合葬在一起。次年二月，从符离县之南偏，将外祖母与幼弟白幼美的灵柩迁葬于北原。这是他丁忧故居期间，全力为之的事关孝道的大事情，完结了多年悬挂在心头的念想——白居易两年内连续经历了这么多的大事，花费自然不小，丁忧期间又无俸禄，长兄白幼文病养符离，估计也没有多少资助，家中生计陷入穷困之中。

为了排解心中的忧愁，天色晚了，白居易顺脚走出家门，去田间散散心：“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独出前门望野田，月明荞麦花如雪。”也许在这辽阔的田野里，凛冽的秋风，能吹散心头的郁积，村子南北空旷无人，他只好孤零零地伫立在地头，看着月光下如雪的荞麦花……或者在蒙蒙细雨里独自一人到村外渭河沙滩上去散步：

渭水寒渐落，里里蒲稗苗。

闲傍沙边立，看人火苇苕。

近水风景冷，晴明犹寂寥。

复兹夕阴起，野思重萧条。

萧条独归路，暮雨湿村桥。

他想将自己的愁苦排解在大自然的优美景色之中，聊以得到精神上的慰藉。直到阴风吹起，天际飘洒着蒙蒙细雨，天色已暮，这才踏着潮湿的小道回家。要不，他就持一竿竹，在河边垂钓：

渭水如镜色，中有鲤与鲂。

偶持一竿竹，悬钓在其傍。

微风吹钓丝，袅袅十尺长。

谁知对鱼坐，心在无何乡。

昔有白头人，亦钓此渭阳。

钓人不钓鱼，七十得文王。

况我垂钓意，人鱼又兼忘。

无机两不得，但弄秋水光。

兴尽钓亦罢，归来饮我觞。

“身虽对鱼坐，心在无他乡”，他想起遥远时代的姜太公了。当年的姜太公也曾在渭河边垂钓，但那是“钓人不钓鱼”，希冀有人上钩，以实现自己的宏图大志，这与自己多么相似，但姜太公“七十得文王”，终被周文王请去干了一番大事业。而自己呢？当今的“周文王”在哪里？他想到这里，又不禁心头一沉，顿生惆怅，他又坐不住了，急急地收起钓竿，默默地走回家去；回到家里，又独自举杯，以酒浇愁。

白居易《渭上偶钓》诗意图资料图片

白居易身体“本来形体羸”，而这一连串的打击，更使他“戚戚抱羸病，悠悠度朝暮”，然而，他仍然坚持自己是正确的，再三检点，没有丝毫的个人利益夹杂其中，全是为了社稷苍生，尽管忧而成疾，却不改变其主张，“唯有病客心，沉然独如故”。但这有用吗？因而又有“去国固非乐，归乡未必欢”“何须自生苦，舍易求其难”的情绪流露——古代的知识分子总是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白居易表现得更明显一些，遇到挫折便想放弃自己的主张，《遣怀》这首诗就表现了他矛盾与纠结的心理：

乐往必悲生，泰来由否极。

谁言此数然，吾道何终塞？

尝求詹尹卜，拂龟竟默默。

亦曾仰问天，天但苍苍色。

自兹唯委命，名利心双息。

近日转安闲，乡园亦休忆。

回看世间苦，苦在求不得。

我今无所求，庶离忧悲域。

乡村老百姓的日子真是苦透了，“回观村闾间，十室八九贫”，他们衣不遮体，烧着“蒿棘火”取暖，而村巷里有的人家因贫穷而不断发生亲人的丧亡，凄惨的哭声令人同情与伤悲，白居易写下了这令人揪心的哭声，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昨日南邻哭，哭声一何苦！

云是妻哭夫，夫年二十五。

今朝北里哭，哭声又何切！

云是母哭儿，儿年十七八。

四邻尚如此，天下多夭折。

乃知浮世人，少得垂白发。

此刻，他联想到自己：

顾我当此日，草堂深掩门。

褐裘覆紖被，坐卧有馀温。

幸免饥冻苦，又无垄亩勤。

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

和民不聊生的生活相比较，白居易“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能有如此的觉悟，在其时算是进步的思想，说明了他对老百姓的苦难有深刻的同情。唐代中后期，内有藩镇割据，外有吐蕃入侵，唐王朝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域大为减少，却供养了大量军队，再加上官吏、地主、商人、僧侣、道士等，不耕而食的人甚至占到人口的一半以上。农民负担之重、生活之苦可想而知。白居易对此深有体验，他在另一首诗中所写的“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一样，这是他对乡村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寒冬腊月天，“岁晏无口食”的穷苦人家的妇女儿童，穿着破烂的衣服，冒着如剑的西北风，到田野里采地黄，从凌晨采到黄昏，采得了那么一点点。“携来朱门家，卖与白面郎。与君啖肥马，可使照地光。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这是一幅多么辛酸悲惨、目不忍睹的生活图景啊！

元和九年（814），白居易丁忧到了除服时间，但出仕毫无音信，他于是决计务农为生：

犹须务衣食，未免事农桑。

薙草通三径，开田占一坊。

昼扉扃白版，夜碓扫黄粱。

隙地治场圃，闲时粪土疆。

枳篱编刺夹，薤垄擘科秧。

穑力嫌身病，农心愿岁穰。

朝衣典杯酒，佩剑博牛羊。

困倚栽松锸，饥提采蕨筐。

引泉来后涧，移竹下前冈。

生计虽勤苦，家资甚渺茫。

尘埃常满甑，钱帛少盈囊。

这首寄给崔群等朝廷大臣的长诗，固然有虚构的艺术成分在内，然而却是他在乡村真实的农民生活记录，不然，写不出如此的务农生活细节。整天在地里忙活，身体也强壮起来，他《得袁相书》诗中形容自己：“谷苗深处一农夫，面黑头斑手把锄。何意使人犹识我，就田来送相公书。”袁相，即袁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白居易在贞元十六年（800），进士及第后再游江南时，袁滋由尚书右丞出刺华州，由此相识。此时，任山南东道节度使。若不是邮差赶到地头送来袁相的信件，有谁还认识他是白居易呢？在下种收割的过程中，觉得种地来得实在，也感到踏实，“莫恋长安道，莫寻方丈山”“不如归山下，如法种春田”，又说：

种黍三十亩，雨来苗渐大。

种薤二十畦，秋来欲堪刈。

望黍作冬酒，留薤为春菜。

荒村百物无，待此养衰瘵。

葺庐备阴雨，补褐防寒岁。

病身知几时，且作明年计。

白居易村居数年之后，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认为种田人是应该受到人们尊重的。在学农的过程中，他虚心向老农学习：“吾闻老农言，为稼慎在初”，并同老百姓建立了深厚情谊：“村中相识久，老幼皆有情”，“言动任天真，未觉农人恶”。他也逐渐习惯了乡居的生活，心态变得平静下来，有《村居二首》：

其一

田园莽苍经春早，

篱落萧条尽日风。

若问经过谈笑者，

不过田舍白头翁。

其二

门闭仍逢雪，厨寒未起烟。

贫家重寥落，半为日高眠。

这年的冬天，唐宪宗终于下诏，授了一个闲散职务左赞善大夫给白居易。从此他永远离开了渭上紫兰村……但是，家山长忆，无论是谪贬江州还是其他地方，故乡仍然是白居易精神寄托和心灵的安栖之地，令他魂牵梦绕。离别家乡，心头一阵酸楚：“掩泪别乡里，飘摇将远行”——是啊，此去不知何日还，他满怀惆怅，踏上通往长安的古道。

诗风转折

白居易渭上丁忧期间，是其诗歌的重大转型期，在伤痛忧患不断的情况下，白居易诗兴却不曾减弱，有学者说他共写有119首诗歌，仔细检点，不算一题多诗，例如《效陶潜体诗十六首》等，计有86首之多，大致分类，主要有描写故里风土人情、反映当时乡村社会现实和表达自己思想情绪以及与古人及友朋之间酬和等。

白居易从周至县尉调任朝廷，担任翰林学士及左拾遗这段时期，他勇于实践“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的政治主张，对这年科考风波的鲜明态度与抵制淮南节度使王锷入朝，与图进奉、贿赂宦官而求宰相之职，力谏不可，还对气焰嚣张的吐突承璀等宦官给予了公开的弹劾，甚至触怒了唐宪宗。傅璇宗先生认为，“五年间的翰林学士生活，是白居易一生从政的最高层次，也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见《从白居易研究中的一个误点谈起》），即他讽喻诗所创造的“一个高峰”。高峰过后就是低谷，后来白居易的改官，接着丁忧渭上遭遇的个人种种伤痛忧患，“给他带来思想、情绪上的最大冲击”。在这个背景下，反映在诗歌写作上，便有了一个新的转折——由此进入伤感诗写作。

丁忧渭上的乡居岁月，是白居易的人生与思想及诗歌写作重要的转折期，在秉持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的同时，开始出入于道释，尤其是在其诗歌写作上，渐渐消减了讽喻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影响，而转向抒写内在的个人的情感与哀愁，开启了伤感诗的写作阶段——这个过程还将持续到以后的岁月，《白香山集》共收123首伤感诗，力作萃于退居乡村故居这个时期。

《光明日报》（ 2023年02月03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