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网上海5月17日电 题：走进中共一大会址：感知百年前的“觉醒年代”
作者 马帅莎
上海新天地分为以石库门建筑为特色的北里和以现代建筑为基础的南里，“魔都”的时尚繁华和红色地标的庄严肃穆在此交汇。在两者分水岭的兴业路上，坐落着一幢历经百年风雨的石库门建筑——中共一大会址。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13名平均年龄28岁的中共一大代表，同两名共产国际代表在只有18平方米的石库门客厅中相聚，翻开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一页。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共一大会址从2020年11月17日起暂停对外开放，实施修缮改造，但会址门口依然游人如织。
“一大会址是党的诞生地，今年又正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所以带小朋友过来看看，铭记历史才会更珍惜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观众徐海英4月13日一大早就带着儿子来到了会址门口，男孩胸前专门佩戴了红领巾。
1987年出生的杨天，至今已有11年半党龄，4月12日晚刚抵达上海，第二天上午就和家人前来参观会址。“看完电视剧《觉醒年代》很受触动，这次专门来这里参观。”她说。
今年“五一”假期期间，中共一大纪念馆一大广场试开放，高峰时一天接待11000余名游客。事实上，近年来纪念馆参观人数一直持井喷式增长。该馆副研究员杨宇介绍，2014年至2016年，纪念馆年接待量约在50万到55万人次之间，2017年上升至83万，2018年为142万，2019年达146万。
此外，中共一大纪念馆的观众正呈年轻化趋势。“当代年轻人也渴望解读百年前的年轻人，尤其是了解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坚定理想信念的。”杨宇说。
当参观者走进这里，会发现从会址内会议桌上的茶具摆设，到展厅中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百年前那段“觉醒年代”的历史正得到用心呈现。由于会址原建筑建于1920年，为还原1921年开会时的场景，会址每年都会略微翻新，此次展陈修缮用的老工艺广漆就需经过12道复杂工序。
客厅会议桌上陈设的粉色玻璃花瓶亦体现此间修缮者的匠心。据杨宇介绍，花瓶制作于上世纪50年代，当时的中国手工业技术难以让玻璃呈现粉红色，需用黄金和三氧化二砷进行调配，“当年就那么一点点黄金还是国务院特批的”。
会址前后经历了数次展陈变更，到1978年才最终定样，细节突出对历史的尊重与还原。比如，据了解客厅墙上原先一度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肖像。“后来有人指出把会址复原成这样，不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杨宇说，“因为中共一大是秘密召开的会议，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把这些人物肖像挂在墙上。”
作为纪念馆“镇馆之宝”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是由中共早期党员张人亚的亲属捐赠的。在向参观者介绍这件文物时，杨宇往往会着重讲到张人亚的故事。
1927年，张人亚回到浙江宁波家中，托父亲张爵谦保管一批文件和书刊，其中包括这本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张爵谦对外佯称儿子多年未回，可能已在外去世，为张人亚和他早逝的妻子修了一座合葬墓穴，并将资料藏于张人亚的衣冠冢中。新中国成立后，张爵谦没有等来张人亚的消息，这才要求三儿子张静茂将这些文件交给上海的相关部门。
“张人亚的亲属一直在寻找张人亚的下落，直至2005年在《红色中华》报纸上发现他的悼文，才得知他早在1932年病故。一个家庭的传承和坚守，完整诠释了农家子弟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杨宇感叹。
作为中共一大会址的守护人之一，杨宇希望通过讲述文物及其背后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百年前的时代和时代里的人。
对走进这座纪念馆的参观者来说，重温中共建党初心，正带给人更多砥砺前行的力量。来自河北邯郸的王谦专程来会址拍视频留念。“回单位后想把党的这些历史传递给每一位党员同事，我认为这是一个党员的基本义务。”他说。(完)
来源：中国新闻网
辆东周时期的高等级马车(2018年11月2日摄)。经过对车辆遗存的测量,初步确认这辆马车拥有两个直径达140厘米的较大型车轮,每个车轮拥有辐条38根。车厢横宽142.5厘米,纵长106厘米,车厢残高达50余厘米,一条残长近280厘米的车轴横亘于车厢底部。专家表示,在以往的考古发现中,先秦时期出土如此体量的马车遗存十分罕见。 新华社发资料片(刘勇摄)
关山远
又是一年的“春运”时间。掐着日子，选择火车、飞机还是自驾……归心似箭。
箭脱弦而出的速度，大约在每秒50米，折合为时速180公里，在今天中国的高铁中，复兴号时速350公里，和谐号300公里，已远远超过了箭的速度。
如果还原古人的“春运”，我们会发现，正是在古人慢悠悠的回乡路途中，沉甸甸的乡愁积攒而成的年味，才如此刻骨铭心。
一
从北京到江苏宜兴，1100多公里，在今天，自驾的话，大约12小时，乘高铁，只需5个半小时，最快是坐飞机，北京飞南京，不到两小时，出机场再坐大巴，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但是520年前，一个宜兴人从京城回乡过年，足足走了差不多一个月：1498年，大明王朝弘治十一年，这年腊月，成功请辞告老还乡的一代贤相徐溥，终于踏上了回乡之路。从腊月初启程，腊月二十七，才回到家里。后来他给同僚李东阳写信感叹说：这一路折腾得啊，我这把老骨头都要散架了。这一年，徐溥已经71岁了。
在徐溥那个年代，从北京到宜兴，最佳路线是乘船走京杭大运河。徐溥当过“四朝宰相”，回乡路上享受的待遇不一样，仍然累成这个样子，可见其他归乡人在漫漫长路上遭遇的劳苦了。
或许，今天春运路上还有朋友对“堵车”“抢票”发慨叹，但是放在古代，那才真叫难。一部古今春运史，背后是中国交通变迁史。
可以说，古代交通状况，决定了古代春运的半径、规模与质量。
中国古代交通的大发展，是从秦朝开始的，到汉朝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峰。秦朝对中国交通的意义，在于秦始皇推出的“车同轨”。著名学者白寿彝在《中国交通史》一书中写道：“‘车同轨’,实在充分表现了秦汉交通之大一统的新精神。它在字面上，虽只是要各处车辙的度数相等，各轮间的距离划一；实际上，也告诉了我们：这时的车辆已可畅行中国各处，这时的交通情形已需要车辙和车轮度数的划一了；如果车辙和车轮的度数不能划一，一辆车子便不能畅行各处，便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需要了。”
秦汉之前，交通是很落后的。遥想当年，孔子坐在缓慢前行的牛车上，奔波于各个诸侯国之间，在今人眼里，是典型的慢镜头，辘辘的木车声中，时间似乎停滞。这是老子喜欢的境界：“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但秦始皇不喜欢，统一六国之后，他将发展交通作为国家行政的主要任务之一，陆路交通得以快速发展，除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车同轨”制度外，他还修建了以咸阳为中心，东至燕齐，南至吴楚，西达临洮，北达河塞，全程共八千九百多公里的“驰道”。
“驰道”，算是当时的高速公路了。《中国交通史》上说，驰道所采的路线，都是按最近的距离规定的，没有什么迂回曲折的地方，所以又叫“道”。驰道的建设，是“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驰道路线之长，宽度之阔，取道之近，建筑之坚实侈丽，“真是一个前古无匹的大工程”。试想想，如果在孔子的时代有了驰道，他老人家周游列国的时间，也不会有14年之漫长了。
汉代交通又达到一个新高度，褒斜道连通了长安与巴蜀，夜郎道延伸到云贵高原的莽莽群山之中。最有名的，当属连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的开拓。这条路，让汉朝时代中国人的世界观焕然一新。
从中国历史的规律来看，大一统时代，交通就能获得长足进步：隋唐时，运河建设卓有成效，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水运网，唐代还修建了石门道，将川滇和中原连接起来；宋元明清时期，交通建设也越来越多样化，陆海交通均获得长足发展，比如有堪称伟大的“郑和下西洋”，到了清朝，丝绸之路上的茶叶贸易，也依托当时先进的交通，鼎盛一时。
但是，从一个大的时间跨度来观察中国古代的交通，人在路上，始终是艰难的。到了晚清，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中国，在引进铁路、轮船和汽车之前，道路状况与交通方式，千年来并无质的飞跃。“行路难”，始终是不变的主题，当时漂在外地的人，要想回乡过年，往往需要提前一两个月动身，才能赶得上在迎接新岁的爆竹声中，回到温暖的家。
1053年7月，时任颍州(今安徽阜阳)太守的欧阳修，护送母亲灵柩南下祖籍地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归葬，这年冬天，再返回颍州过春节。在今天，从阜阳到永丰，不到1000公里，开车也就9小时，但当年欧阳修在路上就来回花了两个多月时间，他感叹说：“水往陆还，奔驰劳苦”。
二
“奔驰劳苦”，确实是古代“春运”的主题词。 明朝有个叫王锡爵的大臣，有一年雇船回老家松江(当时属江苏)过年，经漫长的旅程，老家在望了，开心啊，但马上心情又变差了：靠岸时码头上乌麻麻全是船，挤了两个时辰才挤进去……
在铁路、轮船、汽车出现之前，舟车牛马，是中国人千年不变的交通工具。
1793年，英国人马戛尔尼率领使团以给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抵达中国，其实是想通过谈判打开中国市场。当时马戛尔尼带了一堆代表英国工业革命成就的产品来中国推销，其中包括两辆马车。马戛尔尼对英国马车打开中国市场充满信心，因为他抵达中国后，体验过中国的马车，沉重，缓慢，而且特别颠簸。他还近距离观摩过乾隆皇帝的“御驾”，同样是式样笨重。他带来的英国四轮马车可不一样，带着浮悬弹簧，可以有效减震，乘坐舒适度很高。
但是，马戛尔尼失望了，他无功而返，带来的各种产品被束之高阁。不是英国的产品不好，而是中国的皇帝太守旧，认为自己的东西已经很好了，比如马车，上千年都这么颠簸着过来了，难道还不好吗？
是的，千年不变，中国古人就乘坐着笨重的马车或牛车，在路上颠簸往返，无论是上任，赶考，还是旅行，或者，回家过年。
古代没有相机，当时的交通工具究竟如何？好在，还有古画流传于世。以宋朝为例，从传世的宋画看，如《清明上河图》《溪山行旅图》《盘车图》《雪溪行旅图》等，大多是牛车，也有少量驴车。有人研究过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全卷共有八百一十四人，九十余匹动物，十三辆车，二十九艘船，八顶轿子。车、船、轿子，就是当时的主要交通工具。值得一提的是，宋朝人骑马或者乘坐马车的不多，主要原因是：“儿皇帝”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和西夏崛起后，中原失去了战马的主要来源，因此严重缺马，需要耗费巨资向周边买马，有钱人才养得起马，普通人家，一般骑驴，当时京师开封还有专门出租驴子的商铺，相当于今天的出租车公司。能够出租马的，就等同于今天的豪华专车服务了。
在宋朝，春节已经是非常重要的节日了，著名的《东京梦华录》一书，就记载过当时春节前开封城外拥堵不堪的情景。当时的车，有“太平车”“平头车”“串车”，太平车是大车，连成一排，用二十多头驴或骡子来拉，也有用六七头牛来拉的，堪称古代的大型平板货车了。名画《雪溪行旅图》中，还出了三辆三牛厢车，以三牛牵引，双层车厢，上层低而宽，是卧铺，下层高而窄，是车厢，整个车子呈拱形。从画中可以看出，最前边的那辆车有人正从下层向上层爬去，第二辆车门大开，车上层有人裹被而卧，下层一人闲坐。最后边的车上下层皆闭门，可能是行李车。这幅画描述的是雪中赶路，可以称之为“大宋春运图”了。
从古人记载来看，除官员有公家配给外，民间无论租赁车还是轿子，都有明码标价，如果没钱，就只能靠两条腿了。
当然，古代等级森严，对于乘坐什么规格的车、几人抬的轿子，都有明确规定，一旦超标，就可能给弄个“僭越之罪”，土豪们再有钱，明里也不敢乱来。历史记载的皇帝之外最奢华的一次出行，是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年4月)，首辅张居正离京回湖北江陵老家。当时他乘坐的是前八后八左八右八的32人抬巨无霸大轿子，这个轿子大到什么程度，像个小阁楼，里面分卧室及客室，还有小僮两名在内伺候。地方官员为了让这台巨无霸顺利通行，增派民夫，拓展路面，动用工匠，加宽桥梁，忙得不亦乐乎。
即使对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张居正来说，这轿子无疑是严重超标了，更甚的是，还有精锐部队护卫，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写道：这支回乡队伍除了肃静回避的仪仗队，“随从的侍卫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队鸟铳手，乃是总兵戚继光所委派，而鸟铳在当日尚属时髦的火器。”
当时张居正权倾天下，这次回乡，拉风得很，但无论是高调秀恩爱，还是高调秀权势，都没好下场。张居正死后，遭受清算，这顶巨无霸大轿子，成了一大罪状。
三
南宋诗人陆游写有中国古代第一本长篇游记《入蜀记》，当时他由山阴(今浙江绍兴)赴任夔州(今重庆奉节一带)当通判(知州的佐理官)，乘船由大运河转长江水路前往，经今浙、苏、皖、赣、鄂、渝六省市，历时160天才到。
如果走陆路，要花更长时间，毕竟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在陆游那个时代的交通条件下，行速相当缓慢。史载，当时“马日行七十里，驴及步人日行五十里，车三十里”。以北宋为背景的《水浒传》，林冲被打了一顿棍子、脸上刺上字，给发配沧州，书上写道：“第一日走了‘三十里多路’”，再走了三两日，投宿村中小店，被董超、薛霸两个坏蛋蓄意用开水给他洗脚，脚底起了大血泡，翌日更走不动，然后在野猪林动手。可见当时林冲带枷而行，身上又有伤，也只能每天走30多里路。
遥想当年，一个四川人在京城(无论是开封还是北京)为官，要想回乡过年，是何等漫长的旅程！
名山大川，是旅游好去处，却是回家的最大阻碍。在今天，从湖南衡阳到武汉，高铁一个多小时可达，但就在三百多年前，晚明衡阳的王船山到武汉参加乡试，回家途中，差点葬身鱼腹——当时湖南到湖北，需过洞庭湖，王船山乘坐的船，过城陵矶港时，忽然狂风大作，帆船撞上礁石，散了架。
清朝雍正以前，湖南还是湖广省的一部分，省会在武昌，考举人的考场即“闱场”设在武昌，湖南的秀才要赶考，必须渡过八百里洞庭湖。毛泽东的岳父、湖南著名学者杨昌济曾回忆，他的外祖父向肇昆，就是因为陪伴两个弟弟去武昌赴考，途中过洞庭时遇大风浪惊吓得心脏病发作而去世的……可以说，一湖洞庭水，断了无数学子“闱场”梦。一直到雍正元年，南北分闱，在长沙设立考场，从此湖南进入人才辈出的时代。这就是地理对地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方位影响。
试想想，王船山时代要想有“湘鄂情”，何等艰难，湖北女婿春节要陪夫人回湘过个年，是要冒生命危险的。
当然，除了路途艰险，古人春节回家，忌惮的还有路上的强盗劫匪。《徐霞客游记》中记载有，这位古代最牛“背包客”曾经在路上三次遇到强盗。其中在湘江上的一次最为惊险，差点丢了性命：当时强盗先以一男孩哭泣诱骗，徐霞客同伴不忍心，上岸去察看，回船时，强盗趁跳板还没撤，从河滩草丛里冲出来，点燃火把扑上客船，闯进舱室挥舞刀枪向客人乱戳乱砍。船客们在狭窄的空间里躲无躲处、逃无逃处，为保命只得掀开船篷、赤身裸体往冰冷的江里跳。徐霞客最后一个跳江，倒栽下水，耳朵和鼻腔都灌了水。好在他个子高(一米八)，水深只齐腰，挣扎出头后刨着水爬到相邻的运谷船上，“身无寸丝”，有位好心的船客脱了自己身上一套单衣单裤给他遮羞御寒。
在路上，还有比强盗更可怕的。
今天，欢度春节的人们，或许会到动物园看看老虎什么的，当年，那可是老虎等在路上看人。历史上有太多虎患的记载，尤其是明清时代，人口繁盛，四处拓展，老虎们开始走出深山，惨烈的人虎大战开始了。公然游荡在路上甚至村庄的老虎，成了时人挥之不去的噩梦。
从这个角度来看，古代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美好。一次告别，可能就是永别了。唐代诗人陈陶有一句诗催人泪下：“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试想想，新春佳节之际，一个妙龄女子在爆竹声中沉沉睡去，梦见了自己的心上人，而这个人，早已经是万里之外的一堆枯骨了，他再也不能回家过年了。
四
明朝有个大臣叫杨廷和，四川人，很有名，他的儿子杨慎更有名，后来中了状元，写下了著名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杨廷和曾在京城国子监求学多年，有一年春节归乡省亲，先是步行到今天的北京通州大运河，然后乘船，再转船，兜兜转转大半个月，才平安到家。
国子监是古代的最高学府，没有寒暑假、双休日，但是春节放假，学生回家，国子监还提供差旅费。令今天大学生羡慕的是，国子监学生可以请“长假”，长假可以长到一年，如果超过一年而又不来国子监销假，就要除名。杨廷和回四川过春节，应该是请了长假。
古代的春运人群，远不如今天规模之大。孔子说过，“父母在，不远游”，当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基本上都被禁锢在土地上，很少有远游的机会，远游在外，然后春节有条件回家的，基本上是这么几类人：官员、考生、商人、手工艺人。
官员春节均放假，《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一书写道：宋朝官员的休假，大致分为公假和私假两大类，公假有节假、旬假、国忌假(本朝先帝、先后逝世纪念日)、外官上任假、唱名后假(给考官放的)、朝假，还有特殊情况给假等；私假有婚嫁假、丧假、病假、探亲假、私忌假等。有意思的是，宋代官员的婚嫁假，自身结婚有九天假，亲人结婚也放假，视血缘亲近，假期不一，亲兄弟结婚，有五天假，曾孙、玄孙等结婚，给一天假，享受这个假期，应该是白发苍苍的年迈官员了。
宋朝春节放假是这么规定的：“假七日，休务五日”，这里的“假”是指在京的官员免予朝参，就是皇帝不上朝了，“休务”是指各级官署停止办公。对于家乡远离京城的官员来说，这一点点假期，无疑是回不了家了，官员回家，基本上都上请探亲假，给假最多不超过一个月，当然，除去路程。
其实古代官员能够请假回去过年的，并不多，因为皇帝要请大臣们一起过年。《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写道：宋朝的春节，朝廷准许京城百姓“关朴”(主要是赌博)三天。大家都穿上新衣服，到街上去逛，“其间开设舞场、歌馆，车马交驰，热闹异常。傍晚，贵族妇女出游，入场观看或进市店饮宴。”朝廷则举行正旦(大年初一)“大朝会”，皇帝端坐大庆殿，四名魁伟武士站在殿角，称“镇殿将军”。殿庭列仪仗队，百官都穿朝服冠冕，各州进奏官手持土特产，各路举人解元也穿青边白袍、戴二梁冠立班，外国使臣，也随班入殿祝贺。朝贺毕，皇帝赐宴。宫城外，已结扎起山棚(灯山)，百官退朝时山棚灯火辉煌，金碧相射……
如此看来，在古代，多数家在外地的官员，是很难回家过年的：路途遥远、花费颇巨、难以请假、皇帝要陪……
唐朝诗人戴叔伦有一首《除夜宿石头驿》，写尽了不能回家过年的哀怨：“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寥落悲前事，支离笑此身。愁颜与衰鬓，明日又逢春。”当时戴诗人任抚州(今属江西)刺史，他家在金坛(今属江苏)。抚州到金坛，哪有万里？但是对一个春节不能回家的人来说，“万里”，指的是心理距离。
古今悠悠数千年，无数人漂泊在外，春节思家，在时间里留下过酸楚慨叹，只是除了官员、士子之外，绝大多数平民百姓没有留下声音。还好有音乐，云南哀牢山《赶马调》，记录了当年茶马古道上，那些“马帮”春节思家的歌谣，今天听起来，潸然泪下：
可怜可怜真可怜
赶马不在家过年
世上可怜赶马人
大年初一就出门
腊月赶马大寒节
遇着哀牢下大雪
三十晚上回不到
老娘挂儿孙挂爷
富豪过年在家中
马哥过年路边蹲
哀牢山中老虎叫
骡马不走就地跪
无量山中人熊笑
骡马逃鞍收不拢
赶马要给钢铃响
钢铃响着马壮胆
……
五
“二十三，祭灶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杀只鸡；二十八，蒸枣花；二十九，去打酒；年三十儿，捏饺子……”
遥想当年，经历十几天甚至数十天才回到老家过年的游子，听到这些民谣，怎不热泪盈眶？
春节，是中国人仪式感最强的时间。这种仪式感，作为一种文化基因，深藏于血脉中，如此顽强，很难更替。或许其形成的过程，正是在许多许多年前，那些在缓慢的旅程中一点点靠近家乡的古人心中积淀下来。因为回家如此艰难，团聚如此难得，春节，才如此珍贵，年味，才如此浓烈。
源：交汇点新闻客户端
交汇点讯 10月，旭日东升时朝霞一点点将天空染成金黄,金坛区华罗庚实验学校门口的那一抹“藏青蓝”穿上“荧光绿”马甲，早早站在了路边，爽朗笑声中开启了他一天的“护学时光”。他是陆旭东，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分局交通警察大队西城中队民警，也是金坛出了名的“黑皮交警”，早上7点前，他都会在这里与孩子们一起“上学”，不一样的是，孩子们陆续毕业，而他这一站，就是十四年。 相比于刑警、缉毒警察，交通警察的工作是平凡的、琐碎的，甚至是无趣的。2006年，从武警浙江总队转业回来的陆旭东，怀揣着保家卫国、守护平安的初心，脱下橄榄绿，穿上藏青蓝，成为了一名普通的基层交警。衣服变了，身份变了，但是心中的使命和肩上的责任从未改变。
初心：护学守岗十四载
金坛华罗庚实验学校拥堵问题一直是该区老大难问题。2008年，陆旭东主动向领导请缨，调到华罗庚实验学校门口执勤。由于他的腿曾在部队受过伤，缝过48针，家人和朋友对他的这一做法极度不理解，但他却坚持调岗，他说那是一份军人骨子里的血性，更是因为自己自始至终带着一颗对党忠诚的初心，他坚信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必须迎难而上，知难而进，一切为了人民。 经过多次观察调研分析，陆旭东自创了“开车门、牵小手、关车门、进校门”“四步护学操作法”，为学生们“保驾护航”。晴天6：20，雨雪天、大雾天6：00，他都会准时出发前往岗亭，该校每天接送的私家车有800—1000辆，由他拉开车门的车辆占一半，最多的一天抱了近500个学生。2012年6月，陆旭东所在华罗庚实验学校路口被命名为“陆旭东护学岗”，成为全省首个以个人命名的护学岗，其工作法也被推广至全省护学岗。 今年，“双减”政策落地实施，放学时段的护学时间发生变化，陆旭东在暑期就早早与学校进行了对接，将此前的1小时更改为2-3次，每次50分钟左右。每次间隙时段他还主动邀请热心家长加入“护学岗志愿者微信群”，带他们一起对进行志愿护学服务。同时，积极与接送孩子的老人们互动，进行反诈骗宣传。家长们给“黑皮交警”又加了个前缀——“爱管闲事的黑皮交警”。对此，大嗓门的陆旭东哈哈大笑，并说：“我是交警更是警察，不爱管闲事还怎么做警察？”
匠心：大力破解停车难
站在学校门口的这十四年，陆旭东见证了小城金坛的飞速发展，到2021年9月辖区机动车保有量已突破16.12万辆，市民在享受出行便捷的同时也遇到了停车难、出行堵的交通压力。 早年前，陆旭东就一直联合规划、城建对实验学校周边进行规划改造，拆除中央隔离绿化带、增设道路缓冲区、改造周边停车场，去年他还在校门口斑马线旁用“T型杆”专门设置了“学生等待区”，改变了以往跑前跑后的方式，将通行率提升了近40分钟，护学时间更是缩短至1小时以内。根据全区各学校附近交通状况，陆旭东还专门对城区13所学校制定了“一校一策”方案，有效提升了全区交通通行率。 今年暑假期间，金坛区组织开展公共停车收费管理专项整治行动，陆旭东义不容辞加入其中。60天时间里，陆旭东和专班小组成员依靠“铁脚板”和“大数据”，逐一走访全区小区物业、村委、住宅集中区附近单位和临街商铺，深度挖掘停车资源。与住建委、税务局、财政局等20家行政单位协商开放错时共享停车位1254个，多次联合城管部门开展非法占用公共停车位整治工作，清理违规放置的地桩、地锁、锥桶等障碍物，共计恢复、新增路面停车位452个、道板停车位243个。
臻心：精神照亮身边人
总是低头工作的陆旭东，已是不惑之年，双鬓泛白之时也从未觉得辛苦，偶有一丝愧疚，是对他的一对双胞胎儿子。他们先天弱视，上小学时，为了赶上早上6:40的执勤，陆旭东总会提前把他们送到校门口等开门。冬天的时候，两人总是冻的嘴唇发紫。好不容易熬到了初中，两个孩子依旧没人接送，他们只能手拉着手相互帮衬着一起去上学。一次放学路上，大儿子因为眼睛看不见被车撞了膝盖，而陆旭东却因为在校园门前忙碌地接送学生，全然听不见手机那头儿子的呼唤。他们也曾埋怨过父亲，刚毅的陆旭东没有过多解释，而是用自己的坚持坚守感动了兄弟俩。 初中毕业后，两人选择了特别需要耐力和毅力的长跑项目，在南京盲人学院进行专业培训。在2018年举办的全国残运会上，陆旭东的两个儿子获得了两银三铜的好成绩。他们以父亲为榜样，将父亲的精神根植于内心，持续发光发热。 陆旭东这样的坚守精神，感染着身边人也不断对外“扩散”。2019年，一位连续十年拍摄陆旭东6500多张照片的老摄影家谢才保先生，在社区“雷锋式”好人长廊里举办了“警察工匠”摄影展，将陆旭东10年来的“最美姿势”展示了出来，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一句“黑皮叔叔”亲切又自然，一声“爱管闲事的黑皮交警”质朴却贴切。身穿藏蓝、头顶警徽，陆旭东始终觉得自己如一道微光般渺小，只是做了一个交警最应该做的“平安守护人”，而正是这一道平凡的微光，将心怀百姓之情汇聚成了星河，璀璨如阳，光芒万丈！ 通讯员 虞雪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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