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8年 北京人艺供图
1999年 北京人艺供图
2017年 汪圆清 摄
2017年 李晏 摄
2018年 孙竞尧 摄
1958年焦菊隐、夏淳版《茶馆》在1979年恢复演出。北京人艺供图
对孟京辉《茶馆》的骂声异常响亮，持续不断，总纲一句话：这不是老舍的《茶馆》。且不论原作精神，在孟京辉的舞台上如影随形。就是回到最传统的线性叙事层面来看，孟京辉虽加入大量通俗流行文化元素和其他西方经典文本，以拼贴的方式凸显异质性、不和谐性，但是，《茶馆》剧本最重要的人物关系和“起、承、转”三部分结构，仍被保持完整。《茶馆》是否只属于老舍？或者说，被对标的人艺版话剧《茶馆》是否就是原剧作者的全部意图？对文艺伦理稍有常识者，都能回答这两个问题。答案无疑都是“否”。但为什么常识总难被认知，情绪最易被宣泄？
我相信，大部分观众的评价是朴素、真挚、发自内心的。对于传统的热爱，对于“中国经典”的自豪，在近年已成为新的主流审美。但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更具体的问题是：中国的戏剧传统到底是什么？《茶馆》首演至今61年，在中国内地仅诞生过5个版本。（包括北京人艺的焦菊隐导演版）。这与莎士比亚、契诃夫、奥尼尔等西方剧作家相比，数量实在微薄，但与中国剧作家相比，比如汤显祖、曹禺，好像又不算少得太多。“厚古薄今”难道是中国剧作家逃脱不了的宿命？“厚古薄今”的本质是不是“厚古”，而是偏见，这种偏见绝不仅限于文艺欣赏，而贯穿于人类全部历史。但是，《茶馆》的争议格外大。也许是因为，这个剧本曾是中国戏剧之路走向哪里的“天启”。它糅合斯坦尼体系和中国古典戏曲所达到的完美高度，令人难以克服重复它、成为它的诱惑。
孟京辉的《茶馆》在阿维尼翁演出时，也遭遇法国媒体的恶评，“想象中的古中国形象”被完全击碎。西方并不是一个地域概念，在当代中国的不同的观众群体中，通过《茶馆》也淋漓尽致地显示了这种双重参照体系。西方对于异国情调的需求，和中国当代观众对传统文化的简单化理解，在此重叠了。
此次事件中，一个新特点引人注意：一批年轻人加入“骂孟”阵营。对此，我心生悲凉。年轻人的声音通过网络社交媒体被放大、发酵，面对自己不理解的作品，那种毋庸置疑、理直气壮，令高冷的当代艺术界、奢侈品界已屡屡低头，但那毕竟是商业领域。如果戏剧改编也要遭此一劫，那可真是寰宇同此炎凉。
舞台的本质是交流，文化交流更是目前文化工作的重点题义。但交流并不只在不同国家、地区之间，交流的真正意义是人与人，对此，我们还有更多工作需要做。
已公演的五版《茶馆》
●1958年焦菊隐、夏淳版
1958年3月29日，由老舍编剧，焦菊隐、夏淳导演的《茶馆》在北京人艺首都剧场公演，演员包括于是之、蓝天野、童超、郑榕、胡宗温、英若诚、黄宗洛等，这个阵容及至该舞台版本，是此后观众心中的经典。1979年，《茶馆》恢复演出，延续了首演阵容，1992年于是之等一代演员版的《茶馆》做告别演出。
●1999年林兆华版
1999年“纪念老舍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北京人艺重排《茶馆》，林兆华担任导演，起用当时的新演员梁冠华、濮存昕、杨立新、何冰、冯远征、吴刚等人，这版《茶馆》是北京人艺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对《茶馆》的创新改编。林兆华全盘采用老舍的文学剧本而非焦菊隐的演出本，将原作中删掉的部分情节片段重新归于作品；舞台打破封闭的空间，出现两条老北京街道，数来宝串场改为叫卖，幕间换场不关大幕，将整个换景过程直接呈现在观众面前。当时担任该戏舞美设计师的易立明则设计了倾斜的茶馆歪楼，四分之一的角色让舞台工作人员来担任，并要求演员告别“舞台腔”等艺术处理，尤其是对结尾的处理，保留了沈处长的戏份，体现了原剧作的寓意。此版《茶馆》在社会上引发非常大的争议与讨论，毁誉参半。2005年，为纪念焦菊隐先生诞辰100周年，北京人艺再度恢复焦菊隐、夏淳版《茶馆》，彼时林兆华任复排导演，后复排导演由杨立新担任，沿用至今。
●2017年王翀《茶馆2.0》
2017年出现了两部《茶馆》改编作品，打破了《茶馆》在中国长期只有北京人艺版的局面。王翀将演出地点搬至中学教室，44位演员（多数为非职业演员），11位观众，整体内容变成当下在校园中发生的故事，称《茶馆2.0》。在这部戏里，王利发是位女班长，秦二爷成了老师，李三儿是生活委员，吴祥子、宋恩子成了纪检委员，庞总管依然是总管，刘麻子则成了染着黄发、刻有文身的“坏女孩”，最终只有共55人看过正式的五场演出。
●2017年李六乙川话版
2017年11月，《茶馆》剧本发表50周年之际，李六乙与四川人艺联手推出四川版《茶馆》，此版维持焦菊隐版本中经典的三桌，文学上对老舍的剧本没有太大改编，剧中人物的台词大部分直接由北京话向四川话转换，老舍先生的幽默在四川话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还原了一个闲散慵懒的“四川茶馆”。在川版《茶馆》中，每一幕呈现都不一样。第一幕是四川老字号的写实背景，满台的方桌竹椅，从舞美设计到人物调度，都像是李六乙对焦菊隐的致敬。相比之下，第二幕和第三幕更像是李六乙的风格，白色的长方体式空间，台阶划分出不同的表演区域，满台杂乱堆砌的椅子，演员在完成自己的演出后并不下台，而是坐在椅子或台阶之上，成为看客。
●2018年孟京辉版
相比起前几个版本的改编，孟版《茶馆》无论从表达方式，到舞台风格都是一次非常具有孟京辉标签的颠覆性改编。舞台主视觉被一个19米长、16米深、11米高的巨轮占据，巨大的金属结构伴着重金属乐队的节奏，观众不仅能在演员的表演中看到除老舍作品外，还包括布莱希特的诗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片段和海纳·穆勒的《哈姆雷特机器》剧本等，命题上探讨的外延拓展至人类的宿命，完全跳脱了原作中的时代背景。该戏成为中国大陆第一部受邀阿维尼翁IN戏剧节的作品。
舒济：五版话剧《茶馆》让我感到原著的强大生命力
编者按：2019年10月，老舍先生的长女、老舍研究者舒济在“老舍与中国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曾就《茶馆》的5个公演版做了简要对比。在此她授权新京报刊载研讨会发言稿节选。
《茶馆》的五个公演版本我都看了。有的只看过一次，有的细节可能记忆有误，有的甚至很难说完全看明白了。我并不是戏剧专家，但在此我想试着谈谈我观看五个话剧《茶馆》之后的感受和思考，进行些简要的对比。敬请批评指教。
一，关于舞台的比较
老舍先生在《闲话我的七个话剧》一文中曾经说到他写第一个剧本《残雾》时并不知道小说与戏剧的分别。他说：“我的眼睛完全注视着笔尖，丝毫也没感到还有舞台那么个东西。”后面又说话剧“《面子问题》还是吃了不管舞台的亏……”显然他认为在创作中考虑到舞台是使剧本创作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但考虑到舞台并不等于能够管控舞台。和文本相比舞台完全是另一种表达方式。舞台包括表演、布景、灯光、道具、声效等等许多视听因素，这些因素的不同呈现可以使同一个剧本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没有登上舞台之前剧本是文学。上了舞台之后，剧本就成了戏剧。是舞台使剧本成为戏剧。舞台很重要。离开舞台研究，戏剧文学研究是不完整的。舞台其实是每一个剧本留给后人未完成的，继续创作的空间。这个空间的包容力似乎是无穷大的。对比同一个剧本的舞台处理能够体会到很多东西，其中有后人对于剧本的不同解读，有文学和戏剧发展的脉络，有社会思潮和社会问题的印记等等。对比五个版本《茶馆》的舞台就是很好的例子。
舞台的对比可以从场地、舞美、服装、表演、音效等多方面进行。比如在场地方面，同样是在剧场里，《茶馆》从焦菊隐版和林兆华版的室内场景，走向李六乙版设计的室外场景。孟京辉版依然在剧场里，但舞台上展现的是一个难以确定地点和年代的空间。而王翀版则彻底走出了剧场，普通教室就是表演场所。
在舞美风格方面，焦菊隐版是结合了戏剧民族化的现实主义。舞美严格忠实于剧本提供的时代背景，每个人物从舞台布景的中央以戏曲亮相的方式登场。林兆华版的布景东倒西歪、支离破碎，以象征的方式时刻提醒观众旧时代的衰败和必将灭亡。李六乙版开场于再现四川街头茶馆的风貌，结束在一个完全抽象的舞美设计中。王翀版的演出是在和平时毫无二致的教室里，非常原生态。风格似乎很写实，但这种写实已经和一间茶馆没有丝毫关系了。以上几版的舞美基本都是静态的，而孟京辉版的是动态的。孟京辉版的《茶馆》通过舞台上巨大的转轮，借数字化的处理，投影和现场即时摄像等手法，似乎将《茶馆》的语境进行了无限扩展。
比较五个不同的《茶馆》可以看到舞台在逐步脱离剧本的设定。这很符合中国乃至世界戏剧舞台艺术在技术和观念上的变化和发展。老舍先生说：“戏剧是文艺中最难的。世界上一整个世纪也许不产生一个戏剧家，因为戏剧家的天才，不仅限于明白人生和文艺，而且还须明白舞台上的诀窍。”现在剧作者已逝、剧本不会改变了，但舞台在继续不断地发展变化。作为文本的老《茶馆》似乎在今天依旧掌握着舞台的诀窍。这使文本《茶馆》能不断登上新舞台，而新舞台给戏剧《茶馆》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二，关于语言的比较
从语言的角度，可以有多种比较。比如比较说台词的方式。在这方面，五个《茶馆》各有特点。人艺的两版用的是北京腔调的普通话；李六乙版全剧用的是四川方言；王翀版说的是校园普通话；而孟京辉版的第一幕自始至终是嘶吼的道白。台词其实也是舞台的一部分。不再赘述。从语言的角度我更想比较一下文学语言，即比较五个版本的演出本与原著文本的差异。
相比原著，五个《茶馆》的演出本有一个共性，就是都没有擅改原著的具体台词，但都在情节上进行了增减。做减法的多，做加法的少。比如焦菊隐版删掉了第三幕一些情节、结尾沈处长的出场和最后一段数来宝。李六乙版也类似。如果记忆不错，王翀版应该是删掉了所有的数来宝。孟京辉版改数来宝为嘻哈，虽然没有改剧本的台词，但是只采用了原文本的节选。三幕之间穿插了许多新内容。相比之下林兆华版《茶馆》对于原著文本的改变最少，林兆华版的结尾恢复了沈处长的出场。
在这五个版本中除了焦菊隐版已成为经典，让我永远难忘，王翀版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这一版的舞台从剧场搬到教室里，虽然从舞台的角度对人艺的经典版本进行了彻底颠覆，但在语言上的改动很少。穿着校服的学生们自始至终说着《茶馆》的台词。语言和人物及环境貌似非常不协调，但是演着演着，一切都变得很自然，很容易理解。女生王掌柜俨然就是班长，灰大褂成了学生干部，二德子成了欺负弱小的小霸王……不知不觉中一个典型中学校园里的众生百态呈现在大家面前。原著里的种种欺压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当代校园暴力。同样类似的表演如果发生在工厂厂房或者企业办公区里，完全可能给观众截然不同的新感受。王翀导演让我体会到来自《茶馆》文本的，从未感受过的，最鲜活的现实意义。
孟京辉版应该是五个版本里在文本上做最多减法，同时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做最多加法的。这一版在三幕里穿插了布莱希特的戏剧片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独白、微神片段、原创的康顺子独白、演员的即兴表演、歌曲和舞蹈等等。其中《茶馆》文本所用的时间不到一半。令很多观众费解的是这一版把《茶馆》第一幕和一大段布莱希特的戏剧一前一后放在了一起。这两段的风格截然相反、台词内容毫不相干，表演形式也不相同。布莱希特的这部分我并没有完全看明白，但是这段似乎是老舍作品与布莱希特作品的对话让我想了很多。老舍先生在纽约期间观看了很多西方当时的当代戏剧，他曾会晤过布莱希特。西方戏剧、布莱希特这样的剧作家和他们的戏剧理论对老舍先生回国后的戏剧创作有没有影响？如果说在英国读的书促使老舍成为一个小说家，在美国看的戏恐怕有助于他后来创作出了戏剧代表作《茶馆》。总之，经过孟京辉导演的思考，结合德国剧构的经验，演员和舞美等的集体创造，通过没有禁忌的表现方式，《茶馆》被延展到了茶馆和《茶馆》所讲述的三个时代之外。孟京辉的角度似乎是在借《茶馆》思索、探究老舍在创作《茶馆》时的思考。孟京辉自己也说，“这是一次对老舍精神的拜访。”也许这版是目前为止离《茶馆》很遥远又似乎离老舍很近的改编。这版让我有幸看到先锋戏剧人眼中的老舍作品。老舍作品改编似乎还有很大的空间，很多可能性。孟京辉导演开启了一扇没有禁忌的门。
除了对比舞台和语言，五个版本的《茶馆》还有很多可以对比之处。无论是哪个方面，这五个版本都在逐步从现实主义走向非现实主义。戏剧的种种因素从在焦菊隐版里近乎完美的和谐，逐步走向矛盾、碰撞和对峙。通过观看五版的演出，我体会到世界戏剧理论的发展，时代的飞速变化，现在观众的审美走向，和浓烈的现实意义。我感到当代戏剧人对于老舍作品越来越关注。他们的视野越来越国际化，他们眼中的老舍作品越来越立体；他们对老舍作品的解读越来越多元而有深度，越来越趋于在人道主义和哲学等非文学的层面展开对老舍作品和老舍精神的探讨。
以五版《茶馆》为代表的戏剧探索有的备受称赞，有的引发争议，甚至被一部分人排斥。这些戏剧作品未必都能得到观众的一致认可，但是它们都正在被我国乃至国际的戏剧界认真而严肃地讨论着。我希望这些戏剧作品同样能得到广大老舍文学研究者的关注，希望文学研究者和戏剧研究者之间彼此能多多交流。祝愿老舍研究在各个领域不断开拓，互相启发，取得越来越丰硕的成就。
专题监制：金秋、李世聪、何建为
专题统筹：田偲妮
专题采写：新京报记者 刘臻
专题制图：高俊夫
综评撰文：闫平
舒济文章整理：王晴
图片说明：北京人艺版《茶馆》剧照由剧院提供，其余图片来源见署名。
络配图
实地探访，《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靠谱吗？
这两天，一篇《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的报道戳中了教育不均衡的痛点，刷屏朋友圈。248所贫困地区的中学通过直播跟随成都七中同步上课。开设直播班的成都七中东方闻道网校称，16年来，有7万2000名学生通过这种方式完成高中课程，其中88人考上清华北大，大多数成功考取本科。
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后，也出现了不少质疑的声音，比如，88个考上清华北大是两百多所学校16年来的总数，不能说是效果明显；又如，远端学校资源向直播班倾斜，加剧了学校内的教育资源不平等；再如，国家多所高校扶贫定向招生的政策被忽视、本地学校老师的角色被弱化等。那么，网络直播课程是否真的有“改变命运”的“魔力”？是否只有少数成绩拔尖的学生才能享受到网络授课？我们先跟随央广记者一起到事件中的主角之一——云南禄劝第一中学看一看。
实地探访禄劝一中 班主任：“有了这个东西你才会去艰苦奋斗”
一篇《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的爆款文章，让这座名不见经传的禄劝一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禄劝一中始建于1928年，学校历史很久远，但教学质量在云南省并不突出。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得益于这两年脱贫攻坚进程的加快，禄劝一中的软硬件条件都得到了较大提升。
傍晚时分走进学校，有的同学在新建的篮球场挥汗如雨，有的同学在草坪中朗读背诵，远处是仍在施工的教学楼。
大部分学生都寄宿在校。晚自习时间从7点开始，高中部要一直上到11点，留1个小时自由时间就熄灯休息。学校副校长吴飞介绍，由于白天的网络课程节奏快、内容多，自习一般都留给同学们消化巩固。
在与成都七中的同步网络直播课程中，授课内容和进度都以成都七中为准，禄劝一中的同学们跟着同步上课、同步作业、同步练习。高三学生罗仁斌以前是在乡镇读的中学，高中来到禄劝一中，他回忆自己刚接触网课时，发现自己的知识储备和学习态度和城市里的孩子相差了一大截。
罗仁斌说：“刚开始接触这个网络教学，那边的教学特点就是密度大，知识量覆盖广。比如听某一个地方的时候突然一下子就过了，所以这方面有一些不适应，说实话还是感觉差距大。”
农村孩子们在慢慢适应和习惯。罗仁斌说，隔了一层屏幕并没有距离感，这种教学模式就像是6门学科有了12名指导老师。
罗仁斌对直播课程的评价比较高，“他们那边问什么我们就回答什么。一开始觉得有点儿奇怪，慢慢发现你答的跟那边也差不多，你会发现已经融入那个课堂了。那边老师的确很有教育水平，针对学生不懂的方面做着重讲解。
网络班教学过程中，这边的老师们也不能“袖手旁观”。除了课前准备、课间讲授，学生没有跟上和理解的课后还需要一起查缺补漏。网络班班主任杨文权今年教出了两个清华北大上榜生，他观察，新的教学模式除了成绩上的帮助，更多的其实是给了学生一个参照和动力。
杨文权对中国之声记者表示：“不是那边的老师给了你多少东西，而是有了这个东西你才会去艰苦奋斗。那边我的理解是很好的一面镜子，对这些孩子起到一个很好的引领作用。跟他们说说之后，逐渐逐渐相信，坚持下来，到高一下学期基本能够听懂，他就(会觉得)‘通过我的努力终于得到一点回报’，都是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养出来的。”
禄劝一中副校长：网课的积极作用“不存在炒作” 学费财政出
从2006年11月开始引入一个班试点，逐渐发展到现在禄劝一中、禄劝民族实验中学两校30个网络班1500多名孩子上课，越来越多的孩子们参与到了网络课堂中。他们中很多人并不是成绩名列前茅的“优等生”“尖子生”。
不过，一些网友也表达了“过分夸张炒作网络课程作用”的质疑，一个课堂直播起不到“逆天改命”的作用。对此，禄劝一中副校长吴飞介绍，近些年基层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进步，贫困学子得到了更多接触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网络班的教学模式的确带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吴飞说：“从一开始，一个大县40多万人只有20多个上一本，现在到150多个。(大学)上线率从过去47%点几，到95%以上，我觉得在教学质量上提升是很大的，这个不存在炒作。”
由于距离昆明只有大概2小时车程，过去许多“优质”生源都选择到城里读书。随着教学质量的改变，一些已经被昆明市区学校录取的学生选择回流到县里就读高中。
不过，对于网络教学模式能否大规模推广惠及更多寒门学子，吴飞坦言，不论是从成本上、还是从网络班基本的入学门槛考虑，目前都无法做到普遍使用。这是一套好的工具，却不是能来之即用的工具。
吴飞向中国之声记者分析道：“一个班的费用，理科的资源费是7万一年，文科的是6万一年，全部普及的话投入有点儿大。都是政府投入的现在，作为一个贫困县来说真的不容易。他(成都七中)那边基本一本以下的学生是很少的，标高就是这样，我觉得还是很困难，一个是经济支撑的问题，二就是这边的学生跟那边的学生学习差异很难弥合的问题。”
想要让网络直播授课的模式走进各大基层校园，吴飞建议不同学校要根据实际情况将教学内容作出针对性修改，适合自己学生的才是最有效的。
他表示，“我们的老师可以每一年分批地进入这种教学模式里锻炼，那么他的教学水平就高了，你要把人家的资源本土化。比如数学一节课他那边6道题，如果我要来推广，我得把难的两到三个做拓展题，能学有余力的同学去做，而其他三个基础的可以研究推广下去。我觉得作为贫困县来说，真的要提升我觉得这条路才对，人家有引领，咱们再把这东西吸收消化后再做。”
禄劝直播班本科上线率近100% “屏幕”背后是政府支持
从记者的实地调查来看，在禄劝一中，实践直播班模式，所带来的效果是积极的。禄劝县教育局局长王开富去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介绍，当地普通班本科上线率，大概在45%左右，而网络班的本科上线率达到99.9%，最好的两届是100%，一本上线率达到了60%。虽然，这些功劳并不能只归功于直播课程，但毫无疑问，网校直播一定程度上，给禄劝县学生带来了积极改变。
禄劝一中副校长吴飞接受央广记者采访时提到，十多年来当地(大学)上线率从过去47点几，达到到如今的95%以上。这当然不能只功于网络直播，更重要的是国家政策支持、当地教育、经济全面进步的体现。
那么，直播课程到底对于学生的成绩究竟能提高多少？2011年，云南丽江一中直播班学生和晓堃考入了北大医学部。回忆这段在直播班学习的经历，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要说对自己的命运有多大的改变，其实并没有，要说高考增加多少分，可能不是特别明显，但是从成都七中的师生身上我学到很多东西，打开了我的视野，让我觉得有一个清晰的目标，考一个什么大学，想去什么样的地方。”
直播课程的作用，我们不应该过分夸大，更不应该抹杀。但似乎能够达成共识的是，适当合理的运用，能给教育相对落后的地方，带来改变。那么这样的模式是否值得推广？或者说要具备怎样的条件？
开个直播班要交多少钱？买套卫星通讯设备就要20万
首先，需要一定的经济投入。禄劝一中通过网络引进的成都七中优质教育资源，并不是免费的午餐。我们来算一笔账。综合公开报道的信息来看，成都七中东方闻道网校对远端学校收费主要包括：直播教学卫星通讯设施设备费用、运维服务费，以及远端学生的学费。
先来看远端学生的学费，根据四川省物价局川价函〔2005〕139号对成都七中东方闻道网校学生试行收费标准的批复，远端学校的收费标准为：民族地区学校免费，非民族地区学费最高限额为每人每学年5000元。批复中还说，具体标准由网校与合作学校根据办学成本、招生人数协商确定，并报当地物价部门备案。
在禄劝一中，副校长吴飞接受央广记者采访时说，一个班的费用，理科的资源费是7万一年，文科的是6万一年，可见并不便宜，据记者了解，这部分钱由当地财政支出，并不给学生添加负担。
但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如此“慷慨”，有的学校由校方负责这笔费用，也有学校会将费用分摊到每个学生。根据四川自贡市旭川中学的2017年招生简章，每个直播班40至50人，学费为每学年1500元，每个班的学费收入为六七万元左右，大致与网校的收费持平。
至于占收费大头的直播教学卫星通讯设施设备费用和运维服务费，东方闻道网校相关负责人接受采访时曾表示，直播课虽然是收费运营，“但目前在绝大多数贫困地区，都是政府提供购买，学生并不承担经济压力。”根据江西省宜春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今年8月在网络上公开的一份采购征求意见公示显示，江西省宜春实验中学将开设成都七中网校全日制远程直播教学项目，拟采购直播教学卫星通讯设施设备及三年运维服务，预算金额为20.5万元。这笔费用由政府来出，可见，直播班模式的生根发芽少不了政府的财政支持。
推广还有多少路要走？曾有直播班开办两三届后停办
除了资金投入、政府支持，尤为重要的是，如何消化优质网课资源？怎样弥补课程和学习的差异？从2017年全国高考起，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均采用全国三卷，高考试卷的差异对这几个省份的学生来说，已经不复存在。不过，云南丽江一中2011届直播班学生和晓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有学生存在跟不上进度的问题，丽江一中的直播班后来就因为教学进度的问题停掉了。
她说：“其实挺遗憾的一点是，我们当时好像我们之后又直播了一两届之后，这个项目在我们学校就停掉了，就不合作了。就好像还是因为一些家长，来自家长和学校的阻力吧，就是有些同学反应说跟不上，就是说教学的进度会快一些，然后平时训练的题型会难一些。”
引进网络课程，本地教师不能当甩手掌柜。在禄劝一中为什么效果好，因为课后针对有些没跟上没消化的学生，本地教师会再进行教学辅导。因此资金投入、政府支持、资源本地化是网络直播课程推广的必要条件。
当然，选一个靠谱的网课公司也很重要。随着对“直播班”的广泛讨论，成都七中东方闻道网校背后的运营公司被发现 已在今年年初被法院冻结股权，其负责人也被媒体曝出曾涉嫌行贿、挪用资金等。资本迷局下，远端学校对“直播班”的经济投入是否要更审慎？政府的财政投入是否要警惕资本游戏？不同学习水平的学生一起学习，会否存在揠苗助长的隐忧？这些都是在说到“推广”这个问题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其实，所谓“直播班”模式，并不是突然出现的新鲜事物，单说成都七中网校，就已经成立了16年之久。早在1996年，我国就出现了第一所网校。进入21世纪后，随着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网络实时可视化课程出现，直播课、录播课也成为各类网校提供远程教育的主要方式。网校老师和本校老师组成的“双师课堂”的模式，已经通过互联网教育公司和公益组织等机构推广多年。
网校能够起到积极作用，但是真的能弥合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鸿沟吗？“双师课堂”模式还存在哪些发展困惑？怎样才能实现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
“双师课堂”还有什么花样？公益录播网课现身初中小学课堂
此前已经有不少机构尝试双师课堂的形式，解决名师难下乡问题。“双师课堂”的尝试已经在不少高中落地，也让一些农村偏远地区初中、小学等教学点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好——看来同学们都完成了作业，那老师找出了3幅作业，大家来评价一下。”
这是安徽省金寨县天堂寨同心小学三年级的一节数学课，听上去是一堂普通的小学数学课。不过，给孩子们上课的却是远在安徽合肥的南门小学教师李双玲。数据显示，在安徽，乡村不足50人的教学点高达近5000个，优秀教师缺乏、课程不能开足开齐成了他们面临的现实问题。为此，安徽全省信息化投入70%用于农村尤其是边远地区乡村学校信息化建设。
安徽省六安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赵幸福说：“想开不能开的课程开了，同时解决了教学点教师缺编的问题，最大地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让边远农村孩子能够享受城市优质教育资源。”
过去六年以来，公益组织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简称友成基金会)就一直在做“双师课堂”项目。他们将人大附中的课程免费同步分享给200多所贫困地区的学校，最初以从初中数学为试点，目前已经在逐渐拓展科目门类，以初中和小学课程为主。
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与成都七中的形式不同，他们采用录播的模式，人大附中当天结束的课程，远端老师下载并提前观看、剪辑，记下部分不适用于当地的内容，提高教学效率，课堂依然由当地老师主导，同时也避免了“屏幕另一头热热闹闹，屏幕这一头静悄悄”的情况。
业内：网课不乏超纲教学内容
汤敏介绍道：“因为学生之间的差别比较大，而且好的学校会讲很多超出教学大纲、或者比较难的题目，可能是农村学校不需要的。所以我们的做法是，头一天把课堂拍下来，当天晚上农村当地的老师先看一遍，对人大附中的课程(视频)做一些剪辑。学生和老师之间有互动，当人大附中老师开始提问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当地的老师就把声音关掉，由当地的学生回答老师的问题，由我们当地的老师判断，这个学生掌握了没有。”
汤敏还表示，相比于直播课对于网络信号等条件相对苛刻的要求，录播课更为灵活，易于大范围推广。
“屏幕”能否改变命运？专家：解决贫困地区师资问题是基础
校宝在线董事长兼CEO张以弛告诉中国之声，以“双师课堂”为代表的远程教育值得肯定，但也有其局限性，如从课程设置上，一些强调体验感、动手类的课程是远程教学无法覆盖的，另一方面，教育不仅是知识的扩散和传播，同时也是健全人格和价值观培养，需要情感层面的日常沟通，这也是无法通过远程教育这一单一形式来实现的。
园钉创始人兼CEO王旭认为，就目前的发展程度看，“双师课堂”的互联网教育模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针对不同圈层的学生，名校老师备课、教学进度等都遇到了不小的挑战，同步上课是否会对名校学生的教学效果产生影响的问题，也被打上了问号。
王旭说：“首先这个模式可以去尝试，并不是说不行，但是我认为作用和效果没有那么夸张。名校老师为了上这个课，为了照顾这些偏远地区的学生，很多上课的内容会进行一个调整，这对他备课的过程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特别是在直播过程中间，他还要照顾临场的讲解过程，(孩子们)是不是听得懂，这个节奏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节奏。”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一块屏幕”报道中提到的该县“16年，88人考清北，大部分考取本科”，这究竟是在线教育的功劳，还是国家实施扶贫定向招生计划的功劳？究竟是“在线教育”的成功，还是狠抓“应试教育”的成功？这些问题尚存疑问。要分析在线教育的成效，应该看2012年实施国家扶贫定向招生计划之前上网课的贫困地区学校与没有上网课的学生考上名校的情况，否则难以得出理性的判断。同时，该县教育主管部门的投入和学校老师的配合支撑至关重要，不能片面夸大“直播班”或“双师模式”等在线教育模式的作用。
熊丙奇提出，“(报道中提到)这些(线下)老师非常累，他上直播课的时间，是自己上普通课班(工作量)的三倍。很多老师要连续二十天加班上晚自习，而且学校的晚自习上到23点。我们可以看到，这首先是需要老师的付出，其次我们还可以看到，老师是加班加点付出，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他对记者表示，让贫困地区学生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首先必须解决贫困地区的教师队伍建设问题，只有基于师资队伍建设引入在线教育，才能让在线教育真正发挥作用。
“对乡村学校来讲，当前最重要的是两方面，一方面必须加大对乡村教育的投入，尤其是对师资的投入，这其实是乡村教育最大的短板，离开了师资，所有的技术所有的设备都有可能成为摆设，另外一方面要深入推进教育的改革，尤其是乡村教育内容的改革，今年全国教育大会明确提到，我们要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要破除唯分数论唯升学论，如果我们一直以升学率和分数作为评价乡村教育最重要的指标，那么乡村教育很难走出现在的困境。”
(来源:中国之声)
< class="pgc-img">只要开店够快，问题就追不上我？
作者 | 何寒秀
出品 | 零售老板内参 微信ID：lslb168
餐饮品类中，火锅可以说是唯一不分地域、文化和季节，适口性绝佳的中国美食“独角兽”。在火锅类目就诞生了海底捞、呷哺呷哺两家上市企业。
火锅企业做大做强之后，利用供应链企业做B端生意，一方面是增加收益，另一方面也是变相垄断生意。以服务为烟雾弹，实际靠供应链独步武林的火锅界霸主海底捞走的就是这条道路。
不过近些年以直接面向消费者做零售生意的火锅超市，开始探索海底捞们之外的另一条路。毋庸置疑，具备高标准化程度特性的火锅是最易零售化的餐饮品类。餐饮零售化也一直是餐饮企业的心愿。但是利用现有供应链基础，以门店将火锅食材直接供给消费者的模式，此前还真不多见。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有类似的火锅超市品牌已有十多个，包括锅圈食汇（以下简称锅圈）、懒熊、七掌柜、川小兵、九品锅、火锅青年等等。这股火锅超市创业潮出现的另一个原因是资本对此业态也抱力捧态度。
先是锅圈2月获得5000万美元B轮融资，再是懒熊5月传出完成新一轮数千万人民币的战略融资，投资方为字节跳动。近期锅圈甚至传出明年上市。尽管官方辟谣，不过相关人士猜测，锅圈有上市计划，只是时间上没有那么快。
疫情之下逆势融资，火锅超市到底有何魅力？
火锅超市有没有竞争优势？
火锅是没有什么动手门槛的一个行业。所以要做火锅超市的门槛其实也不高。低到什么程度呢？就连做凉茶的王老吉近期也宣布要做火锅食材店。
锅圈也好，懒熊也好，其实是切入了火锅当中加工集合的功能。火锅五大类：肉类、水产海鲜类、蔬菜瓜果类、滑丸类、菌菇类，除了菌菇外，其他品类都需要半加工。
比如最简单的冬瓜藕片等常见食材，也需要清洗、切片等简单处理。火锅肉类必须用冻肉做切片，滑丸类更是个人基本无法加工完成的。
在家场景的火锅生意，过去一直是由菜场、超市、便利店等分摊。传统在家吃火锅，用户一般需要采购的是火锅底料，所以海底捞、蜀海等就把包装的火锅底料做成零售产品进行销售。但在消费者的满足体验感上，这种形式还是有缺失的。
围绕家庭火锅消费场景，用户单次的采购量是不太符合正常生鲜购买规格的。火锅类食材采购的特点是单品种类要多，分量要少。分量太大吃不完，种类少了又不能尽兴。这种多样少量的消费心理恰恰是一般渠道所无法满足的。
这种从采购模式，一定会导致家庭火锅场景中，特别是在家庭人数不多的情况下，单品的种类不够丰富。所以我们常看到，在家里吃火锅单品数量不会超过10种。有了专门做火锅食材供应链的火锅超市，消费者抱有的期待是有可能确保在家庭场景内，单品数量超过二三十种，弥补当前非专业火锅超市的满足感缺失的。
可事实并非如此。从目前情况来看，无论是被称作行业第一的锅圈还是第二的懒熊，提供的火锅食材还集中在肉类、滑丸类以及少量水产生鲜类，不能提供生鲜食材。
蔬菜瓜果本身不易保存，损耗很大，消费者对新鲜的敏感度还很高，所以才有“不卖隔夜菜”的口号。尤其如果是经加工的蔬菜瓜果，没在保鲜期内售出，连隔天降价处理的“资格”都没有。加上产品客单价很低，比如一份冬瓜，在火锅店内的价格卖出8~15元不等，但超市内售卖购买价格通常不能超过5元。算上厨师现切的人工成本和自然损耗，都会是现有火锅超市难以承受之重。
从2018年起盒马也切入火锅场景。对照盒马的情况来看，即便供应链综合实力强大，在实际销售过程中，还对蔬菜瓜果都采取了严格的门店限制，确保损耗率在15%以下。可见综合生鲜供应实力有限的小品牌，要做火锅中的生鲜产品，难度有多么高了。
可恰恰是生鲜食材，特别是蔬菜类是火锅场景中必不可少的品类。如果无法满足这些品类的购买需求，消费体验大打折扣不说，火锅超市相对于超市、菜场等的竞争力也就大大弱化了。
火锅超市路在何方？
火锅超市受到资本追捧，有很多原因。
首先火锅长期占据餐饮市场的大头，比例达到13.7%，并且近年来还有大量的火锅英雄相继开出火锅店，业态繁荣可见一斑。其次火锅占消费者消费支出的比例很大，但目前火锅行业内做零售生意不多见。最常见的还是火锅底料零售化，海底捞的供应链也主要服务于B端，对C端的触及比较少。
问题在于火锅超市所提供的冻肉类、滑丸类商品能不能构成门店盈利的核心要素。
首先多家火锅超市都在强调自己的供应链，拿丸子和肉片来说，很容易冷冻保存，标准化程度也做得非常好。易于冷冻保存的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这样的产品很容易走渠道生意，而不是门店生意。
其次门店成本比较高。由火锅食材去单独构建一个门店的购买场景，目前行业没有先例，也不太符合门店的构成。
尽管火锅被称为四季皆宜的餐饮品类，但总体市场规律上还是有秋冬季旺季和春夏淡季的区别。门店堂食和家庭场景也不一样。门店能够尽可能地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让消费者感受不到季节变化，在家是做不到的。换句话说，家庭场景中的火锅销售淡旺季更加明显。
今年在疫情这样极端的环境下，淡旺季可能被冲淡，但这并不构成长期的有利条件。
事实上，为了提高坪效，火锅超市已经开始添加混搭性的产品，扩充业态，希望形成以火锅为特色，带动其他产品销售的业态。比如锅圈和懒熊在门店内都有搭售烧烤类产品。而这类产品显然也是具有高度标准化特征的。
这就又回到先前的难题，火锅超市所能够提供的产品是否构成门店盈利的核心要素，如果不能，那么以拓展门店的方式拓展，我们不能说一定不会成功，但至少是极具风险的事。
现有的火锅超市推出的都是加盟模式，以收取品牌费、管理费和人工培训等费用来获取利润，实际上也将风险转嫁到了加盟商的头上。
火锅超市的优势，可以总结为：一，提供便利的购买渠道；二，利用供应链优势向消费者提供性价比较高的火锅食品。为了放大接近消费者的近场优势，火锅超市需要不断招收加盟商，最好是在犄角旮旯里都铺上门店。
锅圈也好，懒熊也好，这两年都在舍命狂奔，开门店对这两个品牌来说极其重要。第一名的锅圈门店已经达到3600家，2020年的目标是5000家。第二名的懒熊今年7月也宣布门店突破了1000家。
门店越多，品牌名声越大，消费者的品牌认知就越明确。尽管市面上有许多冻肉、滑丸类产品，但是品牌建设不多见，包含在食品这一大类目之下。品牌效应一起来，火锅超市品牌无论是再进入B端市场还是C端销售渠道，都有极大优势。至少C端对品牌的认知被唤醒了。
在品牌进一步发展之后，前面所说的针对火锅场景中的生鲜产品，可能也会加入到门店SKU当中，构成火锅超市真正补齐消费者在其他消费场所缺失的购买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