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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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也曝杀人犯“纸面服刑”，还结婚生子
获刑12年未入狱，被害人家属两代“接力”反映问题，一封封挂号信却石沉大海
1995年的一个夏日，因建房纠纷，27岁的程美枝被同村村民王氏父子殴打致死，行凶父子分别被判14年和12年。陷入失去至亲痛苦的程家人，在数月后竟然发现王氏之子王某并未入狱服刑。
自此，程氏两代人“接力”反映问题。然而，一封封投递出的挂号信件，却犹如石沉大海，少见回音，直至2020年9月有媒体曝光了这一蹊跷事件。
目前，安徽休宁县委县政府已成立联合调查组。一个个谜团正有待揭开：杀人犯有没有入狱？何以保外就医？“一保到底”合法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对此进行了独家调查。
建房纠纷引发的命案
在位于皖南山区的休宁县板桥乡板桥村，程桂盛一家是人丁兴旺的大家庭，共养育8个子女，程美枝排行第6，是哥哥姐姐疼爱的“小妹”。
然而，1995年的一个夏日，程美枝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7岁。因建房纠纷，同村村民王氏父子（子：王某），手持钢钎将她殴打致死。
谈起这件命案，王某在接受记者独家采访时说是“事出有因”，因为程家一直干扰其和家人建房，“地是我自己的地，当地政府处理过好多次，但对方一直占着”。
就在惨案发生的数月前，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对两家之间的建房纠纷作出判决，认为程家对王家“建房施工进行阻挠的行为是错误的，应立即停止侵害”。
这一判决，因为程桂盛和家人认为“王家在法院有人，判决不公”，并未能平息两家人之间的矛盾。
“我听到消息赶到时，看到妹妹躺在地上，身上有很多血。”程新平是家里兄弟姐妹中的老大，回忆起25年前的那一幕，他说一辈子都忘不掉。
经休宁县人民法院审理，王氏父子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和10年。程家认为这一判决过轻，很快提出上诉，后由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指令休宁县人民法院再审此案。
1996年11月，休宁县再审此案后认为“原判决对俩被告人量刑确实偏轻，应当适当从重处罚”，判决在王氏父子原有刑期基础上各增加两年，即王某父亲获刑14年，王某获刑12年。
杀人犯服刑期现身县城
身高1米5左右的程美枝，一头短发，性格开朗，因是小妹，深受家人疼爱。“有好吃的，都想揣回去留给她。死的时候，还未婚未育，太惨了。”在程新平粗糙的手中，妹妹的遗照被擦得锃亮。
当程家上下沉浸在痛失亲人的悲伤中时，却发现王某竟然没有入狱服刑。据程家人回忆，1997年初春，接二连三有村民跑去和程家说看见王某。程桂盛起初不相信，直到家人们相继亲眼看见。
“在县城撞见他（王某）在摆摊卖菜，我当时很气愤，气得攥紧拳头，可又不敢上前，怕发生冲突，想着通过法律途径再申诉。”程新平说。
板桥村多位村民向记者证实了这一说法，服刑期间，王某曾回过村庄，并且在外结婚生子。
按照正常程序，在法院判决后，王某应从被羁押的休宁县看守所，投送至安徽省九成监狱服刑。但事实如何呢？
记者核实发现，九成监狱的确没有王某的收监记录。
根据安徽省监狱管理局2003年8月出具的一份查询结果显示，王某在终审判决后，因肾积水被当地法院批准保外就医，未向监狱投送。2001年，王某保外就医结束后被公安部门收监，并向九成监狱投送，因所犯疾病，九成监狱不予收监，后经法院批准，再次保外就医。
记者向休宁县委政法委核实获悉，王某在等候审判、等候保外就医期间，曾被看守所羁押共计一年多时间。除此，确未入狱服刑。
保外就医之谜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王某1996年、2001年两次申请保外就医时，所填病因分别为“右肾中度积水、胆囊炎”“右肾小结石伴轻度积水、轻度肾功能不全”。
“都是同村人，以前没听说过他有病。如果真的病情严重，又怎么会很快顺利结婚生子？”程家人百思不得其解。
王某所患疾病若为真，能否保外就医？
依照当时适用的《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2014年失效)，保外就医应为四种情况之一：“短期内有死亡危险”“患严重慢性疾病，长期医治无效”“身体残疾、生活难以自理”“年老多病，已失去危害社会可能”。
多位肾内科、泌尿科医生分析，从目前资料来看，王某所患疾病并未达到保外就医标准。
一位三甲医院肾内科主治医师说：“轻度乃至中度肾积水、轻度肾功能不全，一般医生随访观察即可。如伴有高热、梗阻、血尿等急性症状，需要干预治疗，但都没有致命性，生活自理更不是问题。”
事实上，记者调查发现，对于王某的保外就医申请，休宁县人民法院2001年时曾拒绝过一次，只是很快逆转了态度。
2001年2月，休宁县公安局以“右肾多发性结石，伴轻度积水、轻度肾功能不全”为由再次提出将王某保外就医，被休宁县人民法院拒批。
在不予受理的函件上明确写着，“罪犯王某一直被你局保外就医，这期间王某保外就医的考察也是你局执行，为此你局要求给罪犯王某暂予监外执行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之规定”。
然而，就在被拒批的1个月后，休宁县公安局再次提出保外就医，理由是当送犯人至九成监狱时，入监检查也认为其病情不宜关押。
这次，休宁县人民法院批准了申请，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1996年修订版）第二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记者查阅后发现，这项内容为：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
为何同一种病，依据同一部法律，法院态度大不同？
休宁县一位从业25年的法官认为是一种“妥协”，“监狱拒收，法院也只能就给批了，总不能让犯人一直在看守所待着，看守所人力、条件都有限，总要有个地方去。”
脱管之下的“一保到底”？
王某被判刑12年，却未入狱服刑一天。这样“一保到底”是否合法？
据当时适用的《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即使“患严重慢性疾病，长期医治无效”符合保外就医，也要“执行原判刑期三分之一以上”。在多位法学专家看来，一保十数年确属罕见，质疑其中存在违法行为。
记者调查发现，即使是“一保到底”，这十余年保外就医的流程也不规范。
上述《办法》明确，一次批准的保外就医时间为“半年至一年”。期满后，罪犯病情基本好转的，需要收监；经县级以上医院证明尚未好转的，需要办理延长保外就医期限手续，每次可延长半年至一年。
北京慕公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昌松分析说，“这意味着，12年刑期最少要办6次保外手续和6次延长手续”。
然而，根据休宁县人民法院、县公安局提供资料，目前只有1996年、2001年两次保外就医申办材料。休宁县委政法委表示其余材料，因年份已久，正在努力查找。
“如果缺少这些申办与补办手续，无疑是违法违规的。”刘昌松说。
据上述《办法》，保外就医期间，公安机关等部门还有日常监督考察的职责。然而对于此案的相关履职证据，地方同样表示仍在查找中。
休宁县公安局一位内部人员说，一方面行政区划调整给资料查找带来难度；一方面上世纪90年代，交通不便加之基层警力不足，存在履职不足可能性。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王秀梅认为，“一保到底”反映出执法可能存在瑕疵。
父子“接力”追问
程美枝的意外去世，成为程家人心中无法愈合的伤口。逢年过节，全家人围在一起吃饭时，总会多添一个座位和一份碗筷。母亲王氏更是难以走出失去女儿的痛苦，每天以泪洗面，最终哭瞎了双眼。
自1997年发现王某未入狱服刑，程桂盛多次向省、市、县三级法院及信访等相关部门反映问题，直至2012年去世。
那也是个夏日。躺在医院病床上的程桂盛，知道自己所剩时间不多，将儿女们叫在一起，再三嘱咐着，一定要继续反映，“为我这个女儿讨回个公道”。
捧着父亲遗留下的厚厚一沓信访举报材料，程美枝弟弟程列平开始“接力”。
程列平拿出一摞摞挂号信函收据，仅从2019年至今，他寄送至各个单位的挂号信就有38份。
不过，这些询问多数未收到明确回复，个别被答复“未发现违法行为”。如，在安徽省九成坂人民检察院对程列平信访举报材料的回复中，称“经调查核实，未发现九成监狱在决定王某不予收监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
“跑了这么多部门，我也是没有办法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给他们（家人）一个交代。”采访中，50岁的程列平忽然失声痛哭。
在刘昌松律师看来，本案究竟是另有隐情，还是各执法环节全线“失灵”，至今仍然存在许多疑团待解：在决定将罪犯监外执行时，法院是否严格把关？监狱拒收是否合规？公安机关等部门的日常监督考察职责是否履行到位？
为保外就医引入外部监督
记者从休宁县委政法委获悉，目前，休宁县委县政府已成立联合调查组，省市两级政法委也已介入，将尽快查明事件真相，及时向社会公布，一旦发现违法违规情况，将严肃处理。
王秀梅建议，调查此案时，究竟是罪犯有意串通相关部门为之，还仅是执法人员疏于监管而起，一定要明晰各方责任。“如果是执法人员疏于监管，责任赖不着当事人。但如果是当事人参与共谋，那就要共同处罚。”
“纸面服刑”事件是公平落实刑罚执行制度的大敌，社会危害性极大。
当前，针对保外就医管理，立法层面已在不断完善，如2014版《保外就医严重疾病范围》，比1990版细化了病种类别。
为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刘昌松建议，建立严重疾病范围的动态更新机制；引进外部监督机制的疾病鉴定“复核委员会”，如医生、律师、人大代表等参与；加强社区矫正机构的职能落实和相关问责，如建立每半月一次的随访报告制度。
但立法是基础，执法更关键。
记者注意到，1990年发布的《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曾明确指出保外就医存在的问题，如“‘以保代放’，有损执法的严肃性”“部分地区劳改机关与公安机关联系不够，使保外就医人员脱管失控”等。
1998年时，黄山市人民检察院、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公安局也曾联合下发文件，称黄山市保外就医工作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审批不严，条件偏宽；二是越权办理保外就医的现象仍然存在；三是管理失控。”并要求，加强保外就医管理，保证法律法规的严格执行。
专家分析认为，联系日前曝光的多起“纸面服刑”事件可见，痼疾难改。建议尽快对保外就医做次“全面体检”，通过清理、整顿，提高工作透明度，加强内外监督。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专项督查，详查每一个环节的相应依据，发现渎职滥权的，绝不姑息。（记者张紫赟、周畅、林翔）
责任编辑： 王萌萌
悦笛
谈茶之道，谈茶之美，就从一首著名且有趣之“茶诗”谈起吧。茶诗早已是中国诗当中的特定品类了，这也许就是“诗茶合一”吧。唐代诗人元稹有次品尝新茶后，写下了一首形式新奇的《一字至七字诗·茶》：
茶，
香叶，嫩芽。
慕诗客，爱僧家。
碾雕白玉，罗织红纱。
铫煎黄蕊色，碗转曲尘花。
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
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乱岂堪夸。
这首诗妙，每句字数，从一到七渐次铺开，终形成了塔状，又以诗题（茶）为韵，在诗之表现形式上堪称精绝。诗句所咏，极为切题：从茶这个字开始，从其叶的香嫩品质荡开思绪，联想到茶与“人”（诗人与僧人），茶之“形”（白与红）与“色”（玉与纱），又极尽精工地描摹了煎茶制茶之“前”（铫煎黄蕊色）“后”（碗转曲尘花）过程，进而上升到品茶的文化层面，暮邀明月、晨对朝霞，最终进入历史长河，茶后“洗尽古今人不倦”，那是中国人一直以来的审美享受，此乃何等“美事”也！
所以说，茶，不仅帮助中国人洗尽了“尘心”，还推动了中国“生活美学”之精进。茶，其实无非就是中国人饮料嘛，但就是这个“吃茶”简单之事，竟被中国人“啜”成了生活的艺术。“啜茶”这个“啜”字，甚妙，那就是茶要一口一口地去“品”。
所谓茶中味道，是说茶味关乎道，它不是茶的生理之滋味，而更是人生的况味！
茶，始终在生活当中呈现，既可以自己独饮，也可以款待友朋。东瀛的《广辞苑》就解释：“茶道是以茶汤修养精神、探究交际礼法之道”，原本在日本叫作“茶汤”而江户时代初期才开始叫“茶道”，茶汤仅就“饮”而言，而茶道就有了沟通之义。这个传统延续至今，林语堂先生就曾幽默地说过中国人“最爱喝茶”：在家中喝，上茶馆也是喝；开会时喝，大家讲理也喝；早饭前喝，晚饭后也要喝，有了这“清茶一壶”，似乎到哪里都可以随遇而安了。
唐代诗人钱起有一首《与赵莒茶宴》诗：“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所谓“茶宴”，是以茶代酒来宴请宾客。从“竹下忘言”、“一树蝉声”两句来看，赵莒的茶宴举办，大概在盛夏的茂林修竹之中。其中，宴会上品的紫茶，在唐代饮茶风尚中被视为上品，陆羽在《茶经》卷上也曾言，茶以“紫者上”，而“绿者次”。清风徐来、树影婆娑，三五好友寤坐清谈，比之于“竹林七贤”的痛饮狂啸，更是另一番风味，魏晋文人通过吃药喝酒入迷狂，唐宋之士则以品茗之清雅为尚。
诗中所说的“羽客”，指修仙的道人，“流霞”则是道教传说中神仙的饮品，据说“每饮一杯，数月不饥”。早在南朝，饮茶就已摒弃了羽化升仙的目的，而是借茶清心降躁，这里说的“全胜羽客醉流霞”，更说明此岸凡俗生命、世俗生活的快乐，比那些美丽而又虚幻的传说更具价值，这就是“生活美学”之境。
【从饮之“味”到茶之“道”】
那么，如何才能让凡俗生命活泼起来，让世俗生活充满趣味？
途径自然有很多，饮茶在中国人看来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更是通过饮之“味”过渡到茶之“道”。“尘心洗尽兴难尽”！实在是道出了千古茶道最精微、高妙的神髓——洗尽尘心，也就是把那些扰乱人的心绪、桎梏人的自由的世俗功利目的涤荡干净，剩下的，也就是关注生命、热爱生活本身之价值的赤子之心了，这就是诗人所说的“兴”吧。有如此兴味，如此真性情，方能体验茶之美，妙悟道之境！
清代人陈金诏《观心室笔谈》中所言尤为精辟：“茶色贵白，白亦不难，泉清瓶洁，旋煮旋啜，其色自白。若极嫩之碧萝春，烹以雨水文火，贮壶长久，其色如玉。冬犹嫩绿，味甘香清，纯是一种太和元气，沁人心脾，使人之意也消。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一壶，任独酌独饮，方得茶趣。何也，壶小香不涣散，味不耽迟，不先不后，恰有一时，太早不足，稍缓已过，个中之妙，以心受者自知。茶必色香味三者俱全，而香清味鲜，更入精微。须真赏嗜者之性情，从心肺间一一淋漓而出。”
中国茶道“洗尽尘心兴难尽”的超越境界，就融会贯通在整个品茶的过程中，最终从心肺间“淋漓而出”，这是何等的“真性情”也？！从茶叶（茶色贵白）、茶水（泉清）和茶具（瓶洁）的选择，到火候的把握（烹以雨水文火）、茶汤的观察（贮壶长久）与品味（其色如玉）、茶香（味甘香清）的玩索，每一个步骤，其实都在物质性、技艺性之中融入了“生活美学”的体验。
《观心室笔谈》还提出了“茶壶以小为贵”的审美标准，要求每一客人，人手一壶，独酌独饮，这才是“茶趣”呢，为何呢？空间上的理由，乃是壶小，使茶香不散，茶味不迟；从时间上，也要把握得不早不晚，早则不足，稍则已过，用心才能感受其“妙”道。如今中国人泡绿茶往往以大壶为主，但在与茶人的交往当中，以小壶冲之，的确更有兴味。
我有位云南茶人，曾复原了《清稗类钞》当中记载的喝茶方法，该功夫茶使用了三个壶：一冲茶一淋杯一洗杯，还使用了“以巾覆之”的方法，也就是冲茶后用茶巾覆盖在茶壶上面（既加盖，乃取沸水徐淋壶上，俟水将满盘，覆以巾），味道果不同！但是感觉所饮春茶，涩味尽除，中空有味，回甘涵咏……这就关乎所谓“色香味三者俱全”，需要充分、全面调动人的知觉（视觉嗅觉味觉），才能心领神会，由此才能香（“清”）味（“鲜”），从而进入“精微”之境界。品茶，就是从色、香、味等感官积极体验出发，中经身体器官的畅适，而最终实现“意消”与“心受”。
茶道，就是一种“过程美学”抑或“过程哲学”，过程高过结果，同时，自然也就是世俗的，茶道也是一种日常生活的美学和哲学，这是我的独特看法，也许更切近于茶的本质。
中国人的茶道，始自唐，光大于宋，肇极于明清，近代以来虽稍有衰歇，但嗜茶、品茶、尝茶的风气绵延不绝，近年来又有中兴之势，茶的复兴（特别是普洱茶的兴起）成为了当今“生活美学”重兴的急先锋，“生活美学”就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理念支撑，位于昆明的弘益大学堂就已以“生活美学”为核心培养出五千多中国茶人。
古人历来重人品，既有诗品与人品合一论，也有“茶品”与人品合一论：饮茶可以见出人品、境界的高低，又可以促进人品、境界的提升。茶人合一，乃饮茶当中的一种境界，这当然也是高层次的理想的。其实，饮茶与人的道德、境界之高低并无必然的联系，嗜茶如命的人中，也不免有贪财好利之徒。更应看重的，还是茶道、茶艺的过程具有的“洗尽尘心”的可能性。品茶为人摆脱世俗桎梏、重返生命的自由之境打开了一扇门，至于能否实现这种境界，则要看品茶者本人是否情愿了。
【“三合其美”的审美体验】
茶，其实有“三美”，但三美却不一定非要仰仗名茶、名水与名器，那么，“茶之三美”话源何处？
《老残游记》第九回“一客吟诗负手面壁，三人品茗促膝谈心”中就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申子平、黄龙子和玙姑坐而论道，“话言未了，苍头送上茶来，是两个旧瓷茶碗，淡绿色的茶才放在桌上，清香竟已扑鼻”。申子平端起茶碗，呷了一口，“觉得清爽异常，咽下喉去，觉得一直清到胃脘里，那舌根左右，津液汩汩价翻上来，又香又甜；连喝两口，似乎那香气又从口中反窜到鼻子上去，说不出来的好受”。子平大为惊异，问这是什么茶叶，如何烹制，为何这么好吃？玙姑说：“茶叶也无甚出奇，本不过本山上出的野茶，所以味是厚的。却亏了这水，是汲的东山顶上的泉，泉水的味，愈高愈美。又是用松花做柴，沙瓶煎的。三合其美，所以好了。尊处吃的都是外间卖的茶叶，无非种茶，其味必薄，又加以水火俱不得法，味道自然差的。”
所谓“三合其美”，就是茶、水与煮茶的火候、器具。
好茶未必是名茶，野茶也是美的，因为其味也厚；水也是美的，愈从高处取就愈美；还有烹茶的火候，煎茶的器具，亦是美的。在传统观念中，茶属“木”，泉为“水”，炭为“火”（无论是鲜用的“松花”还是如今仍用的“核桃炭”），茶具为“金”（金属质的茶壶）、“土”（陶器制的茶杯），所谓“三合”，实在是包罗了金、木、水、火、土“五行”。这五行相生相偕，则全其美；相克相悖，则成其恶。品茶的学问，实在大焉！
“三合”，乃是“天人之合”的学问。“天”是茶叶、是泉水，是天然之物；而人，则指茶器、火候，是人力所能掌控的。从高蹈处来讲，茶本身，就是秉承天地精神与自然情怀的，可谓是“天”“地”“人”“道”之合一。茶，本于地，得于天，乃纳地之物养，采天之阳光雨露，这是“天”道；茶农的辛劳劳作，使茶得以显身，烹茶与饮茶更是将茶化入中国人的生活当中，此乃“赞天地之化育”之“人”道。
回到茶器这个“人造”问题，陆羽《茶经》所列茶器就有二十四种之多，分别供碾茶、藏茶、洗茶、煎茶、饮茶之用。到了宋代，蔡襄在《茶录》中将茶器精简为九种，有茶焙、茶笼（藏茶用）、砧锥、茶碾、茶罗、茶匙（解茶团、碾茶、筛茶、取茶末用）、茶钤（炙茶用）、茶盏、汤瓶（饮茶用）等。稍后，茅一相专门写过一部《茶具图赞》，为器物封侯拜相，绘图作传，将所列的十二种茶具尊称为“茶具十二先生”。
明清以后，随着清茶、散茶的风行，原来专门应付茶团的砧锥、茶碾、茶罗等都被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是专门冲泡茶叶用的“茶壶”。古人饮茶，越到后世，越重其冲淡自然之味，因而不断剔除各种外在的作料，这种豪华落尽见真淳的倾向，在茶器中也显现无遗。如今笔者遇到不少茶人，他们都在复原唐、宋乃至明清的各种“茶事”之法，其中，就有茶人复原重造了古代的茶炉。这种小炉子便于携带，在泉边烹茶的时候，既可以用来煮粥，也可以用以煮泉。毋庸置疑，好的茶器与茶、水相得益彰，能给人带来极佳的审美体验。日本茶道就精于此道，从中土舶来的“唐物”到朝鲜传去的“高丽瓷”，皆成为东瀛茶道“素朴主义”美学之伴生品，中国茶所需之器，何不是如此呢？
晚唐诗人韩偓说，“越瓯犀液发茶香”，“越瓯”是唐代越窑所产的青瓷茶盏，陆羽曾说，“碗，越州上”。越州茶盏好在何处？越瓷像玉一样温润，像水一样澄澈，其色青，与茶之碧交相辉映，格外赏心悦目。晚唐另一位诗人徐夤专门写过一首咏越州青瓷茶盏诗《贡余秘色茶盏》：“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功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别江濆。中山竹叶醅初发，多病那堪中十分。”
越窑在唐代为官窑，专门为皇室烧制瓷器，所以其制作工艺、成品都秘不外传，故而称之为“秘色”。徐夤用“捩翠融青”来形容它的青翠欲滴，引人生出无限遐想。“功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则是说注入茶汤后的整体感官效果：茶盏青碧如玉，晶莹如冰，绿色的茶汤在其中轻轻回旋，香气氤氲，仿若绿云缭绕……这是何等的享受！又是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受用此等清福？所以徐夤不无得意地说，像我这样柔弱的病体，怎堪受用这“十分之福”？
【从茶壶到茶艺，品煮茶之乐】
到了宋代，点茶、斗茶之风盛行。“点茶”是用茶末和以开水，制成膏状，然后用滚汤冲点。热气腾腾的沸水点入茶膏，会激起纯白、细腻的茶沫，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汤花”。“斗茶”，就是三五茶友相聚，比试谁点出的汤花色泽纯白、造型多端、浮白长久，如今创新性的茶花制发是在杯中写字（如茶、风、道等字）。陆游的名诗《临安春雨初霁》中所说的“晴窗细乳戏分茶”，就是这种点茶游戏。
宋代点茶名手如云，宋徽宗、蔡襄、范仲淹等均是个中高手，就连出家人也不能免俗，雅好此道。杨万里曾观赏过蜀地僧人显上人的点茶绝技，作诗赞叹道：“分茶何似煎茶好，煎茶不似分茶巧。蒸水老僧弄泉手，隆面元春新玉爪。二者相遭免瓯面，怪怪奇奇真善幻。纷如擘絮行太空，影落寒江能万变。银瓶首下仍尺高，注汤作字势嫖姚。不须更师屋漏法，只问此瓶与何答。紫微仙人乌角巾，唤我起看清风生。京尘满袖思一洗，病眼生花得再明。叹鼎难调要公理，策动茗碗非公事。不如回施与寒儒，归续茶经傅衲子。”
要在径不盈寸的茶盏中，点出幻化万端、造型奇异的汤花，点茶人除了勤学苦练，在技术上精益求精之外，还对茶盏做了改造，那就是从青瓷，变为黑瓷。蔡襄说：“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柸微厚，燲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建安烧制的茶盏色泽绀黑如漆，与白色汤花对比鲜明；纹理细密，激起的汤花匀腻；瓷胎稍厚，不易冷，汤花回旋往复的时间也就长了。看来，想在点茶中品味“芥子须弥”之趣，也须上好茶器。然而，点茶、斗茶毕竟还是以茶为戏，其看重的是茶的色，而不是香与味。要体味陈金诏所说的“色香味三者俱全”，功夫还得放在泡茶、饮茶、品茶上。明代以后，散茶冲泡成为饮茶风尚的主流，于是泡茶之器——“茶壶”又风靡一时，一直延续至今。
砂壶泡茶“盖而不夺香，又无熟汤气，故以泡茶不失厚味。色、香、味皆蕴”。所以这一时期紫砂工艺飞速发展，出现了一批紫砂名匠，如龚春、时大彬等大名远扬。他们在明代日益繁荣的商品经济中大获其利，一柄紫砂壶竟然能卖到一二十两白银，还供不应求，而当时普通市民一年的生活所需，也不过六两银子。这又是茶道对中华传统文化之推动力的绝佳例证，市场推动的茶的普及，如今好似奢靡之晚明，名家所做的紫砂壶不仅供不应求，而且也被市场推上了天价。
茶艺之中，更能显示人力功效的是“汤候”，也就是煮茶时的火候。这在唐宋的煎茶风尚中尤为重要。有人说，茶之妙，全在火候，这从陆羽《茶经》中所描述的煮茶技巧就能窥见一斑。陆羽认为，燃料最好用炭，其次用干烈的木材，因为它们发火猛烈而无烟，不至于影响茶的正味；煮茶时要疾风烈火，煮至三沸，方可食用，但这些讲究在今天来说，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古人煮茶，并非单纯烧水，而是乐在其中，享受烹茶的乐趣。烧水烟熏火燎，有何乐趣？烹茶之乐，恰恰就是由此开启的。
我们且看陆羽是如何体验煮茶之乐的：“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第二沸出水一瓢，以竹筴环激汤心，则量末当中心，而下有顷势若奔涛，溅沫以所出水止之，而育其华也。凡酌置诸碗，令沫饽均。沫饽，汤之华也。华之薄者曰沫，厚者曰饽，细轻者曰花，如枣花漂漂然于环池之上。又如回潭曲渚，青萍之始生；又如晴天爽朗，有浮云鳞然。其沫者，若绿钱浮于水渭，又如菊英堕于尊俎之中。饽者以滓煮之。及沸则重华累沫，皤皤然若积雪耳。”
如果还原出这一文化现场，煮茶也是一个融声、色体验为一体的审美过程，也就是“生活美学”的活生生的过程。从听觉上说，从水将沸时细微的气泡浮出的声音，再到第二沸时的泉涌珠蹦，最后到了第三沸，茶器中竟也能翻江倒海、腾波涌浪！从视觉上说，茶末被滚烫激起，在水面上环游盘旋，如“枣花漂漂然于环池之上”，如“回潭曲渚，青萍之始生”，如“晴天爽朗，有浮云鳞”，又如“若绿钱浮于水渭”、“菊英堕于尊俎之中”，真是千姿百态，妙不可言！
这就是中国“茶之道”，它独具魅力的“生活美学”韵味，如今中国人的“茶生活”当中被返本开新，譬如普洱茶在中原的普及就在寻求一种新道，为了避免与日本“茶道”区分开来，我建议还是用“茶之道”来言说中国吧，而且此道乃“妙道”也。
总而言之，茶之道，即生活之道；茶之美，即生活之美！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来源： 文汇报
者：冯兵（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
科举是我国自隋代产生，直至清光绪三十年结束，主导了中国近一千四百年时间的人才选拔制度，对中国传统社会在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即使是在贵族官绅阶层，科举也仍是非常重要的大事。对于寒门士子而言，科举几乎更是唯一改变命运的途径与机会。因此，科举可以说是传统社会中最受关注的大事之一。但是，历史上对科举也不乏批评之声，除了针对科考舞弊案件的声讨之外，还有一批人从“道”的层面对科举制度及其影响也作出了审视和反思，比如两宋理学家程颐和朱熹。
程颐曾在北宋嘉祐四年参加科考，结果廷试落第，遂放弃举业，主要以教学为生。不过他虽然看轻仕途，对科举的批评却比较平和，说：“人多说某不教人习举业，某何尝不教人习举业也？人若不习举业而望及第，却是责天理而不修人事。但举业，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尽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可见程颐并非完全否定科举的意义，当然他是从登第改变个人命运的角度来说的。程颐在教学中不得不适当教弟子习举业以谋取功名，因为这是大多数士子们所必须面对的现实需求。但他同时又指出，习举业仅仅只是解决生计问题，无法指望从中能充分体认义理本原，获取对“道”的真正了解。
关于学者究竟该如何应对举业，程颐甚至还提出了较为具体的建议，他说：“或谓科举事业，夺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为举业，余日足可为学。然人不志此，必志于彼。故科举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夺志。”（《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一）也就是说，学者拿出部分时间，比如“一月之中，十日为举业”，这是可以的，前提是必须坚定求取为己之学的志向，不可一心只求功名，否则不啻玩物丧志。如有弟子“问作文害道否？”程颐就说：“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宋代的科举大体分常科、制科和武举三类，其中又以常科最受关注。程颐这里讲的“作文”“为文”之“文”，主要是指常科中的诗赋和策论等“文章”，当时整个社会都很重视诗赋的写作。但理学家们多以其为“小道”，认为一旦士子重视“为文”，其志向往往将局限于此，而无暇也无心去把握天地人生之大道了。可见程颐在以科举取士的时代背景下，对科举本身并没有完全否定，只是担心其会动摇读书人努力追求“道”这一世界普遍原理的意志。
朱熹也很赞成“作文害道”的看法，说：“才要作文章，便是枝叶，害着学问，反两失也。”（《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他认为“文章”之事相比圣贤学问而言不过是“枝叶”，人们若是不能合理对待科举应试与圣贤人格之培养的关系，必然会对二者都造成妨害。但科举很多时候也是广大士子改善生存环境的必经之途，他们不得不为之努力。朱熹道：“科举累人不浅，人多为此所夺。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资于此，故不可不勉尔。其实甚夺人志。”（《朱子语类》卷十三）按照朱熹的意思，年轻士子因为有孝亲育子、养家糊口的压力，不得不通过科举以谋求一定的功名俸禄，其本无可厚非。但“谋道”之志在现实生活中又往往会被“谋食”所摧折，这是问题之关键所在。
面对这一问题读书人该如何解决呢？其实早在程颐那里就曾有弟子请教过：“家贫亲老，应举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程颐答曰：“此只是志不胜气。若志胜，自无此累。家贫亲老，须用禄仕，然得之不得为有命。”（《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在程颐看来，士子通过科举取得功名俸禄以孝养双亲，此举有其现实必要性与合理性；但士子一方面要有一个坦然和理性的态度，另一方面更要坚定学为圣贤的志向，以此来克治名利之心对身心修养的妨害。
名利之心亦是“外慕之心”。朱熹说：“切须去了外慕之心。”（《朱子语类》卷八）但科举制度本身又并非全然错误，前贤也大都通过科举走上政治、文化的舞台而广为人们所知：“科举之习，前贤所不免，但循理安命，不追时好，则心地恬愉，自无怵迫之累。”（《答严居厚》，《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五）因此关键是读书人要懂得“循理安命”，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并能分清主次轻重：“士人先要分别科举与读书两件，孰轻孰重。若读书上有七分志，科举上有三分，犹自可；若科举七分，读书三分，将来必被他胜却，况此志全是科举。所以到老全使不着，盖不关为己也。圣人教人，只是为己。”这些说法与程颐的相关主张如出一辙，即都强调为己之学，不可徒慕名利。
所以，朱熹和程颐一样，对科举本身并不曾完全否定。《朱子语类》卷十三中，朱熹说：“非是科举累人，自是人累科举。”他主张科举可应，因为即使孔子复生于此世，“也不免应举”，只是作为应举者应当将“得失利害”“置之度外”，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对待。同时他也认为，对待科举能否超然淡定，实际上与每个人的气质禀赋，也就是“天资”有关，如他自己对科举就是“自小便见得轻”。如果无法做到天然如此，那就只能通过努力修养德性，“用力胜治”以超脱名利之心来实现。这一“胜治”之法，在学者自身固然是要严辨义利，克己胜私，而针对举业的教与学，朱熹也曾明确指出：“科举文字固不可废，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无诚实正当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径，以为新奇……”在此他对当时不够“诚实正当”的科举文风予以了严厉批评，所以他要求举子在写作中不可刻意追求新奇而浮夸曲解，教师也应“取三十年前浑厚纯正、明白俊伟之文诵以为法”（《答陈肤仲》，《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九），以努力培养学生良好的文风。
《光明日报》（2024年07月20日 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