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建设中，如何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听一听文旅从业者、建筑专家、旅游达人的声音——

守护古城，奏一曲古今融汇的文化交响

光明日报记者 陈之殷 张胜 高建进 王斯敏

编者按

5月2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若干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指出，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建立分类科学、保护有力、管理有效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

古城古镇古村落，是城乡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恬静雅致的江南水乡、古朴雄浑的北方大院、神秘通幽的湘西古城……千年文明孕育出各具特色的城乡建筑，吸引人们拂去时光尘埃，探寻文化印记。在亲近古城的同时，很多问题仍待解决：如何避免历史文化遗产屡遭破坏、拆除？怎样在“修旧如旧”与方便居民生活之间实现平衡？“古城游”如火如荼的同时，过度商业化能否遏制？本版邀请文旅从业者、建筑专家、旅游达人等结合亲历展开讨论，共同守望我们心中的美好古城、多彩文化。

【讲述】

北京老城，从“有机更新”到整体保护

讲述人：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建筑学家吴良镛之子 吴晨

北京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和860多年建都史，城市规划传承有序。改革开放初期，居民居住条件简陋、拥挤，许多四合院里都搭了临时建筑，房屋年久失修，漏雨、积水问题严重。为尽快改善市民生活条件，当时的旧城改造采用了“拆除旧四合院盖楼房”的简单思路，对城市风貌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破坏。

我父亲吴良镛长期关注城市发展和文化传承。新中国成立后，他和梁思成、林徽因先生等一道参加北京城市规划，完成了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广场扩建规划设计等工作。怎样在保留旧宅精神内核和文化肌理的基础上，让居民居住环境更为理想？1984年，父亲首次提出，胡同改造要变“大拆大建”为“有机更新”，并将这一理念运用到菊儿胡同等地的改造之中，获得成功。

父亲对我的影响，更多是为人处世之言传身教。从我记事起，他便常于夜晚在灯下埋首画图、勤奋写作。2002年，受欧洲“城市再生”概念启发，我在国内首次提出了“城市复兴”理念，注重对古建筑的整体保护、积极创造、全面复兴。秉持这一理念，我完成了北京老城总体城市设计，以及大栅栏、什刹海、前门东侧鲜鱼口等的保护复兴规划及设计研究工作。由我主持设计的“北京坊”建筑群将现代时尚感与周边建筑融合为一，成为“网红打卡地”。

城市设计所实现的，并不是简单的物质空间变化，更是置身其中每一个人的美好愿景；建筑设计、城市规划需要沉下心来长期积淀。父亲不论烈日炎炎还是寒冷冬日，总是带着学生走街串巷，统计、画图。我从业也已三十年，越发体会到这样的热情：对城市和家园的热爱，是建筑师永远的责任感。

福建福州千年古街三坊七巷。新华社发

市民、游客在陕西西安古城墙上游览。新华社发

古都西安，在这里体味历史文化之趣

讲述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校长、教授 王树声

我在西安求学、工作多年，对这座城市有着很深的感情。每当看到巍峨的西安城墙，敬意总是油然而生。早年间，西安城墙也曾面临拆除的危险，在有识之士的积极努力和中央支持下，才得以保存。

对城乡历史文化，既要有力保护，更要把蕴含其中的文化传统和城市基因传下去。西安在这方面进行了持久探索，以张锦秋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建筑规划学人结合西安独特的历史环境进行现代建筑创作、城市空间规划，完成了陕西历史博物馆等系列“新唐风”建筑作品，成为古都复兴的重要标志。

2010年，在清华大学跟随吴良镛先生学习时，吴先生要我研究西安规划，他多次表示，西安规划应成为弘扬东方古都规划传统的典范。2011年，西咸新区规划向社会公示，我的研究正好派上用场，“传承古都传统，建立大西安新轴线”的建议得到省政府的重视。后来新规划里确立了这条新轴线。

每座城市都有独特的文化空间系统，应着眼于此，规划并实施文化遗产保护。2018年，我发表《文地系统规划研究》一文，提出了文地系统规划的原理和方法。近期，我和团队正在进行西安文地系统规划研究，尝试着贯通城市文化遗产与自然山水脉络，更好地彰显西安古都特色。

近几年，明城墙永宁门、大唐不夜城等文化区块把古都韵味和市井烟火连接起来，让更多人看到了西安的历史文化之趣。将西安建设成一个有遗产、有思想、有文化、有境界的国际化大都市，我们还要付出很多努力。

游人在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的河北邢台英谈村参观。新华社发

三坊七巷，定格“旧岁月”、焕发新活力

讲述人：福建省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 陈亮

3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福州古厝和三坊七巷保护修复等情况。我作为三坊七巷保护工作亲历者陪同介绍，深感责任重大。

1987年，少年的我暂住在福州市澳门路姑父家，时常到南后街逛街，街上有不少灯笼、纸伞和裱褙店，那时的我觉得这是一条古老、沧桑又凌乱的老街。

三坊七巷的保护始于1991年。当时，林觉民、冰心故居面临改造拆迁，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文物工作现场办公会，推动制定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条例和保护规划。这次会议，奠定了福州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基石。

1996年，我开始负责编制福州名城保护规划。2005年8月，福州市委市政府成立三坊七巷保护领导小组，着手全面保护工作，我们研究院负责编制保护规划。我带着规划项目组和勘测院，对三坊七巷所有院落进行入户调查。我们发现，这里藏着许多惊艳的明清建筑，巷陌中名人故居荟萃，实是璞玉蒙尘。在阮仪三、王荣慧、赵中枢等专家学者指导下，三坊七巷的规划保护顺利开展起来。

研究院还承担了三坊七巷中除国保单位之外150处文保单位、历史建筑的修缮保护设计等工作。截至目前，三坊七巷保护累计投入近50亿元，保护修复工程基本完成。我们还开放了大量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面向民众的博物馆和文化展示点，让三坊七巷成为福州城市文化的金名片。

现在，三坊七巷年游客量连续五年突破千万人次。漫步其间，巷弄相连，被誉为中国“里坊制度活化石”的三坊七巷定格了历史，也焕发着新的活力。

平遥古城，让文旅体验更加生活化

讲述人：山西省平遥县原规划局局长 冀太平

自从1982年入职平遥县基本建设委员会以来，我已从事古城、古镇、古村落的研究、保护与开发工作近40年，有幸见证了平遥近十几年的巨大变化。

1986年，平遥成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经济发展大潮冲击下，古城保护出现了一些不和谐音符：学校要扩容，与“不准拆除传统建筑”的保护要求产生矛盾；房主提出加固房屋的需求，我们却无力用传统手法修复老房子……在这样的煎熬中，平遥终于迎来了以“申遗”为契机的主动保护时期。

从1994年到2005年，为开发平遥旅游，我主持了几项工作：将古城居民迁到城外住宅小区；对平遥南大街进行改造，以房租减免等优惠政策发展古玩店、博物馆、传统小吃店等商业……渐渐地，保护良好、风貌鲜明的古城吸引力越来越强，一条靠旅游发展经济、增加收入的新路子在人们面前敞开。

随着开发不断深入，如何避免资源同质化、审美疲劳、影响居民生活等问题常盘桓在我脑中。古城并非只为游客服务，遗产也不仅是为旅游而生。应该改变粗放型发展方式，打造更加精细化、生活化的古城旅游。我期待着，随着《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若干意见》出台实施，平遥古城能够焕发出更加健康动人的风采。

学子视角：期待更多审美智慧、发展智慧

讲述人：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生刘邵远

不久前，我家乡的一条老街改造完工。老街兴起于清末民初，临河而建，满满人间烟火。后来老街逐渐衰落，一度成为人们眼中“脏乱差”的代名词。而翻新后，取而代之的却是一排排风格难辨的仿古建筑，令满怀盼望的人们有些失落。

许多城市都有这样的老街：本是保留传统生活方式、记录城市变迁的“文化样本”，但改造后却失去了原有的风韵和内涵。

求学期间，我曾对上海市十个历史文化名镇的文化生态进行调研，深刻感受到物质形态保护只是手段，根本在于激活人心。很多老镇居民由于未能感受到老镇保护带来的实际利益，对自己居住的传统民居保护意识不强。有的古镇，外来人口数已经超过本地居民数量，随意改变院落结构、毁坏建筑构件等行为时有发生。

对于原住民，遗产保护重在唤醒共同记忆，增强凝聚力；对外来人口，则应引导他们在新生活地区形成认同感。我们发现不少外来年轻人选择在古镇植入新的业态，并尝试融入当地人生活当中，激发了古镇的活力。但问题仍然存在：凭借着旅游“出圈”的古镇，人们看到的仍是景观视觉元素，如何感受到它在城市文脉发展史上的独有位置？这种保护开发，是否和当地居民的生活改善有机关联？我想，作为未来的文博从业者，我们关注的，不仅是表面的风貌改造，更是古镇的发展史和背后的社会运行机制。

古城保护，不能“千城一面”，像面目统一的商业广场那样开遍全国大小城镇。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个能够激活传统、发展文化的活态空间。这需要更多的审美智慧和发展智慧。

达人体验：更看重古城的文化性故事性

讲述人：旅行视频自媒体博主 房琪kiki

从2017年成为旅游博主开始，旅游成了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我走过许多古城，在那里与历史碰触，获得心灵的短暂停歇。然而，和很多人一样，我也困扰于古城商业气息过重这个问题。比如，几乎所有古城都在做汉服节、夜市、卖爆鱿鱼烤香肠，可游客是否喜欢这些呢？我想，旅游开发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调性来开展。

在创作新媒体作品时，我发现人们不再只追着景色打卡，更追求旅行的文化性和故事性。而有深厚底蕴的古城，天然拥有吸引力。比如永定土楼因为《大鱼海棠》《花木兰》等IP获得很高关注，我做了一期关于它的节目，在抖音上点赞量高达180万。

大部分不那么有名的古城则容易趋于同化。如何寻找个性？我对山西忻州古城印象很深。他们对每个进驻古城的食品商家进行严格筛选，售卖的食品既好吃也很有地方特色，我现在还记得红面鱼鱼、大肉片汤、保德碗托等美味。同时，当地以一座古老书院为基础，设计了特色灯牌，吸引年轻游客拍照打卡，当地居民夜晚也纷纷前来纳凉。

江南水乡的小镇更加密集，不少小镇找到了自己的闪光点，比如黎里和南浔。黎里古镇很好地保留了本地居民的生活状态，家家户户门口种着莲花，坐在乌篷船上，能听到岸边人唱着当地戏曲，优雅、安静。而在南浔古镇，古色古香的宅子深处有西洋舞厅和留声机，仿佛一瞬间穿越时空。逛黎里古镇体味生活，逛南浔古镇体会文化，它们都让我感受到精致用心，而不是雷同复制。

我永远记得这样一幕：那天风和日丽，我坐在黎里古镇的奶茶店，一位老大爷坐在外面。老大爷告诉我，他每天都在这儿听收音机，古城的变化给他带来了生机。我感到他是喜欢这种变化的，累了睡一会儿，醒了睁睁眼，看看来往的人潮。当游客散去时，这方天地又是属于他的，孤独的老人获得了另一种陪伴。来自天南地北的人们在某一瞬间相逢又被触动，这就是我最想拥有的旅行，也是我关于古城的最美印象。

【微调查】

网友心中的“理想古城”什么样

近日，光明智库在线发起关于古城（古镇、古村落）旅游的小调查，回收了来自全国23个省区市的598份有效问卷。

调查显示，72.53%受访者去过古城（古镇、古村落）旅行3次以上，其中江南园林、徽派古建、湘黔古城最受喜爱。超过9成受访者选择5天以下的短途旅行，15.88%的受访者尝试过自助游，近7成受访者常和朋友、家人一起出游。在旅游信息获取方面，除了亲朋推荐、电视节目等传统方式，微信、抖音等新媒体日益成为了解旅游资讯的新途径。

对于“理想古城应具备的要素”，95.29%受访者选择了“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保护和开发相对成熟”，55.88%受访者认为目前很多古城的历史文化没有得到足够尊重和合理挖掘，有的甚至被扭曲。86.47%受访者表示，商业开发无可厚非，但须在保护古城文化和尊重当地居民生活的基础上适度进行。景点大量销售同类型仿古纪念品，修建与原古建筑风格不符的仿古建筑，面目雷同的酒吧、商铺、民宿无所不在，位列“古城游最需要改进”的前三位。

【专家点评】

古城保护，须“历史和当代相得益彰”

作者：王世福（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文明的具体物证，是城市发展和地方精神的集中展示。文物古迹、传统建筑、旧城街巷等物质遗存以及地域风情、民俗习惯、人文情趣等非物质传承，共同构成一座城市最为重要且与众不同的文化品质。

在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进程中，城市实现了经济发展的飞跃和物质建设的进步，但也出现了令人痛心的大拆大建现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一系列政策先后出台。此次审议通过的《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若干意见》，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由此，更要加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以此为前提开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机融入现代生活气息，让古老城市焕发新活力。只有深入理解历史遗存中的文明精华，才能巧借古韵、妙开新篇，将其转化为服务现实生活、激发全新创作的文化资源，让历史与当代交相辉映。

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潮州市广济楼考察时指出，在改造老城、开发新城过程中，要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存，延续城市文脉，使历史和当代相得益彰。历史城区是地方集体记忆的核心载体，具有情感和审美的巨大魅力，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存、延续和传承城市文脉，就是为了更好地衔接历史与未来。为此，需加快进行一系列制度改革创新，建构一整套系统管用的，有利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传承的制度，强化各级党委和政府在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中的主体责任，从而建立历史保护的文化价值优先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建立文化城市的发展目标，并统筹各方力量努力实现。

历史文化遗存能够滋养并启发现代科学、教育、艺术以及社会的发展，“十四五”时期，应鼓励城市文化创新能力的提升，强化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的系统性保护与活化。比如，在城市营建方面，应更加智慧地推动老城旧城与新区新城、历史街区与城市环境、历史建筑与新建筑、建成遗产与非遗文化的协调共生；在城市治理方面，应更加包容地推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历史保护与未来创新的共治共兴。新型城市文明的塑造，不仅能够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更好地履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使命担当，也可以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和治理能力，让城市留下历史文化记忆、托起美好生活梦想。

《光明日报》（ 2021年05月24日16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要求，以及本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和相应的抽检细则，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抽检乳制品、食用农产品、餐饮食品、饮料、餐饮具共504批次。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检验和判定，合格494批次，不合格10批次（抽检信息详见附件）。

针对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及餐饮具，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要求属地市场监管部门依法调查处理。

特此公告。

附件：1.本次检验项目

2.食品抽检合格产品信息

3.食品抽检不合格产品信息

4.不合格检验项目小知识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8月14日

附件：1.本次检验项目.pdf

附件：2.食品抽检合格产品信息.pdf

附件：3.食品抽检不合格产品信息.pdf

附件：4.不合格检验项目小知识.pdf

自习室的潮流，正在向县城蔓延。

A县，河北邢台的一个城区人口只有4万的小县城，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竟然开出了11家自习室。在整个邢台，这个GDP都靠后的县城，却成为自习室最卷的县之一，甚至有家长专门来到当地自习室，为孩子包下一个座位。

在县城，开一家自习室的门槛很低。一位自习室老板说，很多人来了她的自习室，回去自己也当起了自习室老板。这样的例子至少能讲出四个。通常，一个月时间，就能开起来一家自习室。其中有一家，甚至没有房租，那人直接将家里的地面车库改造成了自习室。越来越激烈的竞争里，有老板还买来各种零食，“甚至瑞幸咖啡”，免费送给客户们喝。

在县城自习室激烈的竞争背后，映射出小镇青年们对“上自习”的旺盛需求。县城自习室为何能火？县城自习室的用户群体，是怎样的一群年轻人？现在的县城，正在发生着什么变化？带着这些问题，每日人物来到了A县，泡进了县城自习室之中。

四天时间里，我们观察这群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家庭、学历、过往，试图理解他们面临的困境和选择。

文 | 饶桐语

编辑 | 易方兴

运营 | 栗子

小镇失败者

在县城自习室里学习，首先是一件沉重的事。

这种沉重，很大程度体现在，来这里学习的人，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被定义成“失败者”。

9月5日，星期一，早晨9点，在河北邢台A县的“享学”自习室里，一群面色凝重、埋头苦学的年轻人已早早坐进了自习室里。这是A县开的第二家自习室，也是最火的一家，这里经常一座难求。

这群年轻人有一些共同画像：大部分是女生，学历大都在二本及以下，其中不少是民办大学。想改变这样的命运底色的愿望，是她们来到自习室的关键驱动力。

1999年出生的周忍冬，是这家县城自习室里少有的男生。他习惯坐二楼中间，在这里自习了快半年了。自从进了河北当地一所二本大学后，他的人生就不断地失败——考研失败，考公失败，考三支一扶（指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需考试）也失败。放在往年，他130多分的成绩足以上岸，但在今年，这个分数刚够进面试。放榜那天，全家都出动了。爸妈和弟弟，陪他一起，从县城赶去市里参加面试。

结果张贴出来，他差了0.5分。

家人们先是沉默，然后安慰他：“没有关系，我们下次再来”，是熟悉的对失败者的安慰。这些失败总会有一个同样失败的开场——大学里，他选了生物专业，那年期末，当专业成绩前10%的学生全部转系之后，他才知道，自己进了个“天坑专业”。他如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弥补当年的选择。

1999年的女生徐一荷，是这家自习室的第一个客户。她的经历和周忍冬类似。高考结束，她也上了河北的一所二本。那时候的她充满动力，每天早上5点，她都会起床读英语，用很大、很夸张的语音语调，有时还会穿上正装，在讲台上领读。直到有一回，她去参加一个就业论坛，才知道自己的学校有多差。就业的时候，隔壁的石家庄铁道大学，都是国企来招聘；而来他们学校的企业，连简历都懒得看，“是个大学生就行”。

那天，徐一荷坐在学校的长椅上大哭。她痛恨自己的二本学历。河北是高考大省，念书的时候，她并没有松懈过，唯一一次被学校送回家检讨，是因为她在深夜里，打着手电筒写英语作业，但她还是成了高考的失败者。

陈朝朝比徐一荷小一岁，她喜欢坐在自习室三楼靠窗的位子。她的失败经历，也跟考试有关。高中时，父母把她送到了隔壁南宫县念书，因为“那里前几年出过一个清华北大”。高一的时候，她听不懂课。而她的同桌，每天看小说，成绩还能前十，她感觉到巨大的挫败感，她想辍学。

爸妈被教导主任叫来，恐吓她，“你不学，就回村里进厂”。陈朝朝哭着回答，“进厂就进厂”。见说不动，爸妈谎称要回车上拿东西，直接离开了，把她一个人留在学校里。

当一群失败者聚集在自习室里，压抑感就出现了。“享学”自习室的老板白林莎说，在他这里上自习的年轻人，都是A县本地人，并且大都经历了考研失败，于是只能回到老家，继续二战，或是考公考编。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会有些背水一战的底色。

就连白林莎自己，也是奋战在考试大军里的一员。她今年25岁，连续考研两次，都失败了。她决定回到家乡考公，又失败了。

正是在这样的“屡败屡战”中，县城的年轻人感受到一种不便。

A县没有类似图书馆这样的公共空间，“聚在一起学习”，在县城曾是一件很难被想象的事。一名上自习的男生讲述自己曾经“找地方学习”的经历，有一次，他只在某个办公楼里，找到了一个会议室，屋子中间摆了一个会议桌。他就在那里看书，一天下来，腰疼得不行。

某种程度上，这些新出现的自习室，共同承担了图书馆的功能。而白林莎，更是决定自己开一间自习室，边创业边复习考试。

▲ 自习室里正在学习的年轻人。图 / 饶桐语摄

渴望逃离

身处县城之中，年轻人对自习室的需求，不仅体现在公共空间的稀缺上。

在小县城里，时间有着约定俗成的秩序——毕业、工作、买房、结婚、生子。而这些“失败者”们，常常在第一环，就已经脱轨。县城对这样“脱轨”的容忍度常常很低。很多时候，亲友们的“关心”，更像是一种拷问。

周忍冬全力考公的一年时间里，有同学结婚，也有发小生娃，但是他的身份，依旧是“应届生”。过年的时候，他回到村子，十几个爷爷辈的人会坐在村口的大树下，逮到他问：“你不工作，在家干什么？”哪怕他回答“在考试”，对方也会质疑——

“学历那么高有什么用，隔壁只念初中的小孩，现在已经开上60万的车了。”

县城青年们遇到的问题是相似的。无一例外，都和家庭的目光绑定在一起。

在这个自习室里，徐一荷算家境比较好的那一个。她妈妈是医生，爷爷是大学生，姑姑更是当地少见的研究生，他们都希望徐一荷考出县城。小的时候，姑姑的范本故事一遍遍被讲起：姑姑在不开暖气的房间里独自学习，如果不认真，会被奶奶用针扎手。每到家宴，姨夫会当着所有小孩的面说：“一荷学习好，就让一荷点菜。”弟弟高考之前，学校让弟弟五点钟起来背书，妈妈也会跟着起床，只有当听到弟弟的读书声响起来，妈妈才回去继续睡觉。

在整个家族一次又一次的强化里，徐一荷知道，自己必须要走出县城，这是她的使命。只读一个二本本科，显然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大学期间，她不断地考证——四六级、教师资格证、计算机证书……而妈妈知道各种考试的时间点，会在各个节点提醒她。

徐一荷想了各种办法从这样的目光中逃离。

但在小县城里，这并不容易实现。她先是自己搬了出来，租房子住，姑姑喊她参加家宴，她以距离太远为理由拒绝，哪怕爷爷奶奶难得来一次。她又尽可能地减少吃饭的时间，借此远离朋友们。去年10月，正是考研的要紧关头，她突然想吃县城东边的一家土豆粉，到了之后，有朋友正好发来短信，问她“在哪里吃饭”。徐一荷直接把手机熄屏，假装没有看见信息，匆匆吃完，然后仓惶逃离。

甚至，陌生人的声音也需要被屏蔽。有段时间，听到周围人的笑声，她也会嫉妒：“凭什么他们那么开心，那么无忧无虑？为什么只有我在受苦？”

直到她逃进县城自习室。

在这里，不会有来自亲戚的轰炸式关心，也不会让她觉得，自己是那么孤单又可怜的一个人。徐一荷把自己比作一滴水珠——在外面，所有人的眼睛好像都盯着她，只有在自习室里，她才能够像汇入河流一样，真正地消失、隐身。

▲ 自习室一角。图 / 饶桐语摄

也正是这样的需求，使得自习室迅速在A县流行起来。去年8月，A县开起了第一家自习室，到今年，这个城区只有4万人的小县城，却生长出11家自习室，加起来一共有接近500个座位——寒暑假的旺季，这些座位几乎可以坐满。这不是个例，其他县都有类似的自习室出现。

这些开在县城里的自习室，第一个特点就是足够大。比如，自习室老板白林莎，她用2万元一年的价格租下了三层楼，足有260平，能容纳65个座位。

白林莎的自习室，走的是宽敞、明亮的风格。主色调是轻松的绿色，灯是绿的，日历是绿的，窗子外还有三棵法国梧桐。这与大城市里很多逼仄的小隔间自习室不同，那种很像《请回答1988》里的不睡觉自习室，每个人被隔在小小的方格，又隐藏在黑暗中。

但白林莎总觉得，那种风格太不适合县城了，“我们需要看清身边人的脸”。

县城自习室的氛围不能再给人压力了——聚在这里的年轻人们，面对着失败和人际关系，更想拥有一个充满“希望感”的公共空间。后来，这个想法也被A县市场的选择所验证，白林莎说，色调偏暗的自习室，都已经倒闭了。

冷漠而孤立的精英感也是没有的。对比之下，一家开在省会城市的自习室老板昆山说，他对自己的定位是“宿管”，除了去开门和关门，他几乎不会待在自习室。客户人来人往，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离开了这座城市，他反问：“建立情感联系有什么用？”

但白林莎不这样想。她几乎认识在自习室的每一个人，也把所有的闲暇时间都花在了自习室。她曾经撮合了自习室的一对情侣，女孩是她的初中同学。她还给第一个客户拍了一张在自习室学习的照片，做成了一幅油画送给她。照片里，窗户边的一道余晖洒了下来。

对这些人来说，县城自习室，让他们想逃离的时候，有地方可去。

▲ 自习室老板送给徐一荷的画。图 / 受访者提供

县城主流世界

身处A县，你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自习室与县城，简直是两个世界。

晚上九点，A县自习室的氛围是紧绷的——读书灯还亮着，人们表情严肃。偶尔有人进出，也是步履匆忙。一个穿着宽大衬衫的女孩，路过我的身边，带起一阵风。

但实际上，这个时间，可能是A县最松弛的时间。这个点儿，县城里的大多数青年，出现在“文化一条街”的网红店里，也出现在开满小吃店的贸易街上。年轻人聚在这里，打台球、唱K，或者只是闲逛和穿梭。

短视频、种草社区，拉近了县城与大城市的距离——起码从生活方式来说是这样。无论是网红店还是自习室，作为新卷入县城的生活方式，只不过是硬币的两面。

18岁的小迪和芝芝，她们知道县城里开起来很多自习室，但从来没有去过。她们最爱去的地方是“文化一条街”，这条街原来被试图打造成建材市场，这两年，房产行业不景气，这里成了网红店的聚集地。

印刻着“A县，你好”的衣服店在这里开起来了，ins风格的装潢，填补了小迪和芝芝生活的空白。只要有新店开，她们都会去打卡拍照。如今，县里最火的是一家衣服店，聚集了周边几个县的潮人，“里面的女孩子又高又会打扮，可好看了”。

能撸猫的猫咖，也在县城开起来了。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在这里撸一天猫，不限时间。16岁的中专生方雨，还没毕业，最愿意在这里消磨时光，拍照之后，她把微信头像换成和猫猫的合照。她在市里的一所职高学造型设计，因此很会化妆，假睫毛忽闪忽闪。

▲ A县的网红一条街。图 / 饶桐语摄

某种意义上，相比于自习室里的年轻人们，小迪和方雨，才是最具有普遍性的A县青年——她们在县城里上完小学和初中，考不上县里唯一的高中A县一中，只能去读职高，毕业之后回到A县。

回了A县，通常象征着人生选择的丧失，她们中的大部分，都会进入A县引以为豪的自行车产业中。A县人这样总结：“自行车和童车，养活了大半个A县。”

这句话并不算夸张，作为有名的自行车和童车之乡，县中心11公里之外的B镇，出产了全中国三分之一的自行车，几乎家家户户都做着和自行车相关的生意。A县的年轻人，多数会在职高毕业之后，进入自行车和童车生产的流水线，方雨说，在她的学校，哪怕是学护理专业的，毕业实习也是去厂里做工人，拿到手的工资，会被学校收走一半。

后来，不喜欢流水线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的职业路径就变成了做客服——当然，还是在网店里卖自行车。

小迪就是其中一员。她读职高时学的是UI设计，但毕业之后，设计的相关工作是在A县找不到的，“除非去打印店帮忙按打印机，那还不如去当主播和客服”，小迪这样想，她每个月到手有2900元的工资，已经很不错了，要学会的只是，对着直播间里的大叔们喊：“不用也可以下单，就当支持一下美女了。”而她的朋友芝芝，学历高一点，是大专，打算毕业之后进自行车厂和童车厂，做会计。

如果实在不愿意进厂和做客服，那就回来开店吧。学造型设计的方雨，就打算开一家婚纱店，成为A县街道上诸多网红店中的一家——这些都折射着县城就业渠道的狭窄。

但在这些店铺之外，A县正在枯竭。比如公共交通，两年前，这里还有公交车，但现在，两家公交车公司都倒闭了，A县人出行，主要靠电动车。就连打车的人也很少，全县60辆出租车，在跑的不足30辆，出租车公司不得不提高价格——晚上起步价高达15元，可以对标一线城市。

A县引以为傲的自行车产业，在这几年，也开始凋零了。那个考公失败的年轻男孩周忍冬，家里是A县人，他的父母做了20多年自行车零配件生意。这的确给他们家带来过财富，小的时候，他家连书包都买不起，每天背着奶奶做的旧书包去上学。后来，自行车小店的生意越来越好，家里在A县县城里买下了一套130平米的房子。

在A县，和自行车沾边儿，一度是富裕的象征，各处的印记都在显示这一点。从国道进入A县县城的大道上，亮着的路灯被设计成了自行车形状，铺天盖地的城市标语写着，“自行车名城，新文旅之乡”；芝芝和小迪指着路上出现的豪车，说，那一定是家里有自行车厂的；拉不到客的出租车司机，则会不失艳羡地告诉我，进自行车厂打工，每个月都能赚上6000块，怎么也比开出租车好。

只是，疫情冲刷下，小镇不复往日荣光。以前，周忍冬的父母在每个季度都出一次B镇，去参加全国各地各种自行车博览会、展览会，从那些展厅拉回订单，回家之后，再从早晨六点忙到晚上十二点。那些进流水线的自行车工人，“每个月都能赚到上万块”。但现在，订单正在消失，周忍冬不再需要在假期回家帮忙发货、干活。县城里，三条开满自行车店的主街区，多数时候空无一人。

他没有退路了。如果家里生意好些，他起码还可以回家接手自行车店。在这样的环境里，只是比谁能撑得更久——他身边有好几个朋友，家里的自行车厂大一些，还能撑一阵子，这些人没考上，就回家做生意了。

但他不行。

▲ 2019年，某博览会在A县举办。图 /视觉中国

另一个泥沼

有的时候，老板白林莎会觉得，自己的自习室里，盘踞着小县城最想走出去的那一批人，他们不想选择一种与自行车绑定的人生。

坐在三楼自习室的00年女孩陈朝朝，这样的想法尤其坚定。她是河北一所一本大学的毕业生——这样的学历，在当地上自习的人里，已经非常高了。去年考研失败后，她几乎没有犹豫，决定回A县准备二战，一整天泡在自习室里还不够，她找到白林莎，问可不可以在这里寄宿。她家在B镇，没有公交车，如果骑电动车往返，需要一个多小时，太久了，她不想把时间都浪费在通往县城的路上。

在客户们这样的需求下，白林莎又开辟了新业务——“自习寄宿”。她在距离自习室不到500米的地方，以每个月1000元的租金，租下了一个小院落，添置了四张上下铺，以满足周边村镇客户们的需要，每个月的费用是300元。

那之后，陈朝朝会和自己的室友姜年一起，从寄宿的院子里出来，走过一条很长的低矮胡同，来到自习室，开始一天的学习。在自习室住下后，两个女孩就很少回家了，她们把所有的人生都寄托在这里，每天从早上8点学到第二天凌晨。她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好、很充实”，在这里，她能够看到摆脱“泥沼”的希望。

▲ 陈朝朝从胡同里拍的天空。图 / 受访者提供

“泥沼”指的就是县城生活。陈朝朝家里有四个孩子，她是长女，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她正是从她的弟弟妹妹们身上，看到了她绝对不想过的人生。

两个妹妹都是职高学历。三妹陈晓晓，才17岁，职高毕业后，在自行车网店做客服。二妹陈露露，今年20岁。在大姐陈朝朝走进研究生的考场的同一年，二妹陈露露选择结婚，嫁给比她大一岁的、家里开了自行车厂的同村男生。

命运的分叉，很早就已经出现。大姐陈朝朝念高中的时候，妹妹陈露露就读不进去书了。两个女孩睡在一张床上，谁也劝不动谁。朝朝看着和自己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妹妹，说，“那等我出去了，也把你带出去。”妹妹先是沉默，再说了声，“好”。

陈朝朝没有忘记过她当年的承诺，但现在，她已经没法把这话说出口了——她知道，妹妹已经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她陷入一种深刻的无力中。在当地，只要女孩不读书，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媒人上门说媒，二妹露露不读书的时候只有16岁，媒人就登门了。在A县，18、9岁，是给女孩说媒的窗口期，露露甚至会中午见一家，晚上见一家。家里谈论的话题，变成了10万到20万的彩礼、车子、房子。如果相亲对象，是公务员一类的职务，这些标准还可以放宽，彩礼只需要一半。

那段时间，家里最大的矛盾，也总是围绕婚恋爆发。6月的时候，两家人催着给二妹露露订婚，“谈这么久，再不订婚，还会有媒人上门”，男方感觉到危机感。但大姐陈朝朝说，村里的女孩一旦决定订婚，命运车轮就会缓缓压来，不再由新娘本人做任何决定。订婚了，就必须要在一年之内结婚，不然村里人的唾沫星子会淹死人——不结婚，是不是有什么问题？结婚更不能拖到明年，因为按照她的属相，“明年结婚会克婆婆”。等年底结婚了，来年四月之前，就必须得怀孕了。

大姐陈朝朝，亲眼目睹过妹妹和妈妈的争吵。二妹露露不愿意这么早结婚，但妈妈甚至想把婚期提前一个月，理由是，“村里的孩子12月就放假了，那会儿人多，不好收拾”。露露把门摔出巨大声响，将自己锁在房间里。妈妈一个人坐在沙发上，觉得家里的孩子都不懂事。最后，这是她唯一争取到的东西——12月份的婚期不变。

在有些时候，大姐陈朝朝还是会羡慕妹妹的。比如，年轻的未婚夫会带着妹妹去市里买衣服，一条裙子1300块，一条裤子700块，这些买了还不够，还要买鞋。年纪还小时，朝朝想要一个芭比娃娃，15元，妈妈说，“给你买了，还得给两个妹妹买，都能买一条裤子了，算了”，而给15块的玩具，弟弟就能直接拥有。在这些时刻，朝朝不止一次地问父母，“既然如此，为什么要生这么多孩子呢？”回答她的只有沉默。

在这样充满匮乏感的人生中，继续读书是陈朝朝唯一摆脱这一切的方法。也有媒人问过她的妈妈，“你家大女儿啥时候见人？”妈妈会直接拒绝，“还在读书呢”。

听到这话，朝朝会松一口气。她在自习室里拼了命地学习，她一定要离开这个泥沼。

▲ A县广场上的年轻妈妈。图 / 饶桐语摄

翻盘？

自习室里的男生周忍冬，这样总结自习室里的同伴：“在城市自习室学习的人，很多可能是提升自我，追求更好的生活，但你问问这里的人，哪一个不是想彻底改变命运？”

追求更好的生活，和彻底改变命运，是两个看似相似，却本质上不同的概念，这也使得县城自习室隐隐有种悲怆的气氛。在经过四次考试失败之后，周忍冬再次回到了这个自习室，这一回，他决定放低一些标准，目标定在考编。

在A县，人生或许可以被简单划分为两种样子。在自习室里坐着的这一部分年轻人，他们无一例外是见过外面的世界的，所有人都描述过，他们所见过的“外面的世界”的样子。

▲ 自习室摆放着加油打气的话语。图 / 饶桐语摄

周忍冬是在唐山念的大学。大一，他去唐山逛街，被第一次冲击了——原来，哪里都可以是市中心，哪里都有人排队，不像A县，人只会集中在那两个街道。后来，他又去了一次天津，对着金色的贸易中心写字楼，周忍冬愣在原地，人们穿着西装进进出出，他看了快十分钟。同伴催着他赶紧走，他才回过神来。这和到处都是平房的A县，是不一样的。在A县，最高的商业建筑是只有三层楼的商场。

在自习室寄宿的姜年，也有类似的表达。她念书的地方是廊坊，距离北京很近，几乎每个月，她都会在早上5点起床，去学校附近的公交车站台排队等805，坐两个小时的车，到北京玩一天。

在这些时间里，姜年喜欢上了喝奶茶、看电影，等再回到A县，就有点不习惯了。有一回，想看的电影，整个A县都没有资源，她坐车去了隔壁县。

互联网同样冲击过他们。一个经常上自习的男生杨沂硕记得，大学的时候，他接触到了知识社群，“里面的人，居然会花5万块钱，买下一个大V的朋友圈好友位”。而徐一荷的妈妈，会在参加完饭局之后告诉她，自己有同学去了互联网大厂上班，赚了好多钱。

也包括周忍冬自己，在前几年K12教培兴盛的时候，他组建了一个小小的培训班，学生家长认可他，连着给他送了20天晚餐。

所以，县城自习室的年轻人们，把人生翻盘的希望，押注在自习室上。

今年8月，周忍冬连续遭遇了两次失利，那段时间很难熬。早上7点，睡不着的他，花了一周的时间，只是打游戏，从睁开眼睛打到第二天凌晨。他其实是不喜欢打游戏的，成绩出来之后，他特意把游戏下载了回来，和弟弟瘫在沙发上，一局又一局。

游戏能够让他重拾一些胜利的信心。每次要输了，弟弟就会大喊，“别放弃，我们还能翻盘！我们还能翻盘！”以往，如果接近失败，他们会直接选择重开一局，但现在的周忍冬，需要通过游戏来相信，自己可以翻盘。结果出乎意料，几乎所有的败局，到最后都反败为胜了。

那是一种极其剧烈且短暂的幸福感。他马上会想到自己：游戏都可以翻盘，为什么我的人生不行？

对外界的向往、对翻盘的渴望，支撑着小镇青年在自习室苦熬的信念。从自习室出来，大姐陈朝朝拍下傍晚的夕阳，脑海里闪现骑着电动车，载着妹妹随意兜风的画面，或许，她可以以准研究生的身份，参加妹妹的回门宴。虽然，她俩现在一起出现，一样的个子和容貌，别人都会觉得，打扮成熟的妹妹才是姐姐。但她还是没有放弃那个想法——

自己出去之后，再把妹妹带出去。

也有已经一只脚踏出泥沼的例子。自习室的第一个学生徐一荷，已经在今年成功上岸，现在，她会和妈妈一样，再给弟弟建构一个外面的、美好的世界。

但更多的是还在挣扎的人。8月底，失败了四次的周忍冬，第五次重新坐回了自习室的位子上，深呼吸，翻开书，新的长征又开始了。他选择的座位是固定的——正对着窗户，一抬眼，可以看到门外的那几棵高大、碧绿的法国梧桐，每隔二十分钟，他都会抬起头，看一会儿树，再埋头读书。

周忍冬说，“只要看到绿色，我就会觉得，我的人生还有希望”。

▲ 忍冬拍摄的窗外绿意。图 / 受访者提供

（应受访者要求，除杨沂硕外，其余均为化名）

文章为每日人物原创，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