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男子光顾自助餐厅，秉持着“尽情享用”的原则，他将三四斤的猪蹄连着盆子一并端走，全部吃光，还喝下了30瓶豆奶。第二天他又来了，吃虾时，不像别人用夹子，而是用盆子挖，一口气吃了七八斤的虾。这一幕把老板吓坏了，大呼：“赔不起！”于是把他列入了黑名单。男子说：“你们赔不起就别开店！难道吃得多也算错吗？”大华是个知名的“吃货”，他对食物的热爱和独特的鉴赏力使他成为了一位受欢迎的美食直播主播。一天，朋友向他推荐了一家自助餐厅，环境优雅，菜品种类繁多。“大华，你得去试试那家新开的自助餐厅，环境超棒，东西也好吃。”朋友热情地说。大华听了兴致勃勃，马上在手机上搜索了这家餐厅。“还有优惠券可以用，太划算了！”他兴奋地喊道。网上的好评也让他更加期待这次的美食之旅。很快，他按照地址找到了这家自助餐厅。餐厅的奢华装修和整洁环境让大华眼前一亮。看到琳琅满目的美食，他毫不犹豫地开始了他的大餐。“这猪蹄看起来真不错。”大华边说着，边端起一盆猪蹄大吃起来。老板看到这一幕，眼睛瞪得大大的。但这只是大华食欲的冰山一角。吃完猪蹄后，大华又接连品尝了各种海鲜、肉类和蔬菜，还一口气喝了30多瓶豆奶。周围的顾客都看得目瞪口呆。“这个人也太能吃了吧！”一位顾客感叹道。大华满意地离开了餐厅，但他的“吃货”传奇才刚刚开始。第二次来，他直接把目标对准了海鲜区。“他用盆子直接挖虾，这也太夸张了！”服务员小声议论着。当大华第三次、第四次来时，老板终于坐不住了。“我们玩不起啊！”老板苦笑道，于是将大华列入了黑名单。不久后大华带着朋友再次光临，却被餐厅拒之门外。“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大华不解地问。“老板说了，你吃得太多，我们养不起你这样的大佛。”服务员无奈地回答。大华感到很委屈，他觉得自己只是正常消费，为什么会被拒绝呢？于是，他叫来了记者，希望能为自己讨个公道。“我是来消费的，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大华激动地问。服务员只是摇头，表示他们也无能为力。此时，老板也闻讯赶来。“你来一次可以，两次也可以，但你来了这么多次，我们真的养不起你。”老板直言不讳地说，“你是私营企业，我也是要赚钱的。你这样吃，我根本赚不到钱，还要赔钱！”大华听了很不服气：“难道我吃得多就有错吗？你们开的是自助餐，就应该想到会有大胃王的食客。”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记者也尝试进行调解，但老板态度坚决，表示为了餐厅的经营和其他顾客的就餐体验，他们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决定。“我们也有其他客
按】“答辩”是一个围绕文史类新书展开对话的系列，每期邀请青年学者为中英文学界新出的文史研究著作撰写评论，并由原作者进行回应，旨在推动文史研究成果的交流与传播。
本期由香港树仁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何其亮与三位青年学人共同讨论其新著《人民的西湖》（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23年7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4年6月）。本文为作者对三篇书评的回应文章。
《儿童与西湖》，《人民画报》（1952年6月）封面
拙作《人民的西湖》中文版有幸于2024年6月付梓，正巧赶上香港一年一度的书展。需要指出的是，此书是本人一部实验性的作品，大有可能是个人风格、兴趣转型的作品。这不仅仅体现在我研究兴趣从文化史转向环境史、非人类历史。更重要的是，最近几年的研究与写作过程为我打开了一个认知上的新世界。我研究生时代接触比较多的是后结构主义，一种围绕着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ism）的认知。求学时代，社会建构主义之所以相当有吸引力，乃是因为感觉从小熟知的唯物主义机械刻板。相比之下，社会建构主义那种对于“理所当然”（taken for granted）现实的质疑，让刚刚进入学术圈的我感觉到了一种挑战传统思维方式的快感和一种莫名的学术深度。同时也契合《金刚经》所谓的“诸相非相”这一命题，让我心有戚戚焉。
在进入非人类研究这一领域之后，本人的思想又经历了一些转变，开始改变 “人类中心主义”（ anthropocentrism）——即现实的意义需要人类赋予——的想法。《人民的西湖》就是这一思想转变的产物。在研究和书写本书的过程中一个意外之喜是对于“非人类能动性”（nonhuman agency）的发现与思考。这一发现，将我多年来研究的人类能动性完美联系起来，并做出重要补充。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非目的性”（nonpurposive）或“表达式”（expressive）能动性的讨论，促使我重新审视以前我关于舞台表演艺人、民国时代女性等等人物能动性的阐述。盖因过去的分析都是基于这些人的能动性是有目的性的前提。反过来说，正因为这是一部实验性质的著作，因此里面有相当多疏漏、分析不足、论证片面等不尽如人意地方。
以下回应三篇书评。由于书评转给我的时候作者为匿名，无法知晓这些学者姓名，因此在回应时无法指出书评作者姓名，先表示歉意。第一篇书评（周乐天，《重勘西湖》）一开始就抓住我当时研究西湖的心态，即聚焦于其“蓬头垢面”的一面。这一观察十分准确。2016年左右，我开始整理思路时，虽然隐约感觉会写作一本关于西湖风景园林的书，但当时千头万绪，思路不清，不知从何入手。这种混沌迷茫的感觉持续一段时间，直到我读到了浙江档案馆关于西湖人民公社南山大队养猪的部分事迹，包括于谦墓被养猪户占领的内部报告。起初我觉得这些材料正可堪一笑，继而豁然开朗。因为我一直以来的认知即是：历史书写的重点是冲突、矛盾与不和谐。我对自己研究生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那种特别丝滑顺畅的叙述必然是有问题的。如此，当人们习惯于文人骚客笔下诗情画意、美轮美奂的西湖之时，我需要做到的是呈现西湖在特定时代的另一个不那么完美的状态。
第二个问题提得非常到位，即既然书名为《人民的西湖》，那么人民在这一历史过程的位置为何？我一直承认，“人民”二字在本书序言中虽有所讨论，但远远不够。这可以是将来研究继续深入的一个概念，一如我这几年不断推进并深化“能动性”这一概念。如果需要在此补充的话，“人民”二字在本书中肯定不与“人类”同义，而专指建国最初二三十年间西湖乃至杭州城市空间的一个表达方式。另外，我事实上想讨论的是个人主体性（subjectivity）的双重意义：他们既是社会变革发展的行为者，也受制于政治权力。这种说法在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和齐泽克（Slavoj ?i?ek）的论述中都有提及。英语中的主体性一词（subjectivity）的词根subject非常巧妙，既可以意思为“主语”，也可以作为谓语（be subject to）使用，将这种两重性显示得淋漓尽致。这种两重性在我2023年出版的另外一本书（Working the System: Motion Picture, Filmmakers, and Subjectivities in Mao-era China, 1949-1966[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23]）有一定的讨论，但也不多。我的本意是在本书中指出西湖周边人与非人类既是创造出眼下我们所见所闻西湖的主体，也受制于国家政策与文化思维习惯。惟本人功力有限，须留待将来更多探讨。
接下来一个问题是“历史上与西湖相关的诗词歌赋楹联乃至各种佳话传说，是否也和坟墓一样，可以被视为是一种特殊的人造物，并具有一种强有力的能动性？”书评者引用的陈东东说法是“词和楹联才最般配于这座西湖”。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和我分析西湖墓葬类似，也与李慧漱描述西湖为“记忆之场”一致。毋庸置疑，每一个历史著名的地方都是现实与“再现”（representation）的结合与互动，这也是我很多年做城市历史的一个基本思路。说句题外话，我选择来香港工作，又何尝不是多年来影视作品中香港城市“再现”对我产生的效果。西湖再现的“传统性”（即陈东东认为有关西湖古典诗词）更加为人喜闻乐见，相比之下，似乎现代诗与西湖情趣格格不入。究其原因，一方面，我仍要强调，西湖的“传统性”只是符合一部分人（主要是文人）的文化与审美偏好。这即是本书中我提出的一个问题：西湖这一“记忆之场”究竟是谁的记忆？另一方面，这与杭州旅游业自20世纪初伊始，刻意展示与营销自己传统文化，以区别于其“吵闹的邻居”上海“现代性”有关。事实上西湖从来不缺“当代性”，无论是秋瑾、徐锡麟等清末墓葬、浙军攻克金陵阵亡将士墓、西湖博览会纪念、刘庄为代表的私人别墅、八十八师淞沪抗战纪念碑、大华饭店乃至于更后来的章太炎、盖叫天墓，无不在一个世纪多以来融入了西湖风景。
这一讨论就引出了书评者最后一个问题，即城市之间（如沪杭）关系。在二十世纪初期，杭州也曾有过城市工业化现代化的规划，只是成效一般。而同在长江三角洲的上海在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ere）所谓之“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得到跃进式发展。这种情况下，杭州只能转换城市的角色，承担文化与旅游的功能。这种历史变迁在1916年沪杭铁路通车之后更为明显。这些历史发展本人导师汪利平在其博士论文及其他著作多有提及，不做赘述。而1950年代之后建设“东方日内瓦”或“中国克里米亚”的提议将杭州旅游休闲功能更为突出，与上海的反差愈加明显。比如1972年2月尼克松在上海签订《上海公报》，而在杭州休憩一晚上，即是这种城市间分工的表现。
第二位书评者（钦佩，《自然与文化：流动的时空》）提出了本研究的一个不足，即本书多用官方档案文件，而私人记忆不足，对此我完全接受。本人做评弹历史时也曾大量采用口述历史方法，试图呈现表演者、文化管理者、观众的记忆与想法来补充官方文件之不足。对于档案材料与口述历史优缺点比较，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不过档案里许多报告、会议记录乃至书信表现出来的也是非常“私人”的建议与意见，仍然有别于公开发行出版的书籍与文章。话虽如此，书评者的意见非常中肯，既然本书意图展现在国家改造城市与文化的宏大叙述中个人的能动性——不管是有目的性的抑或是无目的性的，个人的日记、书信、影像等私人材料仍不可或缺。将来如果有心人细心收集这些材料，应该可以引导出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
另外第二位书评者提及环境史、文化史与“外交动态性”的关系。西湖研究确实能够涵盖这些面相。本书一个重要观点即西湖的环境问题以及历史文化保育问题常常与新中国外交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花港观鱼公园最衰败时期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最为困难的几年。这是西湖作为政治空间的几个表现之一。正因此，西湖见证了新中国在冷战时期先一边倒，继而勉力团结第三世界国家，直至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正常化的整个过程。在此，“见证”可能不够准确，应该是“全程参与了”这些外交史大事件。
第三位书评者（张燕翔，《人与自然的复杂博弈》）提出相当重要的几个问题：“不同的个体的主体性是否存在区别？”本书强调人类与非人类的趋吉避凶的特性具有普遍性。正如Gy?rgy Enyedi所总结的：“无论在东欧还是西欧，普通人设定的目标基本相同”，无非是收入、住房、以及生活便利等等。本书曾引用高王凌的研究，指出中国农民的生存策略自周代以来就如此。因此这种因应环境的策略，是跨越时空的一种基本生存反应，而不一定与新的社会政治制度建立挂钩。只是新中国建立之后，新的主体性形成，新的底层与上层的互动框架确立，新的技术被应用等等条件下，上述生存策略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
上述讨论也稍稍回答了第三篇书评中最后一个问题，即“非人类行动者与人类的关联性是怎样的？通过人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一问题的后半部分需要更多笔墨回答，这里也只能尝试解释一下。有人评论说本书虽然号称研究“非人类”，却无处没有人类，此话不假。事实上在整一本书，乃至整个非人类研究领域，非人类能动性表现的形式是：人类对于这些生命体或者无生命物行为或者不行为的反应。研究非人类不等于否定了人类的关键作用，而是反对非人类与人类割裂的两分法。这里提醒读者的是，历史进程中，除了人类行为者尚有非人类的参与者。但是很可惜，后者往往是历史书写中被忽视的那一类。
受松毛虫害的西湖山林
十分遗憾在此文中我无法一一回答书评人的所有问题。文章最后，我再次重申本书一个重要的看法，即本书并非是一本集中分析新中国环境问题的历史专著。相反，本书一贯反对人类/非人类的两分法，也反对所谓经济发展便导致环境恶化这种简单的因果关系。我希望读者理解的是：首先，不同时代与地区有着各自特有的生态问题；在人类历史中，并不存在一些环保主义者心目中纯洁无瑕、未受人类活动污染的原初环境。其次，正如David Blackbourn所言，环境史往往被写成“哀史”（jeremiad），似乎注定人类进步便导致生态崩溃。相反，好的历史对于因果关系的揭示往往没有如此直白，常常试图分析历史中“未曾预料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当今现实也证明，人类活动改变了自然环境，但并非只是摧毁环境，而是“未曾预料”地产生了另一种样式的环境。而本书中描写的意外后果则正是我们如今耳熟能详如今西湖的形态，它既不同于文人的想像，也异于几十年的规划，是多年以来政府、单位、居民、游客以及林林总总非人类互动、协作、对抗与妥协的结果。
长一段时间以来，中苏友好大厦（上海展览中心）、上海商城和恒隆广场、中信泰富广场、梅龙镇广场组成静安最强天际线，梅、泰、恒、上海商城多年创税额达到亿元以上，形成静安“梅泰恒金三角”，商业之繁荣、地理位置之优越、建造质量之高，沪上很少有能与之比肩者，由此，成为上海最时尚的地标和商圈，蜚声海内外。
紧邻梅龙镇广场，在最东边的就是南汇路（旧称“大华路”）。它坐收梅龙镇广场以西诸楼之叠加效应，堪称“钻石地段”。
作家苏童《八百米故乡》曾提到：1982年夏，他在一条名叫齐门外大街的街道上居住了二十多年，与父母乔迁新居，从苏州城最北端的那条老街上继续往北五百米，过一座桥，再穿越一条很短很狭窄的街道，左手是他母亲工作的水泥厂，右手的工厂宿舍楼，那就是他们的新家。这次乔迁的直线距离，没有超过八百米。
苏童说，八百米成为一个象征，就像一个人发现故乡的路，很短，也很长。
在我心中，故乡的路的概念是二百三十三米，比苏童的要短，那就是静安区南汇路的总长。故乡虽然才二百多米，但是，她的故事很多，也很长——
静安有条“大华路”
一
南汇路原名大华路
上海开埠后，设在城内的上海道署处理涉外事务越来越多，因道署与租界相距较远，光绪中年，“洋务局”设立，办公地在新闸路赫德路（今常德路），19世纪末迁至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洋务局为办公人员上下班方便，购置今江宁路、南京西路、泰兴路、北京西路间地块建设职员住宅。占地广阔，环境优美，又为上海道署官员城外下榻之地，故名“道台花园”。辛亥革命时上海道署解散，“道台花园”由上海军政府接管。政府因为财政非常拮据，就将花园售给英国人麦边（georgemcbain），于是花园改称“麦边花园”。今奉贤路旧名“麦边路”，就是因此得名。1922年，麦边将花园卖给英商香港大华公司，英国人在原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戈登路（今江宁路）以东、占地60余亩的大块园地上，大兴土木建起坐北朝南的多功能综合性饭店，取名majestichotel。“majestic”一词意为雄伟、宏丽，于是被译作“大华”，即非常雄伟华丽的意思。
大华饭店的主体建筑是一幢假三层英国市政厅建筑，底层是一个可容千人的会厅兼舞厅，会厅中央是以多根爱奥尼克大理石柱支撑的穹顶，使底层和二层相通，这幢建筑又被大块草坪和葱郁的树木包围。
大华饭店是当时上海最为豪华的花园式旅馆，达官贵人云集，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其大厅举行盛大的婚礼，足见其当年的规模和档次。
1929年，英商业广地产公司购得这一大块地皮后，拆除大华饭店，修筑了两条马路，横开一条麦边路（今奉贤路），纵辟一条大华路（majesticroad），然后于路侧划成大、小不等的建筑基地出售。
沿戈登路麦边路北转角处建造了美琪大戏院；南转角处建造了大都会舞场，舞场以南建造了两层楼商业用房数十幢，取名“大华商场”，分幢出租；大华路以东地段，分别划块出售与人造屋，沿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造了美琪大楼，沿大华路造了静华新村和大华新村多幢新颖的住宅。因地段优势，环境幽雅吸引了众多的购房人。
1943年，大华路改名为南汇路。其时，正逢二战，美、英废除了历史上与清政府的不平等条约，与战时陪都重庆的国民政府改订新的条约，放弃治外法权和在华一切租界。8月份，汪伪政府象征性地从日本方面“接收”上海公共租界，10月10日出了一纸公文，改了258条街的名，抹去路名中的西方痕迹，大华路被改名为南汇路。
二
南汇路上“星光”璀璨
梅龙镇广场原址，南汇路43号，俗称“杨家大院”，曾是金融业、纺织业资本家杨叔鼎的私宅，其子杨元凯之女杨濛就是身材高挑、有“上帝之杰作”美誉的影星夏梦。杨家大院内有篮球场，数百平方米的大花园。是这条路上最大的花园洋房，毗邻大都会舞厅。著名导演李翰祥曾说：“夏梦是中国电影有史以来最漂亮的演员，气质不凡，令人陶醉。”这么多名人都在南汇路居住过，但如今，旧居外挂纪念牌匾的不多。名人们也都很低调。
夏梦，原名杨濛，上世纪50年代著名影星，是金庸小说诸多女主角包括“小龙女”的原型。（图片来源网络）
静华新村，原本住着沈殿霞，就是后来名噪华人影视圈的明星肥肥。可惜这段往事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她居住在此时曾在静安区少年宫学才艺。若干年后也曾重游故地。她搬走后，一位姓沈的先生曾住过很久，许是她的亲戚。要是她在这里住的时间长，南汇路可能会有许多故事发生。
沈殿霞，艺名肥肥。著名演员、主持人。出生上海，年少时随父母移居香港。（图片来源网络）
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温可铮教授曾经居住在南汇路。仪表堂堂的温教授，有当代夏里亚宾之誉。自从9岁时登上童声歌坛以来，他有过500场以上演出经验，演唱曲目超过500首，在国际上得过很多奖项。前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著名小提琴音乐家谭抒真曾评价说，温教授演唱歌曲数量之大、范围之广、水平之高，演出场次之多，在国际上是少见的，在国内不仅限于歌唱家，即便将器乐演奏家包括在内，也无人能出其右。
温可铮的同事，上海音乐学院的不少领导和教师都居住在该院在南汇路上的两栋员工宿舍楼中，许多的人名扬全球，屡屡得奖。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经常耳闻各种优美的歌声、琴声。因邻居歌唱家、乐器演奏家、音乐教育家的生活和工作学习历来是融为一体的。音乐是他们的生命,使其生活洋溢情趣散发光彩，也带给我们近邻者一份美好。歌声中有著名男中音歌唱家葛朝祉、也有著名女高音才旦卓玛等。后者常常来探望其恩师音乐教育家王品素。
谭抒真也一直居住在这条路上，他被收入1984年纽约出版的《世界名人录》，为人中骐骥。谭抒真1907年6月10日生于青岛，21世纪初在华山医院去世，或许是南汇路上名气最大且最长寿的名家之一，1926年起，任上海美专等校小提琴教师，1927年入上海工部局乐队，成为演奏乐队第一位中国提琴家。1928年赴日本，随捷克斯洛伐克小提琴家柯尼希深造。归国后继续在上海美专和工部局乐队从事教学和演奏。1947年起，任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教授。1979年被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和音协上海分会副主席。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家的提琴声总是不断，给人带来享受。潜移默化下，南汇路上拉小提琴、大提琴、手风琴的多起来，有时候此起彼伏，仿佛弄堂成了歌厅，颇有浪漫意味。
这里后又新来了著名主持人、社会活动家靳羽西，偶尔也出席参加法国奢侈品大展、欧莱雅媒体大赏那样的重大活动，但羽西在小区波澜不惊，街坊们的生活也没因她而有任何影响。
紧靠南京西路的梅龙镇广场是南汇路上的一大亮点，这幢楼门牌号为南京西路1038号，并没有南汇路上的地址标号，但实际上它的位置占据了整整半条南汇路，是这条小马路上最大的建筑。
更多故事请看静安有条“大华路”（下）
编者按：
本栏目来源于1994年2月8日创刊的《静安报》副刊《百乐门》。在微信平台，“百乐门”将以全新形式向读者展示。每周定期推送，换个角度阅读静安。投稿可发至 jinganbao2016@126.com
本文作者：李榕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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