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居住地区的分散和各地区自然条件的不同，鄂温克族的社会经济发展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性。聚居在鄂温克族自治旗和陈巴尔虎旗的鄂温克族占本族人口的一半以上，主要从事畜牧业。居住在扎兰屯市、阿荣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等地的鄂温克族，从事半农半猎；黑龙江省讷河的鄂温克族从事农业生产；根河市的少数鄂温克族从事狩猎。因为他们狩猎时使用驯鹿，常被称作“使用驯鹿的鄂温克人”。
鄂温克族自治旗和陈巴尔虎旗的鄂温克人，住蒙古包，过游牧生活。他们熟悉各种牲畜的习性和牧草的性质。当牧人选择牧场时，只要闻到草味或尝一下，就能判断牧草的营养价值如何。在高山上脱下帽子，可以测量出风的强度。优秀的牧人都知道几十种草的名称和营养价值，以及适合哪种牲畜的胃口。
牧民不论男女，一般从六七岁开始帮助父母看管牛犊，女孩从10岁开始跟母亲学挤牛奶。如果女孩子过了10岁还不会挤奶，就会受人讥笑。男孩7岁开始学骑马，最初和父兄骑一匹马，或者备小鞍骑老实马。男孩学会骑马后就可以参加赛马，再大一些就要学习套马、驯马的技术。
活跃在根河市敖鲁古雅原始密林中的另一部分鄂温克人，从事游猎和饲养驯鹿。一个优秀的猎人，具有精细的观察力，在大森林中，他们熟悉山林像了解自己的手心一样。他们从世代的狩猎生产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野兽的习性十分熟悉。猎人的视力和听力也很灵敏，能够准确掌握风向。在夏冬季节里，他们能辨别出野兽的踪迹是新的还是旧的，是惊走的，还是自由走的，甚至是公还是母。孩子们在七八岁时，老猎人所讲的英雄故事就成了他们围在篝火旁受到的第一课教育。孩子们成群比赛射击、打靶，再大一些，就开始锻炼身体，互相比赛跳高、跳远、撑杆跳等运动。特别是每逢二月间，人们打完灰鼠时，青年和孩子们都穿上滑雪板，由部落头人主持庄严隆重的滑雪比赛，滑雪好的得到奖励。勇敢的鄂温克猎人就是在这样顽强的锻炼中成长起来的。由于从小就进行狩猎技能训练，鄂温克人的狩猎技术是非常高的。在鄂温克人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当猎手的枪响了的时候，你们就准备锅吧，他一定会带回肉来！”好猎手出门并不多带子弹，只带几颗，意味着只要有野兽，他就准会打回几个来。
在周边农业民族的影响下，分布于嫩江流域的鄂温克人，早在19世纪中叶就开始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用火烧掉荒地上的野草和灌木，然后清除掉杂物，用马或牛拉着犁杖开垦出农田，种植稷子、荞麦、燕麦、小麦、糜子、大豆等农作物。
由于生产方式的不同和居住地的分散，各地鄂温克族的传统服饰习俗各有特点。猎区鄂温克族的传统服饰，基本上以兽皮衣服为主；从事畜牧业的鄂温克族，通常用羊皮做衣服。
猎区鄂温克族的皮装，具有很强的季节性，他们根据气候和季节的变化更换不同种类的服装鞋帽。在漫长寒冷的冬季，人们多采用冬季猎取的兽皮作服装鞋帽。例如，男人们冬季常穿的袍皮袄（南得苏恩），就是用冬季的狍皮制作的。此时的兽皮，皮板厚重，绒毛较密，抗寒性能好且不易掉毛。在春秋两季，人们用短毛薄皮作衣服。夏季穿的狍皮衣服（哈拉米），通常用光板没毛的兽皮制作。下身穿狍皮裤子（南德额克）或犴皮裤子（耶什塔姆）。
牧区鄂温克人的传统服饰，通常用羊皮制作，如羊皮大衣（苏温）、短皮衣（胡儒木）、羊皮裤（苏威）、羊皮袜子（道克陶恩）等。其中，最为贵重的当属羊羔皮袄（胡布其苏温），这是人们逢年过节、访亲会友时穿的礼服。一件成人穿的羊羔皮袄，通常要用30多张羊羔皮，外面用布或绸缎做面，而且缝制起来费时费力。
鄂温克人穿的靴子，种类很多。有用狍腿皮做的靴子（其哈米）、犴腿皮做的靴子（合木楚热）以及用牛皮、羊皮和马皮做的皮靴（温特）。由于受周边农业民族的影响，鄂温克人也开始用布做鞋或靴子。
鄂温克族的帽子，以狍头皮帽（灭塔阿温）最富民族特色。特别是在狩猎时戴上用完整的狍头皮作的帽子，远远地看上去像狍子一样，容易给野兽造成错觉，便于狩猎。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对外交流的加强，各种时尚服装传入鄂温克族居住区，改变了鄂温克族服饰习俗的面貌。在一些偏远的牧区或猎区，人们仍然可以看到鄂温克人穿着民族服装辛勤劳作的身影。在访亲会友、举办婚礼、逢年过节和举行重大活动时，鄂温克人仍然喜欢穿民族服饰。进入21世纪以来，鄂温克人多喜欢穿中山装、便装、休闲装以及现代衣裙等时尚服装。只有在民族节日、重大活动以及边远的牧区或林区，才有个别鄂温克族妇女穿着民族服饰。
敖鲁古雅鄂温克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尚保持着传统的渔猎生产，因此其饮食文化具有浓郁的渔猎文化气息。他们以狍子、鹿、犴、野猪等狩猎产品为主要的肉食来源，喜欢喝用驯鹿奶做的奶茶，喜欢吃“列巴”（面包）。牧区的鄂温克人也吃米面食品和各种山珍野味，但是所占比重较小。其主要的食品是牛羊肉和奶油、奶皮子、奶干、奶豆腐等奶制品。用茶叶、稷子米或炒米作的奶茶，是家家必备的饮品。农区的鄂温克人以米面为主食，以豆角、白菜、土豆、萝卜等蔬菜和各种各样的野菜为副食。
各地鄂温克人的传统住房具有很大的差异，农区的鄂温克人住草房或砖房，牧区的鄂温克人住蒙古包，猎区的鄂温克人住“撮罗子”。其中，最为古老的当属“撮罗子”。
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终年追随着野兽的足迹，赶着驯鹿群，游荡在原始森林中，过着飘泊不定的生活。他们没有固定的住处，住着一种非常简单的帐篷——“撮罗子”，鄂温克语叫“仙人柱”。它高约三四米，直径四五米左右，用25至30根落叶松杆搭起伞形支架，夏天以桦树皮做盖，冬天用麋鹿皮围起来。他们在夏天和秋天时，一处最多住10天；冬天猎灰鼠时，二三天就搬一次家。搬家先是男人到新地点把“仙人柱”架子搭好，随后妇女用驯鹿把用具驮运到新地点。
“靠劳宝”是猎区鄂温克人搭在树干上的仓房，通常建于深山密林之中，主要用于存放食物、皮张等日常生活用品。“靠劳宝”这种建筑形式同赫哲族的“塔克吐”、鄂伦春族的“奥伦”、达斡尔族的“塔日特格日”一样，均是远古时期人类巢居的遗存。
鄂温克族传统的交通工具，有驯鹿、滑雪板、桦皮船、爬犁、马和大轮车等。鄂温克人饲养驯鹿具有悠久的历史，他们把驯鹿叫“鄂伦”。驯鹿头上生长着大茸角，分枝很多，体壮的可载90斤。驯鹿适合生活在寒冷地带，善于在沼泽或深雪中行走，素有“林海之舟”的美誉。冬季每天可行20多公里，夏季日行15公里。苔藓类植物是驯鹿的主要饲料。驯鹿除帮助主人搬家外，还经常替主人驮运猎获物以及从市场上替主人把购买的日用品驮回。
在遮天蔽日的大兴安岭里，鄂温克猎民背着枪、带着猎犬和野兽周旋。特别是冬天，在大雪山上，每个鄂温克猎人都穿上滑雪板，像小燕一样飞奔在山上，追击着各种野兽。
鄂温克人的滑雪板是用轻巧坚实的松木板制成的，其宽约20厘米，厚约3厘米，长约1.5米，前端略呈尖翘。为了使滑雪板不受磨损、提高滑行速度以及减轻上坡时的倒退力，通常要用鬃尖朝后的犴皮贴包滑雪板的底面。滑雪板是人们穿越林海雪原传递信息、运送货物的交通工具，也是独具民族特色的体育比赛用具。每年冬季降雪以后，鄂温克人都要利用滑雪板举行滑雪比赛。由此可见，滑雪板在古代鄂温克族历史和文化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
鄂温克族居住的地区，河流众多，湖沼密布，因此其水上交通工具种类较多，有桦皮船、独木舟和木船等。桦皮船是东北少数民族普遍使用的一种水上交通工具。这种船取材方便，制作简易，船身较轻，不用时一人即可负载而去。桦皮船既可以用来乘人或载物，也可以用作临江捕鱼；既是一种水上交通工具，也是鄂温克人打猎捕鱼时的生产工具。
鄂温克族是一个好客的民族，热情、诚恳地招待客人是鄂温克人的习惯。他们认为客人来到家里是大喜事。在牧区，对客人敬烟、敬奶茶和吃手扒肉是普通的礼节。在猎区，猎民则以驯鹿奶和鹿、犴的胸口肉、脊骨肉、肥肠、犴鼻肉等招待客人为最上品。猎民在森林仓库中放着食品、衣服、用具等，从不上锁，其他猎人如果途中断了粮，可以到任何一个仓库里去取，不一定取得主人的同意，事后在市场上遇见主人如数归还即可。
鄂温克族的婚姻是一夫一妻制。新中国成立前尚保留着严格的族外婚的特点，婚姻的缔结只能在不同氏族之间进行，同一氏族内禁止通婚，违反这一原则的要受到习惯法的制裁。在鄂温克族的传统婚姻习俗中，存在着早婚的现象。当孩子们在很小时就由父母做主订婚，甚至指腹为婚。男孩七八岁便娶十七八岁的妻子，甚至有的妻子抱着丈夫串门，这种“小女婿”婚给青年男女带来极大的痛苦。
在陈巴尔虎旗的鄂温克人中，还存在着“逃婚”形式的自由婚。青年男女恋爱的双方说妥之后，初步决定结婚日期，男的回家告诉父母；男方的父母首先背着女方建立一个新“蒙古包”，另在包旁再盖一个“撮罗子”，找一老年妇女在里面等着。青年男女在前一天约好地点，夜间当狗一叫时，姑娘就偷偷走出蒙古包和男人骑马逃跑。俩人来到男方搭盖的撮罗子里，由老太太把姑娘的八根小辫改梳成两根发辫就算合法了。天亮前，二人到父母包里祭拜火和祖先神。同时，男方要派两个人到女方家，在女方的祖神前献上“哈达”，并叩头。女方一看女儿不在了，又来了两个人，便知道一定出事了，他们生气地坐在那里，并说气话。男方的来人给女方父母斟酒，他们不理不看，这时男方来人要设法说服女方父母。在第二次斟酒时，女方父母就喝了，表示同意。这时，男方所有的族人、邻居都来祝贺，在新蒙古包里，有个专门祝福的老头，坐在西边，头上或肩上放一“哈达”，先是新郎新娘给氏族祖先叩头，再给火神叩头，再给父母叩头。然后，宰羊宴会，唱歌跳舞。
鄂温克族传统的丧葬方式，最初是天葬（又称为树葬或风葬）。人死以后，用桦树皮、芦苇或草席将尸体包裹起来，放到深山密林之中的大树上。对于因难产或得传染病而死的，通常采用火葬。后来，由于受邻近其他民族和宗教的影响，鄂温克人开始实行土葬，其丧葬仪式也变得日益复杂，包括穿寿衣、烧香上供、点长明灯、焚烧纸箔、停尸守灵、择吉出殡、装棺入殓等。按照传统观念，鄂温克人认为人是有灵魂的，因此对死者的祭奠十分重视。逢年过节，人们都要来到死者的坟前烧纸、供奉食品，以表怀念和祭祀之意。
鄂温克族有不少本民族的传统节日。敖包会是鄂温克族的盛大节日，它起源于鄂温克人对“敖包”的祭祀活动。在过去，每个“哈拉”都有自己的领地和“敖包”，同一“哈拉”的人在每年五月汇集在一起，共同祭祀本氏族的“敖包”。在祭祀敖包时，要宰杀牛羊等作为祭品，目的是祈求风调雨顺、四季平安的好年成。每次敖包会上都要举行赛马、摔跤等娱乐活动。
“米阔勒”是莫勒格尔河流域鄂温克人的节日。广大牧民按传统习惯，在每年五月欢度“米阔勒”节以庆祝牧业丰收。这是鄂温克人计算一年之中牲畜又增加了多少的日子。
每年五月下旬，草原上绿草遍野，花香四溢。人们都穿上美丽而鲜艳的服装，远近的亲戚都汇集在一起，给牲畜去势、烙印。姑娘们穿着羔皮的筒裙，双手忙碌着抓羊羔。小伙子们矫健地骑上最好的“杆马”，挥舞着套马杆，追套烈马。老牧人为了锻炼青年人，常常让青年人套马，每当套住烈马的时候，强壮的骑手们一拥而上，有的跳上马背，有的拉住马尾，有的捏紧马耳，瞬间把马摔倒在地，于是就剪鬃，剪马尾，如果这匹马刚好4岁，那就在臀部打上烙印，以作标志。如果不是被选为种公马的话，兽医还给它去势。这是一种非常紧张而有趣的劳动，也是牧民互相比武，大显骑技的好机会。然后，每家都在蒙古包里准备食品和美酒、手扒肉，请所有参加生产活动的人赴宴。客人们在这一家吃完再到另一家吃，非常热闹。
在周边民族的影响下，鄂温克族也开始过“阿涅”（春节）、“罕西”（清明节）和端午节等节日，这使得鄂温克族的岁时风俗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鄂温克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有很多民族特点浓郁的传统舞蹈。“努日给勒”舞是鄂温克族的一种传统民间舞蹈形式，每当逢年过节、举办婚礼、宴请宾客或喜庆丰收之时，人们常常跳起欢乐的“努日给勒”舞，以表达其喜悦之情。
“努日给勒”舞一般由妇女跳，没有乐器伴奏，只是跳舞的人嘴里发出“阿罕拜”、“哲呼哲”、“扎海、扎海”等声音。跳舞每组二至四人，一面唱“阿罕拜”，一面两手左右上下摆动，起初动作很轻，继而面对面，双手前后摆动，并作曲膝状。这种舞蹈表现了农、牧区生活的特征，动作优美，节奏性强，脚的动作构成了它的特点。
“爱达哈喜楞”舞（野猪搏斗舞）是表现猎人模仿野猪交配时，相互打架怒吼的舞蹈，由两个人跳，跳舞者都穿着毛朝外的狍皮衣服，化装成两个野猪的形象，脸上抹上白粉，二人略向前倾斜，两手放在背后，用肩互相撞，嘴里不断发出“吼！吼！”的声音。
鄂温克族的舞会多在晚间举行，人们在宽阔平坦的空地上燃起一堆篝火，跳舞者沿着火堆围成圆圈，手拉着手自左向右转动，载歌载舞。舞蹈唱歌时，由一人领唱，众人合唱。
鄂温克族的民间舞蹈豪放、朴实，充分表现了鄂温克族人民爽朗、勇敢的性格和乐观向上的气质。特别是脚步的动作极为独特，刚健有力，节奏性很强。
鄂温克族民歌富于生活气息。有讴歌生产劳动的，如《猎歌》、《牧歌》；有关于爱情婚姻的，如《为什么把她嫁给我》；有歌颂家乡的，如《内库楞》、《美丽的辉河，我的家乡》。此外，还有大量描述民族历史、反映日常生活的民歌。鄂温克族民歌不仅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而且其曲调明朗欢快，悠扬动听，富有草原和森林气息，独具风格。
鄂温克族虽然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却有着极为丰富的民间文学作品，包括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谜语等。这些民间文学作品语言质朴，流传很广。
造型艺术有刺绣、雕刻、绘画和岩画等。鄂温克族喜欢在各种用具器皿上或雕、或绣、或绘上各种图案花纹，并善于用桦树皮等作原料，刻、剪成各种禽兽作儿童玩具。另外，在黑龙江上游右支流额穆尔河上源克伯河的源头之一——交劳格道河畔的山岩间和额尔古纳河右支流阿娘尼小河的悬崖上，发现了两处鄂温克人的岩画。这两处岩画以人物和动物为主，艺术地再现了鄂温克人的狩猎生活。
（摘自《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中国少数民族》卷）
此心安处是吾乡——“三千孤儿入内蒙”中的巴彦淖尔故事
“民族团结宏歌长——探寻‘三千孤儿入内蒙’中的巴彦淖尔故事”系列报道⑥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专门提到了“三千孤儿入内蒙”的历史佳话。草原额吉都贵玛的事迹感动了无数人，而在巴彦淖尔，也留下很多草原母亲与上海孤儿的动人故事。
1959年，新中国遭遇严重的自然灾害，上海、江苏、安徽等地食品严重短缺，很多弃婴被送到上海保育院。但上海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孩子们的口粮成了问题。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主动请缨，将上海孤儿接到内蒙古，交给干部和农牧民抚养，并作出了“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的承诺。大家把这些孤儿亲切地称为“国家的孩子”。
由此，81名上海孤儿来到巴彦淖尔，与巴彦淖尔结下了一段深厚情缘。
为了“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的承诺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岂曰无食，与子共飨！
巴彦淖尔市档案馆里，泛黄的记录纸上留存着60多年前上海孤儿在巴彦淖尔的档案资料。今天，记者再次翻阅这些尘封已久的档案，从只言片语中重温那段历史，寻找当年来到巴彦淖尔的上海孤儿的线索，“三千孤儿入内蒙”中的巴彦淖尔故事渐渐清晰。
成立专班委员会、建设育婴院、招收保育员、赶制孩子的衣物和用品……从一篇篇档案中，我们看到，当时巴彦淖尔盟委、行署为接收上海孤儿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紧接着，卫生、妇联等有关部门共接收了来自上海的81名儿童，其中最大的只有四岁，最小的还不足六个月。按照自治区的要求，孩子们到达后，要先在医院体检治疗，然后进保育院恢复适应一段时间，年龄至少一周半后，再有计划地交给无子女或少子女的干部群众领养，有条件的可提前领养。
初来巴彦淖尔，这些孩子的身体状况令人揪心。据1960年9月2日《（巴盟医院）育婴院儿童八月中旬体检结果》记录：上海移入儿童一度营养不良15名、二度营养不良15名、三度营养不良5名、佝偻病10名、营养不良合并佝偻病13名......同时附有较详细的治疗方案，如不同月龄营养不良患儿的饮食时间、配奶比例、奶量分配以及辅食添加办法等。
为了让这些孩子健康成长，确保“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政府部门克服物资紧缺的困难，千方百计给孩子们筹集奶粉、尿布等食品用品。1960年9月19日，巴盟卫生处《关于全盟移入和收养儿童工作情况的报告》中，详细记录了当时收养儿童牛奶、奶粉供应情况：“（自儿童）从上海移来，开始牛奶能及时供应，数量基本够用，但因奶场奶牛生病和死亡，有20多天没有牛奶。医院从商业部门购回乳粉救急，但乳粉质量差，孩子吃后消化不好，拉稀，体重有些减轻，医院发现后再次向商业局要求解决质量好的乳粉200余瓶。医院又经盟委批准在杭后购荷兰牛一头，每天挤乳20多斤，后来奶场继续供奶......”在那个物资十分匮乏的年代，相关部门想尽办法，千方百计保证孩子们的口粮。
南方孩子第一次到北方过冬，为了不让孩子们受冻，相关部门也想了很多办法。档案记载：“目前天气渐冷，新建育婴院有暖气管无暖气炉，生煤炭炉子烟气太大，为了孩子们的取暖和安全，经与（盟）医院党支部研究和群众讨论，将原楼上内科病房全部给育婴院，既暖和，又有利于婴儿身体健康，因此孩子们在八月份就搬了家。孩子们的衣服、被褥和尿布解决了一少部分。穿棉衣的小孩只有50多个，其他小孩均穿夹衣。被子是按夏秋季节准备的，冬天用太薄。前些日子财贸部已批了一千多尺布做尿布，尿布缺口还较大。最近医院作了计划，做棉被和尿布共用布2500尺、棉花100斤，以作过冬之用。”那个冬天虽冷，但孩子的身心是暖的。
在这样的精心照料下，孩子们的身体逐渐恢复。一年以后，牛羊肥壮的季节，他们被有计划地安排到各地领养。1961年7月4日巴盟卫生处《关于移入及收养儿童领养工作的计划》记载：“对移入的儿童进行了一次健康普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儿童身体健康，年龄也都在一周半以上，移入儿童对本地区生活习惯基本能适应。计划在7月底前将一部分健康和适龄的儿童，送入重点旗县进行领养，领养地点为：乌拉特中后联合旗（今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后旗），阿拉善左旗，额济纳旗（阿拉善左旗、额济纳旗当时隶属巴彦淖尔盟行政区划）。”
江南的小苗被移栽到塞北的大草原，上海孤儿就这样扎根巴彦淖尔，成了淳朴的内蒙古农牧民、干部家庭的宝贝，有了寄托着养父母希望的名字——张健、沈长命，成了蒙古族的孟更其其格、那仁特古斯、阿丽玛、黄托亚……乌拉特大草原用博大的胸怀接纳了他们，养父母用无私的爱哺育了他们，漂泊的上海孤儿从此在乌拉特草原有了温暖的家。
永远铭记草原母亲的恩情
有人说，爱自己的孩子是本能，爱别人的孩子是神圣。在那个困难的年代，为了这些“国家的孩子”，养父母节衣缩食，竭尽所能地让他们吃饱穿暖，悉心守护他们健康平安地长大。
一岁半的张健来到支援乌拉特中旗建设的张凤歧、胡彩萍家中时还不会走路，父母给他取名张健，就是希望他健康成长。“从小到大，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幸运儿。小时候，我兜里总是有糖果和零食。逢年过节，母亲还会准备很多食品让我送给周围邻居和小伙伴们。”回忆起童年生活，张健觉得很幸福。
张健为母亲梳头
同样让小伙伴羡慕的还有那仁特古斯，领养他的额吉从没让他穿过打补丁的衣服，经常在他的兜里装奶酪，馋得小伙伴们流口水。
1977年，那仁特古斯拍的一寸照
每次看到小时候穿着厚厚的花棉袄的一张照片，黄托亚就会想起，那年冬天特别冷，母亲和二姨扯了一块布，只给她和二姨家的儿子做了棉袄，这让姐姐和弟弟非常眼馋。
黄托亚的养母阿拉腾花（40多岁时）
喝奶茶、穿蒙古袍、放羊......在辽阔的大草原上，在温暖的蒙古包里，他们渐渐融入了养育他们的这片土地，和养父母成为最亲的人。
孟更其其格和老伴恩和特古斯高兴地翻看手机里的老照片
乌鸦反哺，羊羔跪乳。长大成家后，他们怀着感恩的心尽心尽力地赡养父母，为巴彦淖尔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母亲病重时，阿丽玛一直在身边服侍，最后母亲在她怀中安然辞世。张健成家后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如今老母亲已经80多岁，家里四世同堂，和美幸福。那仁特古斯在阿爸去世后，精心照顾着额吉的生活起居，直到老人离世。
养母（中）、阿丽玛（右一）和她的女儿（左一）合影
此心安处是吾乡。从小离开上海，几十年后，他们中也有人到上海出差、旅游，眼前的城市是那样繁华，可是，他们还是无比想念巴彦淖尔，想念家里的手扒肉、奶茶，更牵挂家中的父母亲人。他们的根，早已深深地扎在巴彦淖尔大地。
沈长命夫妇打包自家种的新鲜蔬菜，准备送亲友
同为上海孤儿的沈长命、黄托亚夫妇十分珍惜现在的生活。“过去也想过回上海看看自己出生的地方，寻寻家人，但照顾养父母、抚养子女，时间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流逝，这个心思也慢慢淡了。国家把我们送到这里，让我们活下来还过得很好，不想再给别人添麻烦了！我们的根扎在这了，这辈子哪也不去了。”沈长命说。
“我会把自己的经历讲给我的儿子、孙子，让后辈们知道我从哪里来，记住养育我的草原。”张健说。
“三千孤儿入内蒙”的佳话将被永远铭记，民族团结的传统也将在巴彦淖尔代代相传。
“民族团结宏歌长——探寻‘三千孤儿入内蒙’中的巴彦淖尔故事”系列报道⑤
写在前面的话：
2021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专门讲到了“三千孤儿入内蒙”这段历史佳话。2022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重温“三千孤儿入内蒙”这段历史佳话中的巴彦淖尔故事，对于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新中国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全国粮食供应缺乏，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孤儿院里，孩子口粮成了问题。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主动请缨，将3000多名南方孤儿接到大草原。1960年，巴彦淖尔接收了80多名来自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孤儿。工人、农民、牧民等听到消息后，纷纷提出领养申请，把这些“国家的孩子”接到自己家里精心照料，留下了一段段感人的故事。时光荏苒，当年的孩子如今已经年过花甲，回首过往，他们有感谢、有感动，有许多故事希望和更多人分享。
“国家的孩子”沈长命、黄托亚夫妇：
我们的根深深扎在这片土地
6月10日，记者赶赴磴口县乌兰布和农场沈长命、黄托亚夫妇家中采访，皮肤黝黑、笑起来满脸皱纹的他们俨然已经是地地道道的河套农民。1961年，作为上海孤儿，沈长命、黄托亚分别被养父母领养，成年后，奇妙的缘分让他们成为一家人。
陈设简单的家中，桌子上的全家福格外醒目。看着照片，老两口满脸笑容，你一句我一句向记者介绍自己的孩子：“这是大女儿沈娜和女婿，生了一个小闺女，特别可爱。”“这是儿子。”“这是小女儿。”
沈长命（前排左）外孙笑笑（前排中）黄托亚（前排右）女儿沈康（后排左）沈杰（后排中）沈娜（后排右）
父母的教诲终身难忘
1961年，沈长命跟随养父母到了伊克昭盟（现鄂尔多斯市）。刚到新家时，他瘦得皮包骨头，3岁多了还不会走路，父亲给他起名“长命”，希望他健康成长。
采访中，沈长命拿着已经泛黄的照片沉默了许久才说：“母亲生怕亲生父母来认我，一辈子都不说我是领养回来的。”其实沈长命早已从村里老人的口中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沈长命的养父沈东海、养母王秀珍
沈长命依稀记得，小时候，父亲在钢铁厂上班，母亲在派出所工作，为了养活一家老小，父母还种着20多亩地，十分忙碌。那时候，家里养着二三十头牛、羊，有奶喝、有肉吃。
儿时的沈长命调皮捣蛋，今天和同学闹别扭，明天欺负邻居家的孩子，母亲从不偏袒。沈长命说：“母亲一再教育我，不让打架骂人，要与人为善。她对我管教很严，敢惹是生非，那就是想挨板子了。”
父母的教诲终身难忘。长大后，沈长命处处与人为善，和邻居们都很和睦。他也把这些教诲当作家族传承，用来教育自己的子孙。
“小公主” 在宠爱中慢慢长大
沈长命被领养的那一年，黄托亚也被住在磴口的养母领养。黄托亚遥远的记忆中，3岁多的她在母亲温暖的怀抱中好奇地打量着自己的新家。除了母亲，家里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都是母亲领养的。在那段困难的日子里，母子四人相依为命，黄托亚更是家里的小公主，深受母亲宠爱。
黄托亚的养母阿拉腾花（40多岁时）
“那个年代要领养孩子，除了小队长、大队长的签字证明，还要三张布票。母亲一个人带孩子，特别不容易。”回忆起已经过世20多年的母亲，黄托亚的眼里噙着泪花，“母亲在林场种树，每天两不见太阳，天还没亮就出发了，太阳快落山才能回来。那时候穷，有啥好东西母亲都舍不得吃舍不得用，都留给我们。”
众多的老照片中，一张几个孩子的合影格外惹眼，照片中的小托亚穿着厚厚的花棉袄。“那年冬天特别冷，母亲和二姨扯了一块布，只给我和二姨家的儿子做了棉袄。”黄托亚回忆。
小时候，牲畜不仅是家里主要的肉食来源，也是重要的经济来源，放羊、割草几乎是每一个孩子必须学会的技能。黄托亚贪玩、嗜睡，好几次都差点把羊放丢了。印象中，母亲斥责她最重的一次，也只是说了几句，那大概是她七八岁的时候。因为贪玩，她放羊途中睡着了，直到太阳落山母亲去找时才把她叫醒。
时光荏苒，当年穿着花棉袄、放羊睡觉的“小公主”在母亲的宠爱中慢慢长大。
扎根在这片土地
到了该成家的年龄，在家里长辈的介绍下，沈长命和黄托亚见了面。“这个姑娘好像在哪里见过！”初次见面，沈长命就对黄托亚有熟悉的感觉。后来，知道两个人都是当年的上海孤儿，惺惺相惜的感觉让他们越走越近。
沈长命的三个孩子沈康（前排左）沈杰（前排中）沈娜（前排右）沈长命养父沈东海（后排左）养母王秀珍（后排右）
沈长命夫妇打包自家种的新鲜蔬菜，准备送亲友
1983年，两个人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在磴口县安了家。再往后，三个孩子陆续出生。多年来，他们通过承包、开荒，有了100多亩土地，日子越过越好。在他们的帮助下，儿子在包头定居，两个女儿也有了好的归宿。如今，他们住着新买的房子，在院子里种了一些蔬菜，每天迎着朝阳劳作，踏着晚霞归来，晚饭后，倚靠在沙发上看看电视、聊聊家常，日子简单而幸福。
黄托亚在自家菜园摘菜
“托亚刚结婚那会还不会做饭，现在手艺比我还好呢。”说着，坐在沙发上的沈长命往黄托亚身边挪了挪，亲热地拍了拍爱人的手。
他们有时候也想回到上海看看自己出生的地方，寻找亲生父母，但照顾养父母、抚养子女，时间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流逝，寻亲的心也慢慢淡了。“国家把我们送到这里，让我们活下来还过得很好，不想再给别人添麻烦了！我们的根扎在这了，这辈子哪也不去了。”沈长命感慨着，神情很是满足。
来源|巴彦淖尔日报
巴彦淖尔日报社全媒体记者|王剑 杨志利 实习记者武文杰/文杨晓军 张静实习记者武文杰/图吴昊/视频拍摄·剪辑
本期编辑|王莉霞许玉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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